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位於新界上水鄉郊的蕉徑，是香港目前本地菜最活躍的種植農區之一。2016年，政府推出《新農業政策》，當中包括興建一個佔地80公頃高科技現代化農業園；一年後，選址公布為蕉徑。月前，農業園第一期工程已然開展進度，但有農友發現農地上不斷被工程車堆高石料甚至倒上柏油，引發環團及村民焦慮，工程再度備受質疑。
在蕉徑情況變得迫切之際，端傳媒對農業園進行系列報導，本篇是第一篇，細說蕉徑文哥一家因農業園計劃，舊居被摧毀再重生連結的故事。第二篇《一個可能摧毀香港農業的農業園》將聚焦政府的農業園計劃，探討以「發展農業」為名的建設因何這些年來一直引發農夫反對。
11月，香港市區依然悶熱，蕉徑卻涼風拂臉。在譚偉文的達記園裏，剛下種的豆苗還藏身在泥土裏，尚未長芽，但再過一個月，冬季第一茬枸杞就可以收成了。一大早，五六名村民聚在他田邊的小棚裏，一個挨着一個坐，聊作物也聊生活。等了十來分鐘，譚偉文起來喊說：「要不先開始吧！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來到，先邊聊邊等。」
他們等待的是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和蕉徑長瀝關注組成員梁德明。過去數周，政府動作突然加快，地政人員開始下村替受徵收影響的農民「點青苗」（在收回土地或清拆寮屋過程中，如農地上種有農作物及水井等農用設施，政府會進行作物點算，向種植者補償），但點算過程錯漏百出，有經驗的馬屎埔村村民見狀不忍，自發前來分享：「我們要據理力爭，物品是我的；你趕我走，你就要賠償給我。」
譚偉文間中離席，蹲在不遠處的田邊抽煙，來回好幾次。51歲，人人叫他文哥，臉尖高瘦，肌膚曬得黝黑。2008年，他回到蕉徑接手父母的田地。直到三年前，政府投下農業園計劃，把目標對準了蕉徑。最初，村民們是高興的，以為長期被擠壓的農業終於被政府重視。然而，政府說發展前先要建出一條長900米的大馬路，要徵收蕉徑部份現有農地，包括文哥一家種了近半世紀的田。
數十年來每日清晨，蕉徑村民都是騎着三輪車賴着阡陌，將一簍簍新鮮收割的蔬菜送出菜站，相安無事。大馬路的必要，村民們不了解，他們擔心，這條馬路或許「別有用意」——2015年，蕉徑曾被地產商覬覦欲興建國際學校，若農業園日後效果未如理想，這條大馬路說不定就成為了地產商野心的鋪墊。
得知消息後，文哥與姐姐 Angela 接受不少媒體採訪，積極在官員下村的會議上發言，重覆講述自己跟土地的情感。他們希望更多人關注事件，或能促使政府擱置計劃。但沒想到，村裏的茶樓酒館甚至網上，陣陣質疑聲浪隨之而來，人們說：「土地不是你的、你只是租用者；你不肯走，是你強死賴活。」
「對，你可以這樣說，」譚氏長男 Ivan 早已聽慣外界的說法，委婉補上一句，「別人不會看原來你有幾十年的歷史在裏頭、他們不會看這種東西的。」
在香港的發展史中，農村抗爭並不罕見：2009年因高鐵發展而遭拆遷的菜園村，到糾纏超過20年的馬屎埔村收地事件，以及元朗橫洲發展計劃；被迫遷的村民往往留守到最後一刻，直到發展商的推土機在他們面前砸壞家園。不懂內情的人，或會認為這是一場又一場農民與政府間的土地爭奪戰。不過，在這場爭奪戰中，那些被消磨掉的、與農民一直所堅守的，其實不止於土地。
