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你可以畫給我們最好的火腿嗎?疫情下,全球藝術和博物館界的一場暗中革命

明明居家防疫,你卻可以跟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討論午餐,坐在第一排細閱表演者一顰一笑,再把身邊的防疫標語捐給奧地利博物館⋯⋯


 「Getty Museum Challenge」是向長期在家隔離的公眾招手,邀請他們搞笑cosplay名畫,以手邊日常物品模擬名畫中人物的打扮和場景。  圖:Getty Museum Challenge
「Getty Museum Challenge」是向長期在家隔離的公眾招手,邀請他們搞笑cosplay名畫,以手邊日常物品模擬名畫中人物的打扮和場景。 圖:Getty Museum Challenge

全球疫情持續一年半,歐洲疫情比亞洲更嚴重,倫敦藝術市場的龍頭地位看去已被香港超越。世界文化之都倫敦,在今次疫情中成為沉寂得最長、最久的城市之一。另一方面,當畫廊和博物館在過去一年多尚斷續重開;表演藝術和集體觀看模式的文化場所如音樂廳、劇場、戲院等,卻自疫情第一波爆發,便和觀眾完全斷絕聯繫,對表演藝術行業造成災難性的打擊。

「分別439日,悠長的等待,我們終於重新能夠站在觀眾面前了。」五月的最後一周,倫敦泰晤士河邊藝術文化建築群「南岸中心」(SouthBank)的皇家節日音樂廳(Royal Festival Hall),Southbank總監Elaine Bedell破例在音樂廳重開後首場演出現身,向觀眾演講。建築群中的海沃德美術館(Hayward Gallery)也開了展。Southbank文化區——這個香港西九文化區的主要參考之一,不止藝術場地開放,連帶附近的露天檔口、食肆相繼甦醒活躍,海濱遊人如鯽,聚到一起喝酒歡談。

大家想念擁抱實體藝術欣賞的體驗。英國國寶級畫家David Hockney在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展出疫情期間所作的百幅寫生﹐泰特美術館(Tate Modern)的草間彌生裝置作品Lightroom,都在一日內售光大半年(至今年十月)的票。同時,經歷疫情,藝術業界對觀眾群拓展、觀眾體驗(audience building and experience)、藝術推廣上,也都有嶄新體會。

英國國寶級畫家David Hockney在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展出疫情期間所作的百幅寫生。
英國國寶級畫家David Hockney在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展出疫情期間所作的百幅寫生。攝:Paul Grover - WPA Pool/Getty Images

縱觀這一年半,全球藝術殿堂普遍走出白盒子,分別在節目策劃、作品收藏策略和電子化三方面,尋求長足突破,走向落地、親民,走入社會和日常。以下嘗試梳理疫情期間藝術與博物館界別發生的幾個重大趨勢,來看看這改革的契機,能走多遠?

由下而上:回應門外的抗爭

大眾渴求回到美術和表演場地,物理上的藝術參與成為了對個人和社會的治療(therapy)。同時,藝術電子化的速度大大推進,方向也比早年的電子化大有突破。

南岸中心重開之日的策展顯具心思。首場演出來自2015年成立於倫敦的歐洲首個黑人交響樂團Chineke! 。古典音樂作為來自傳統西方白人特權階級高尚藝術(high art)的核心,即使在廿一世紀全球化年代,黑人及少數族裔仍然不大染指其間,而混雜文化下,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如何在這種音樂形式中建立新的文化身份,以及在不同種群間互相照見?

