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20 日上午 10 時，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突然親自召開記者會，宣佈台灣即將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
吳釗燮在聲明中指出，立陶宛和台灣一直都是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夥伴，也都位處「捍衛民主體制」的戰略前線，並指立陶宛連續兩年皆有超過半數國會議員，致函 WHO 幹事長，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也將在今年秋天來台設處，對台灣相當友好。
吳釗燮並強調，立陶宛的「台灣代表處」，將會是台灣在歐洲地區設立的第一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更能讓歐洲朋友清楚明白，我們代表的是 2,350 萬名台灣人，意義非常重大」，不過隨後又指，台灣政府目前並無推動其他駐歐館處跟進改名的計畫。
事實上，立陶宛並非「台灣代表處」模式的第一個案例：去年七月宣布和台灣互設代表處的索馬利蘭，才是這個新模式的先例。
現在回看，台灣選用索馬利蘭開啟這個模式，可以說是相當巧妙的「試探」或「試行」 （soft launch），因為北京政府並不承認索馬利蘭，中索之間也沒有邦交，因此台灣要用什麼名字成立代表處，北京並沒有立場置喙、也無從施壓。
循此，台灣這次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的重大意義，或許便在於：這是「台灣外交新模式」的一次「正式啟用」，因為立陶宛不但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和北京也存在邦交關係。更重要的是，它或許也確立了「台灣代表處」這個駐館命名模式，很可能是台灣外交新範型的正式起點。
從「漢賊不兩立」到「一中一台並立」
回顧歷史，自從兩岸分治以來，兩岸政府的外交爭奪戰，一向都是以「漢賊不兩立」、「兩個中國爭正統」的模式在進行：兩岸當局皆認為，世界上只存在一個「中國」，而自己才是唯一的正統；一旦某國與一方建交，另一方並定會與之斷交。
這種現象，直到近期也依然存在，比如 2019 年才和台灣斷交的索羅門群島便是例子：台灣政府當時得知索國執政黨團決議和北京建交之後，甚至還沒等索方發布正式公告，便先行宣布與索國斷交、火速撤下中華民國大使館的國旗，並趕在北京外交人員正式抵索之前先行撤離。
這種「漢賊不兩立」的心態，不只存在於雙邊的邦交關係之中，在國際組織或多邊合作平台裡也能見到，而最知名的例子，莫過於 1971 年將中華民國從聯合國驅逐出去的 2758 號決議文；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將這份聯合國決議稱為「排我納匪案」，「漢賊不兩立」的心態可見一斑。
也因此，台灣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一事，很可能便反映了台灣的外交模式，正在逐漸從原本的「兩個中國、漢賊不兩立」，過渡到「一中一台並存」的模式。
不過這個正式開啟「台灣外交新模式」的關鍵時刻，其實早在今年二月就應該出現了，因為台灣外交部當時便曾宣布，將在南美洲的蓋亞那設立「台灣辦公室」，只是蓋亞那政府在消息曝光不到一天之後，便突然聲明中止協議，讓「台灣辦公室」胎死腹中。
然而和立陶宛相比，蓋亞那的情況顯然有些不同：今年二月台灣外交部召開記者會時，記者會並非由外交部長吳釗燮親自主持，而設處消息傳出之前，蓋亞那也並未和台灣有過公開互動，讓這個「外交進展」反而顯得有些「突兀」。
相較之下，立陶宛和台灣的外交進展，顯然醞釀了更長時間，也更加有跡可循：2019 年，立陶宛國會議員便曾來台參訪；肺炎疫情爆發之後，立陶宛政府也曾多次呼籲讓台灣參與國際公衛體系。今年六月底，立陶宛則宣布將對台捐贈疫苗，更一舉加深台灣人對立陶宛的友好情緒，讓立陶宛在台的能見度提高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記者會結束之後，美國在台協會（AIT）也立即發布了新聞稿，聲明美國「肯定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的設立協議」，並指「所有國家都應享有與台灣締結更緊密關係及拓展合作的自由」，最後強調「美國始終致力於以符合美國『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灣」。
從外交部記者會剛結束，AIT 便隨即發佈聲明的時間點來看，台灣和立陶宛近期的密切互動、以及台灣設立代表處的消息，顯然一直都在美國的掌握之中。 更重要的是，這份聲明，或許也是在持續重新定義「美國的一中政策」，隱晦地讓「一中一台並存」，能逐漸成為美國「一中政策」的實質內涵，並在「戰略模糊」的框架下，持續推動台灣參與國際事務。
立陶宛外交部則發表聲明指出，立陶宛期待擴展與台灣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合作，並指台灣代表處將會在台方代表抵達之後，儘速開始運作。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政府在聲明中，亦特別提及了「印太地區」（Indo-Pacific region）這個美國近年不斷標舉的戰略概念，強調立陶宛正在「印太地區（Indo-Pacific region）的民主國家之中尋求合作夥伴」。
