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屋劏八房，香港豪宅裏的劏房人生

走出地鐵站沒有幾步路，林天昇就到了自己屋苑的大堂。巨型落地窗、平滑的大理石地板、水晶燈吊在天花板...... 每個住客都猶如置身華麗殿堂。搭上一分半鐘的自動扶手電梯，在西海岸風格的小徑走上一陣，一名保安馬上急步上前，替林天昇拉開玻璃門，有禮地點頭説：「你好。」

這裏是香港有名的大型屋苑之一，最新交易呎價約19000港元，一個大戶型單位動則近兩千萬。搭上電梯，用指模打開智能鎖，林天昇終於到了高層的家。這是一個實用面積近800平方呎的高層單位，但現在已不太能辨認，業主用塗了白漆的木板把它「劏」作了8個房間，租客們共用兩個洗手間、一個廚房和一部洗衣機。（編按：100平方呎約等於9.3平方米，2.8坪。）

決定每個房間價格的，包括面積、是否有窗戶等因素，最小的一個房僅僅15平方呎，最大的一個144平方呎，租金也高達每月一萬港元。

約一年前，40多歲的林天昇打開地產中介的網站，輸入「靚裝修」等關鍵詞，找到了這裏。這屋苑在香港堪稱豪宅，靠近港鐵，良好的設備和保安系統吸引了他。當時，他一個人住在小型單位，其中水管老化、房間裏電線裸露，老鼠也多。他很快撥通中介電話，帶他看房的，是一個中年女士。

「她告訴我，這業主背後是一家公司，他們在同一個屋苑住了上百個劏房戶，我想至少有十幾個單位吧，」林天昇想，對方是想強調自己管理良好、有經驗。他很快租下了一個底層單位的劏房，每月約5500元，包水電費。

在房價高企的香港，劏房已成為街知巷聞的現象。「劏」為粵語，意思是「剖開」，為了方便把大戶型單位出租、甚至獲得更高租金，不少業主將一間普通住宅切割成一個個細小獨立的單位，劏房大多存在於旺角、佐敦、深水埗等單幢舊樓中，部分包括獨立廁所和小廚房。

然而，許多人不知道，在一些大型屋苑中，甚至全港十大屋苑中，也存在著大量劏房。一間小型地產中介的職員透露，在香港各區的私人屋苑裏，劏房都很常見，他最多見到一個單位被劏成9間房。

在底層單位住了一個月後，林天昇就受不了房間內的壓抑。他打給那名女士，詢問能否調到「風景更好」的單位，對方很快幫他安排了同一屋苑內另一幢樓的高層的劏房。打開門，眼前是一整面落地玻璃，窗外是半個小小的露台，眼前是一覽無遺的綠野山林，幾幢豪宅散落在山野之中。林天昇馬上敲定這裏，為此，他每月多付1000港元。

十大屋苑

從客廳沙發，到單人劏房

林天昇穿一件深色Polo衫，領口有些雜亂，他戴著黑框眼鏡，鏡片看起來很久沒有被擦拭過了。

他的房間不足100平方呎，等同兩張乒乓球桌的大小，擺好單人床後，旁邊僅僅能讓一人穿過，放不下一把椅子。身材微胖的他盤腿坐在約一米寬的床上接受記者訪問，床上零散擺著幾個不同商店的購物袋。

這裏原本是大戶型單位的客廳，被劏成兩個房，住在旁邊的，是一個大陸來港讀書的學生，兩個單位共用一台冷氣機，一人一部遙控。冷氣機穿過那塊兩房中間的白色木板，不時往下滴水。

林天昇說，自己和鄰居學生相處還不錯，從來沒有為是否開冷氣的問題爭吵，偶爾，他會從共享的露台走過去，去學生的房間聊聊天。

住了近一年，他發現這裏不少租客是單身男子，也有幾個大陸學生，例如最貴的一萬元大房，住著一對學生情侶。不久之前，他的斜對面曾經住過一對母子，那是使用廚房最多的租客，「媽媽會做飯給兒子吃」，其餘的人們，大多買外賣吃。