她擺脫農民，它擺脫農業
相比新界其他農區，蕉徑雖然產量最多，但地理位置上卻相當「內斂」：從上水坐專線小巴，十來分鐘車程一路驅進。車窗放眼出去，馬路兩旁的景觀由高樓大廈褪成高聳的大樹，藤蔓植物攀滿高爾夫球場外的鐵絲圍籬，小巴就像駛進了一條綠色通道。經過狹窄的粉錦公路，在不起眼的小路拐過去，終到達一大片豁然之地。
距村口數十米、小道旁的五斗田，是譚氏一家近半世紀以來的生活據地。（註：1斗為7260呎）數十年來，大山環抱着蕉徑田野，雨水滲入南邊的大刃山和西邊的雞山嶺沉積過濾，再湧出地面聚成雙魚河；順着地勢，潤濕田地後便流向塱原。因為先天獨有的優勢，蕉徑曾是農業重鎮，田連阡陌，田與田間留着一條小坑儲水，方便灌溉。坑水清澈得像條小河，河中有魚也有蝌蚪，是真正的「魚菜共生」。文哥說這是山坑水，「污染少，水流清」。
文哥有七兄弟姐妹，他剛好排在中間，對上有一姐姐兩哥哥，對下又有兩弟弟一妹妹。父親譚達權為人敦厚沉實，是個有名的造船師傅。六七暴動後香港百物蕭條，經朋友介紹，譚達權舉家搬入蕉徑，用剩下的錢財租來十多斗田。那是1970年，文哥才剛一歲。
父親把這片田取名「達記園」——「達」先行創業，「記」交後人收。數年後，弟妹出生長大，農活開始由七兄弟姐妹分擔。姐姐 Angela 今年55歲，對於農家子弟的身份，她三年級就開始不喜歡。
一次凌晨兩點，別家孩子睡夢正酣，Angela 卻要起來收割菜心。冬季夜裏寒風徹骨，手指碰到菜梗後瞬間冰得麻痺。她一邊割一邊怨，「為什麼我是農夫的女兒啊？」她問自己。城市人對農夫的印象一向不好，覺得邋里邋遢、沒文化。上學後，農家子弟的身份讓 Angela 更加忌諱，她刻意把校裙熨得又直又挺，以外表的整潔切割身份。讓她竊喜的是，自己天生手腳纖幼，「他（同學）看不出我是耕田的」。
女兒不喜歡農活，父親怎麼會不知道。所以孻女出生，兄弟們都在田地大汗淋漓時，Angela 只管照顧妹妹。直到中學畢業，Angela 出去工作很快結婚生子，住進高樓裏，「東西乾淨了、不用污糟邋遢了」。活在資本社會，她感覺「自己好像正在向上流」。
農田，好像是絆住發展步伐的大石頭：Angela 要掙脫它往上流，這個城市也遺落它不斷向上飛。上世紀70年代開始，大量新界農地開始被徵收並發展成新市鎮，之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加上香港回歸，內地菜在這樣的時局下迅速吞噬本地農業——香港的蔬菜自給率由80年代的30%急降至2019年的1.7%。Angela 談起當時的變化：蕉徑的三攤魚檔、豬肉檔只剩下一攤，米舖都關門了。後來，政府修建東江水利，蕉徑耕種迎來真正的斷層。
1981年，港英政府在粉錦公路興建抽水站及東江水管，流入蕉徑的水量變得不穩。有時候上流農戶用水稍多，下流的人就沒水灌溉，田地一變乾旱，農民也不願再耕。
「沒有人耕，所有事就很蕭條。」人們往城市裏去，農田長滿雜草，房子也陸續拋荒，狗吠聲寥寥。大環境擠壓下的香港農業，像被車子輾過的麥子一樣，有的死了，有的再也長不起來。
找回自己的委身
2008年，文哥回來了。因為，一不用受老闆的氣、二可以照顧父母。