座上白人黑人各佔一半,在社交距離政策下座位半滿。半滿的寥落不容易令人習慣,但場地很快變得暖和熾熱。掌聲雷動,激動歡呼。除了因為重返文化生活,跟相近社群走在一起,還尤其因為Chineke! 演奏有強大的政治議題意義,兼有能力從傳統中轉化與超越。

路透社一幀廣傳的照片《Remnants》是攝於南岸中心外的示威,照片中,Black Lives Matter 隊伍裡的黑人示威者Patrick Hutchinson救走了他的「敵人」——受了傷的反黑人右翼示威者。

路透社一幀廣傳的照片《Remnants》是攝於南岸中心外的示威,照片中,Black Lives Matter 隊伍裡的黑人示威者Patrick Hutchinson救走了他的「敵人」——受了傷的反黑人右翼示威者。攝:Dylan Martinez/Reuters/達志影像

兩首由黑人作曲家回應當下情勢的作品,其一是啟發自 Black Live Matter 抗議運動中路透社一幀廣傳的新聞照片《Remnants》 (殘餘物,2020)。那張照片正是攝於南岸中心外的示威,照片中,Black Lives Matter 隊伍裡的黑人示威者Patrick Hutchinson救走了他的「敵人」——受了傷的反黑人右翼示威者。那是結合詩歌朗讀的交響樂曲,黑人詩人Yomi Sode親自朗讀,詩句直白,朗讀情感激盪流露著憤懣和自省,古典樂含蓄而湮遠的氛圍,剎那間被拉到現下風火和人文關懷之中。另一首則是音樂家Carlos Simons就著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第二章「二次創作」的《Fate Now Conquers》,為無常的疫情時代下了精警註腳。

文化多元而嶄新,high art跟街頭抗爭對話,文化藝術跟庶民生活、集體情感、社會權力系統實在地交織,這彷彿是西方世界文化工業復甦的最大反省之一。

還有就是審視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定義下的「快樂」。當然,前往博物館和演奏廳也是消費行為,然而,大家對藝術的渴望和原因不再一樣:David Hockney展覽鋪展出他連續四個月在法國郊區家門前所畫的同一幕山水地景,共100多幅畫,日復一日之變幻無常,卻又寧靜致遠;倫敦愛樂在巴比肯中心以精細簡煉、輕快多彩的曲目如德伏札克的《斯洛伐克舞曲》(Slavonic Dances)等,訴說平淡輕盈的滿足,連接地氣,不莫測高深,卻充滿縝思。

這場病疫致使西方文藝機構大力推演藝術文化普及化和落地化,這也展現在節目設計、館藏和接觸觀眾的策略上。

大眾渴求回到美術和表演場地(而倫敦各藝術場所皆已建立完善的觀眾報名、分流及觀賞行走路線圖),物理上的藝術參與成為了對個人和社會的治療(therapy)。同時,藝術電子化的速度大大推進,方向也不再跟早年電子化那樣,只是 。側重輔助親身到訪文化場所的資訊或節目宣傳。

南岸中心(SouthBank)首場演出是來自2015年成立於倫敦的歐洲首個黑人交響樂團Chineke! 。

南岸中心(SouthBank)首場演出是來自2015年成立於倫敦的歐洲首個黑人交響樂團Chineke! 。攝:Kate Green/Getty Images

串流平台:「每人都能像坐在第一行座位上」

有些鮮有藝團到訪的偏遠國家城鎮,若有上網設備,亦有機會觀賞世界藝團的演出,加強跨地域的文化傳播。Streaming平台的興起,則讓觀眾更容易發現新晉、另類的藝術類型和創作人。

文化創意產業的電子化相較許多其他行業的進展要更緩慢。過往發展文化電子化的重心,在於製造「商店櫥窗」,吸引觀眾來到實體文化現場。疫情時代,文化工業在電子化上的躍進,成為普及化和落地化最強大的推力。

現場直播、串流(Live streaming)是受到最大打撃的表演業有效的求生出路。例如以上演出的文化機構,皆大量投放資源於影音器材,有非常精細的現場錄音,放於live streaming平台以on-demand的形式,讓疫期被困一年多的人們能夠觀看演出。「每人都能像坐在第一行座位上」,或是在觀眾席上無從見過的舞台上的Close-up,細閱表演者眉宇一顰一笑,引入嶄新的舞台觀賞經驗。