劏房戶之間，與其說是室友，不如說是陌生人，除了個別租戶外，林天昇不太說話。相比起日吵夜吵的家人，他覺得這種關係反而更舒服。

他大學畢業，修讀計算機，在工程公司做繪圖師11年，現在月薪超過三萬港元，曾經也是私人樓宇的業主，更做過一陣子「換樓夢」。

林天昇說，約10年前，他和家人在元朗購置了私人單位，首期由父親出，他負責月供款，房子寫他名字。和父母一起住了超過十年之後，林天昇想要換一個新環境。在香港，除了首次置業人士可以豁免外，任何人都需要繳付總樓價15%的印花稅；如果賣家並非首置人士但並未持有任何物業，則可以按照較低的第二標準稅率繳費。

為了節省稅費，他將名下房產先轉名給此前獨住公屋的姐姐。林天昇說，為此他和姐姐簽訂協議，可以搬到他家住，但要將此前10年供款的錢還給他。然而，房子從此牽起家人的紛爭。林天昇說，姐姐入住之後沒有給他付錢，兩人開始了無休止的爭吵，最終，林天昇被逼從臥室搬到了客廳的沙發睡。

「有想過走法律途徑，最後想了想還是算了，媽媽說都是一家人，」林天昇說，房子換了姐姐的名字，他也沒有拿到姐姐的錢，最終，他不敢把僅有的數十萬存款投入首期買房，在一次和家人激烈爭吵之後，他開始了租房生活。

他說，自己也考慮過輕生。「那時感覺已經一無所有了，」林天昇說。後來媽媽發現後，陪他接受心理輔導。

來到豪宅劏房，他慢慢開始適應，總之比起在家睡沙發，有自己的房間還是好多了。最初，他心情不好，下班後常常只在自動販賣機買些薯片吃就當晚餐，近來狀態好一些，開始去會所吃飯，或買飯盒外賣。晚上，他最經常的娛樂是在手機上玩足球遊戲。

他覺得，在劏房起碼不用與鄰居吵架，與他們相處更自在。偶爾，陌生人之間也有溫暖。

去年冬天一個清晨，林天昇離開房門，去洗漱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忘帶房間鑰匙，房間門已經鎖上了。同住的一名大陸學生借給了他一件外套，他匆匆穿上就去上班。「當時什麼都沒帶就要去上班，手機和錢包也在房內，他借給我一件衣服，真的要多謝他。」

另一個住隔壁的學生覺得，林天昇比剛入住的時候笑得更多一些。有一段時間，他會聽到林在房間內哭著祈禱。

林天昇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每週末都去銅鑼灣的教會。「以前祈禱時，心裏想的是希望能夠拿回房子，但是現在已經放下了那份執著，只是想要重新擁有一個家。」

「不想太晚沖涼...... 也不想太早回家」

住在林天昇斜對面的，是50多歲的蕭明，他和一名年輕的地盤工人「共享」豪宅大戶型單位原本的飯廳。

蕭明從小在深水埗長大，中學畢業之後一直做文職工作，做了十幾年後公司倒閉，蕭明成為了一名保安。他現在港島工作，月入一萬六港元，而6000多元的劏房房租佔到工資的四成左右。

和林天昇一樣，蕭明大約一年前搬進劏房。他上的是保安中更，從下午2點半工作到晚上11點半，搬來的第一個晚上，他就被住客投訴了，因為他深夜開洗衣機。「吵到別人睡覺了，所以現在都是一週才洗一次衣服。」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

每天深夜下班之後，他從港島先趕回位於新界的豪宅劏房沖涼，但沖涼之後，附近已經沒有餐廳營業。於是，他常常在凌晨兩點左右出門去自己熟悉的深水埗。在深水埗這個熱鬧的基層社區，一些茶餐廳、粉麵店24小時營業，但由於疫情不能堂食，蕭明只能打包外賣，悄悄帶回深水埗的家吃飯。