中學畢業後，他去了大陸工廠做質檢員。工作輕輕鬆鬆，每月可以掙到港幣兩萬元，「賺得多就用得多，錢多了就去酒吧。」那段生活說不上糜爛，但也真的活得痛快。六四事件之後，文哥回流香港做飲食、物業管理，面對的人漸多，氣也受多。他天性倔性子，一次忍不住跟客戶吵架後，老闆說「明天回來補一個月糧」，這就丟了工作。三個月找不到工作，他就回到蕉徑種田，決定以後只受老天爺的氣。
父親向他們七兄弟姐妹說，「發財望大地，你出去闖、闖不成就回來耕田。始終有田在，一定餓不死！」文哥回去的一年，39歲，正值壯年。
Angela 覺得弟弟傻了。父母一輩為了謀生耕作沒話說，「你第二代又是這樣？」每次回村，她就藉故試探：弟啊，做農夫一個月賺這麼少錢，不如去油站入油？又或者去超級市場搬貨也有最低工資。文哥不為所動。
對他來說，沒有哪裏比得上這個總是多蚊蟲又偏遠，但不用受氣的地方更舒服、活得更紥實。
農夫賺得比別人少，早晨比任何人都早起。一場豪雨，田間水坑來不及排水，雨水把泥土泡鬆，菜苗似死還生，文哥有時會想放棄。「你真的難搵食，你的收入跟付出不成正比例。」他歎農夫艱辛，下足功夫也不一定能成功收成，像極了談戀愛。「現在的農夫不浪漫做不了農夫，（但）浪漫的人通常搵唔到食。」嘴皮子硬心軟，他甘願做那個浪漫的人。
Angela 再也不勸了，但倒是好奇：「為什麼（農夫的）血這麼特別，流完一代又一代？」
寮屋是新界鄉村很常見的房子，大多是以前村裏的非原居民在田邊上蓋起來。譚氏老家就是父親當年租下來的寮屋，地屬私人業主。屋子結構簡單，以鋅鐵和木材搭建；地方不大，但就勝在位處田的旁邊、勝在一家人能夠住在一起。一屋九人，兩個房間，女孩子共佔一間，五兄弟就睡在二樓的閣樓。直到大家長大、離開，再剩下媽媽、文哥和兩個弟弟四個人。
半個世紀快過去，鐵皮都已鏽蝕露出斑駁的暗血色，木材受潮起翹變形。2017年，文哥感覺房子撐不了多久，人便漸漸變得神經質——半夜有異響，他就驚醒起來查看，整宿未眠。他曾無數次幻想睡覺時，屋子就要倒下來。那段時間他白天忙農活，一邊想修葺的事，晚上又再提心吊膽。日夜焦慮，鬱結卡在身體裏，頭髮開始一撮撮變白、一圈圈掉落。
直到文哥頭髮掉光了，Angela 才知道他的情況，心如刀絞。「我看着每一個細佬妹長大、我每一個我都錫。」這時說起，她語帶顫抖。家人於是開始張羅藥方，帶文哥去看醫生，「沒藥吃的！2000元一次喔！」憶起當時，文哥停下手上的活，對著記者呵呵笑。
一個話癆，卻習慣把問題內鬱，而沒有人知道。他說，「這是自己的性格，那可以怎麼辦？」
兩年後，眼前的這張臉，臉頰有點凹陷，個子也更瘦了一些。當年得病後，文哥把事情放手讓兄弟承擔，身體慢慢恢復，頭髮也開始長回來。如今，在黑白髮交錯的後腦勺上，一個個小窟窿隱約還能看見。至於 Angela，她找到了答案；在此後的日子裏，作為家中長女，她知道自己的位份要做些什麼。
農業園來了
半個小時後，太陽已經高懸，曬到坐在棚外的村民臉上去。蕉徑長瀝關注組成員梁德明終於趕來，戴著一個花俏的碎花布口罩，大汗淋漓。扎著馬尾辮的仲鈴一看見就調侃：「嘩，你今天打扮到這麼靚仔幹嘛啊？」梁德明回上一句：「我一向都咁靚啦！」把本來要談凝重議題的大家都引笑開。
仲鈴是蕉徑老村民，性格開朗，父親和住在比鄰的 Erica 父親是大陸同村兄弟，後來一起到蕉徑養雞。小時候，Angela 會到雞舍剷雞糞作種田的肥料，三人熟絡起來情同姐妹。直到長大，Erica 一家移民、Angela 結婚，而在政府增加養雞業的限制後，仲鈴也不再養雞。
