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从北京海淀到美国常春藤，我看到的中国式“鸡娃”

“异乡人”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端传媒编辑们轮班主持，为读者带来移民、逃离、互动、对峙和作为“他者”在彼岸寻找自我的点滴，欢迎点击订阅。我是本周的值班编辑吴婧，和你分享关于“无法逃离”的故事。

1

有一个笑话流传甚广——

问：四岁的小孩，词汇量1500够吗？
答：在美国足够了；在海淀不够。

三十年前，我在北京市海淀区长大。这里聚集了中国大学“TOP2”和8所“985”，是全中国最负盛名也最令人生畏的“学区”，一直以来，吸引着无数对孩子的远大前程抱有憧憬的父母（985工程，俗称“985院校”，是指中国大陆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著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教育计划，目前包含39所大陆顶尖大学。）。

90年代初，竞争没有现在激烈。尽管如今中产父母间口口相传的几乎所有“操作”已经初现端倪。三年级，我妈带我参加了八中的“少年班”入学考试。我的班主任老师是私下告诉她的——她，还有班上总考第二名的男孩的妈妈。后来我知道，“少年班”是专门为北京10岁左右的有天赋的孩子设计的项目，他们将在四年内完成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少年班”毕业后依然表现优异，不少人成为美国学术界大拿。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尹希博士，他在31岁当选哈佛大学物理学全职教授，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我早已不记得考试那天的细节，但对那个场景印象颇深。那天前，我从来没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过那么多陌生的同龄人，他们看上去都很聪明。空气中充满了紧张和兴奋。父母们热切地交换着信息，但我妈没有。 “会什么答什么就行了，”她对我说，“有不会的也正常。”我通过了第一轮——类似智商测试，但在第二轮被刷下来。爸妈似乎不觉得遗憾：“反正第三轮你也过不了，哈哈哈。”第三轮考体能。“少年班”是当时国内强调体能和学业同等重要的为数不多的项目之一，而我身形瘦小，体育课最好的成绩是良。我的同学也在第二轮被淘汰。我们都上了很好的大学。他现在住在西雅图，为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说实话，我当时就能感觉到爸妈对“少年班”感情复杂。他们满足于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但并不希望我当什么神童天才。他们担心如果我14岁就上大学，可能无法享受正常的社交生活。

然后是初中。那是北京取消全市初等中学入学考试的第一年（ 1998年，北京市取消初中择校，实行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这对我们的爸妈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我妈研究了一些办法，包括举家迁往西城区、申请有“实验班”的重点初中。但她最后放弃了，我想她可能觉得，初中而已，没必要花那么大力气。放到现在，她一定是不合格的“海淀妈妈”。

初中是我最快乐最轻松的时光。我不仅一路名列前茅，是老师同学喜欢的“乖乖女”，还和“坏孩子”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初恋，成为“班对儿”，好不风光。到了初中的最后一年，我们才紧张起来，因为老师们都说，中考是我们一生中最关键的考试，比高考更重要，因为作为北京小孩，尤其是海淀小孩，如果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好大学。我们去海淀教师进修学院开办的补习班，也去“高级教师”家里上私人补习班，但有时也不免翘课，和朋友或男朋友出去玩。

中考前有两个模拟考试，“一模”和实际考试难度接近，“二模”则比较简单。老师们说，“二模”简单点，增加我们备考的信心。因此，区里优秀的高中都以“一模”成绩作为签约的基准线。所谓的“合约”只有一张纸，由“尖子生”家长和校方分别签名后生效，其实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力，但所有人都默许遵守。合约很直接。比如，如果我的“一模”分数高于580，则即使我的中考分数比公开分数线低5分，学校依然保证我入学；如果我的分数高于575，则学校保证即使我的分数比分数线低3分也可入学，但需额外支付人民币三万元；如果我的分数高于570，则学校保证我低5分也能入学，需支付人民币五万元。这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策略，对学校更有利些。学校基本上可以招募到所有“好苗子”——5分的差距在考试中微不足道。而对于我们和我们的父母而言，没人愿意“一考定终生”，有点保险总比没有强。

