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從北京海淀到美國常春藤，我看到的中國式「雞娃」

「異鄉人」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端傳媒編輯們輪班主持，為讀者帶來移民、逃離、互動、對峙和作為「他者」在彼岸尋找自我的點滴，歡迎點擊訂閲。我是本週的值班編輯吳婧，和你分享關於「無法逃離」的故事。

1

有一個笑話流傳甚廣——

問：四歲的小孩，詞匯量1500夠嗎？
答：在美國足夠了；在海淀不夠。

三十年前，我在北京市海淀區長大。這裏聚集了中國大學「TOP2」和8所「985」，是全中國最負盛名也最令人生畏的「學區」，一直以來，吸引著無數對孩子的遠大前程抱有憧憬的父母（985工程，俗稱“985院校”，是指中國大陸為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批世界著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而實施的教育計劃，目前包含39所大陸頂尖大學。）。

90年代初，競爭沒有現在激烈。儘管如今中產父母間口口相傳的幾乎所有「操作」已經初現端倪。三年級，我媽帶我參加了八中的「少年班」入學考試。我的班主任老師是私下告訴她的——她，還有班上總考第二名的男孩的媽媽。後來我知道，「少年班」是專門為北京10歲左右的有天賦的孩子設計的項目，他們將在四年內完成小學到高中的全部課程。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少年班」畢業後依然表現優異，不少人成為美國學術界大拿。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尹希博士，他在31歲當選哈佛大學物理學全職教授，是哈佛歷史上最年輕的教授。

我早已不記得考試那天的細節，但對那個場景印象頗深。那天前，我從來沒在學校以外的地方見過那麽多陌生的同齡人，他們看上去都很聰明。空氣中充滿了緊張和興奮。父母們熱切地交換著信息，但我媽沒有。 「會什麽答什麽就行了，」她對我說，「有不會的也正常。」我通過了第一輪——類似智商測試，但在第二輪被刷下來。爸媽似乎不覺得遺憾：「反正第三輪你也過不了，哈哈哈。」第三輪考體能。「少年班」是當時國內強調體能和學業同等重要的為數不多的項目之一，而我身形瘦小，體育課最好的成績是良。我的同學也在第二輪被淘汰。我們都上了很好的大學。他現在住在西雅圖，為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說實話，我當時就能感覺到爸媽對「少年班」感情複雜。他們滿足於我是「別人家的孩子」，但並不希望我當什麽神童天才。他們擔心如果我14歲就上大學，可能無法享受正常的社交生活。

然後是初中。那是北京取消全市初等中學入學考試的第一年（ 1998年，北京市取消初中擇校，實行小學升初中免試就近入學），這對我們的爸媽來說當然不是什麽好消息。我媽研究了一些辦法，包括舉家遷往西城區、申請有「實驗班」的重點初中。但她最後放棄了，我想她可能覺得，初中而已，沒必要花那麽大力氣。放到現在，她一定是不合格的「海淀媽媽」。

初中是我最快樂最輕鬆的時光。我不僅一路名列前茅，是老師同學喜歡的「乖乖女」，還和「壞孩子」經歷了轟轟烈烈的初戀，成為「班對兒」，好不風光。到了初中的最後一年，我們才緊張起來，因為老師們都說，中考是我們一生中最關鍵的考試，比高考更重要，因為作為北京小孩，尤其是海淀小孩，如果能考上一個好高中，就等於一只腳邁進了好大學。我們去海淀教師進修學院開辦的補習班，也去「高級教師」家裏上私人補習班，但有時也不免翹課，和朋友或男朋友出去玩。

中考前有兩個模擬考試，「一模」和實際考試難度接近，「二模」則比較簡單。老師們說，「二模」簡單點，增加我們備考的信心。因此，區裏優秀的高中都以「一模」成績作為簽約的基準線。所謂的「合約」只有一張紙，由「尖子生」家長和校方分別簽名後生效，其實不具備任何法律約束力，但所有人都默許遵守。合約很直接。比如，如果我的「一模」分數高於580，則即使我的中考分數比公開分數線低5分，學校依然保證我入學；如果我的分數高於575，則學校保證即使我的分數比分數線低3分也可入學，但需額外支付人民幣三萬元；如果我的分數高於570，則學校保證我低5分也能入學，需支付人民幣五萬元。這可以說是一個雙贏的策略，對學校更有利些。學校基本上可以招募到所有「好苗子」——5分的差距在考試中微不足道。而對於我們和我們的父母而言，沒人願意「一考定終生」，有點保險總比沒有強。

