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背雨：佔領立法院七年後，台灣青年的時代考題

「欸靠，你看這個，」在台北古亭的咖啡廳，32歲的魏揚身穿「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黑T，反手將手機遞過來，不爽地叨念著：「國民黨到底在幹嘛？費鴻泰是怎樣啊？為什麼又要提到我？又要提到我媽？莫名其妙欸。這樣我可能要先回去寫聲明了，不好意思啊，沒辦法跟你聊更久。」

手機螢幕上，斗大標題寫著「藻礁公投前向政府提3要求　藍委點名魏揚：楊翠兒子勿再當民進黨側翼、打手」，國民黨團總召費鴻泰點名他，要求「促轉會主委楊翠的兒子要做人民的環團」，不要做民進黨側翼、打手，不斷抹黑珍愛藻礁團體、國民黨，「人民都看在眼裡」。

「如果批評擁核是抹黑，我是『抹黑』國民黨沒錯啦，我哪有抹黑珍愛藻礁團體？我明明不是（藻礁）最前線的，硬要把我挑出來打，什麼意思？」走出咖啡廳，人還走在馬路上，魏揚已經忍不住隔空開幹國民黨，一小時後，他的聲明稿出爐，除了痛批國民黨扭曲事實，還不忘要人寫對他的名字，「我的名字是魏『揚』，要罵人之前也請把人家的名字寫對，好嗎？」

魏揚之所以總是被「挑出來打」，源於七年前那場被稱為「太陽花學運」的事件。2014年3月18日，為了反對馬政府與中共簽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青年學生先佔領了立法院、再佔領行政院，一度引爆流血衝突，為期23天。魏揚是佔領行政院的麥克風手之一，也是台灣知名文學家楊逵的曾外孫，儘管知名度不如林飛帆、陳為廷等學運明星，但也備受矚目。母親楊翠出任促轉會主委之後，母子二人更成為藍營支持者的眼中釘。

七年過去，世界翻了新局，有些人被困在法庭中難以脫身，有些人往前走去，卻一路走得深刻艱辛。遠在三百公里之外，南台灣的豔陽下，黃捷聊起當年的學運，覺得已經彷彿隔世，尤其是經歷年初的罷免風暴之後，她更常有種不真實感，「我時常在想，這三年到底是怎麼了，好像做一場很長的夢，一直覺得很不現實，有種跟我想像中差很多的感覺。」

1993 年出生的黃捷，今年 28 歲，是完全沒有經歷過戒嚴時期、自出生後便在解嚴氣氛中成長的世代。根據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所做的「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認同趨勢分布」調查，自黃捷出生的前一年、1992 年開始，民眾自認「我是台灣人」的認同度持續上升，從該年的 17.6%，提升至 2019 年的 67%。

與台灣認同一起升高的，還有年輕世代參與社會運動、關懷環境議題的熱情。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的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核災，當時黃捷才 18 歲，在高雄女中就讀高三。她回憶，自己看到喜愛的、鄰近的日本竟然發生這麼駭人的災害，心中非常震撼。在這之後，許多媒體開始討論核能的問題，黃捷開始大量關注相關新聞，也查閱能源政策資料。

「我高中生活本來很封閉，不怎麼看新聞，也不太思考這些能源的危機，直到福島核災開始注意到能源議題，這是我第一個這麼深刻關注的社會議題。」自此之後，黃捷每一年都會參加反核遊行，「可能我本來就有憤青的基因，因為這個事件被觸發，在投入的過程也沒覺得任何矛盾，反而有種更認識自己的感覺。」

我就一個平民老百姓，到底要怎麼選！

311 發生的那一年，適逢黃捷成年，遇上高三升大一的關卡。她先考完大學學測，才發生 311 福島核災，影響了她的志願選擇。她最後順利考上台大公衛系、輔修社會系，畢業後，輾轉做過記者、時代力量黨團助理。

雖然持續關心社會，但在學運前後，黃捷並非魏揚這種第一線的麥克風手，而是更後勤的角色。直到2018年，前時代力量秘書長陳惠敏問黃捷，願不願意代表回到鳳山區的老家參選議員？陳惠敏告訴她，時代力量需要有人回鄉選舉，評估過各地方的基本盤之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想找一個人投入選區「試試水溫」。

黃捷回想，當年收到邀請時，「非常驚訝」，她自認是相當低調的人，跟傳統台灣政治人物的形象有不小差距，「我在唸書時候，每一天生活超級簡單，不太用社群軟體，回家就是煮飯、唸書、家教，超級簡單的一個人，要變成政治人物，這真的是非常難以想像的事。」

從收到邀請到決定，黃捷只有一週的時間考慮。一開始，她連怎麼思考這個問題都不知道，「我不熟政治圈，認識政治圈就是從立法委員的言行舉止，覺得我就一個平民老百姓，到底要怎麼選！」她也徵詢身邊從事政治工作的朋友們，結果一面倒地被勸退，「朋友要我評估，自己擁有的資源有多少？」