但实际操作起来，所有合约都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对我们的父母来说，这就成了一场残酷的比赛。首先，他们需要知道合约的存在——在没有微信甚至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信息还要靠口口相传，更何况，不是谁都愿意慷慨分享这个信息。第二，所有合约都可以谈。比如，我爸是一位有“街头智慧”的记者，在和精干利落的教导主任沟通后，虽然我当时的“一模”分数只有578分，比标准线低了两分，他依然拿到了第一档的“合约”，节省了潜在的三万块。至今他仍认为，这是他在我的教育过程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最后，我方拥有的唯一优势是，没人说你不能把自己“卖给”多家学校。虽然协议中明确规定，你必须选择签约的学校，但我知道，起码我就和两所学校签了约，有了保障。不知道和这保障有没有关系，我的中考分数比最好学校的分数线多了30分。

直到我进了高中，才发现中考成绩跟了我们整整三年——学生证号码按中考成绩排列。这个规则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每班从1号开始是男生的学号，按中考成绩依次排列；然后是女生，依然按成绩排列；最后则是未达到中考分数线的男生和女生们。我还记得我们发现这个规则时的震惊。那时我们甚至没有什么“尊重分数隐私”的观念，只觉得学校是如此残酷。我的闺蜜还因此嘲笑班上一个几乎完美的女孩，“不知道她有什么好骄傲的，都不是考进来的。”虽然我们都知道她和分数线可能只有两分的差距。那个女孩后来去了清华，现在在香港做金融。

正如初中老师们所说，好高中就等于好大学。我的闺蜜考上了人大金融系，而我则赶上了香港学校在大陆招生的热潮，去了香港读商学院。又如同我的许多同学，我也把香港当作中转站，工作几年后，申请了美国“藤校”的研究生院，来到纽约，在艺术管理行业工作几年后，“安稳落地”，供职于银行。

2

二十年后，这些“操作”成为主流。有人将这样的父母称为“经纪人”，他们代表孩子沟通条款、进行商业交换。近几年，“海淀妈妈”成为热搜。新崛起的中产父母们（也就是我的同学们），本就是当前教育体系的赢家，现在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我父母曾经浅尝辄止的操作都被推到了极致。现在，孩子们从小学开始补课，而父母则同期开始为他们计划通向重点高中的道路。在“鸡娃”（大陆网络流行词，意为给孩子打鸡血，指爸妈不断为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让孩子拼搏的行为）的圈子里，有诸如“六小强”（海淀六所重点中学）、“上岸”（进入六小强之一）、“爬藤”（申请常春藤盟校）之类的黑话。一切变得规范，道路也更加明确——重点小学、中学，然后是藤校，或者牛津和剑桥。与我那时不同，现在的教育讲究“团队合作”，父母也不得不参与到课程当中。在播客《随机波动》中，一位海淀妈妈谈到了她陪自己三年级的孩子上奥数课的经历（由于课程的高难度，老师是鼓励父母旁听的），“我低头滑了下手机再抬头，发现自己已经听不懂了。”

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形势严峻是三年前，回北京参加初中同学的一场婚宴上。一位同学聊起他是如何将户口移到了崇文区，为了他不到一岁的儿子免于海淀的激烈竞争。我觉得很奇怪，毕竟海淀才是最好的学区。

我问：“不搬的话，他总能上咱们初中吧？”

“你出国太久了，根本不知道现在有难。”另一个男生忍不住插话，他是所谓的“红三代”， “连我的小孩都未必能上？你敢信吗？”

我这才知道，作为几个试点市之一，北京刚刚启动了全新的评估系统，由一系列复杂的计算来决定小学生的入学资格。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直系亲属，如果父母在某小区拥有房产，他的评分会高于祖父母在该区拥有房产的小孩。而我的“红三代”朋友，全家四世同堂住在政府为他爷爷提供的福利房中，他的小孩则只能算是房产所有者的第四代。他的分数将会非常低。可他不能改动房子的产权，而他的祖父母过世后，房产还将被收回。

“我一辈子都住在这儿，更不用说我爷爷奶奶了。他们参加革命之后就这么一套房子住。我的儿子竟然连咱们初中都上不了！”他非常愤慨。

大家劝他，反正最后都是要出国的，实在不行就早点出去。

“你就好了，以后小孩直接生在美国，一步到位，留学什么的都不用操心了。”他们对我说。

我的高中母校长期盘踞中国大陆排名首位，是“清北”和美国藤校生源大本营。在校友群里，出于不同的原因，同学们也很不满。

“外人都觉得咱们的小孩上咱们学校很容易，但根本不是。”

群里年轻的爸妈们纷纷应和。

“他要是能上咱们学校，我真的做什么都可以。爸妈都是校友有用吗？”

“没有。 ”

“可以找一个在咱们学校当老师的女朋友/男朋友。”有人说，加上一个眨眼的表情，“老师的孩子可以直接入学。”