進而,有些鮮有藝團到訪的偏遠國家城鎮,若有上網設備,亦因此有機會觀賞世界藝團的演出,加強跨地域文化傳播。

劇場電子化早在千禧年後始發揚。據Arts Management & Technology Laboratory顯示,已知的最早大型藝團的嘗試為柏林愛樂,他們於2008年成立 「Digital Concert Hall」觀賞Live 或建立Archive stream 內容。

英國的皇家音樂劇院把名劇以電影大銀幕的格式和觀賞模式拍攝,將其節目放送至世界各地的戲院。

英國的皇家音樂劇院把名劇以電影大銀幕的格式和觀賞模式拍攝,將其節目放送至世界各地的戲院。 圖:National Theatre

翌年,英國的皇家音樂劇院把名劇以電影大銀幕的格式和觀賞模式拍攝,並且以衛星廣播的方式,將其節目放送至世界各地的戲院。

另外蒐羅全球藝術節目的Streaming平台興起,包括Netflix,聚集了不同媒體、不同製作人的節目,形同一個虛擬的Art Hub,以讓觀眾更容易發現新晉、另類的藝術類型和創作人等,協助新的藝術推進和尋找觀眾——把現時流行的娛樂觀賞方式介入藝術範疇。

例如Southbank及世界各地的大型劇院、劇團和藝團提供內容予冒起的文化串流平台MarqueeTV。據去年英國Indigo五月的調查報告《National Audience Research》,疫情令近38%的觀眾群首度透過電子平台進入文化節目。而86%文化活動的核心觀眾是這些電子內容的潛在消費者。

虛擬:對比真實的真實

網上藝術文化教育在歐美大為發揚。身在亞洲的觀眾不用親身到歐洲而能出席當地大學的藝術講座。跨地域的知識傳播,在交流電子化後得到真正落實。

展覽也在急遽發展網頁體驗。博物館的電子化在這一年內加速增長15%(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2020)。而發展電子化的目的已由relevance(是否跟工業掛鈎)變成resilience(是否能夠生存)。不少藝術網上展、藏品展,以3D和AR科技帶引觀眾「步進」藝術空間,可以「站」立於展品前,輔以聲音導賞。

如今電子化除了在網頁上體驗節目和參觀展覽,還包含及展開更多不同面向:典藏、檔案電子化和可達性(Digital Archiving and Accessibility)、當代展品收藏計劃(Contemporary Collecting Projects)、社交媒體開拓 (Social Media Initiatives)、影音串流(Streaming Content)、虛擬導賞(Virtual Tours)、網上展覧(Online Exhibitions)、網上遊戲(Games)、教育內容(Educational Content)、推特(Twitter)等。

其中,聲音影像串流內容(Streaming Content)、虛擬導覧(Virtual Tours)、網上展覧(Online Exhibitions)在國際發展最為普及。羅浮宮、大英博物館、 紐約現代美術館等近年成立虛擬導覧。疫情後各地較小型的博物館、畫廊也紛紛開設虛擬導覧和網上展覧。社交媒體成為重要的發佈平台,觀看不同博物館和場地的節目串流(TikTok、 Instagram 、Youtube),參與分享和講座討論,而這些方向將會在後疫時代持續。

2021年5月19日,法國巴黎羅浮宮,疫情下的參觀者在欣賞《蒙娜麗莎》(La Joconde) 畫作。

2021年5月19日,法國巴黎羅浮宮,疫情下的參觀者在欣賞《蒙娜麗莎》(La Joconde) 畫作。攝:Marc Piasecki/Getty Images

而網上藝術文化教育在歐美大為發揚。由小朋友的遊戲拼圖、網上繪畫班、以至網上講座論壇和課程,皆大受歡迎。例如身在亞洲的觀眾不用親身到歐洲而能出席當地大學的藝術講座。跨地域的知識傳播,在交流電子化後得到真正落實。例如在各方面電子化表現上佳的西班牙馬德里以20世紀藝術為定位的Reina Sofia博物館,成立固定而緊密的線上及線下學習群落(包括學者、學生、工作者、等)、讀書組(study group)、多種類藝術物件(尤其包括難以長久保存、只有短暫留駐的物料 )的電子檔案化,在世界中非常出眾。

