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時代的「波羅的海之路」：立陶宛為何送台灣疫苗？

2021年6月22日，立陶宛政府突然宣布，將會捐贈兩萬劑 COVID-19 疫苗給台灣，而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格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則在推特上提及援助原因：「熱愛自由的人，本就應該守望相助。」

消息曝光之後，立刻在台灣的社群媒體引起了一波洗版風潮：除了驚喜和感謝文之外，還出現了幾篇「科普文章」，向網民介紹立陶宛這個國家。

有些台灣網民，湧向了蘭斯伯格斯的臉書頁面，用剛學會的「Ačiū」（立陶宛語的「謝謝」）向其致謝；有些人則試圖尋找立陶宛製的產品，想「用新台幣將立陶宛商品下架」，卻發現台灣找得到的立陶宛商品寥寥可數，只有幾款啤酒和巧克力食品。不過，這陣「立陶宛旋風」，其實也道出了一個事實：近期對台灣釋放出不少友好信號的立陶宛，是一個台灣人並不熟悉的國家。

無獨有偶，立陶宛的經濟及創新部長雅莫內特（Ausrine Armonaite），也同步在推特上宣布，立陶宛政府已修改法令，允許立陶宛在「沒有邦交的地區」設立商務代表處，並直接提及：「距離在台灣設立商務辦事處的目標，又更進一步了」。

對此，台灣外交部表達了高度歡迎的立場，並指台灣「一向秉持開放且務實的態度，與全世界理念相近夥伴保持往來互動，並尋求強化雙方實質合作關係的機會」；而北京則重申，中方堅決反對建交國，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互設代表處，並指「任何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圖謀都不會得逞」。

2019年：立陶宛「轉向」的關鍵時刻

事實上，立陶宛對台灣的友好，早在 2019 年便有跡可循——當年 8 月，立陶宛國會的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就曾率領其他八位議員訪台，而參訪團成員不只來自立陶宛，也有拉脫維亞的議員。

到了 2020 年 4 月，亦即 COVID-19 疫情正在歐洲爆發之際，當時的立陶宛外交部長還曾去電 WHO，要求讓台灣參與國際公衛體系。

同年 6 月，台灣駐拉脫維亞的代表，在當時仍為在野黨的「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民主黨」（Homeland Union –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s，以下簡稱「祖基黨」）的邀請之下前往立陶宛國會演講，分享台灣應對疫情的經驗，也開了台灣代表在該國議會演講的先例。

這場演講的背景脈絡，其實是立陶宛即將於該年 10 月進行國會大選，因此政界各方都在進行競選工作，而面對台灣議題、香港實施國安法的立場，就是競選各方的辯論主題之一。

在此背景之下，當時仍未擔任外交部長的蘭斯伯格斯，也曾以祖基黨主席的身份，於 6 月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措辭強烈、標題為《選邊站的時候到了》的社論；他在文章開頭用了兩個段落，洋洋灑灑地細數中國的「罪狀」，並譴責北京對香港抗爭運動的鎮壓，甚至將中國的行為，和俄國近年的擴張行動相提並論。

蘭斯伯格斯在文章最後，亦提出了五項呼籲，包括：立陶宛退出「中國與中東歐 17+1 合作機制」、支持台灣受國際承認、要求歐盟和北約在對北京的立場上統一陣線、拒絕和華為等供應商合作發展 5G 網路，以及對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

立陶宛國會還趕在大選之前，便成立了「立陶宛－台灣論壇」（Lithuania-Taiwan Forum），目的是促進雙方在科學、經濟、文化上的交流，並在民主、人權和民族自決的議題上支持台灣。

祖基黨後來在大選中拿下最多席次，並和「自由運動」（Liberal Movement）、「自由黨」（Freedom Party）聯合組成中間偏右的執政聯盟；而蘭斯伯格斯，則在當選之後出任外交部長。

新政府上任後，便開始推動「以價值理念為根基的外交政策」，並在政策綱要之中，明確表明將支持在白羅斯、台灣追求自由的人們。到了 2021 年的 3 月，立陶宛首次傳出有意在台設立代表處的消息，而台灣主流社會，也是在此時第一次感受到了立陶宛的友善信號。

令不少人好奇的是，立陶宛這個在兩岸知名度都不算高的國家，究竟為何會成為台灣的最新盟友呢？

立陶宛歷史：揮之不去的「俄羅斯因素」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回顧立陶宛的歷史，以及在該國歷史中揮之不去的「俄羅斯因素」。

位於波羅的海畔的立陶宛，人口略少於 300 萬人，經常和北邊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一起被人合稱為「波羅的海三國」；回顧歷史，今日被不少人視為「小國」的立陶宛，其實曾經是一個頗重要的地緣政治行為者。