“或者……”另一个人直接发来了母校的招聘广告链接。

“我不觉得咱们学校会要我。”

“以后我开个学校，专给附中孩子没法上附中的人圆梦。就叫人太附中。”

“人大富中。”

“附二代中学。”

“好名字。”

一阵哄笑的表情包。

“要是他上不了咱们学校，我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一位妈妈说，“肯定是我不够好。我不配作为咱们学校的毕业生。”

群里沉默了。有人发了红包活跃气氛。没有人再继续这个话题。

3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内地读大学的高中同学们纷纷赴美英深造。出国留学成为我身边家庭的标配，而我的同学们也几乎都得到了留学中介的“帮助”。我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时候，咨询过几家有名的中介公司，他们听说我的目标学校是TOP 20之后，给出了三万左右“包进”的基本报价。我很震惊，留学申请不就是填表、准备材料吗？我想不通，自然也没有使用他们的服务。

我第一次来美国交换是2008年。那时候，在美国读本科还算件新鲜事。到我2013年来纽约读研究生，身边的、听说的本科留学生、小留学生肉眼可见地增加了。他们就读的学校、城市也从我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哈佛耶鲁扩大到小型文理学院、各个州立大学、中西部的小城市等更加“美国”的地方。

五年后，当我随供职的留学生“法律服务”公司的两位美国老板回国“市场调研”时，留学教育俨然成为中关村最大的蛋糕。我们访问了某教育集团总部位于北京的几个SOHO中心之一的独立大楼。大楼维护得并不好，大厅的卫生间很脏、油漆标志都已褪色，处处显示出年未久却失修的样子。通过22层大厅的自动玻璃门，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摆满了白色的圆桌和橘红色的沙发，像《2001年太空漫游》中的机舱，但灯却没有开，尘土在阳光下飞扬。沙发上坐满了殷切的父母、心不在焉的学生和过于热情的“教育顾问”（销售人员）。见识到此情此景，没有人会否认巨大的市场和中国人民对出国留学的狂热。而陪同参观的集团副总裁、助理副总裁、英国留学及香港留学经理，没有一个人能和英语母语者无障碍地交流。

我们拜访的其它潜在伙伴，大谈他们已经或即将收到的第二轮和第三轮投资、已有或预期的学生数量，以及急速膨胀的国内教育市场——足以让我所在这间小公司的创始人瞠目结舌。但是，当谈到实际课程或项目时，他们的言辞开始闪躲，比如：留学夏令营——我们都知道就是参观学校和迪斯尼乐园的旅游团；或者实习项目，即是保险公司的招待会和几次演讲、以及往返香港的购物之旅。我们心照不宣。

我那时的公司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大学在美国排名前100，共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约800人，而公司仅靠其中很小一部分学生就能够生存。公司号称主营法律援助及服务，这让初面试时的我很困惑。上大学需要法律服务吗？我自己在纽约读了研究生，从未遇到过任何法律问题。面试官——一个全家移民美国且引以为傲的台湾男生，举了一些例子打消我的怀疑，比如留学生超速驾驶遭遇开罚单等。但我们的谈话很快被他引到了其他方向。

“你知道有多少留学生毕不了业吗？你知道有多少人考试不及格吗？你知道多少人会在考试中作弊，而且以为自己不需要承担后果吗？”他的声音表现出明显的嘲讽和蔑视。

他没等我回答——我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继续说：“然后就该我们出场了。”

在公司第二天，我就明白了他们真正的生意——不——“我们的生意”是什么。我们“帮助”留学生同他们的大学——更具体地说是国际学生办公室对话。换句话说，我们将大学的邮件翻译成中文再把学生的想法用英文表述出来和学校往来，有时，我们甚至只是提醒学生要记得检查他们的电子邮箱并将邮件转发给我们，以便我们指导他们回复。这当然是最基本的“服务”。连电子邮件都读不懂的学生怎么可能在大学修读课程呢？于是，我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帮助”他们处理课程不及格的后果。一旦他们被学校开除，最好的生意就来了。我们会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帮助”他们转入相对不好的大学、然后是社区大学、最后是英语学习中心。每次“转学”都是一笔几乎相当于普通大学一学期学费的咨询费。

除了以上主要业务，我们也有副业，其中一些确实涉及到了法律服务：室友纠纷、情侣吵架、人身伤害。比如：一个洋娃娃般的女孩子藏刀到男朋友家里威胁他不许离开她，男孩报了警，女孩被关进监狱，男孩后悔了。他们俩都只有18岁，在来到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之前从未离开过家和父母。他们不知道警察真的会来，更没想过自己会坐牢。

