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位于新界上水乡郊的蕉径，是香港目前本地菜最活跃的种植农区之一。2016年，政府推出《新农业政策》，当中包括兴建一个占地80公顷高科技现代化农业园；一年后，选址公布为蕉径。月前，农业园第一期工程已然开展进度，但有农友发现农地上不断被工程车堆高石料甚至倒上柏油，引发环团及村民焦虑，工程再度备受质疑。
在蕉径情况变得迫切之际，端传媒对农业园进行系列报导，本篇是第一篇，细说蕉径文哥一家因农业园计划，旧居被摧毁再重生连结的故事。第二篇《一个可能摧毁香港农业的农业园》将聚焦政府的农业园计划，探讨以“发展农业”为名的建设因何这些年来一直引发农夫反对。
11月，香港市区依然闷热，蕉径却凉风拂脸。在谭伟文的达记园里，刚下种的豆苗还藏身在泥土里，尚未长芽，但再过一个月，冬季第一茬枸杞就可以收成了。一大早，五六名村民聚在他田边的小棚里，一个挨着一个坐，聊作物也聊生活。等了十来分钟，谭伟文起来喊说：“要不先开始吧！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到，先边聊边等。”
他们等待的是前立法会议员朱凯廸和蕉径长沥关注组成员梁德明。过去数周，政府动作突然加快，地政人员开始下村替受征收影响的农民“点青苗”（在收回土地或清拆寮屋过程中，如农地上种有农作物及水井等农用设施，政府会进行作物点算，向种植者补偿），但点算过程错漏百出，有经验的马屎埔村村民见状不忍，自发前来分享：“我们要据理力争，物品是我的；你赶我走，你就要赔偿给我。”
谭伟文间中离席，蹲在不远处的田边抽烟，来回好几次。51岁，人人叫他文哥，脸尖高瘦，肌肤晒得黝黑。2008年，他回到蕉径接手父母的田地。直到三年前，政府投下农业园计划，把目标对准了蕉径。最初，村民们是高兴的，以为长期被挤压的农业终于被政府重视。然而，政府说发展前先要建出一条长900米的大马路，要征收蕉径部份现有农地，包括文哥一家种了近半世纪的田。
数十年来每日清晨，蕉径村民都是骑着三轮车赖着阡陌，将一篓篓新鲜收割的蔬菜送出菜站，相安无事。大马路的必要，村民们不了解，他们担心，这条马路或许“别有用意”——2015年，蕉径曾被地产商觊觎欲兴建国际学校，若农业园日后效果未如理想，这条大马路说不定就成为了地产商野心的铺垫。
得知消息后，文哥与姐姐 Angela 接受不少媒体采访，积极在官员下村的会议上发言，重复讲述自己跟土地的情感。他们希望更多人关注事件，或能促使政府搁置计划。但没想到，村里的茶楼酒馆甚至网上，阵阵质疑声浪随之而来，人们说：“土地不是你的、你只是租用者；你不肯走，是你强死赖活。”
“对，你可以这样说，”谭氏长男 Ivan 早已听惯外界的说法，委婉补上一句，“别人不会看原来你有几十年的历史在里头、他们不会看这种东西的。”
在香港的发展史中，农村抗争并不罕见：2009年因高铁发展而遭拆迁的菜园村，到纠缠超过20年的马屎埔村收地事件，以及元朗横洲发展计划；被迫迁的村民往往留守到最后一刻，直到发展商的推土机在他们面前砸坏家园。不懂内情的人，或会认为这是一场又一场农民与政府间的土地争夺战。不过，在这场争夺战中，那些被消磨掉的、与农民一直所坚守的，其实不止于土地。
她摆脱农民，它摆脱农业
相比新界其他农区，蕉径虽然产量最多，但地理位置上却相当“内敛”：从上水坐专线小巴，十来分钟车程一路驱进。车窗放眼出去，马路两旁的景观由高楼大厦褪成高耸的大树，藤蔓植物攀满高尔夫球场外的铁丝围篱，小巴就像驶进了一条绿色通道。经过狭窄的粉锦公路，在不起眼的小路拐过去，终到达一大片豁然之地。
距村口数十米、小道旁的五斗田，是谭氏一家近半世纪以来的生活据地。（注：1斗为7260呎）数十年来，大山环抱着蕉径田野，雨水渗入南边的大刃山和西边的鸡山岭沉积过滤，再涌出地面聚成双鱼河；顺着地势，润湿田地后便流向塱原。因为先天独有的优势，蕉径曾是农业重镇，田连阡陌，田与田间留着一条小坑储水，方便灌溉。坑水清澈得像条小河，河中有鱼也有蝌蚪，是真正的“鱼菜共生”。文哥说这是山坑水，“污染少，水流清”。
