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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49中墜樓案餘波:公共輿論危機時代的「鎮壓反革命」

以「顏色革命」的定性作為收場,可能會成為日後社會事件的標準結尾。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門外,前來悼念墮樓身亡學生林唯麒的民眾把鮮花擺放在學校門前。 圖:網上圖片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門外,前來悼念墮樓身亡學生林唯麒的民眾把鮮花擺放在學校門前。 圖:網上圖片

一起輿論風波該如何收場,在成都49中學生墜樓事件中浮現出三種答案。

5月10日墜樓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後,次日凌晨「成華區聯合調查組」發布的通報,代表了官僚體制「一錘定音」的慣性思維。這份通報惜字如金,以不容置疑的語氣拋出調查結果:「基本判斷該生是因個人問題輕生」。為這一結論背書的,不是洶湧民情所呼籲的「證據」,而是調查組的權威身份——由成華區委宣傳部、區委政法委、區公安局分局、區教育局等部門組成。

墜樓學生的母親林媽媽和同情她的公眾,所期待的是更逼近「真相」的回答。這裏的真相指的是有證據支持的事實、經過交叉驗證的說法、受監督的第三方調查結果,是一套程序正義的追問機制。林媽媽在微博中要求的(稱之為哀求或許更準確),也不過是完整的監控記錄,不被噤聲而能進場查證報導的媒體,以及和掌握調查資源的官方對話的機會。5月11日晚上在成都49中門口發生的,高喊「真相」的年輕人和警察的衝突,正是前兩種答案的直接對撞。

在新華社5月13日凌晨發布詳細報導釋疑後,開始質疑林媽媽扭曲真相、要求她道歉、向她發出死亡威脅的人,認定先前對學校和成華區政府的批評是「帶節奏」的人,以及堅稱在49中門口聲援是發動「顏色革命」 的人,則構建了最後一種答案——這起輿論風波需要以「鎮壓」肇事者來收場。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門外,墮樓身亡學生林唯麒的母親抱著兒子的遺照坐在地上。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門外,墮樓身亡學生林唯麒的母親抱著兒子的遺照坐在地上。網上圖片

絕對黑箱,絕對自信

這起不涉及公權力的事件,本可以用更加官民友好的方式處理,但成華區政府以圍堵信息作為核心處理手段,顯示的是「剛性」體制近乎膨脹的治理信心。

5月11日凌晨,聯合調查組發布的通報引發輿論批評之後,當天晚上,成華區公安局發布了更為簡單粗暴的「警方通報」:「排除刑事案件……家屬對調查結論無異議。」相對的,林媽媽自陳的遭遇,則顯示校方並無溝通意願,警方也未能滿足她「把整件事情從頭到尾了解清楚」的願望。

成華區的兩次官方回應都不令人陌生,這種以控制輿情為目標的應急預案,是從管治者視角而非受害者視角出發的,不近人情才是應有之義。5月11日,負責49中的成華區政府教學督導江女士對媒體表示:「在這個時候我們官方已經做了相應的回應,至於我們官方回應,社會也好家長也好,他們滿意不滿意,那是另外一碼事。」

江女士忍不住透露的行政運作邏輯,正是政治學者周雪光所謂「剛性」體制的表現——「政府官員在判斷和決策上的約束顧慮重重」,只能執行自上而下的指令,缺乏自主能動性。周雪光在疫情初期批評了「剛性」體制在面對公共衞生危機時的進退失據,但中國抗疫的勝利敘事中斷了這種反思,反而增強了舉國上下的制度自信,強硬的組織以加倍的強硬作為制度補丁。

49中墜樓事件引發的公共輿論危機,一方是同情林媽媽的公眾,他們要求政府回應民意、公開信息;另一方是始終掌握信息發布權限、封鎖溝通渠道的政府。如同媒體人宋志標所分析的,部分公眾仍在想像一個帶有「啟蒙」色彩的理想型政府,而政府已經拋棄了柔性應對輿情的策略,以「毫不退讓的立場」對輿論保持「相當激進的壓制姿態」,並非常經濟地「執行了一次成功的危機處理模式」。