他们在家长的安排和留学中介的包装下来了美国，来到这座大学城前，甚至不知道这个他们即将度过四年本应是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地方没有名牌、没有网红餐厅、甚至没有奶茶，只有大片的田野和语言、文化不通的外国人。他们想当然地以为，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钱从来不是他们的问题），可来到这个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结的地方，他们才知道，有多少问题用钱无法解决。你可能会认为他们是被宠坏的、不辨是非的、甚至有点愚蠢的“富二代”。也许是，但他们同时也善良、有礼貌。他们安静又乖巧地坐在我司的会议室里，忍受嫁给共和党州议员从此假装是ABC（美籍华人）的女老板的怒吼——她的话甚至没有什么逻辑，也并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我猜他们可能也知道。但他们明白自己犯了错，他们可能就需要一个教导主任般的人对自己大喊大叫。他们来美国之前，没有人真正地帮他们为出国留学做过准备。留学中心“润色”了他们的个人陈述；教他们如何取得更好的TOEFL和GRE分数；在他们的简历里增加了经验；并找到专人给他们写推荐信……因此，他们以为来美国读书也会一样。他们的父母很高兴也很满意，并不知道他们在美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

有个看上去憨厚可爱的男孩是我们忠实的VIP客户，和公司员工都混熟了。他在我们州转学了三次，最终他的母亲决定把他送到纽约上州他表姐家。表姐在纽约读研究生，和男友住在一起，他的妈妈希望在两个大人的监督下，他能去上课、能够毕业。他最后一次来公司时，给我们留了许多带不走的家具、电器，免费。我叫他保重，好好去上课，哪怕从一周一次开始。老板们走了之后，他来跟我道别。

“我知道他们一直在哄我，”他说，“我知道他们才不在乎我，但我真没法去上课，姐姐。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受不了。”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离开北京，第一次上全英文教学的课。我曾经是最好的高中最好的班上的学生，但我仍有不堪回想的尴尬时刻：当教授让我解释问题的答案但我无法说清的时候、当教授在硕大的演讲厅点到我的名字而我突然之间冻住的时候。这些时刻已经过去了十年，就像上辈子一样遥远。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些场景——我想解释的选项B、前排同学回过头来不解地打量我的表情。

两个月后，我辞职了。

4

八年前我来纽约读研究生时，同专业大概三分之一的中国同学在美国读了本科，其中一些还读了美国高中。和早几代留学生相比，我们的英语显然好得多，但熟练使用英语未必能让我们（文科生）的生活更轻松。为了更好的就职机会，我的大多数同学回到了中国。留下来的极少数艰难地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或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者结婚成为家庭主妇。

我的朋友Christie的家人移民美国已近十年，一家四口住在长岛的豪宅，宅子设有自动铁门、喷泉、篮球场和巨大的草坪。他们还为Christie在时代广场买了一套豪华公寓。Christie的父亲常年游走于中美两地，母亲则一人住在豪宅里，照顾比Christie小17岁的弟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个可爱的小男孩，有点害羞。他不太多话，但似乎很想和我们一起玩。 “姐，姐。”他不停叫着Christie，而她不耐又骄傲地回应着。

弟弟从国内来到美国后完成了小学学业，目前就读于长岛最好的中学。几年过去，Christie说起这个弟弟，越来越像一位母亲。她跟我们抱怨他的“叛逆”：

“没有他不干的，抽烟喝酒顶嘴早恋。”

“每个青春期的小孩都这样吧，咱们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有人说。

“他还说脏话。老不写作业，还偷偷把朋友带回来喝酒！”

“你爸妈是不是对他要求太高了？我有个表弟也差不多，家里比较有钱，不觉得好好学习有什么意义。现在好像在社区大学，打算过两年再转到好点的学校去。我觉得对他也挺好。”

“社区大学？！”Christie秒回，“你真觉得社区大学可以吗？我爸妈会气死的！”

当我每每庆幸自己逃脱成为“海淀妈妈”的命运时，现实总会提醒我，在美国的华人父母们将“海淀”精神发扬光大。

我的朋友给我转来了名为“新手妈妈及被迫聆听观众”群里一位三岁男孩妈妈的长篇大论，这位身在湾区的上海妈妈，重金请来Parenting Consultant（育儿顾问）来家“observe（观察）”儿子的日常生活。顾问表示，小男孩的大脑发育非常advanced（超前），有extraordinary gift（不同寻常的能力），即creativity（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务必需要找一个可以foster他creativity（培养他创造力）的学校。“我一下午都在看私校，盘算着怎么跟娃爹说”，妈妈说。