文哥有七兄弟姐妹，他刚好排在中间，对上有一姐姐两哥哥，对下又有两弟弟一妹妹。父亲谭达权为人敦厚沉实，是个有名的造船师傅。六七暴动后香港百物萧条，经朋友介绍，谭达权举家搬入蕉径，用剩下的钱财租来十多斗田。那是1970年，文哥才刚一岁。
父亲把这片田取名“达记园”——“达”先行创业，“记”交后人收。数年后，弟妹出生长大，农活开始由七兄弟姐妹分担。姐姐 Angela 今年55岁，对于农家子弟的身份，她三年级就开始不喜欢。
一次凌晨两点，别家孩子睡梦正酣，Angela 却要起来收割菜心。冬季夜里寒风彻骨，手指碰到菜梗后瞬间冰得麻痺。她一边割一边怨，“为什么我是农夫的女儿啊？”她问自己。城市人对农夫的印象一向不好，觉得邋里邋遢、没文化。上学后，农家子弟的身份让 Angela 更加忌讳，她刻意把校裙熨得又直又挺，以外表的整洁切割身份。让她窃喜的是，自己天生手脚纤幼，“他（同学）看不出我是耕田的”。
女儿不喜欢农活，父亲怎么会不知道。所以𡥧女出生，兄弟们都在田地大汗淋漓时，Angela 只管照顾妹妹。直到中学毕业，Angela 出去工作很快结婚生子，住进高楼里，“东西干净了、不用污糟邋遢了”。活在资本社会，她感觉“自己好像正在向上流”。
农田，好像是绊住发展步伐的大石头：Angela 要挣脱它往上流，这个城市也遗落它不断向上飞。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新界农地开始被征收并发展成新市镇，之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加上香港回归，内地菜在这样的时局下迅速吞噬本地农业——香港的蔬菜自给率由80年代的30%急降至2019年的1.7%。Angela 谈起当时的变化：蕉径的三摊鱼档、猪肉档只剩下一摊，米舖都关门了。后来，政府修建东江水利，蕉径耕种迎来真正的断层。
1981年，港英政府在粉锦公路兴建抽水站及东江水管，流入蕉径的水量变得不稳。有时候上流农户用水稍多，下流的人就没水灌溉，田地一变干旱，农民也不愿再耕。
“没有人耕，所有事就很萧条。”人们往城市里去，农田长满杂草，房子也陆续抛荒，狗吠声寥寥。大环境挤压下的香港农业，像被车子辗过的麦子一样，有的死了，有的再也长不起来。
找回自己的委身
2008年，文哥回来了。因为，一不用受老板的气、二可以照顾父母。
中学毕业后，他去了大陆工厂做质检员。工作轻轻松松，每月可以挣到港币两万元，“赚得多就用得多，钱多了就去酒吧。”那段生活说不上糜烂，但也真的活得痛快。六四事件之后，文哥回流香港做饮食、物业管理，面对的人渐多，气也受多。他天性倔性子，一次忍不住跟客户吵架后，老板说“明天回来补一个月粮”，这就丢了工作。三个月找不到工作，他就回到蕉径种田，决定以后只受老天爷的气。
父亲向他们七兄弟姐妹说，“发财望大地，你出去闯、闯不成就回来耕田。始终有田在，一定饿不死！”文哥回去的一年，39岁，正值壮年。
Angela 觉得弟弟傻了。父母一辈为了谋生耕作没话说，“你第二代又是这样？”每次回村，她就借故试探：弟啊，做农夫一个月赚这么少钱，不如去油站入油？又或者去超级市场搬货也有最低工资。文哥不为所动。
对他来说，没有哪里比得上这个总是多蚊虫又偏远，但不用受气的地方更舒服、活得更紥实。
农夫赚得比别人少，早晨比任何人都早起。一场豪雨，田间水坑来不及排水，雨水把泥土泡松，菜苗似死还生，文哥有时会想放弃。“你真的难揾食，你的收入跟付出不成正比例。”他叹农夫艰辛，下足功夫也不一定能成功收成，像极了谈恋爱。“现在的农夫不浪漫做不了农夫，（但）浪漫的人通常揾唔到食。”嘴皮子硬心软，他甘愿做那个浪漫的人。
Angela 再也不劝了，但倒是好奇：“为什么（农夫的）血这么特别，流完一代又一代？”
