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成都49中坠楼案余波：公共舆论危机时代的“镇压反革命”

一起舆论风波该如何收场，在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中浮现出三种答案。

5月10日坠楼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后，次日凌晨“成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的通报，代表了官僚体制“一锤定音”的惯性思维。这份通报惜字如金，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抛出调查结果：“基本判断该生是因个人问题轻生”。为这一结论背书的，不是汹涌民情所呼吁的“证据”，而是调查组的权威身份——由成华区委宣传部、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局分局、区教育局等部门组成。

坠楼学生的母亲林妈妈和同情她的公众，所期待的是更逼近“真相”的回答。这里的真相指的是有证据支持的事实、经过交叉验证的说法、受监督的第三方调查结果，是一套程序正义的追问机制。林妈妈在微博中要求的（称之为哀求或许更准确），也不过是完整的监控记录，不被噤声而能进场查证报导的媒体，以及和掌握调查资源的官方对话的机会。5月11日晚上在成都49中门口发生的，高喊“真相”的年轻人和警察的冲突，正是前两种答案的直接对撞。

在新华社5月13日凌晨发布详细报导释疑后，开始质疑林妈妈扭曲真相、要求她道歉、向她发出死亡威胁的人，认定先前对学校和成华区政府的批评是“带节奏”的人，以及坚称在49中门口声援是发动“颜色革命” 的人，则构建了最后一种答案——这起舆论风波需要以“镇压”肇事者来收场。

绝对黑箱，绝对自信

这起不涉及公权力的事件，本可以用更加官民友好的方式处理，但成华区政府以围堵信息作为核心处理手段，显示的是“刚性”体制近乎膨胀的治理信心。

5月11日凌晨，联合调查组发布的通报引发舆论批评之后，当天晚上，成华区公安局发布了更为简单粗暴的“警方通报”：“排除刑事案件……家属对调查结论无异议。”相对的，林妈妈自陈的遭遇，则显示校方并无沟通意愿，警方也未能满足她“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了解清楚”的愿望。

成华区的两次官方回应都不令人陌生，这种以控制舆情为目标的应急预案，是从管治者视角而非受害者视角出发的，不近人情才是应有之义。5月11日，负责49中的成华区政府教学督导江女士对媒体表示：“在这个时候我们官方已经做了相应的回应，至于我们官方回应，社会也好家长也好，他们满意不满意，那是另外一码事。”

江女士忍不住透露的行政运作逻辑，正是政治学者周雪光所谓“刚性”体制的表现——“政府官员在判断和决策上的约束顾虑重重”，只能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缺乏自主能动性。周雪光在疫情初期批评了“刚性”体制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的进退失据，但中国抗疫的胜利叙事中断了这种反思，反而增强了举国上下的制度自信，强硬的组织以加倍的强硬作为制度补丁。

49中坠楼事件引发的公共舆论危机，一方是同情林妈妈的公众，他们要求政府回应民意、公开信息；另一方是始终掌握信息发布权限、封锁沟通渠道的政府。如同媒体人宋志标所分析的，部分公众仍在想像一个带有“启蒙”色彩的理想型政府，而政府已经抛弃了柔性应对舆情的策略，以“毫不退让的立场”对舆论保持“相当激进的压制姿态”，并非常经济地“执行了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模式”。

在5月10日、11日民愤最汹涌时，有一种批评声音指出，对媒体的严苛管制让此类危机发生时专业的调查记者完全缺位，官方不得不直面谣言和舆论。这类批评是近年公共事件发生时常有的，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回光返照”式怀缅。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指出的症结相当准确。但对政府而言，在事件初期，传统媒体不能进行查证报导，有利于他们牢牢掌握信息黑箱——什么时候披露信息、披露多少、什么渠道披露，都由官方决定，尽管一时之间骂声滔天，但公众情绪仍是“可防可控”的。事件的结果也证明，强硬不仅可能，而且有效。

这起不涉及公权力的事件，本可以用更加官民友好的方式处理，但成华区政府以围堵信息作为核心处理手段，显示的是“刚性”体制近乎膨胀的治理信心。在行政决策黑箱中最初起作用的，可能只是惯性（因此也受到了新华社等官媒的质疑），但在观念上，官方已经扭转了“触发众怒”是一种落后的施政方式的想法，其“绝不认错”不再是嘴硬而是自信，因此能将棋路顺利下至最后一手。如果李文亮死亡之夜这等规模的公共舆论危机都不能让官方退让，其他社会事件更不可能伤害体制的自我认知。

透明的悖论和信息操纵

信息操纵的真正目标——让公众相信，一开始就不要求“真相”才是最好的选择。

公众要求公开监控视频而不得的两天里，无法查证的传闻（官方称之为“谣言”）也得到快速传播，许多人都相信坠楼事件可能存在被隐藏起来的过错方。5月13日凌晨，新华社发布详细“调查报导”，公布了监控内容，还原了事情经过。警方先前的“自杀”结论基本得到证据支持，舆论对成华区官方的声讨被一击结束。

尽管仍有评论者对新华社的“调查报导”提出质疑（例如两个小时之后才通知家属的原因是班主任忘记带手机、例如监控盲区是否可信），但此事最大的疑点——是否自杀已经基本没有疑义。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被压抑了两天的亲体制声音彻底反弹。