但實際操作起來，所有合約都是根據具體情況制定的。對我們的父母來說，這就成了一場殘酷的比賽。首先，他們需要知道合約的存在——在沒有微信甚至沒有智能手機的年代，信息還要靠口口相傳，更何況，不是誰都願意慷慨分享這個信息。第二，所有合約都可以談。比如，我爸是一位有「街頭智慧」的記者，在和精幹利落的教導主任溝通後，雖然我當時的「一模」分數只有578分，比標準線低了兩分，他依然拿到了第一檔的「合約」，節省了潛在的三萬塊。至今他仍認為，這是他在我的教育過程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最後，我方擁有的唯一優勢是，沒人說你不能把自己「賣給」多家學校。雖然協議中明確規定，你必須選擇簽約的學校，但我知道，起碼我就和兩所學校簽了約，有了保障。不知道和這保障有沒有關係，我的中考分數比最好學校的分數線多了30分。

直到我進了高中，才發現中考成績跟了我們整整三年——學生證號碼按中考成績排列。這個規則是我們自己發現的。每班從1號開始是男生的學號，按中考成績依次排列；然後是女生，依然按成績排列；最後則是未達到中考分數線的男生和女生們。我還記得我們發現這個規則時的震驚。那時我們甚至沒有什麽「尊重分數隱私」的觀念，只覺得學校是如此殘酷。我的閨蜜還因此嘲笑班上一個幾乎完美的女孩，「不知道她有什麽好驕傲的，都不是考進來的。」雖然我們都知道她和分數線可能只有兩分的差距。那個女孩後來去了清華，現在在香港做金融。

正如初中老師們所說，好高中就等於好大學。我的閨蜜考上了人大金融系，而我則趕上了香港學校在大陸招生的熱潮，去了香港讀商學院。又如同我的許多同學，我也把香港當作中轉站，工作幾年後，申請了美國「藤校」的研究生院，來到紐約，在藝術管理行業工作幾年後，「安穩落地」，供職於銀行。

2

二十年後，這些「操作」成為主流。有人將這樣的父母稱為「經紀人」，他們代表孩子溝通條款、進行商業交換。近幾年，「海淀媽媽」成為熱搜。新崛起的中產父母們（也就是我的同學們），本就是當前教育體系的贏家，現在將盡一切努力確保自己的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我父母曾經淺嘗輒止的操作都被推到了極致。現在，孩子們從小學開始補課，而父母則同期開始為他們計劃通向重點高中的道路。在「雞娃」（大陸網絡流行詞，意為給孩子打雞血，指爸媽不斷為孩子安排學習和活動，不停讓孩子拼搏的行為）的圈子裏，有諸如「六小強」（海淀六所重點中學）、「上岸」（進入六小強之一）、「爬藤」（申請常春藤盟校）之類的黑話。一切變得規範，道路也更加明確——重點小學、中學，然後是藤校，或者牛津和劍橋。與我那時不同，現在的教育講究「團隊合作」，父母也不得不參與到課程當中。在播客《隨機波動》中，一位海淀媽媽談到了她陪自己三年級的孩子上奧數課的經歷（由於課程的高難度，老師是鼓勵父母旁聽的），「我低頭滑了下手機再抬頭，發現自己已經聽不懂了。」

我第一次親身體會到形勢嚴峻是三年前，回北京參加初中同學的一場婚宴上。一位同學聊起他是如何將戶口移到了崇文區，為了他不到一歲的兒子免於海淀的激烈競爭。我覺得很奇怪，畢竟海淀才是最好的學區。