寮屋是新界乡村很常见的房子，大多是以前村里的非原居民在田边上盖起来。谭氏老家就是父亲当年租下来的寮屋，地属私人业主。屋子结构简单，以锌铁和木材搭建；地方不大，但就胜在位处田的旁边、胜在一家人能够住在一起。一屋九人，两个房间，女孩子共占一间，五兄弟就睡在二楼的阁楼。直到大家长大、离开，再剩下妈妈、文哥和两个弟弟四个人。
半个世纪快过去，铁皮都已锈蚀露出斑驳的暗血色，木材受潮起翘变形。2017年，文哥感觉房子撑不了多久，人便渐渐变得神经质——半夜有异响，他就惊醒起来查看，整宿未眠。他曾无数次幻想睡觉时，屋子就要倒下来。那段时间他白天忙农活，一边想修葺的事，晚上又再提心吊胆。日夜焦虑，郁结卡在身体里，头发开始一撮撮变白、一圈圈掉落。
直到文哥头发掉光了，Angela 才知道他的情况，心如刀绞。“我看着每一个细佬妹长大、我每一个我都锡。”这时说起，她语带颤抖。家人于是开始张罗药方，带文哥去看医生，“没药吃的！2000元一次喔！”忆起当时，文哥停下手上的活，对著记者呵呵笑。
一个话痨，却习惯把问题内郁，而没有人知道。他说，“这是自己的性格，那可以怎么办？”
两年后，眼前的这张脸，脸颊有点凹陷，个子也更瘦了一些。当年得病后，文哥把事情放手让兄弟承担，身体慢慢恢复，头发也开始长回来。如今，在黑白发交错的后脑勺上，一个个小窟窿隐约还能看见。至于 Angela，她找到了答案；在此后的日子里，作为家中长女，她知道自己的位份要做些什么。
农业园来了
半个小时后，太阳已经高悬，晒到坐在棚外的村民脸上去。蕉径长沥关注组成员梁德明终于赶来，戴著一个花俏的碎花布口罩，大汗淋漓。扎著马尾辫的仲铃一看见就调侃：“哗，你今天打扮到这么靓仔干嘛啊？”梁德明回上一句：“我一向都咁靓啦！”把本来要谈凝重议题的大家都引笑开。
仲铃是蕉径老村民，性格开朗，父亲和住在比邻的 Erica 父亲是大陆同村兄弟，后来一起到蕉径养鸡。小时候，Angela 会到鸡舍铲鸡粪作种田的肥料，三人熟络起来情同姐妹。直到长大，Erica 一家移民、Angela 结婚，而在政府增加养鸡业的限制后，仲铃也不再养鸡。
2017年7月，消息传来，政府的农业园选址为古洞南，范围包括北边的长沥与南边的蕉径。农民向来不谙政事，但这一次，他们大概知道不好了——政府要来收地收屋了。
仲铃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愕然，她问弟弟，“我们的社区会不会就这样没有了？”全村一片荒乱，村长找到时任立法会议员朱凯廸。梁德明是朱凯廸的议员助理，他一把拉上同样关注土地的林安。一个月后，梁德明下村与村民开会简介情况，仲铃就在那里重遇回流香港的 Erica。
这十多年，房子虽然丢空，Erica 一家还有跟地主续租，因为舍不得。眼前，昔日家园将被收回，百感交集，Erica 觉得，如果连自己社区都不去争取，好似过不了自己那关。她跟仲铃说，在有限的时间，她想重新活化这里。
彼时是秋季，文哥身体开始康复。仲铃出村口时经过文哥家，看到屋子日夜修葺，兄弟们轮流接手，到差不多完成时，还感叹“真的修得挺好的”。支撑屋子的铁皮换成簇新的，一洗颓气，感觉比起以前的木板坚固得多。但大家没想到，这屋好不容易才修好，却要被收回去。
同年9月，地主给文哥打电话，说不再续租，12月就要搬走。文哥一家愕然，一个住了40年的地方，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找房子、搬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拼凑推测，数十年来一直安然无事，这边厢农业园消息刚传出，地主怕是觉得屋子是利之所在。他们急了，Angela 尝试联络地主，想问是不是租金不够，没有得到回复；文哥找梁德明和林安帮忙，但由于租务合约属法律问题，他们能做的不多。最后，一家人联络政府法律援助处，但法援说，打官司的话，胜算不大——还是算了，他们决定放弃。