一個人吃完了，凌晨4點左右再搭小巴，返回劏房休息。

「不想太晚沖涼，會影響室友；也不想太早回家，要面對家人。兩三點時家人都睡了，我就買東西上去吃，不會吵醒他們。」蕭明說。

他是家中長子，父親很早去世，之前與母親和妹妹居住在深水埗唐樓，一個三房兩廳的單位。他說自己收工時間太晚，沒有時間幫忙打理家務，兩兄妹為此經常吵架。最後，妹妹撂下一句「那你上早更了再回家裏住」，蕭明決定從家裏搬走。

「他們總說我對他們不理不睬，其實是因為工作時間才會搞成這樣，」他有些無奈，「現在兩週也要回去住一晚，有時要推輪椅帶我媽去複診。」

幾年前，他曾經與朋友一起搬到旺角一個110平方呎的劏房。每逢凌晨下班，馬路車流疏落，街上只有零丁數人，蕭明會在附近遇到倒在街頭的醉酒漢，他說自己有點害怕。加上單位的其他鄰居曾經遭遇爆竊，損失現金和個人物品，讓他更加擔心。住了一年之後，他又回到了家裡。

「那時候在旺角，起初回家時都有點怕。這裏（大型屋苑）就好啦，夠安全，樓層高，風景又好，」蕭明說著。儘管和林天昇的不同，他的房間其實沒有窗戶讓他看到外面的景色，只有一塊昏暗的磨砂玻璃，透過其中，幾乎什麼也看不到。

房屋中介每週會安排清潔人員上門打掃一次單位，但這對愛乾淨的蕭明來說還是不夠。單位中有兩個浴室，由於人員流動較頻繁，並沒有規定浴室的具體分配。「有時候室友洗完澡不會清理，地上全是濕的。」

蕭明平時會幫手打掃洗手間。「有時玻璃鏡上有水滴，我都會去擦乾淨。我喜歡乾淨一點。」

他已經步入知天命之年，這幾年沒有找到人生伴侶。「公司所有上中更的人都是這樣的啦，要不就是還未結婚，要不就是已經離婚，」他說，「上中更的人都沒什麼家庭負擔，有家人、有孩子的人通常都是上早更。」

月入四萬，月租三千

八個房間中，面積最小的是月租三千、只有15平方呎「傭人房」，是單位中四間沒有被改造過的房間之一。在這個屋苑的戶型圖中，這是一間儲物室，但也被不少家庭用作傭人房。在香港，外傭數量接近40萬，不少人居住在這樣極其狹窄的空間。

當業主想把完整單位改造成劏房時，這個房間幾乎無需任何改動。推開房間，一張八九十釐米寬的床墊塞滿了整個空間。關上門後，人躺在其中，被四壁環繞，活像躺在一個棺材中。在香港不少舊樓中，也有業主經營類似的間隔房，俗稱「棺材房」。

這間「棺材房」的租客，是Kalvin。準確來說，他沒有住在這裏，從今年年初簽約到現在，他沒有睡過一晚。

今年約30歲的Kalvin是一名會計師，月入4萬港元。他理著圓寸，身材寬大，穿著條紋襯衫，肚腩有些明顯，如果坐在床上，連腳都很難伸展開。他背著Adidas書包，手上還拎著一個很大的旅行袋，裏面裝的是他剛在洗衣機裏洗完的衣服。

一周洗一次衣服，就是這個豪宅劏房對Kalvin來說的唯一用途。

這不是他最初的打算。Kalvin和父母、弟弟住在將軍澳的一個私人屋苑，面積達到700多平方呎，在那裏他有自己的房間，一張寬闊的大床。去年年初，父母準備賣房，搬去大灣區的中山市買房養老。Kalvin說，自己需要尋找一個別的住處。月薪四萬，他說自己可以承擔更高租金的地方，但他覺得花錢租房太不划算了。

「在外工作，能在家的時間也不多...... 其實說到底，我只是需要一張床，」最終，他來到這個大型屋苑，用他認為最便宜的租金，租下了一張床。當然，他當時也被屋苑的會所設施吸引了，想到以後可以去會所游泳、打球，也可以離開棺材房，在會所沙發坐下來看看雜誌。

不過，這個大型屋苑的一個單位只能擁有5張會所卡，單位中介會優先將會所卡分配給較貴單位的租客，每名租戶需要協調使用。按這樣的順序排列，Kalvin的優先級其實排在最尾。