我問：「不搬的話，他總能上咱們初中吧？」

「你出國太久了，根本不知道現在有難。」另一個男生忍不住插話，他是所謂的「紅三代」， 「連我的小孩都未必能上？你敢信嗎？」

我這才知道，作為幾個試點市之一，北京剛剛啟動了全新的評估系統，由一系列複雜的計算來決定小學生的入學資格。因為父母是孩子的直系親屬，如果父母在某小區擁有房產，他的評分會高於祖父母在該區擁有房產的小孩。而我的「紅三代」朋友，全家四世同堂住在政府為他爺爺提供的福利房中，他的小孩則只能算是房產所有者的第四代。他的分數將會非常低。可他不能改動房子的產權，而他的祖父母過世後，房產還將被收回。

「我一輩子都住在這兒，更不用說我爺爺奶奶了。他們參加革命之後就這麽一套房子住。我的兒子竟然連咱們初中都上不了！」他非常憤慨。

大家勸他，反正最後都是要出國的，實在不行就早點出去。

「你就好了，以後小孩直接生在美國，一步到位，留學什麼的都不用操心了。」他們對我說。

我的高中母校長期盤踞中國大陸排名首位，是「清北」和美國藤校生源大本營。在校友群裏，出於不同的原因，同學們也很不滿。

「外人都覺得咱們的小孩上咱們學校很容易，但根本不是。」

群裏年輕的爸媽們紛紛應和。

「他要是能上咱們學校，我真的做什麽都可以。爸媽都是校友有用嗎？」

「沒有。 」

「可以找一個在咱們學校當老師的女朋友/男朋友。」有人說，加上一個眨眼的表情，「老師的孩子可以直接入學。」

「或者……」另一個人直接發來了母校的招聘廣告鏈接。

「我不覺得咱們學校會要我。」

「以後我開個學校，專給附中孩子沒法上附中的人圓夢。就叫人太附中。」

「人大富中。」

「附二代中學。」

「好名字。」

一陣哄笑的表情包。

「要是他上不了咱們學校，我真不知道怎麽面對他。」一位媽媽說，「肯定是我不夠好。我不配作為咱們學校的畢業生。」

群裏沈默了。有人發了紅包活躍氣氛。沒有人再繼續這個話題。

3

大學畢業以後，我在內地讀大學的高中同學們紛紛赴美英深造。出國留學成為我身邊家庭的標配，而我的同學們也幾乎都得到了留學中介的「幫助」。我申請美國研究生院的時候，咨詢過幾家有名的中介公司，他們聽說我的目標學校是TOP 20之後，給出了三萬左右「包進」的基本報價。我很震驚，留學申請不就是填表、準備材料嗎？我想不通，自然也沒有使用他們的服務。

我第一次來美國交換是2008年。那時候，在美國讀本科還算件新鮮事。到我2013年來紐約讀研究生，身邊的、聽說的本科留學生、小留學生肉眼可見地增加了。他們就讀的學校、城市也從我小時候耳熟能詳的哈佛耶魯擴大到小型文理學院、各個州立大學、中西部的小城市等更加「美國」的地方。

五年後，當我隨供職的留學生「法律服務」公司的兩位美國老闆回國「市場調研」時，留學教育儼然成為中關村最大的蛋糕。我們訪問了某教育集團總部位於北京的幾個SOHO中心之一的獨立大樓。大樓維護得並不好，大廳的衛生間很髒、油漆標誌都已褪色，處處顯示出年未久卻失修的樣子。通過22層大廳的自動玻璃門，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開放空間，擺滿了白色的圓桌和橘紅色的沙發，像《2001年太空漫遊》中的機艙，但燈卻沒有開，塵土在陽光下飛揚。沙發上坐滿了殷切的父母、心不在焉的學生和過於熱情的「教育顧問」（銷售人員）。見識到此情此景，沒有人會否認巨大的市場和中國人民對出國留學的狂熱。而陪同參觀的集團副總裁、助理副總裁、英國留學及香港留學經理，沒有一個人能和英語母語者無障礙地交流。