对于谭氏一家人来说，屋子的每个角落，都藏满了各人人生大部份的记忆。为了修葺，七兄弟姐妹一起凑足二十多万，到屋子终于弄好，大家住满半年多，转眼又要被收。“没办法的，各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只不过你运气不好，（问题）就撞在一齐而已。”烈日下，文哥一边为第一批枸杞苗除草下肥，锄头抓松泥土时，发出唰唰喳喳的声音。
“大家都不开心、大家都知道不想改变这样（原本）的生活，但现实就是告诉你要改变，那可以怎样？这么多年了，我到现在心里仍然非常难受、我姐姐都难受、每个人都难受，不过不出声而已。”
赶在房子被收之前的12月，他们在村口靠近大马路的位置租了两个单位，一间给文哥和妈妈，另一间给弟弟一家。以前，文哥一打开家门就是田。天刚亮的时候拿起锄头，一脚就可以踏进田里去。但现在不行了，村口距离田也有好几百米的路，文哥每天就驾着三轮车一路颠簸地摇到田中去。
两年了，文哥一家仍然不知道业主断租的原委，亦没有继续去追。被剜开的伤口，原来无法随时间弥合，“那根刺在那，就始终在那。”田间一砣大泥块被他一把抓起，放在手心揉碎，然后再往土上洒回去，“我可能再过十年心里仍然会难受。”他眼直勾勾的看着记者说。而后，他再嘀咕一句：“早知道，就不维修了。”
不过，这些年真正苦了的，是妈妈——“老人家是记远不记近，那里是她建立的”。文哥种田，总喃喃着收入微薄，但没关系，能照顾妈妈、一起安乐过日子就足够。住了几十年，母亲不愿离开，也不得不离开。很多时候大家会一起回到田里烧烤，但妈妈老是不愿意，说免得经过看见伤心。
完整、埋葬、再走下去
谭氏一家的伤口，林安是其中一个帮忙疗伤的人，一个长着瓜子脸的小妮子。
林安第一次见到文哥，是农业园计划到来之前。那一次导赏，文哥在榕树头下大谈农技，林安觉得，天下间怎么会有这么能说会道的农夫，“他（文哥）讲种姜，很仔细去分享落多少斤姜就有多少斤收成，那套计算是很精准的，我觉得很 amazing。”
之后二人再接触时，已是在讨论农业园的村会上。文哥生病后，Angela 决定要守着弟弟对田地的坚持，知道住了半世纪的土地要被收回，两姐弟在一次会后留了下来。那晚天气突然转凉，林安只穿了一件薄衬衫，Angela 见她手臂起满鸡皮疙瘩，把自己的披肩裹到她身上，替她把手搓热，然后缓缓从头道起自己与蕉径的连结。
林安深深感受到，一个真正在农田里长大的人对土地的感情，原来并不是外界幻想中“很浪漫、那些人很爱这片土地”的片面论调，而是相当厚重、血肉的。“我们所谓这些对农业很有兴趣的人，觉得‘（农业）这件事很重要㖞’，然后当你见到一个真的在农田里长大的人，她真的很重视那种感情”，那是夏虫不可语冰。
在一旁的梁德明也有共感。“第一次人生听到一个农民子弟好喜爱一个土地，用一个好直率很肯定的方法讲这一件事......我呆了，心想这些不是骗记者才会讲的事吗？屌，她讲的事不是骗人而原来是真的。”他笑得夸张。
梁德明一直有个田园梦，希望住进有风流通的社区，每晚随着风铃的响动入睡。所以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本土环境组织，之后再来到朱凯廸议办，第一次著手跟进蕉径议题。遇见文哥，他才发现自己一直把这个“梦”做得过于简单——以务农为生的人对土地会有一种尊崇，这种特质由个人生活的历史、长大的土地所赋予，“这种特质很难被记忆洗走，因为从小就已经嵌进他们的生活里面。”
收到律师信的那天，Angela 告诉 Erica，屋子真的快没有了，真的要被拆了。她来到 Erica 的石屋旁，蹲著哭。她不理解几十年来的情感，怎么就突然像台风过后的大树，紥在土地里那么深的根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她对 Erica 说：“我的心真的很痛，我很担心我自己、担心自己不能好起来。”她哭了好久好久，不知道邻居们听不听得见。
人像一株植物，在一个地方待久，会慢慢长出根来，深入委身的土壤，不断向下紧抓延蔓；同时又会向上生长，长花结果。而果子只有在掉下来的那刻，才发现自己的根原来一直支撑着自己长到这么高、长得如此壮。