在5月10日、11日民憤最洶湧時,有一種批評聲音指出,對媒體的嚴苛管制讓此類危機發生時專業的調查記者完全缺位,官方不得不直面謠言和輿論。這類批評是近年公共事件發生時常有的,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迴光返照」式懷緬。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出發,指出的癥結相當準確。但對政府而言,在事件初期,傳統媒體不能進行查證報導,有利於他們牢牢掌握信息黑箱——什麼時候披露信息、披露多少、什麼渠道披露,都由官方決定,儘管一時之間罵聲滔天,但公眾情緒仍是「可防可控」的。事件的結果也證明,強硬不僅可能,而且有效。

這起不涉及公權力的事件,本可以用更加官民友好的方式處理,但成華區政府以圍堵信息作為核心處理手段,顯示的是「剛性」體制近乎膨脹的治理信心。在行政決策黑箱中最初起作用的,可能只是慣性(因此也受到了新華社等官媒的質疑),但在觀念上,官方已經扭轉了「觸發眾怒」是一種落後的施政方式的想法,其「絕不認錯」不再是嘴硬而是自信,因此能將棋路順利下至最後一手。如果李文亮死亡之夜這等規模的公共輿論危機都不能讓官方退讓,其他社會事件更不可能傷害體制的自我認知。

2020年5月12日中國北京,一名男子走過有閉路電視攝像機的行人天橋。

2020年5月12日中國北京,一名男子走過有閉路電視攝像機的行人天橋。攝:Thomas Peter/Reuters/達志影像

透明的悖論和信息操縱

信息操縱的真正目標——讓公眾相信,一開始就不要求「真相」才是最好的選擇。

公眾要求公開監控視頻而不得的兩天裏,無法查證的傳聞(官方稱之為「謠言」)也得到快速傳播,許多人都相信墜樓事件可能存在被隱藏起來的過錯方。5月13日凌晨,新華社發布詳細「調查報導」,公布了監控內容,還原了事情經過。警方先前的「自殺」結論基本得到證據支持,輿論對成華區官方的聲討被一擊結束。

儘管仍有評論者對新華社的「調查報導」提出質疑(例如兩個小時之後才通知家屬的原因是班主任忘記帶手機、例如監控盲區是否可信),但此事最大的疑點——是否自殺已經基本沒有疑義。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被壓抑了兩天的親體制聲音徹底反彈。

民粹的怒火直接指向林媽媽,認為她故意拿兒子的死「帶節奏、賺取流量」,有留言問她「你是不是也是港獨啊」,還有人表示她「活該家裏死人」。而回顧林媽媽的微博,她對校方和警方不予溝通的質疑,則與新華社的報導並無衝突。唯一能稱得上「不實信息」的,是她在微博中說救護車8點半才到學校,而新華社的報導顯示,救護車7點就已經到達。但作為未被透露準確信息、且被媒體一一推脱的死者家屬,這種「錯誤」並不構成被指責的理由。

在「真相」有追問機制環境裏,或者說在政府可以被公眾問責的社會裏,事情早應該在一開始就有妥善的處理流程(財新就發文介紹了香港的死因裁判庭),退一步而言,也應該在詳細的調查結果出來之後、疑問釋清的時候作結。但49中墜樓案令人憤怒之處,在於官方一開始有意圍堵消息,又在放出「真相」後任由民粹對先前的質疑者和受害者家屬進行圍剿,以此作為這起輿論風波的結束。

通過對信息的操縱,官方利用信息透明的時間差,將林媽媽置於「說謊」的境地,也讓眾多「謠言」有了傳播的時機。民粹得以在掌握事情全貌後,去攻擊兩天前不比公眾知道更多的林媽媽。時間機器尚未被發明出來,但攻擊受害者不需要遵循時間流逝的規律。譬如報導顯示5月10日上午11點,林爸爸到公安局看了全部監控視頻,而許多人攻擊林媽媽在當天6點「說謊」稱被拒絕看監控。

民粹對林媽媽的另一指責,是「所有媒體都在循環播放他的自殺畫面,這是你想要的真相嗎」,這指向了信息操縱的真正目標——讓公眾相信,一開始就不要求「真相」才是最好的選擇。即便在不涉及公權力的事件裏,官方仍然對民間自發的聲音、乃至受害者的聲音進行了去合法性。因此必須明確,在無數同類事件中,當事人沒有媒體可以求助、事件的發酵完全依靠自媒體和謠言,並非造成輿論場一片狼藉的原因,而正是官方持續對民間聲音去合法化的結果。