2017年7月，消息傳來，政府的農業園選址為古洞南，範圍包括北邊的長瀝與南邊的蕉徑。農民向來不諳政事，但這一次，他們大概知道不好了——政府要來收地收屋了。
仲鈴還記得自己當時的愕然，她問弟弟，「我們的社區會不會就這樣沒有了？」全村一片荒亂，村長找到時任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梁德明是朱凱廸的議員助理，他一把拉上同樣關注土地的林安。一個月後，梁德明下村與村民開會簡介情況，仲鈴就在那裏重遇回流香港的 Erica。
這十多年，房子雖然丟空，Erica 一家還有跟地主續租，因為捨不得。眼前，昔日家園將被收回，百感交集，Erica 覺得，如果連自己社區都不去爭取，好似過不了自己那關。她跟仲鈴說，在有限的時間，她想重新活化這裏。
彼時是秋季，文哥身體開始康復。仲鈴出村口時經過文哥家，看到屋子日夜修葺，兄弟們輪流接手，到差不多完成時，還感嘆「真的修得挺好的」。支撐屋子的鐵皮換成簇新的，一洗頹氣，感覺比起以前的木板堅固得多。但大家沒想到，這屋好不容易才修好，卻要被收回去。
同年9月，地主給文哥打電話，說不再續租，12月就要搬走。文哥一家愕然，一個住了40年的地方，要用三個月的時間找房子、搬東西，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拼湊推測，數十年來一直安然無事，這邊廂農業園消息剛傳出，地主怕是覺得屋子是利之所在。他們急了，Angela 嘗試聯絡地主，想問是不是租金不夠，沒有得到回覆；文哥找梁德明和林安幫忙，但由於租務合約屬法律問題，他們能做的不多。最後，一家人聯絡政府法律援助處，但法援說，打官司的話，勝算不大——還是算了，他們決定放棄。
對於譚氏一家人來說，屋子的每個角落，都藏滿了各人人生大部份的記憶。為了修葺，七兄弟姐妹一起湊足二十多萬，到屋子終於弄好，大家住滿半年多，轉眼又要被收。「沒辦法的，各人都有自己的問題。只不過你運氣不好，（問題）就撞在一齊而已。」烈日下，文哥一邊為第一批枸杞苗除草下肥，鋤頭抓鬆泥土時，發出唰唰喳喳的聲音。
「大家都不開心、大家都知道不想改變這樣（原本）的生活，但現實就是告訴你要改變，那可以怎樣？這麼多年了，我到現在心裏仍然非常難受、我姐姐都難受、每個人都難受，不過不出聲而已。」
趕在房子被收之前的12月，他們在村口靠近大馬路的位置租了兩個單位，一間給文哥和媽媽，另一間給弟弟一家。以前，文哥一打開家門就是田。天剛亮的時候拿起鋤頭，一腳就可以踏進田裏去。但現在不行了，村口距離田也有好幾百米的路，文哥每天就駕着三輪車一路顛簸地搖到田中去。
兩年了，文哥一家仍然不知道業主斷租的原委，亦沒有繼續去追。被剜開的傷口，原來無法隨時間彌合，「那根刺在那，就始終在那。」田間一砣大泥塊被他一把抓起，放在手心揉碎，然後再往土上灑回去，「我可能再過十年心裏仍然會難受。」他眼直勾勾的看着記者說。而後，他再嘀咕一句：「早知道，就不維修了。」
不過，這些年真正苦了的，是媽媽——「老人家是記遠不記近，那裏是她建立的」。文哥種田，總喃喃着收入微薄，但沒關係，能照顧媽媽、一起安樂過日子就足夠。住了幾十年，母親不願離開，也不得不離開。很多時候大家會一起回到田裏燒烤，但媽媽老是不願意，說免得經過看見傷心。