“我的顾问很厉害的，知道怎样build fine motor skills（建立精细动作运动技能），以后拿笔写字就是fine motor skills，但是不能靠拿笔练，拿笔越晚越好，之前呢就要用剪纸、捏橡皮泥之类的活动去锻炼。我看别人家五岁的娃都不如我家三岁的拿笔稳。你们可以多给娃用剪刀啊捏泥巴的机会，对用力很有帮助，以后一拿笔就有力，写字不费劲。”

我的上一位老板是位华人移民妈妈，她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男孩13岁、女孩9岁。工作中，她管理事无巨细，对我们要求严格甚至苛刻，但工作之余她也很享受和我们这些小她十几岁的女孩团建，玩得比谁都起劲。我在“带孩子上班日”认识了她的两个孩子，他们都自信、可爱，总是第一个举手抢着回答问题，对公司和妈妈团队的工作方式充满好奇，而且积极投入到我们准备的所有游戏和活动当中……表现堪称完美。活动结束后，妹妹Emma讲述了她学到的知识以及一天中最喜欢的部分——和几个小朋友合作、成功“密室逃脱”。我们看着她自豪的样子，又欣慰又开心，但我老板的表情显然不太满意。

“这是你今天最喜欢的？”她“循循善诱”道，“你想想，你还学了什么？我们公司是哪年建立的？我们有多少名员工？”

“我……我不知道。”Emma扑到妈妈怀里，小脸蹭着她的腿向后躲。

“你好好想想，早上在会议室里学的，记得吗？”老板坚持。

“哎呀，我忘了。拜托，妈妈。”Emma瞥向摄像头，有点羞愧。而她并没做错什么。

“她答得很好了。”我忍不住插嘴，“真的很棒！”

看着Emma跑走，老板转向我：“你不知道，她总是这样，就喜欢玩。”

我瞬间被她的话击中了。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地拥有开明的父母，他们并不完全符合“虎妈”的设定。但和所有在国内成长的“好学生”一样，我也有不能磨灭的记忆，比如当我拿到98分时爸妈问我“那两分怎么丢的？”；比如偶尔考试成绩不理想，他们在卷子上签名“无话可说”（对还是“乖乖女”的我来说，这句话的杀伤力大过任何责骂）。看到老板“鞭策”她已经非常可爱完美的女儿，我仿佛一下回到小时候，有说不尽的委屈。

我关注的微博博主乡下宁宁，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明显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是“虎妈”的中产阶级移民妈妈。她有两个分别读小学和初中的“牛娃”，和一个乐观、幽默、有趣的在州立大学就读的大儿子。宁宁在微博上分享一家人在俄亥俄乡下的日常生活，大儿子“圈粉”无数，他从家里“偷”垃圾袋到自己租住的公寓、约会前倒了一整瓶发胶到脑袋上、以预算80美元去佛罗里达州长途旅行……

“其他华人妈妈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生气。”她曾经写道：“进入州立大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彻底的失败。”

我无法假惺惺地批判对精英教育的痴迷。我幸运地得到了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我理解我们的父母。进入藤校后，我的很多同学进入金融和科技行业，过着父母为他们设想过的最好的生活——我不知道在最初几年对金钱和地位的兴奋过后，有多少人能真正感到幸福。我也有很多同学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过得不好，身体和心理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有极个别提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那些没有成功攀上阶梯的年轻人呢？他们被送到自己不喜欢或者没有能力适应的地方，为了学业和生活苦苦挣扎。他们的父母和“顾问”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他们沦为这套体系下的牺牲品。出国留学真的那么重要吗？光鲜的学历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最好朋友的儿子去年秋天上幼儿园了。她给我看了她为儿子的作业做的PPT——西红柿的发展过程。 拥有名校艺术管理硕士学位的她，做出的PPT内容和美感兼备。PPT有拟人化的可爱通告、引发思考的开放性问题、真实的图片以及科学知识。如果我孩子的同学家长也能交出这样高质量的作业，我会非常开心——如果我不需要做作业的话。朋友还给我发来她同事家三年级小孩的英语作文，说，“我不觉得我写得出来。” 她其实并不想帮儿子做作业，但别的妈妈都在做。

“我只是不想他落后，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准妈妈，我很难不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