我們拜訪的其它潛在夥伴，大談他們已經或即將收到的第二輪和第三輪投資、已有或預期的學生數量，以及急速膨脹的國內教育市場——足以讓我所在這間小公司的創始人瞠目結舌。但是，當談到實際課程或項目時，他們的言辭開始閃躲，比如：留學夏令營——我們都知道就是參觀學校和迪士尼樂園的旅遊團；或者實習項目，即是保險公司的招待會和幾次演講、以及往返香港的購物之旅。我們心照不宣。

我那時的公司位於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城。大學在美國排名前100，共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約800人，而公司僅靠其中很小一部分學生就能夠生存。公司號稱主營法律援助及服務，這讓初面試時的我很困惑。上大學需要法律服務嗎？我自己在紐約讀了研究生，從未遇到過任何法律問題。面試官——一個全家移民美國且引以為傲的臺灣男生，舉了一些例子打消我的懷疑，比如留學生超速駕駛遭遇開罰單等。但我們的談話很快被他引到了其他方向。

「你知道有多少留學生畢不了業嗎？你知道有多少人考試不及格嗎？你知道多少人會在考試中作弊，而且以為自己不需要承擔後果嗎？」他的聲音表現出明顯的嘲諷和蔑視。

他沒等我回答——我也不知道能說些什麽，繼續說：「然後就該我們出場了。」

在公司第二天，我就明白了他們真正的生意——不——「我們的生意」是什麽。我們「幫助」留學生同他們的大學——更具體地說是國際學生辦公室對話。換句話說，我們將大學的郵件翻譯成中文再把學生的想法用英文表述出來和學校往來，有時，我們甚至只是提醒學生要記得檢查他們的電子郵箱並將郵件轉發給我們，以便我們指導他們回覆。這當然是最基本的「服務」。連電子郵件都讀不懂的學生怎麽可能在大學修讀課程呢？於是，我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幫助」他們處理課程不及格的後果。一旦他們被學校開除，最好的生意就來了。我們會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情況，「幫助」他們轉入相對不好的大學、然後是社區大學、最後是英語學習中心。每次「轉學」都是一筆幾乎相當於普通大學一學期學費的咨詢費。

除了以上主要業務，我們也有副業，其中一些確實涉及到了法律服務：室友糾紛、情侶吵架、人身傷害。比如：一個洋娃娃般的女孩子藏刀到男朋友家裏威脅他不許離開她，男孩報了警，女孩被關進監獄，男孩後悔了。他們倆都只有18歲，在來到美國這片陌生的土地之前從未離開過家和父母。他們不知道警察真的會來，更沒想過自己會坐牢。

他們在家長的安排和留學中介的包裝下來了美國，來到這座大學城前，甚至不知道這個他們即將度過四年本應是人生最美好時光的地方沒有名牌、沒有網紅餐廳、甚至沒有奶茶，只有大片的田野和語言、文化不通的外國人。他們想當然地以為，錢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而錢從來不是他們的問題），可來到這個和他們沒有任何聯結的地方，他們才知道，有多少問題用錢無法解決。你可能會認為他們是被寵壞的、不辨是非的、甚至有點愚蠢的「富二代」。也許是，但他們同時也善良、有禮貌。他們安靜又乖巧地坐在我司的會議室裏，忍受嫁給共和黨州議員從此假裝是ABC（美籍華人）的女老板的怒吼——她的話甚至沒有什麽邏輯，也並不能提供任何幫助。我猜他們可能也知道。但他們明白自己犯了錯，他們可能就需要一個教導主任般的人對自己大喊大叫。他們來美國之前，沒有人真正地幫他們為出國留學做過準備。留學中心「潤色」了他們的個人陳述；教他們如何取得更好的TOEFL和GRE分數；在他們的簡歷裏增加了經驗；並找到專人給他們寫推薦信……因此，他們以為來美國讀書也會一樣。他們的父母很高興也很滿意，並不知道他們在美國過著什麽樣的生活。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們。