完整、埋葬、再走下去
譚氏一家的傷口，林安是其中一個幫忙療傷的人，一個長着瓜子臉的小妮子。
林安第一次見到文哥，是農業園計劃到來之前。那一次導賞，文哥在榕樹頭下大談農技，林安覺得，天下間怎麼會有這麼能說會道的農夫，「他（文哥）講種薑，很仔細去分享落多少斤薑就有多少斤收成，那套計算是很精準的，我覺得很 amazing。」
之後二人再接觸時，已是在討論農業園的村會上。文哥生病後，Angela 決定要守着弟弟對田地的堅持，知道住了半世紀的土地要被收回，兩姐弟在一次會後留了下來。那晚天氣突然轉涼，林安只穿了一件薄襯衫，Angela 見她手臂起滿雞皮疙瘩，把自己的披肩裹到她身上，替她把手搓熱，然後緩緩從頭道起自己與蕉徑的連結。
林安深深感受到，一個真正在農田裏長大的人對土地的感情，原來並不是外界幻想中「很浪漫、那些人很愛這片土地」的片面論調，而是相當厚重、血肉的。「我們所謂這些對農業很有興趣的人，覺得『（農業）這件事很重要喎』，然後當你見到一個真的在農田裏長大的人，她真的很重視那種感情」，那是夏蟲不可語冰。
在一旁的梁德明也有共感。「第一次人生聽到一個農民子弟好喜愛一個土地，用一個好直率很肯定的方法講這一件事……我呆了，心想這些不是騙記者才會講的事嗎？屌，她講的事不是騙人而原來是真的。」他笑得誇張。
梁德明一直有個田園夢，希望住進有風流通的社區，每晚隨着風鈴的響動入睡。所以大學畢業後，他加入了本土環境組織，之後再來到朱凱廸議辦，第一次著手跟進蕉徑議題。遇見文哥，他才發現自己一直把這個「夢」做得過於簡單——以務農為生的人對土地會有一種尊崇，這種特質由個人生活的歷史、長大的土地所賦予，「這種特質很難被記憶洗走，因為從小就已經嵌進他們的生活裏面。」
收到律師信的那天，Angela 告訴 Erica，屋子真的快沒有了，真的要被拆了。她來到 Erica 的石屋旁，蹲著哭。她不理解幾十年來的情感，怎麼就突然像颱風過後的大樹，紥在土地裏那麼深的根一下子就被人連根拔起。她對 Erica 說：「我的心真的很痛，我很擔心我自己、擔心自己不能好起來。」她哭了好久好久，不知道鄰居們聽不聽得見。
人像一株植物，在一個地方待久，會慢慢長出根來，深入委身的土壤，不斷向下緊抓延蔓；同時又會向上生長，長花結果。而果子只有在掉下來的那刻，才發現自己的根原來一直支撐着自己長到這麼高、長得如此壯。
2017年末，Angela 接受訪問，記者跟拍她與文哥清埋老屋。一個紀錄作為一個告別。片末，Angela 說，受訪是要把傷痛完整、埋藏，只有這樣自己才能重新走下去；但她還是希望「我們的家可以在蕉徑捲土重來。」所以 Erica 的活化雞寮任務，她認領下來了，「我要找回一個地方，可以成為他們（兄弟姐妹）的立足點。」
Erica 一家自搬走後，雞寮已廢棄了十多年。雞籠子全都銹化，雜草長到腳踝般高，還有好幾棵血桐樹佇立著。最大的雞舍也搖搖欲墜，而活化工程由這裏開始——「首先要有一個有瓦遮頭的地方，」仲鈴說。
除文哥和大哥 Ivan 外，譚氏兄弟仨都是建築行業出身。他們買來鋅鐵、鐵通，有人把舊雞舍的屋頂給掀開，重新搭建牢固的新屋頂，有人用水泥把支撐的柱子修補好。四弟光仔是水喉匠，趁著剛好有兩個月空檔，每天就在雞舍鋪設水管電線、去水位，從早到晚。大約三個月左右，繫連大家的聚腳點再次回來了。