2017年末，Angela 接受访问，记者跟拍她与文哥清埋老屋。一个纪录作为一个告别。片末，Angela 说，受访是要把伤痛完整、埋藏，只有这样自己才能重新走下去；但她还是希望“我们的家可以在蕉径卷土重来。”所以 Erica 的活化鸡寮任务，她认领下来了，“我要找回一个地方，可以成为他们（兄弟姐妹）的立足点。”
Erica 一家自搬走后，鸡寮已废弃了十多年。鸡笼子全都锈化，杂草长到脚踝般高，还有好几棵血桐树伫立著。最大的鸡舍也摇摇欲坠，而活化工程由这里开始——“首先要有一个有瓦遮头的地方，”仲铃说。
除文哥和大哥 Ivan 外，谭氏兄弟仨都是建筑行业出身。他们买来锌铁、铁通，有人把旧鸡舍的屋顶给掀开，重新搭建牢固的新屋顶，有人用水泥把支撑的柱子修补好。四弟光仔是水喉匠，趁著刚好有两个月空档，每天就在鸡舍铺设水管电线、去水位，从早到晚。大约三个月左右，系连大家的聚脚点再次回来了。
面对各方对土地的争夺，Angela 更多地去思考一个问题：土地到底是属于谁？谁真的有权去发展土地？她没有想出具体的答案来，但既然“农夫有地，就用来耕田、用来生产食物”，她想把鸡寮旁的土地复耕。
不过，开辟田地才是真正的麻烦事。比人还要高的血桐树遍地，虽不粗壮，但总算有十来棵。一天， 马宝宝社区农场创办人袁易天来到蕉径，碰见 Angela。大家互不相识，“我告诉他，我有一个地方想活化，但好多树不知道怎去斩。”袁易天说他会，隔天就背着一把柴刀来蕉径教 Angela 斩树。
袁易天对 Angela 说：“有些事你想到的话，你就开始吧；你开始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来帮你的了。” Angela 心里哆嗦了一下，自己也走去买一把柴刀，回来和他一起劈。袁易天说的话也不假，后来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关注土地、热衷耕种的人都来了。
文哥说，种植蔬菜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步骤是移苗——在菜苗生长到一定程度后，农夫会将它们移到另一处更适合的土壤上种植，这样长出来的成熟作物才会茁壮。以前，他们一家的根被无情拔掉；如今，他们移动到这个土壤来，小心翼翼地重新调整，慢慢生长、慢慢壮大。
“如果我们努力一点”
“这个世界很吊诡，你失去了一些东西，人就会聚在一起。”因为农业园，老屋没了，Angela 哭泣、反省。她责备当年的自己，“我情商较低、我不健康，我要靠别人告诉我‘我是什么’。”但其实在失去的那一刻，她捉紧了家的根，然后找回了自己。
这两年来，靠著众人的努力、林安的穿针引线，不少 NGO 都在这里举办工作坊、导赏团。文哥一家想得清楚，自己在做的事并非营造反对农业园的抗争基地，而是要告诉城市里的人：“我们还是在耕田的，这就是香港的农业。”
现在每周一，Angela 都会和一群长者从市区来到蕉径，在自己亲手开垦的土地上一起照顾植物，感受田野。马蓝与凉粉草是他们主要种植的原生植物：作蓝染主要原料的马蓝，花无梗，成熟后花冠呈淡紫色，向下垂，像一个人低头回望著土地；凉粉草即台湾所称的仙草，差不多一年始得一熟。原生植物生命力强，多长在山边小路，但因为十分低调，行人一不经意就会忽略错过。但对于 Angela 来说，原生植物抱有一种韧性，正恰似他们一家——风吹雨打，叶会枯干，但因为原生，根并不会死。
这时，仲铃呵呵笑“抱怨”：“很忙啊，我只是觉得很忙啊！”由于仲铃晚上才出市区工作，白天照顾田地的重责就全交给她掌管。早上起床吃过早餐，喂过猫狗，就下到田里浇水拔草；中午吃过饭后，又继续农活。仲铃每天的生活总能以“忙碌”一词概括过去，不过她说，现在就像自己的“第二人生”。
