“教协”狭缝遭砲轰：香港公民社会如何面对潘朵拉的盒子？

谈谈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我想到的，竟是十来年前的一出电影：《建国大业》。

这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主旋律电影，以大量影视红星客串“花瓶”角色而著称。假如没有看过电影的话，实难想像剧中触及内战的情节很是有限，主要剧情只围绕国共在谈判桌上的周旋，及与其他中间党派合纵连横的互动过程。

中间党派，又被中国共产党（下称中共）称为民主党派，遂突然被赋与了空前重要的历史角色。

教协与香港公民社会的底质

追本溯源，教协源于1973年的文凭教师薪酬事件，抗争运动成功迫使港英政府作出重大让步。及后教协旋即以职工会名义注册，成立之初会员已经有5000多人。时至今日，教协已拥有约10万名会员，其中约有一半是中小学教师，是香港最大型的工会以至群众组织。

正如教协创会会长司徒华在2002年曾指出，香港的独立工运在1970年代初出现，历史契机在于中国大陆发生文革，在港的亲共工会都参加了1967年的暴动，无睱顾及香港本土事务。另外是1997问题已经浮现，香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增加了，开始醒觉要靠自己争取权益。

众所周知，已于2011年逝世、人称“华叔”的司徒华，年青时具有强烈的左倾思想，是左派教育组织学友社的创办人之一，该组织则是中共发展学生势力的基地。但在1950年代中后期，司徒华对中共产生了不少怀疑，最终在1957年被驱赶出学友社。

这大概亦反映在，教协从一开始已定位为“工会、教育团体、民间组织”，除了争取教师权益之外，亦长期致力改革教育和社会，三重角色互为表里。教协并一直强调独立的地位，不从属于政府、任何政党或政治力量，扮演著社会良知的角色。这对香港本土公民社会的发展，奠下了重要的先例和基础。

当然，这并不意味著三重角色没有矛盾，尤其是日后教协愈益涉足政治事务后，难免会和建制产生愈来愈大的冲突，可能不利于维护教师的本位权益。但在司徒华的领导下，教协一直致力谋求适当的平衡，坚持著灵活务实的作风，此反映在无论是1997年前后，教协均并无挑战统治政权的底线。

教协务实作风的另一个重要例子，是自此至终坚持财政独立。收入除来自众多会员缴付的会费，更来自福利事业的收入。教协的福利部本著薄利多销的原则，向会员提供超市式的购物服务，其后更扩展至贷款、保险和法律服务等范畴。一般会员（以至不少香港市民）即使不太了解教协的工作，却也熟知其福利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并构成了会员之间互动联系的桥梁。而所带来的巨大营业额和利润，则为会务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教协固然具有深厚的香港民间底质，但正如《建国大业》中的中间党派，却仍难免深受宏观政治局势的不断重塑。

教协在“民主回归”的角色

踏入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展开会谈，港英政府亦开始推动政制改革。由于教协（和司徒华）具有强烈的爱国和民族情怀，因此是极少数早就决定支持香港回归的组织之一。但回归的前提是香港人的声音和权益必须受到尊重，因此教协亦很自然加入支持“民主回归”的行列，成为最早要求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的组织之一。

1985年，司徒华已代表教育界，率先通过功能组别选举晋身立法局；同年，司徒华亦接受北京的任命，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与来自大律师公会的李柱铭，成为会内仅有支持民主政制的委员；1986年，教协更参与发起并成为民主政制促进联合会（民促会）的骨干，一直站在香港民主运动的最前线。

然而对于建制内的参与，司徒华其实一直有著清醒的认识。以他对中共的深切认识，似更倾向相信“港人治港”根本不会真正实现。他在2009年的访问中便曾指出：“本身当时的力量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从不能够左右政府的决策。不过第一，你唤起香港人的注意，关注民主；第二，也使香港外面的人知道香港人要求民主。”（马岳：《香港八十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2009）

这难免令人联想到在《建国大业》中，最初部分民主党派位处国共两党的夹缝，一度想左右逢源，试图建立某种政党均衡局面。但对中共而言，尽管打著“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旗号，但骨子里那其实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协商。民主党派假如不只是政治“花瓶”的话，亦只能是扮演辅助角色的参与者。

此外，亦正如剧中的蒋介石曾说：李宗仁和白崇禧想和中共划江而治，他们太不了解毛泽东了！

教协在八九民运后的转化

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时亦对香港构成根本的冲击。事实是无论左中右的香港不同团体，当时均义无反顾地参与声援内地民运。只是教协处于民主力量的核心位置，加上长久以来的爱国传统，遂带头组织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司徒华则成为主席。