面對各方對土地的爭奪，Angela 更多地去思考一個問題：土地到底是屬於誰？誰真的有權去發展土地？她沒有想出具體的答案來，但既然「農夫有地，就用來耕田、用來生產食物」，她想把雞寮旁的土地復耕。
不過，開闢田地才是真正的麻煩事。比人還要高的血桐樹遍地，雖不粗壯，但總算有十來棵。一天，馬寶寶社區農場創辦人袁易天來到蕉徑，碰見 Angela。大家互不相識，「我告訴他，我有一個地方想活化，但好多樹不知道怎去斬。」袁易天說他會，隔天就背着一把柴刀來蕉徑教 Angela 斬樹。
袁易天對 Angela 說：「有些事你想到的話，你就開始吧；你開始的時候，自然就會有人來幫你的了。」 Angela 心裏哆嗦了一下，自己也走去買一把柴刀，回來和他一起劈。袁易天說的話也不假，後來來幫忙的人越來越多。那些關注土地、熱衷耕種的人都來了。
文哥說，種植蔬菜過程中，其中一個重要步驟是移苗——在菜苗生長到一定程度後，農夫會將它們移到另一處更適合的土壤上種植，這樣長出來的成熟作物才會茁壯。以前，他們一家的根被無情拔掉；如今，他們移動到這個土壤來，小心翼翼地重新調整，慢慢生長、慢慢壯大。
「如果我們努力一點」
「這個世界很吊詭，你失去了一些東西，人就會聚在一起。」因為農業園，老屋沒了，Angela 哭泣、反省。她責備當年的自己，「我情商較低、我不健康，我要靠別人告訴我『我是什麼』。」但其實在失去的那一刻，她捉緊了家的根，然後找回了自己。
這兩年來，靠著眾人的努力、林安的穿針引線，不少 NGO 都在這裏舉辦工作坊、導賞團。文哥一家想得清楚，自己在做的事並非營造反對農業園的抗爭基地，而是要告訴城市裏的人：「我們還是在耕田的，這就是香港的農業。」
現在每週一，Angela 都會和一群長者從市區來到蕉徑，在自己親手開墾的土地上一起照顧植物，感受田野。馬藍與涼粉草是他們主要種植的原生植物：作藍染主要原料的馬藍，花無梗，成熟後花冠呈淡紫色，向下垂，像一個人低頭回望著土地；涼粉草即台灣所稱的仙草，差不多一年始得一熟。原生植物生命力強，多長在山邊小路，但因為十分低調，行人一不經意就會忽略錯過。但對於 Angela 來說，原生植物抱有一種韌性，正恰似他們一家——風吹雨打，葉會枯乾，但因為原生，根並不會死。
這時，仲鈴呵呵笑「抱怨」：「很忙啊，我只是覺得很忙啊！」由於仲鈴晚上才出市區工作，白天照顧田地的重責就全交給她掌管。早上起床吃過早餐，喂過貓狗，就下到田裏澆水拔草；中午吃過飯後，又繼續農活。仲鈴每天的生活總能以「忙碌」一詞概括過去，不過她說，現在就像自己的「第二人生」。
日子過久了，仲鈴還自覺「野心」開始變大，想在種植中獲得更多成功感。但這份野心其實也很純粹，由播種到收割，看到自己種的作物長得「好靚仔」，這樣她就已經很開心，「如果別人再說：『你種出來的菜很甜呀！』就更加開心，」仲鈴笑得眼睛都瞇了起來，「那我就會繼續再努力。」
「抱怨」的還有大哥 Ivan。雞寮剛活化時，他把橫樑拆了下來，讓弟弟光仔做一張韓國野餐小木桌，幻想自己閒時可以喝茶看書。誰知道來的人越來越多，採訪那天，林安帶了一群中學生來體驗耕作，休息時小孩們圍著桌子歡笑打鬧，好開心，不遠處飄來農夫燒野草的陣陣草青味，並不刺鼻。Ivan 沒想到，那張木桌會成為大家聚集的原點。