日子过久了，仲铃还自觉“野心”开始变大，想在种植中获得更多成功感。但这份野心其实也很纯粹，由播种到收割，看到自己种的作物长得“好靓仔”，这样她就已经很开心，“如果别人再说：‘你种出来的菜很甜呀！’就更加开心，”仲铃笑得眼睛都瞇了起来，“那我就会继续再努力。”
“抱怨”的还有大哥 Ivan。鸡寮刚活化时，他把横梁拆了下来，让弟弟光仔做一张韩国野餐小木桌，幻想自己闲时可以喝茶看书。谁知道来的人越来越多，采访那天，林安带了一群中学生来体验耕作，休息时小孩们围著桌子欢笑打闹，好开心，不远处飘来农夫烧野草的阵阵草青味，并不刺鼻。Ivan 没想到，那张木桌会成为大家聚集的原点。
至于农业园的事，他们从未放下。2018年，政府拨款获得通过后，文哥仍然出席每一场会议，费煞思量，由衷想将农业园改造成更理想的模样，“既然事件事在必行，就开始想要怎样、希望（政府）真的做好件事，想方法去帮农民。”
林安曾在元朗横洲实习数年。她感觉，当时村民知道要灭村时，不少人会变得颓然，田地或是村里的建设都一一停了下来。但蕉径不一样，“这里的农夫依然很努力地种田。”这两年，村民很单纯的想过：是不是只要我们够努力，活出一个意义，政府就可以不用收我们的田了？但事实告诉他们：不是的。疫情以外的时间，政府收地程序的脚步从未停止。但林安希望，在农业园到来之前，他们仍然可以设法争取时间，让固有的政策获得调整。
“我相信如果我们努力一点，应该会有更多的人可以留下来。”她说，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
Angela 女儿有不少朋友是公务员。每一次碰面，她就会向他们喃喃道：如果将来你们在政府做关于农业方面的事，你帮阿姨手，把把关，和你上司再争取一下。但这些年和官员交手，她怎么会不知道，体制里的人都是一环扣一环，“同一个气孔出气”。“我怎样攻破呢？”她问自己，但“我还是要做”。
第三次采访时，距离立冬又过五天，下午的阳光炙热著土壤，远处的枸杞挺直立着，文哥说枸杞喜冷怕热，太热会长刺生花。他把大草帽让给了记者，自己黝黑的脸庞就在阳下晒得发亮。给枸杞松了土、浇过水后，他回到棚里休息，喝着两公升的水。远方的鸡公岭绿油油，自己的老家就正在身后。
在老家丢空差不多一年半时，新的住客搬了进去。文哥不惊讶，还说自己和他的关系还蛮好的，碰面时会打招呼、聊聊天。不过，那种感觉还是难以名状，“因为那件事（房子）原本是你的。”要整理的东西两年前早已清走，带不走的唯有半世纪的感情。
“你是有遗憾的，但是日子始终要过。”他嘴里还是叼著根烟，烟头在吸入的一刻变得火红，其后白烟袅袅，随风散去。一只白身黑嘴的小鸟飞到田中张望，见没有什么特别就飞走了。文哥突然跨进田里去，低头看了一眼，朝记者喊：“你看，有一根豆苗芽冒出来了！”他手指轻轻捋着苗头，笑得开怀，露出长年被焦油熏黄的牙齿。
始终田野，还是他第一位关心的事。
后记
12月中下旬，隆冬时节，人也许受不了冷，但枸杞在此时才开得最盛。一天，相约梁德明在文哥的达记园里进行采访，也好顺带买捆枸杞想一尝蕉径名物。就在当天早上，地政人员及渔护署替文哥完成了“青苗点算”程序。
“没办法的。”问道文哥，他还是挂着口头禅。点青苗当然要在最多作物的时候点算；但最终即便获得最多的赔偿，对比自己在土地上付出过的努力，其实也只是个象征。
同一片土地，几百米外，同样将受工程影响的日青和戚师傅，仍弯著腰在租来的田地上，持著“永续农业”的理念实践绿色生活。知道文哥也已经完成点算程序，日青跟记者说，没有想到，毕竟一个月以前，大家还坐在棚子里，商讨该如何力抵应对。
（端传媒实习记者陈丽、施嘉怡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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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好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