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lubhouse上泡著的時候，白睿文（Michael Berry）时常想起早年在紐約讀書時，在下城的爵士酒吧裏度過的時光。「小小的房間裏」坐著的都是舉世聞名的爵士大師，「就像臥虎藏龍一樣」。他覺得Clubhouse「也有點這個意思」，「你進來（一個房間）也不會知道有誰在裏面，也不知道什麼樣的事情會發生。」他經常碰見令人震撼的對話，例如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連續十幾個小時講述往事，例如從不討論禁忌話題的大陸網民突然解開了束縛。居家隔離的日子裏，他把Clubhouse當作背景音，工作時也聽，帶小孩時也聽。「我們都是井底之蛙，」白睿文說，但Clubhouse「使得我們可以從自己的井裏爬到更高一層，看到外面世界的另一個層面。」
他不時參與Clubhouse的討論。他在台灣流行音樂的房間和人聊周杰倫，在討論時政的房間和藝術家艾未未就「左」和「右」的問題辯論到凌晨，有時候還直播自己彈貝斯吉他。在一個嘲諷《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的房間裏，白睿文用中文加入即興表演，調侃自己是「萬惡的美帝一員」，要為自己替中情局效力懺悔。一年前，白睿文因為翻譯方方的《武漢日記》，成為了中文互聯網上的靶子，中國網民稱他是美國間諜，稱他和方方「裏應外合」、「出賣中國」，他和家人因此遭遇了大量的網絡暴力。
但聽了幾個小時網民編排胡錫進，白睿文開始從另一個角度看待自己遭遇的網絡暴力。「我會覺得，很多攻擊我的人、攻擊方方的人，和Clubhouse的人一樣，就是在play，是一種遊戲，一種發洩。」但不同的是，很多攻擊他和方方的中國年輕人「使用文革式的話語」，卻「完全不知道它的內涵是什麼」。「他們覺得那是一個pop culture，通俗文化，一個好玩兒的東西，鬧著玩兒的。他們不知道背後的含義其實是很可怕的。」白睿文說。還有些討論，譬如關於新疆、六四，「這些議題（在中國）完全不存在，是被淹沒的歷史」，「是一般人在公開場合不敢講的那些話」，但在Clubhouse上，「又好像只有這些，這些就是最重要的」，「有時也覺得變成異議人士的大天下」。「你會覺得失去了一種平衡，兩邊都走到不同的極端，」白睿文說。
多年來，白睿文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中國當代文學和影視，有相當比重的課程內容是關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藝爭論和政治審判，從老舍到胡風集團，從《紅色娘子軍》到《陽光燦爛的日子》。他曾出版著作《痛史：現代華文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以1930年霧社事件、1937年南京大屠殺、1947年二二八事件、1968年文化大革命、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1997年香港回歸等歷史事件為例，論述小說、電影創作如何再現歷史情境，檢視個人和集體的傷痛如何在影視文學中不斷地被轉化和再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