它曾於 14 世紀和波蘭組成聯盟，後來又在 16 世紀和波蘭合併、形成「波蘭－立陶宛王政共和國」，由擁有土地的貴族掌握大權，領土也比今日寬闊許多，遠及今日的烏克蘭和白羅斯等地；直到 1795 年被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瓜分亡國之前，波蘭－立陶宛都是一個能和俄羅斯、日耳曼民族相抗衡的中型國家。

然而波蘭－立陶宛亡國之後，今日立陶宛所在的區域，便落入了俄國的手中，一直要到 1918 年，才終於在一戰的混亂局面之中獨立建國。然而剛建國的立陶宛猶如強褓中的嬰孩，只能夾在德國、波蘭和俄國之間勉強生存，最後仍在二戰期間被併入蘇聯，並在莫斯科的壓力之下，不情願地生活了半世紀，直到 1990 年才再次復國，成為波羅的海地區第一個脫離蘇聯的國家。

時至今日，他們對於蘇聯（或者說，俄羅斯人）長達半世紀的「佔領」依然懷恨在心，而這種長期生活在俄羅斯人陰影底下的歷史記憶，也都仍在形塑著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即是立陶宛在脫離蘇聯之後，便大幅往「西方」靠攏，相繼加入了北約和歐盟，同時也慣常以「自由民主」作為號召，對抗蘇聯、俄羅斯所代表的「威權專制」。

不過這種對俄羅斯的排拒與恨意，也不是立陶宛獨有，另外兩個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都有類似的現象，而且這種「恨意」，有時甚至是日常可見的。

比方說，波羅的海三國至今仍有為數不少的俄裔人口，而他們在蘇聯解體之後，也突然成為新國家裡的弱勢族群，遭攻擊、殺害的事件時有所聞。此外，這三個國家的首都，也都找得到各自的「佔領博物館」，陳列著「蘇聯佔領時期的壓迫史」，以及這三個國家追尋自由、脫離蘇聯的鬥爭過程。

「俄羅斯因素」在立陶宛對外政策中的角色，也可以從立陶宛捐贈疫苗的對象看出——事實上，台灣並不是立陶宛捐贈疫苗的唯一對象；早在今年五月，立陶宛便曾宣布捐贈疫苗給烏克蘭、喬治亞，以及摩爾多瓦。

為什麼是這三個國家呢？

關注東歐、高加索地區和俄國局勢的讀者，大概不難看出來這三個國家的共同點：它們都曾經是蘇聯的一部分，今日也剛好全都和俄國存在「緊張關係」或領土爭議。

以烏克蘭為例，原本屬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於 2014 年遭俄羅斯併吞；而文化、歷史上較親俄的烏克蘭東部地區，也在同一年陷入動盪，落入俄羅斯的掌控之中。截至今日，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併吞都仍未受西方國家承認，而烏克蘭東部的爭端也尚未落幕；今年四月時，烏俄雙方甚至還曾在邊境集結重兵，差點再次點燃戰火。

喬治亞和俄羅斯的齟齬，則源自蘇聯解體之時：位於喬治亞北部的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和阿布哈茲（Abkhazia），在蘇聯解體之後，便相繼脫離喬治亞「獨立建國」，而喬治亞後來也在 2008 年，和在南奧塞提亞和阿布哈茲背後支持的俄羅斯發生戰爭。

至於摩爾多瓦和俄羅斯的爭議，也同樣和蘇聯脫不了關係：位在羅馬尼亞東邊的摩爾多瓦，語言文化基本與羅馬尼亞的東北部相近，但它的東部地區，卻在蘇聯時期湧入了大量俄羅斯人。

當蘇聯即將瓦解、而摩爾多瓦也在醞釀獨立之際，住在摩爾多瓦東部的俄羅斯人也開始感到不安：他們深怕摩爾多瓦在脫離蘇聯之後，會選擇和羅馬尼亞合併，進而讓俄裔人口成為弱勢族群，因此乾脆先發制人，先一步從摩爾多瓦獨立出來，輾轉成立了「德涅斯特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一般簡稱「德左」，也就是「德涅斯特河左岸」之意）。

直到今日，這個「德左」同樣未受主流國際社會承認，也依然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有俄軍駐守；根據 2006 年舉行的公投，「德左」竟有 97% 左右的居民主張加入俄羅斯。

循此，立陶宛之所以會捐疫苗給這三個國家，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它們在國際地緣政治之中，都站在俄羅斯的對立面。

中國，逐漸顯影的「國家威脅」

不過，立陶宛這種以俄羅斯為主要假想敵的想像，在近年卻逐漸有了變化，而這個變化，也在立陶宛官方每年發佈的《國家威脅評估報告》中一覽無遺。

2019 年一月，立陶宛在《國家威脅評估報告》中，除了依照慣例，將立陶宛念茲在茲的「頭號敵人」俄羅斯列入之外，也明文提及「俄國正在提升與中國的合作」，並指「俄羅斯在受到西方制裁之後，可以從北京方面獲得因為制裁而無法取得的科技」。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陳述——因為這段話，將中國這個原本遙遠的強權，和立陶宛自己的「首要敵人」俄羅斯連結在了一起，也是立陶宛首次在這份年度報告中，明確將中國視為「國安威脅」。