有個看上去憨厚可愛的男孩是我們忠實的VIP客戶，和公司員工都混熟了。他在我們州轉學了三次，最終他的母親決定把他送到紐約上州他表姐家。表姐在紐約讀研究生，和男友住在一起，他的媽媽希望在兩個大人的監督下，他能去上課、能夠畢業。他最後一次來公司時，給我們留了許多帶不走的家具、電器，免費。我叫他保重，好好去上課，哪怕從一周一次開始。老板們走了之後，他來跟我道別。

「我知道他們一直在哄我，」他說，「我知道他們才不在乎我，但我真沒法去上課，姐姐。我一句都聽不懂，我受不了。」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離開北京，第一次上全英文教學的課。我曾經是最好的高中最好的班上的學生，但我仍有不堪回想的尷尬時刻：當教授讓我解釋問題的答案但我無法說清的時候、當教授在碩大的演講廳點到我的名字而我突然之間凍住的時候。這些時刻已經過去了十年，就像上輩子一樣遙遠。但我仍然清楚地記得那些場景——我想解釋的選項B、前排同學回過頭來不解地打量我的表情。

兩個月後，我辭職了。

4

八年前我來紐約讀研究生時，同專業大概三分之一的中國同學在美國讀了本科，其中一些還讀了美國高中。和早幾代留學生相比，我們的英語顯然好得多，但熟練使用英語未必能讓我們（文科生）的生活更輕鬆。為了更好的就職機會，我的大多數同學回到了中國。留下來的極少數艱難地找到一份還算體面的工作，或是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或者結婚成為家庭主婦。

我的朋友Christie的家人移民美國已近十年，一家四口住在長島的豪宅，宅子設有自動鐵門、噴泉、籃球場和巨大的草坪。他們還為Christie在時代廣場買了一套豪華公寓。Christie的父親常年遊走於中美兩地，母親則一人住在豪宅裏，照顧比Christie小17歲的弟弟。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還是個可愛的小男孩，有點害羞。他不太多話，但似乎很想和我們一起玩。 「姐，姐。」他不停叫著Christie，而她不耐又驕傲地回應著。

弟弟從國內來到美國後完成了小學學業，目前就讀於長島最好的中學。幾年過去，Christie說起這個弟弟，越來越像一位母親。她跟我們抱怨他的「叛逆」：

「沒有他不幹的，抽煙喝酒頂嘴早戀。」

「每個青春期的小孩都這樣吧，咱們也是從那時候過來的。」有人說。

「他還說髒話。老不寫作業，還偷偷把朋友帶回來喝酒！」

「你爸媽是不是對他要求太高了？我有個表弟也差不多，家裏比較有錢，不覺得好好學習有什麽意義。現在好像在社區大學，打算過兩年再轉到好點的學校去。我覺得對他也挺好。」

「社區大學？！」Christie秒回，「你真覺得社區大學可以嗎？我爸媽會氣死的！」

當我每每慶幸自己逃脫成為「海淀媽媽」的命運時，現實總會提醒我，在美國的華人父母們將「海淀」精神發揚光大。

我的朋友給我轉來了名為「新手媽媽及被迫聆聽觀眾」群裏一位三歲男孩媽媽的長篇大論，這位身在灣區的上海媽媽，重金請來Parenting Consultant（育兒顧問）來家「observe（觀察）」兒子的日常生活。顧問表示，小男孩的大腦發育非常advanced（超前），有extraordinary gift（不同尋常的能力），即creativity（創造力）和動手能力，務必需要找一個可以foster他creativity（培養他創造力）的學校。「我一下午都在看私校，盤算著怎麼跟娃爹說」，媽媽說。

「我的顧問很厲害的，知道怎樣build fine motor skills（建立精細動作運動技能），以後拿筆寫字就是fine motor skills，但是不能靠拿筆練，拿筆越晚越好，之前呢就要用剪紙、捏橡皮泥之類的活動去鍛煉。我看別人家五歲的娃都不如我家三歲的拿筆穩。你們可以多給娃用剪刀啊捏泥巴的機會，對用力很有幫助，以後一拿筆就有力，寫字不費勁。」