個人化:強化了的現實

虛擬世界不再是物理現實的輔助和再現假設,它既非現實模擬,也非一種表現形式,而是成為一種「現實中的體驗」。它就是一種新的現實:一種沉浸式的包圍,一種極細節的觀看,一種長時間的沉思。這對年輕一代來說,尤其是徹底的。

電子化進一步推展個人化的感官感受和體驗,通過「你」和展覽的獨特結合,鞏固觀眾和藝術的紐結。人們發現和一群觀眾同時閱讀同一塊展板的看展經驗和畫面是如此不同。早在千禧年後,保育、文化藝術加強電子化經已開始循著加強個體經驗的四個方向發展。根據列斯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 學者Laura King、James F. Stark和Paul Cooke三人撰寫的文章《體驗電子世界:電子介入人類遺產的文化價值》(Experiencing the Digital World : The Cultural Value of Digital Engagement with Heritage,2016,下稱《體》)中,指出四個方面趨勢:

其一是補足及加強深度資訊傳遞——我們在網上的駐留時間更自由、可以更長久;其二是把物理上沒有展示的藏品在網上見光;第三個是訪客能主動投注意見、創作,跟展覽和節目、藝術策展討論和對話;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博物館作為對過去人類歷史文明的集合和展示場,觀眾和博物館展品的互動製造了新的跟歷史緊密接觸的形式——加入討論、更開放地重思過去具爭議的歷史。

《體》文舉例,諾定咸古堡2014年的一個AR互動展覧,講述英國歷史上著名的1831年暴動事件(RIOT 1831)。訪客手持自身智能手機或其他電子產品,以他們的節奏和方式接近博物館的物件,以及觀看第一手事件見證者的動畫。諾定咸市政府指:「他們自行決定相信哪個歷史的版本」。

這次疫情將令電子化的發展模式由虛擬世界作為物理現實的輔助和再現假設,成為既非現實模擬,也不是一種表現形式(presentation),而是成為一種「現實中的體驗」。它就是一種新的現實。英國學者Parry Ross 稱之為「強化了的現實主義」(heightened realism):一種沉浸式的包圍(immersiveness),一種極細節的觀看,一種長時間的沉思。

預期之中的是,這種質化的經驗改變,尤其對於年輕一代來說,是徹底的。

那麼,互動工具(Interactive Tools)的使用「模擬」現實博物館或表演藝術場地的「虛擬」的「空間」,如何變成模糊了邊界的真實?《體》文指出,「地方感」恆常來自連結個人、家庭和地方的過去,尤其是能接近跟自己連結的文化、社會群體。學者Bradley Taylor 在2010年發表文章指,電子化正在發展出一種虛擬觀看機制(viewing mechanism),可以捕捉(或者至少承認)在藝術館和博物館內,由物理空間和個人情況下產生的認知和情感反應(cognitive and affective responses)複雜的匯合、合流——那就是虛擬能夠產生真實的空間和地方感的可能性。