到了 2020 年，立陶宛的年度《國家威脅評估報告》中，「中國」佔據了更大篇幅，報告甚至詳列了中國透過招聘網站、在立陶宛吸收間諜的方法，並更新了中國在香港、新疆、南海的高壓舉動，而不再只是 2019 年版中相對粗略、概括，而且仍以俄羅斯為主角的陳述。

2021 年，立陶宛的《國家威脅評估報告》又進一步增加了關於中國的論述，並批評北京正在「利用疫情帶來的機會，透過疫苗外交、醫療援助等方式，在全球各地增加自己的影響力」。

現在回看，立陶宛的這種轉向、以及近期對中國漸增的敵意，反映了幾件事情。

首先，中國的外交策略，經常會和各國地方上的政治議程、歷史脈絡交纏在一起——以立陶宛的案例來說，該國起初就是因為自身與俄羅斯的恩怨情仇，而將中國也一併視為國安威脅。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立陶宛的論述之中，中國帶來的威脅感，近來已經逐漸不再只是「俄羅斯威脅」的「附屬品」和「助力」而已，而是愈來愈成為「威脅本身」。

而這種中國逐漸變成威脅主角的現象，其原因可能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建立在較抽象的價值觀之上：現代的立陶宛，是一個 1990 年才從蘇聯獨立出來的國家，自由、反共、反威權，一直就是這個國家仰賴的立國精神。

關於這點，Živilė Kriščiūnė 這位智庫成員於 2020 年 5 月的投書，便進行了很好的總結——她在文章中指出，「所有波羅的海國家都心知肚明，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之中，即便只是象徵性的動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這也不是第一次，立陶宛成為帶頭的領頭羊。」

事實上，立陶宛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確實就是教科書等級的民主運動案例。
1989 年，當東歐劇變、蘇聯岌岌可危之際，受蘇聯控制的波羅的海人民，便曾發起一次大規模的和平示威，由人民手牽手串起人龍，一路從立陶宛延伸至愛沙尼亞，後被稱為「波羅的海之路」（Baltic Way）；2004 年台灣的「手牽手護台灣」，以及 2019 年的「香港之路」，便都是受「波羅的海之路」啟發的產物。

此外，立陶宛在歷史上，也經常是受迫害群體的避風港，舉凡猶太人、沙俄時期的俄國政治和宗教難民，一直到現代的俄國異議人士，都曾在立陶宛落腳避難；這些種種，都讓立陶宛人經常以「自由堡壘」的角色自居——而這種「對自由的追尋」，也就是立陶宛和台灣交往、退出中國主導的「17+1合作機制」的論述之一。

第二個原因則較為實際：立陶宛為了對抗俄羅斯近期的擴張，只能進一步向西方的盟友靠攏，而包括歐盟、美國在內的盟友，近期對中國的態度也確實漸趨強硬，因而加深了立陶宛對北京的對抗。

有些學者近來也認為，中國與中東歐的「17+1合作機制」，其實就是中方用來分化歐盟的手段；若以立陶宛於 2019 年初在《國家威脅評估報告》裡將中國視為威脅的時間點來看，其正好也呼應了美國於 2018 年開始推行「印太戰略」、明確將中國視為「威脅」的動態。

果然，2021 年 2 月舉辦的「17+1合作」線上虛擬峰會，便讓北京臉上無光：儘管習近平親自出席了峰會，但會議依然因為立陶宛的退出而成為「16+1」峰會，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以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也都降低了與會官員的層級。

有些論者也指出，從 2012 年開始的「17+1合作機制」，並沒有讓立陶宛獲得實際利益；再換個角度來談，立陶宛之所以能理直氣壯地對北京叫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其實就是立陶宛在經濟、貿易上，本來就不怎麼依賴中國。

因此，立陶宛捐贈疫苗給台灣的行動，也再一次確立了立陶宛將「中國威脅」提上議程、和「俄羅斯威脅」並置看待的轉向，同時也反映了歐盟、北約近幾年來，對中國轉趨強硬的態度。

「立陶宛轉向」的國內因素

立陶宛政府很有可能是在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測試風向，同時帶動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外交政策改變。

有些人則將立陶宛的友台舉動，放在其國內政治的「左右框架」中看待，認為立陶宛選舉之後右派上台，也加劇了往台灣靠攏的態勢。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左右」有時未必是分析歐洲各國對外關係的有效框架，比方說，雖然立陶宛現在的右派政府「親台疑中」，但如果把場景移到匈牙利，右翼立場／民族主義卻會表現為「疑歐親俄／中」的路線。