司徒华逝世后结集出版的《大江东去：司徒华回忆录》（2011年，牛津出版社），则纪录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么多年来，我对中共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虽然，在学友社年代，曾吃过亏；但往后，我甚少批评中共。不过，自六四事件后，我自觉有必要说话了。北京血腥镇压的整个过程，令我非常震惊，同时也出乎我意料之外⋯⋯从这件事我看到，中共最本质的就是敌视人民，权力第一，绝对的权力不容许任何挑战，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善良的、成千上万的群众，统统格杀勿论。六四事件，令我对中共有了最本质的认识，我对中共已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北京民运最终在血腥镇压中落幕，而香港则要面对八年后回归的现实。民运既令中港血脉相连的情感炽热，但亦突显了香港人和中共的极端矛盾；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空前地高涨，但不要说推动中国民主、连在香港实践民主亦举步维艰。1991年，司徒华和教协新任主席张文光双双赢得立法局议席，二人同时亦是新成立的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成员。

六四事件令香港人、包括教协走到中共的对立面上，但毕竟两地仍然存在体制上的阻隔，令香港支援民运的工作得以稳定地延续，司徒华亦渐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支联会上。香港被中共形容为颠覆基地，支联会则一度被冠上颠覆组织的称呼，但支联会主要在港进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议和悼念活动，并没有在实质行动上挑战中央政权。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支联会一直坚持下来的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其中最为敏感的“结束一党专政”，仿佛正面挑战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但正如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最近指出：“‘结束一党专政’是指，中共领导的管治方式是多党合作制，但出现一个专政的趋势，支联会的目标是建议共产党透过选举去赢取政权，赢家执政。”

这又难免令人联想到在《建国大业》中，自此至终的主题亦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共通过拉拢民主党派合作，成功建立打倒蒋介石的统一战线，提倡共同成立民主选举的联合政府。中共在1949年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但并不承认那是“一党专政”，强调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并无根本触动中共的底线。

潘朵拉的盒子被完全揭开

或许历史总是充满著吊诡。1989年后的中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并没有走上极左的政治路线，反而进一步加速中国开放改革。特别是在对外方针上，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起码在往后仍坚持了逾20年。

中共并没有在六四问题上继续大造文章，这也许亦局部解释了，为何支联会（和教协）在1997年后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打压。教协仍一直能在教育政策和民主政制上，担当特区政府重要伙伴的角色。或许更应该说，自回归起的头22年，香港确在某程度上实现了“港人治港”——当然，那仍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回说教育政策的范围，很可能亦是回归后特区政府动作最大的领域。自1999年开启的教育改革浪潮，至2009年新高中课程全面实施，对香港教育制度和教师专业均构成巨大冲击。尽管教改初期存在不少激进而空洞的口号，但到后期落实仍难免触动教师的基本利益。教协作为香港最大的工会和群众组织，教育当局对其自然格外小心处理。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一直到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事件”，中共对香港的政策终于出现彻底的转向。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香港的问题根本是内部管治问题，源于特区管治班子自我引爆的炸弹，但从中共的角度却总是“错不在我方”，因此总有必要找出“敌对外国势力”，总能冠以这样那样的“莫须有”罪名，把香港的危机推到他们的头上。

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打从根本上便是“找替罪羊”的策略，通过转嫁责任和分化打击。在最初的时候，香港人不确定打击面有多大，白色恐怖之风会否蔓延。但踏入2021年，一切无法想像的事情均悉数出现，就像潘朵拉的盒子被完全揭开，纵使无意挑战政权的中间温和组织，亦无一幸免遭到无情的严厉打压。大批知识份子只是为社会抱不平，却尽皆被扣上颠覆政权的大帽子。从中共的角度，看来是连装饰门面的“花瓶”也不要了，手起刀落，一一摔破。

尽管如此，相信大多数香港人和我一样，对近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接连发炮攻击教协，仍是感到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教协已于今年 3 月和 7 月，以政治环境为由先后退出民阵和支联会。官媒则斥骂教协“煽暴捣乱”、“包庇毒师”，又指既然民阵和支联会已“在劫难逃”，教协亦要“依法清除”。教育局则旋即宣布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

回顾中共过去百年的历史，总是以政治斗争挂帅，“依法”总是意味著“毋须依法”；它又总是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定，但又总会以走向左或极左的时间居多。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曾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名言，此话其后确也坚持实践了20年。但时移势逆，当年创建“一国两制”的智慧、平稳务实的政治作风，至今还有多少人会记在心上？

延伸阅读：陆鸿基：《坐看云起时：一本香港人的教协史》。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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