近乎荒謬的污名受害者能發生,「反轉」(此事哪裏反轉了?)的觀念能被製造出來,是因為一個機制健全的社會早已被切除四肢。失去的不只是人們念茲在茲的調查媒體,還有無法在內地輿論場直白點明的「新聞自由」,更有保障此自由的法律制度,還有支撐法律生態的活躍民間團體……歸根到底,一種本應成為社會共識的基本常識已經失去——公眾可以質疑政府,哪怕最後證明政府並無過錯,質疑也不應成為罪名。

2021年5月11日,成都四十九中。

2021年5月11日,成都四十九中。圖: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製造反革命,鎮壓反革命

以「顏色革命」的定性作為收場,可能會成為日後社會事件的標準結尾。當莊祖宜在社交媒體分享的「四川泡菜」可以被解讀為間諜暗號時,在公共輿論層面,已經沒有任何罪名是不可以被羅織出來的。

這起輿論風波更為離奇的結尾,是在社會事件中成功製造了「反革命」,並鎮壓了「反革命」。

5月11日晚上,49中門口聚集了手持鮮花聲援的年輕人,當晚即有聲音認為這是香港「港獨」刻意搗亂,或是有組織的境外勢力在預演「顏色革命」,證據只停留在穿着打扮、講普通話、粵語口音、成都人維權不會帶花之類的捕風捉影上。這套極為牽強的說辭起初被傳為無稽之談,但很快就建立起它的信眾,微博上專事獵巫的民粹意見領袖開始以此網暴現場的年輕人,並與官方形成合力。

5月12日,一些網民發現四川廣播電台主持人鄭思斯前夜出現在49中門口,而鄭思斯是前美國駐成都大使館夫人莊祖宜的好友,這層關係被確認後,一則與美國有關的陰謀論就被順理成章地炮製出來。同一天,四川網警也發微博稱:「決不會允許顏色革命在這片土地上發生。」

到了5月13日,一向在輿論場上網暴異見者、並深受官方褒賞的民粹領袖們,已經全部認證「顏色革命」的說法,將此事徹底定性。儘管官方並沒有公開表態,但回看民粹與政府的多年合作,以及「國家安全」日漸成為一個滲透至日常生活的概念,49中的輿論風波與「顏色革命」有關至少對官方來說是可能相信的——女權主義行動者早已承受了同樣的污名。

以「顏色革命」的定性作為收場,可能會成為日後社會事件的標準結尾。當莊祖宜在社交媒體分享的「四川泡菜」可以被解讀為間諜暗號時,在公共輿論層面,已經沒有任何罪名是不可以被羅織出來的。這種捕風捉影和擴大化的解讀,跟1950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反革命罪」後來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罪」,也即「顏色革命」的實際罪名)幾乎一脈相承。

具有壓制性的、不容異見的體制,需要與能不斷製造出「反革命分子」的群眾運動上下合力。這種政治上的結合具有摧毀性的能量,可以突破常識、法律甚至私人關係的邊界,將有悖於體制威信的人拉到政治的審判台上進行定罪。顏色革命、境外勢力、港獨、恨國黨等一長串的標籤,歸根到底是抽象的「反革命分子」——惟其抽象且無標準,才方便定罪。清華大學副教授呂嘉等大學教授被學生舉報「反黨違憲」,維權的工人和女權主義者被污名為受境外勢力資助,最近在網上表示被認識十多年的朋友公開舉報「發表恨國言論」的網民,這個名單只會越來越長。不僅公共輿論事件,還有私人恩怨,或陌生人之間的平白惡意,都越來越可能以「鎮壓」作為收場。

如果49中事件以成華區聯合調查組的「一錘定音」作結,會是一個威權主義的結尾,是近十來年中國社會的現實寫照;如果以公眾的憤怒倒逼出一個詳細的調查結果作結,則許多人會繼續期待一個公民社會的到來;而現實情況是,事件以「鎮壓反革命」作為收場,這昭示的則是一個正在形成的極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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