至於北京方面，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則批評，「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的設處鬧劇，目的就是謀獨，也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撼動不了一個中國的國際格局」。朱鳳蓮亦重申，中方反對中國的邦交國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
以「台灣」為名，等於外交模式的轉變？
不過以「台灣」為駐外館處命名，是否真的就意味台灣在外交模式上的轉變呢？
「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便提醒，就他的理解，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台灣若要與在他國設立代表處，就館處命名一事，應該都先會列出各種選項與當地政府洽談，而「中華民國、台灣、台北，都是可能的選項」，但最後如何冠名，主要還是看當地政府的態度，以及對方能承受多少來自北京的壓力。
揭仲說，「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如果能用『中華民國』冠名，當然就是最好的選項，但『台灣』或『台北』也可以接受；至於現任的蔡政府，我想可能會比較偏好『台灣代表處』這個名稱。對北京來說，那當然是兩種名稱都不喜歡。」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賴怡忠則認為，此次駐立陶宛代表處以「台灣」為名，是否真的代表某種「系統性的啟動」，仍有待觀察，而目前來看，台灣並沒有要將所有駐外館處都改以台灣冠名。
「但可能會有的趨勢是，如果日後設立新的館處，或許便會優先以台灣為名，而且會希望是『代表處』，而不只是『辦事處』。」賴怡忠分析。
賴怡忠並指出，既有館處的名稱若要更改，牽涉的範圍太廣，需要大量的協商，也有駐在地的法規要處理，比如美國國會，現在就在審理「老鷹法案」（EAGLE Act），內容便包括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更名為「台灣駐美國代表處」。
賴怡忠提醒，雖然現在回看台灣在蓋亞那的外交突破，似乎會覺得有點突然，但如果放在 2019 年委內瑞拉內部政爭、以及美國支持瓜伊多（Juan Guaidó）的脈絡中看待，就能發現，蓋亞那也是委內瑞拉的鄰國，而台灣在該地區亦有進行捐助，因此台灣會和蓋亞那發展關係，應該也和委內瑞拉周邊地區的政治角力、以及美國的居中介入有關，並不是真的「從天上掉下來」、突然發生的進展。
就立陶宛的案例來說，賴怡忠認為，北京態度雖然強烈，但用詞依然只是「反對邦交國與台灣建立『官方關係』」，而目前立陶宛與台灣確實也只是「準國與國」的非正式關係，因此並沒有「跨越北京的那條紅線」。
揭仲則認為，波羅的海三國在傳統上，對共產黨本就相對敵視，加上立陶宛在經貿上並不依賴中國、和北京的關係「沒那麼重要」，而北約近期又加大了支援力道，因此北京若想對立陶宛施壓，能使用的管道和工具也相對有限。
揭仲預測，北京如果和立陶宛政府交涉未果，可能會透過召回大使、外交降級的方式來表態，但不見得會馬上斷交，因為立陶宛畢竟沒有和台灣建立正式邦交，但或許依然會透過「加碼利誘」的方式，來試圖鬆動立陶宛政府的態度。
「這時候，立陶宛內部的狀況也很重要，比如是不是多黨聯合執政、政府內部是否具有共識，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今年二月份蓋亞那會突然政策轉彎，很可能就是因為蓋亞那政府內部當時還沒有普遍共識。」
捷克、斯洛伐克捐疫苗：愈發頻繁的台歐互動？
不過台、立雙方互設代表處，並不是本週以來台歐之間唯一的外交互動。
早在 7 月 16 日，斯洛伐克亦曾透過歐盟宣布，將會捐贈一萬劑 COVID-19 疫苗給台灣，這是自立陶宛之後，第二次有歐洲國家進行類似捐贈。此外，亦有消息指出，斯洛伐克預計將在 9 月派出大型參訪團訪台。
再到 7 月 22 日，曾於 2020 年 8 月造訪台灣的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s Vystrcil）則在推特上透露，捷克政府正在商討是否對台灣捐贈疫苗。
巧合的是，今日的捷克與斯洛伐克，其實曾經是同一個國家，而它們與立陶宛也一樣，於冷戰期間都屬華約組織的共產陣營，也都是蘇聯的勢力範圍。此外，這三個國家過去對於蘇聯的控制，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抗拒——立陶宛在二戰後、以及蘇聯解體前，皆曾和蘇聯中央發生衝突，而捷克斯洛伐克則有追求民主化的「布拉格之春」；蘇聯崩潰、華約解散之後，這三個國家也相繼加入了親西方的北約組織，今日對共產體制和蘇聯遺緒相對批判。
若從經濟層面來看，捷克與斯洛伐克近期展現的親台態度，也不無道理。
雖然斯洛伐克人口不多，只有五百多萬人，但因為地理位置適中、工業基礎完善，近期一直是台商在歐洲佈局的重要據點，包括鴻海、台達電、友達光電等大型台企，在斯洛伐克皆有設廠，生產項目則涵括電源組件、電視機上盒、顯示器等；根據公開資訊，台灣在斯洛伐克的外國投資（FDI）來源裡，排行亞洲第二。
此外，斯洛伐克也是台灣在中東歐少數設有代表處的國家之一。由於台灣在鄰近的捷克布拉格已有設立代表處，因此台灣在斯洛伐克單獨設處，也顯示出了台灣對斯洛伐克關係的重視。
至於捷克，也同樣是鴻海在歐洲設廠的重要據點，根據台灣經濟部投審會統計，截至 2021 年 6 月，台商在捷克投資金額累計已達 1 億 6083 萬美元，在捷克所有外資來源裡排行亞洲第三，僅次日、韓兩國。
從立陶宛、捷克再到斯洛伐克的案例來看，這些中小型的歐盟國家，是否可以看作歐盟與台灣加深合作關係的徵兆呢？歐盟有可能在中美角力過程中選邊站嗎？台灣會不會繼續拓展「台灣冠名」的模式，在歐洲或其他地區設立新的代表處呢？北京方面對於台灣近期的外交舉措，又會如何應對呢？上述這些，都將是值得外界持續觀察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