我的上一位老板是位華人移民媽媽，她有兩個聰明可愛的孩子，男孩13歲、女孩9歲。工作中，她管理事無巨細，對我們要求嚴格甚至苛刻，但工作之餘她也很享受和我們這些小她十幾歲的女孩團建，玩得比誰都起勁。我在「帶孩子上班日」認識了她的兩個孩子，他們都自信、可愛，總是第一個舉手搶著回答問題，對公司和媽媽團隊的工作方式充滿好奇，而且積極投入到我們準備的所有遊戲和活動當中……表現堪稱完美。活動結束後，妹妹Emma講述了她學到的知識以及一天中最喜歡的部分——和幾個小朋友合作、成功「密室逃脫」。我們看著她自豪的樣子，又欣慰又開心，但我老板的表情顯然不太滿意。

「這是你今天最喜歡的？」她「循循善誘」道，「你想想，你還學了什麽？我們公司是哪年建立的？我們有多少名員工？」

「我……我不知道。」Emma撲到媽媽懷裏，小臉蹭著她的腿向後躲。

「你好好想想，早上在會議室裏學的，記得嗎？」老板堅持。

「哎呀，我忘了。拜托，媽媽。」Emma瞥向攝像頭，有點羞愧。而她並沒做錯什麽。

「她答得很好了。」我忍不住插嘴，「真的很棒！」

看著Emma跑走，老板轉向我：「你不知道，她總是這樣，就喜歡玩。」

我瞬間被她的話擊中了。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自己很幸運地擁有開明的父母，他們並不完全符合「虎媽」的設定。但和所有在國內成長的「好學生」一樣，我也有不能磨滅的記憶，比如當我拿到98分時爸媽問我「那兩分怎麽丟的？」；比如偶爾考試成績不理想，他們在卷子上簽名「無話可說」（對還是「乖乖女」的我來說，這句話的殺傷力大過任何責罵）。看到老板「鞭策」她已經非常可愛完美的女兒，我仿佛一下回到小時候，有說不盡的委屈。

我關註的微博博主鄉下寧寧，是我見到的唯一一個明顯受過良好教育卻不是「虎媽」的中產階級移民媽媽。她有兩個分別讀小學和初中的「牛娃」，和一個樂觀、幽默、有趣的在州立大學就讀的大兒子。寧寧在微博上分享一家人在俄亥俄鄉下的日常生活，大兒子「圈粉」無數，他從家裏「偷」垃圾袋到自己租住的公寓、約會前倒了一整瓶髮膠到腦袋上、以預算80美元去佛羅裏達州長途旅行……

「其他華人媽媽不能理解我為什麽不生氣。」她曾經寫道：「進入州立大學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徹底的失敗。」

我無法假惺惺地批判對精英教育的癡迷。我幸運地得到了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我理解我們的父母。進入藤校後，我的很多同學進入金融和科技行業，過著父母為他們設想過的最好的生活——我不知道在最初幾年對金錢和地位的興奮過後，有多少人能真正感到幸福。我也有很多同學找不到滿意的工作，過得不好，身體和心理出現了種種問題，甚至有極個別提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那些沒有成功攀上階梯的年輕人呢？他們被送到自己不喜歡或者沒有能力適應的地方，為了學業和生活苦苦掙扎。他們的父母和「顧問」心有餘而力不足，而他們淪為這套體系下的犧牲品。出國留學真的那麽重要嗎？光鮮的學歷真的那麽重要嗎？

我最好朋友的兒子去年秋天上幼兒園了。她給我看了她為兒子的作業做的PPT——西紅柿的發展過程。 擁有名校藝術管理碩士學位的她，做出的PPT內容和美感兼備。PPT有擬人化的可愛通告、引發思考的開放性問題、真實的圖片以及科學知識。如果我孩子的同學家長也能交出這樣高質量的作業，我會非常開心——如果我不需要做作業的話。朋友還給我發來她同事家三年級小孩的英語作文，說，「我不覺得我寫得出來。」 她其實並不想幫兒子做作業，但別的媽媽都在做。

「我只是不想他落後，你知道嗎？」

作為一個懷有八個月身孕的準媽媽，我很難不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