至於農業園的事，他們從未放下。2018年，政府撥款獲得通過後，文哥仍然出席每一場會議，費煞思量，由衷想將農業園改造成更理想的模樣，「既然事件事在必行，就開始想要怎樣、希望（政府）真的做好件事，想方法去幫農民。」
林安曾在元朗橫洲實習數年。她感覺，當時村民知道要滅村時，不少人會變得頹然，田地或是村裏的建設都一一停了下來。但蕉徑不一樣，「這裏的農夫依然很努力地種田。」這兩年，村民很單純的想過：是不是只要我們夠努力，活出一個意義，政府就可以不用收我們的田了？但事實告訴他們：不是的。疫情以外的時間，政府收地程序的腳步從未停止。但林安希望，在農業園到來之前，他們仍然可以設法爭取時間，讓固有的政策獲得調整。
「我相信如果我們努力一點，應該會有更多的人可以留下來。」她說，這裏的「我們」，指的是所有關心這件事的人。
Angela 女兒有不少朋友是公務員。每一次碰面，她就會向他們喃喃道：如果將來你們在政府做關於農業方面的事，你幫阿姨手，把把關，和你上司再爭取一下。但這些年和官員交手，她怎麼會不知道，體制裏的人都是一環扣一環，「同一個氣孔出氣」。「我怎樣攻破呢？」她問自己，但「我還是要做」。
第三次採訪時，距離立冬又過五天，下午的陽光炙熱著土壤，遠處的枸杞挺直立着，文哥說枸杞喜冷怕熱，太熱會長刺生花。他把大草帽讓給了記者，自己黝黑的臉龐就在陽下曬得發亮。給枸杞鬆了土、澆過水後，他回到棚裏休息，喝着兩公升的水。遠方的雞公嶺綠油油，自己的老家就正在身後。
在老家丟空差不多一年半時，新的住客搬了進去。文哥不驚訝，還說自己和他的關係還蠻好的，碰面時會打招呼、聊聊天。不過，那種感覺還是難以名狀，「因為那件事（房子）原本是你的。」要整理的東西兩年前早已清走，帶不走的唯有半世紀的感情。
「你是有遺憾的，但是日子始終要過。」他嘴裏還是叼著根煙，煙頭在吸入的一刻變得火紅，其後白煙裊裊，隨風散去。一隻白身黑嘴的小鳥飛到田中張望，見沒有什麼特別就飛走了。文哥突然跨進田裏去，低頭看了一眼，朝記者喊：「你看，有一根豆苗芽冒出來了！」他手指輕輕捋着苗頭，笑得開懷，露出長年被焦油熏黃的牙齒。
始終田野，還是他第一位關心的事。
後記
12月中下旬，隆冬時節，人也許受不了冷，但枸杞在此時才開得最盛。一天，相約梁德明在文哥的達記園裏進行採訪，也好順帶買捆枸杞想一嚐蕉徑名物。就在當天早上，地政人員及漁護署替文哥完成了「青苗點算」程序。
「沒辦法的。」問道文哥，他還是掛着口頭禪。點青苗當然要在最多作物的時候點算；但最終即便獲得最多的賠償，對比自己在土地上付出過的努力，其實也只是個象徵。
同一片土地，幾百米外，同樣將受工程影響的日青和戚師傅，仍彎著腰在租來的田地上，持著「永續農業」的理念實踐綠色生活。知道文哥也已經完成點算程序，日青跟記者說，沒有想到，畢竟一個月以前，大家還坐在棚子裏，商討該如何力抵應對。
（端傳媒實習記者陳麗、施嘉怡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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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好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