「Getty Museum Challenge」是向長期在家隔離的公眾招手,邀請他們搞笑cosplay名畫,以手邊日常物品模擬名畫中人物的打扮和場景。

「Getty Museum Challenge」是向長期在家隔離的公眾招手,邀請他們搞笑cosplay名畫,以手邊日常物品模擬名畫中人物的打扮和場景。 網上截圖

民主化:共同書寫歷史

「我們要做到的是反映人們的真正感受」,「藝術和文化遺產不大可能疏解新冠疫情,但我們可以為集體情感的悲傷和恐懼幫到一點什麼。」

美國洛杉機的蓋蒂美術館(Getty Museum)在去年5月於Instagram上作了爆紅(viral)的非一般試驗「Getty Museum Challenge」。他們向長期在家隔離的公眾招手,邀請他們搞笑cosplay名畫,以手邊日常物品模擬名畫中人物的打扮和場景。胖男子用黃浴巾裹頭,腰間綁上深藍羽絨褸,把首飾盒裡的珍珠耳環,扮演Johannes Vermeer的《倒牛奶的女僕》(Milkmaid),以假亂真;一卷卷的廁紙是最常用上的,串成古典衣服波浪的領口,滑稽非常。掃帚變成古典燭台,家中寵物的八哥狗變身成《Madonna and Child》中襁褓裡的耶穌。粉紅裙少女躺在英國人常見的家中後花園,和Andrew Wyeth的《Christina’s World》畫中的農地氛圍竟也相似——疫情中的牢籠剎那變得廣闊無邊。

這點子不是正經八百的藝術館最初想出來的,而是源自Instagram用戶 tussenkunstenquarantaine (英譯:Between Art & Quarantine )的「三個家品戲仿名畫」頁。

鬱悶、行動和物品突然受限的人生,時而無望、時而苦中作樂的幽默,在斗室中爆發出平時聲色犬馬的都市生活中反而欠缺的觀察力和想像力。

博物館也成功跟民眾打成一片,而且讓大眾加入創作、歷史書寫的意識,出現得更早。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國家民眾博物館 Nordiska Museet 以觀眾「隨意」非正式的網上討論——尤其在社交媒體上——作為展覽體驗的核心。在其2014年講述瑞典核心文化品位的《Stripes, Rhythm, Direction》的展覽辦了一場虛擬比賽,邀請觀眾製作圖像回應展覧及在Instagram發佈,令接收者認真以創作製造藝術上的回應,國民文化由這些網上後續書寫得以繼續。

嚴肅的、以學術為主要定位的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社交媒體在過去一年的粉絲量一下子以萬計跳升,原因是社交媒體編輯每天向公眾發出聰明邀請,誘發網民的engagement(投入率)——「你們可以畫給我們最好的火腿嗎?(我們要為博物館做未來工作計劃,還未有午餐吃。)」館方在一個午間貼出這個帖子,引來百計市民交出作品:有畢加索立體主義風格畫、有精緻的迷你油彩作,在電腦的火腿頭漫畫等。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跟民眾的互動成為封閉在家、無法社交和吸收靈感的日子裡,「不能替代的替代」。

這個熱烈火紅的網頁背後的「傳奇」編輯、英國年輕人Adam Koszary,被英美傳媒譽為「Museum World’s King of Memes」(博物館界Meme之王)。此前他曾令杳無人煙的英國鄉村文化博物館Twitter成為最有趣的戶口之一,連帶訪客急增愈倍。他認為,「我們要做到的是反映人們的真正感受」,「藝術和文化遺產不大可能疏解新冠疫情,但我們可以為集體情感的悲傷和恐懼幫到一點什麼。」後疫時代,藝術療癒人心的功能越加重要,而在疫情期間更成主要目標。泰特美術館近年已在館內簡潔空盪的空間進行清晨瑜珈,為附近居民服務,擔當社區角色,投入民眾的精神健康。

其實這也是指向一種高檔藝術平民化的方向,當代概念不再只是一種似有還無的資金流動(當然它仍未有動搖),也對應生活需要的方向。「社交媒體的世界是相互協作的、民主的。」Adam Koszary說。

Disobedient Objects展覧展出世界各地抗爭運動中的物品,窺探普羅民眾扭轉權力弱勢、推動社會變革的示威物品。

Disobedient Objects展覧展出世界各地抗爭運動中的物品,窺探普羅民眾扭轉權力弱勢、推動社會變革的示威物品。

「快速回應收藏」(Rapid Response Collection)