此外，長期關注波羅的海地區、目前為倫敦大學學院斯拉夫與東歐研究所博士生的陳品諭，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亦指出，立陶宛的前一屆內閣，其實是由中間派和中間偏左政黨聯合組閣、算得上是「左右共治」，而且從執政末期，就已經開始增加對中國的批判力道，因此新政府的友台路線，其實某程度上，也是延續、強化了前屆政府的政策；真正的關鍵，主要還是波羅的海三國，整體而言增加了對中國的戒心。

「來自中國的威脅，在過去兩年以來，其實已經是波羅的海三國共同關切的焦點，並不是只有在立陶宛才出現的現象。」陳品諭舉例，愛沙尼亞才剛在去年夏天，無預警地將中國外交官秘密驅逐出境，反映了兩國官方關係降溫的趨勢。

「整體而言，由於地緣關係及歷史因素，波羅的海三國的政府、民眾和媒體，更能具體感受來自俄羅斯這個惡鄰的威脅。」

不過陳品諭也提醒，波羅的海三國對於俄羅斯的強烈敵意，未必就會轉化成對北京的戒心，有時還是不得不在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兩者中做出權衡——比方說，拉脫維亞對俄羅斯貿易依存度相對高一些，而中國的廣大市場亦有強烈吸引力，可以分散對俄羅斯依賴的風險。

此外，立陶宛人民對於中國的「威脅」，也未必如官方論述那樣警覺：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於 2019 年所做的民調，立陶宛有 45 % 的受訪者對中國抱有好感，高於沒有好感的 33 %；而介於 18－29 歲、沒有經歷過蘇聯統治的年輕族群，更有將近 6 成對中國抱有好感。

「因此立陶宛政府，很有可能是在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測試風向，同時帶動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外交政策改變。」陳品諭如此分析。

立陶宛捐疫苗，對台灣有什麼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對台灣捐贈疫苗之際，台灣在野黨和部分民眾，正好也在批評「台灣購買的疫苗無法到貨，只能靠美國、日本捐贈取得」，因而讓台灣「淪為疫苗乞丐」。

而立陶宛捐贈疫苗的消息，起初也引起了類似的迴響。有些網民甚至指出，其他受立陶宛捐助的國家，人均收入都只有台灣的十分之一，但台灣卻跟著這些國家一起成了立陶宛的援助對象。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在大疫年代裡，疫苗的轉贈、取得，早就已經是高度政治化的過程——其既是地緣政治運作角力的場域，也是區分敵我親疏的象徵性行動。比方說，中國目前在歐洲的疫苗援助對象，有白俄羅斯、匈牙利以及塞爾維亞，基本都是對北京相對友好的國家；而歐盟推出的疫苗護照，卻沒有承認中國疫苗的有效性。

在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將各個陣營隔開的也許是圍牆、是「鐵幕」，但在新冷戰陰影籠罩的大疫年代裡，這個界線卻成了疫苗廠牌——而且這個界線，今日是直接打入人體的，也是更加切身、更加難以擺脫的身體政治。

就此而言，恰恰是立陶宛這樣一個人均 GDP 略遜台灣、與台灣實力接近的國家，對台灣捐贈疫苗，也才顯得更有政治意義：因為那不像是強者對弱者、富國對窮國的「施捨」，而更像是理念接近的盟友之間的「守望相助」。

換言之，立陶宛捐疫苗給台灣的例子，其實也隱隱反駁了在野黨的「疫苗乞丐」批評論述，同時也更加彰顯了，疫苗的訂購與配置，不只是單純的商業交易和國力問題而已，它同時還是地緣政治的劃界行動，並再次彰顯了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艱難處境。

如果再回顧台灣近期的「外交成果」，我們也能發現，去年與台灣互設代表處的索馬利蘭，以及原本打算設立「台灣辦公室」的蓋亞那，其實和立陶宛也都有相似之處：它們都是區域裡的中小型國家，可以代替強權大國加深與台灣的合作，也都因為特殊的歷史、政經因素，而成為台灣突破外交困境的意外入口。

此外，這三個國家剛好就平均分散在非洲、南美洲和歐洲三個區域，或許也反映了台灣在外交策略上的整體規劃，以及台灣和世界交往的新模式。

究竟，在索馬利蘭、蓋亞那，以及這次的立陶宛之後，誰會是下一個向台灣遞出橄欖枝的國家呢？在這個過程中，世界會不會進一步朝著中美對立的兩極體系邁進？而疫苗和疫情，是否會繼續在地緣政治中扮演催化的角色呢？在全球疫情仍未到頭、疫苗供給依然吃緊的眼下，這些問題只能留待時間檢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