但很快，疫情打破了安排，他的父母至今仍被「困」在香港，Kalvin也沒有搬到棺材房居住。

Kalvin畢業於多倫多大學，回港之後一直在金融行業工作。根據港府發布的數據，他目前的薪金已經超過香港80%的就業人士，不過他說自己沒有買樓的打算。

「現在香港的房屋租金回報率大概是2%-3%，其實花一萬多買基金都有三點幾個percent，但買樓至少要花幾百萬，所以這筆投資根本不值，」Kalvin說，「香港樓價貴過美國東京，你拿台計算器來算下咯，如果一個月能儲五千塊，儲到300萬的首期要多久呢？50年！就算儲到了，供樓也很辛苦。」

談到任何事，Kalvin都離不開「性價比」三個字。「我很注重Value和Benefit。」他說，而豪宅裏的這間小房，很符合他對性價比的要求。

現在香港疫情形勢轉好，如果兩地放寬往來限制，Kalvin的父母隨時會回內地居住。Kalvin說，到時如果劏房的租期未到，自己會先來這裏住一段時間，「我應該很快就會適應，這裏和我家一樣，都是地鐵上蓋，其實差不多啦。」

有命買，沒命供

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一年一度的全球城市樓價可負擔力報告，香港已經連續11年被評為世界樓價最難負擔城市之首。

經歷2019年以來的社會運動和政治危機，再碰上2020年初以來席捲全球的疫情和移民潮，香港的樓價不跌反升，進入2021年後，樓價恢復持續走高的趨勢，今年首4個月累積2.87%的升幅，幾乎所有一手樓盤現場都大排長龍。

而另一邊，公共房屋多年供不應求，一般申請者最新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8年，催生大量低廉、便利的間隔房需求，除劏房以外，床位房、板間房、棺材房等層出不窮。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截至2019年，全港存在86500戶劏房，有超過20萬人蝸居於衛生環境惡劣的居所，除劏房外，還有被鐵籠包圍的「籠屋」床位、沒有空間可供站立的「棺材房」和僅用木板間隔、隔音極差的「板間房」。

在蕭明看來，香港的房屋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已經無法解決。最近，他的目標是找到一份早更的工作，不用再上夜班，然後搬回家裏住。

「其實搬出來住之後，我和家人的關係有所緩和，話也多了一些。」他笑著說，「家裏人說等我找到早班再回去住。」

Kalvin說，每當他打開電腦，看看中原地產的最新樓價時，都只能看着那些數字不斷攀升，一臉無奈。

「長遠來說當然想買樓啦，但是香港的樓價都沒跌過，實在太貴了，性價比真的不值。（這個大型屋苑）一個單位要900至1000幾萬，你叫一個打工仔，怎樣去掙到1000萬呢？真的要供樓供一輩子才行，這樣是不是真的值得呢？ 拼命省吃儉用，到最後其實只是浪費時間。」Kalvin感嘆。

林天昇說，自己接受採訪，是因為覺得青年的困難很需要被反映，他還是希望以後香港可以普選特首，以及年輕人的住屋問題可以被解決。但現在，他認為香港政府不能夠體察民情，希望渺茫，對此比較悲觀：「只能祈禱主賜出路。」

在豪宅住了一年，他還是覺得沒有獨立洗手間不太方便。最近他在九龍某幢大廈中，找到了另一處劏房，5500元左右，內有獨立廁所，而且附近就有洗衣店。他對記者說了幾次，「那個業主是個老師，不錯的，他把劏房都裝修得比較好。」

搬走之前，走在大型屋苑的西海岸風格小徑，兩旁是大片落地玻璃，有一些落地玻璃明顯被分隔成兩半，一半暖光，一半冷光，「看，那就是劏房，」林天昇說。

在自己小房間中，他的床正對著山野中的豪宅，傍晚亮起萬家燈火，看著很美。他說自己也曾會抱怨為什麼買不起那樣的房子，但是現在已經慢慢想通了。

「可能你有命買，都無命供完啦，」他緩緩說，而且，有些事「看看就好，不一定要擁有」。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林天昇、蕭明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