這一年疫情,西方博物館更大為使用「快速回應收藏」方式來紀錄社會轉變,是故在人類未來,關於這場疫情將會有充份、多角度、庶民而微觀的紀錄。

另一個藝術權威化的解鎖,乃在閉館期間,歐美博物館在線上展開不少「快速回應收藏」(Rapid Response Collection)的行動,收藏這年疫情的文化物件。英國的Bath Archives、Rugby Art Gallery and Museum,公開蒐集普羅市民疫情一年的個人生活紀錄,日記本、照片、畫作等等。美國紐約城市博物館(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在Instagram 邀請觀眾分享他們的病疫經驗。奧地利是另一個積極展開「快速回應收藏」之國。GrazMuseum說「日常的又特別的、行政的又個人的、病理的又感人的,所有可能的文件和物件,我們統統接收」,Museum Fronfeste則蒐集社會空間因為疫情而生的轉變,如街上的防疫指示牌、空盪的停車場和店舖照片、聲援團結的心意作品等(例如民眾貼在家居窗戶的打氣畫和標語)。不少博物館還以電子傳送的方式收納跟疫情有關的電子檔案、物件。

「快速回應收藏」這一近年博物館的新趨勢,可追溯到的早期試驗和實踐是2014年倫敦時裝、設計龍頭博物館V&A(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命名並發起了這個計劃, 他們開設了一個專設展示廳74A。這些年來,陸續有博物館跟隨這一做法,至疫情這一年則更大發展。

跟以往博物館收藏歷史「塵埃落定」、已被「經典化」的物件、以及被視為承載了人類普世價值或文化的「珍貴」、「稀有」物件方向有別,V&A倡議並實踐收集跟社會熱議、文化潮流、當代社會的關鍵時刻與事件,反映當下社會思潮和價值、科學科技、政經等方面的發展。例如博物館在2014年曾展出由中學生製作的3D打印可用手槍,以介入美國禁槍政策的討論,此展引發設計發展和3D技術的倫理爭議,該中學生更曾被控告,但被法院裁定為「非違法行為」。

館方同年策劃了Disobedient Objects展覧,世界各地抗爭運動中的物品,窺探普羅民眾扭轉權力弱勢、推動社會變革的示威物品。美國、德國的博物館也開始響應,例如柏林猶太博物館(Jüdisches Museum Berlin)展示非猶太裔人遭誤認猶太人而被打的時候戴的猶太小帽——當代社會的歧視本源自各標籤。

「快速回應收藏」的根本理念在於回應20世紀中發揚的由下而上的歷史觀(history from below)以及參與式行動/經驗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即歷史和研究素材,皆來自受眾和對象群體——是故館方以直接挑選日常物、甚至直接向民眾招募物件的方式,作為博物館介入社會的方式。 這一年疫情,西方博物館更大為使用「快速回應收藏」方式來紀錄社會轉變,是故在人類未來,關於這場疫情將會有充份、多角度、庶民而微觀的紀錄。

學者對此提出電子化向人們提供了物理到訪所沒有的體驗,𧗠生出文化及保育界冒現的觀覧民主化,和受眾由被動接收者改為主動的角色(active role),例如自行製造的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網上群體(online communities)的營造、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 projects)等——集思廣益,集合眾人之思想、各自的才能,而共同創造一件事 。

契機

「歡迎回歸!」

南岸重開首場音樂會的當天,於門口當值的票務員向前來的觀眾如是說。場地重開,但裡外的世界都不再一樣。無論是社交媒體或藝術體驗、庫藏電子化,造就普及藝術教育,回應、結合社會議題,都是邁向民主化的契機。歷史在共同書寫,體驗非由機構或節目策劃者或藝術家所主宰,而是個人結合設定的獨特而又有共通點的有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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