民粹的怒火直接指向林妈妈，认为她故意拿儿子的死“带节奏、赚取流量”，有留言问她“你是不是也是港独啊”，还有人表示她“活该家里死人”。而回顾林妈妈的微博，她对校方和警方不予沟通的质疑，则与新华社的报导并无冲突。唯一能称得上“不实信息”的，是她在微博中说救护车8点半才到学校，而新华社的报导显示，救护车7点就已经到达。但作为未被透露准确信息、且被媒体一一推脱的死者家属，这种“错误”并不构成被指责的理由。

在“真相”有追问机制环境里，或者说在政府可以被公众问责的社会里，事情早应该在一开始就有妥善的处理流程（财新就发文介绍了香港的死因裁判庭），退一步而言，也应该在详细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疑问释清的时候作结。但49中坠楼案令人愤怒之处，在于官方一开始有意围堵消息，又在放出“真相”后任由民粹对先前的质疑者和受害者家属进行围剿，以此作为这起舆论风波的结束。

通过对信息的操纵，官方利用信息透明的时间差，将林妈妈置于“说谎”的境地，也让众多“谣言”有了传播的时机。民粹得以在掌握事情全貌后，去攻击两天前不比公众知道更多的林妈妈。时间机器尚未被发明出来，但攻击受害者不需要遵循时间流逝的规律。譬如报导显示5月10日上午11点，林爸爸到公安局看了全部监控视频，而许多人攻击林妈妈在当天6点“说谎”称被拒绝看监控。

民粹对林妈妈的另一指责，是“所有媒体都在循环播放他的自杀画面，这是你想要的真相吗”，这指向了信息操纵的真正目标——让公众相信，一开始就不要求“真相”才是最好的选择。即便在不涉及公权力的事件里，官方仍然对民间自发的声音、乃至受害者的声音进行了去合法性。因此必须明确，在无数同类事件中，当事人没有媒体可以求助、事件的发酵完全依靠自媒体和谣言，并非造成舆论场一片狼藉的原因，而正是官方持续对民间声音去合法化的结果。

近乎荒谬的污名受害者能发生，“反转”（此事哪里反转了？）的观念能被制造出来，是因为一个机制健全的社会早已被切除四肢。失去的不只是人们念兹在兹的调查媒体，还有无法在内地舆论场直白点明的“新闻自由”，更有保障此自由的法律制度，还有支撑法律生态的活跃民间团体……归根到底，一种本应成为社会共识的基本常识已经失去——公众可以质疑政府，哪怕最后证明政府并无过错，质疑也不应成为罪名。

制造反革命，镇压反革命

以“颜色革命”的定性作为收场，可能会成为日后社会事件的标准结尾。当庄祖宜在社交媒体分享的“四川泡菜”可以被解读为间谍暗号时，在公共舆论层面，已经没有任何罪名是不可以被罗织出来的。

这起舆论风波更为离奇的结尾，是在社会事件中成功制造了“反革命”，并镇压了“反革命”。

5月11日晚上，49中门口聚集了手持鲜花声援的年轻人，当晚即有声音认为这是香港“港独”刻意捣乱，或是有组织的境外势力在预演“颜色革命”，证据只停留在穿着打扮、讲普通话、粤语口音、成都人维权不会带花之类的捕风捉影上。这套极为牵强的说辞起初被传为无稽之谈，但很快就建立起它的信众，微博上专事猎巫的民粹意见领袖开始以此网暴现场的年轻人，并与官方形成合力。

5月12日，一些网民发现四川广播电台主持人郑思斯前夜出现在49中门口，而郑思斯是前美国驻成都大使馆夫人庄祖宜的好友，这层关系被确认后，一则与美国有关的阴谋论就被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同一天，四川网警也发微博称：“决不会允许颜色革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到了5月13日，一向在舆论场上网暴异见者、并深受官方褒赏的民粹领袖们，已经全部认证“颜色革命”的说法，将此事彻底定性。尽管官方并没有公开表态，但回看民粹与政府的多年合作，以及“国家安全”日渐成为一个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概念，49中的舆论风波与“颜色革命”有关至少对官方来说是可能相信的——女权主义行动者早已承受了同样的污名。

以“颜色革命”的定性作为收场，可能会成为日后社会事件的标准结尾。当庄祖宜在社交媒体分享的“四川泡菜”可以被解读为间谍暗号时，在公共舆论层面，已经没有任何罪名是不可以被罗织出来的。这种捕风捉影和扩大化的解读，跟19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罪”后来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也即“颜色革命”的实际罪名）几乎一脉相承。

具有压制性的、不容异见的体制，需要与能不断制造出“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上下合力。这种政治上的结合具有摧毁性的能量，可以突破常识、法律甚至私人关系的边界，将有悖于体制威信的人拉到政治的审判台上进行定罪。颜色革命、境外势力、港独、恨国党等一长串的标签，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反革命分子”——惟其抽象且无标准，才方便定罪。清华大学副教授吕嘉等大学教授被学生举报“反党违宪”，维权的工人和女权主义者被污名为受境外势力资助，最近在网上表示被认识十多年的朋友公开举报“发表恨国言论”的网民，这个名单只会越来越长。不仅公共舆论事件，还有私人恩怨，或陌生人之间的平白恶意，都越来越可能以“镇压”作为收场。

如果49中事件以成华区联合调查组的“一锤定音”作结，会是一个威权主义的结尾，是近十来年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照；如果以公众的愤怒倒逼出一个详细的调查结果作结，则许多人会继续期待一个公民社会的到来；而现实情况是，事件以“镇压反革命”作为收场，这昭示的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极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