一片反對聲浪中，只有當時的女友告訴她，「這是妳該做的事。」伴侶的肯定，起了關鍵的作用。黃捷決定回到故鄉鳳山，競選市議員的職位。

黃捷決定參選的那一刻，她當時的同黨黨員陳廷豪都看在眼裡。「我們不是太熟。雖然不太認識，但我覺得她是勇敢的人，畢竟她很晚才宣布參選，然後這幾乎是她的第一份工作，」陳廷豪補充，「我當年覺得她是天真，現在覺得，這是勇敢。」

陳廷豪，新竹人，1989年生。就讀國北師的期間，因為關心校內學權議題，認識了台大學生會的學生們，又輾轉被拉進台灣農村陣線的行動，「當時覺得可以去農村很好哇，農民看到大學生都很開心，跟農民聊天很有趣，而且，農村的東西很好吃。」

在台灣農村運動相對蓬勃發展的數年中，許多大專院校都有如陳廷豪這樣的青年。農民運動組織舉辦了農村訪調營隊，鼓勵一批又一批的學員下鄉參訪，不但讓學生成為農民反徵收運動的生力軍，也開展台灣的「返農」論述。與其他青年稍有不同的是，陳廷豪開始參與農村運動後，赫然發現自己家鄉隔壁就在發生農地徵收案：新竹竹北璞玉案。

璞玉案，又稱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可說是新竹科學園區發展動力外溢的產物。台灣新竹科學園區傳奇始於1970年代，以加州矽谷為範本，吸引海外留學的電子業人才返台，孕育出聯電、台積電等世界知名的半導體公司。但與此同時，新竹也是北台灣知名的肥沃良田，電子業佔地廣闊、大量用水，與水稻農地之間處於緊張關係。發生在陳廷豪家隔壁的竹北璞玉案，便是這種緊張關係的產物。

「知道這個案子的時候，感覺很震撼，」陳廷豪回憶，自己從小是功課優良的好學生，大人總是教他只要乖乖聽話、長大找個好工作，人生就會一帆風順「結果自己隔壁就在發生迫遷案，竟然什麼都不知道，就好像很不了解自己的家鄉，心裡感覺很奇怪，想要了解更多、知道更多，不想要什麼都不知道的感覺。」

在三一八學運爆發的前幾年，陳廷豪跟隨自己心中「想要多了解家鄉」的衝動，聲援過一個又一個的社會議題，「那幾年的社會氣氛很特別，大埔、王家、洪仲丘、華光、華隆...我再講下去都講不完了，」陳廷豪回憶，當年的社會有種躁動不安的氛圍，關心社運的年輕人不算多數，但卻活力旺盛，有個小圈圈正在隱然成形，每一個議題都會重複看到差不多的面孔、彼此也會互相聲援。

「在這個過程中，我找到了很多跟我理念相近的朋友，確實是很好玩，用今天流行的話說，就是找到了一個自己的同溫層吧？」陳廷豪說，「好像是一個很大型的社會練習。練習說，當你關懷這個社會的時候，你可以怎麼做、你可以找誰幫忙。」

回想起這段堪稱「三一八前傳」的日子，魏揚也有類似的感受。「我知道在我進大學之前還有樂生、反高學費，我自己從大學2008年的野草莓開始，一路國光石化、大埔、王家、華隆，這些對不公不義的關注，結合一種本土關懷，可以感覺，好像我們處在一個很特殊的時代。」

回顧他們口中這特殊的時代，確實，每一個議題都是台灣數十年來體制壓力引爆的結果。大埔事件是新竹科學園區的擴張，正如前述；國光石化是第八座輕油裂解廠的簡稱，是台灣數十年來以蕞爾小島之姿發展「石化王國」的結果；士林王家都市更新案，隱藏著台北都市計畫長久以來的沈痾；洪仲丘案，是「反攻大陸」使命下長期惡質軍隊文化的產物，但到了這一年，當這些解嚴後出生的青年上大學，親眼看見這些光景時，已經不想再忍受了。

「這些社會議題，才是我的DNA。」

「當年談的本土關懷，跟今天談的亡國感差很多。這不代表想要統一，我們還是想要獨立，但就是不會常常考慮中國如何如何，只希望台灣是一個更好的台灣。」魏揚回憶，對於「中國因素」（指中國如何透過政商關係滲透台灣）的討論，是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才開始。

此前，這些多元紛雜的社會議題，除了「不願與中國統一」的情緒之外，還有更多與中國無關的本土左翼關懷，「在我的理解裡，反服貿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反中運動，是一群有左翼關懷的年輕人，累積了很多社會議題的經驗，一起去對當時的政商體制提出質疑與反對的運動。」

魏揚與陳廷豪都是反服貿發起團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成員。比起魏揚旗幟鮮明、嚴肅而帶點學術色彩的左翼關懷，陳廷豪參與運動風格，正如他說的「農村東西很好吃」一樣，往往帶有更多幽默與偶然的色彩。譬如他回憶，自己之所以會開始參與反服貿運動，其實也是因為被食物所誘惑。

「有一天林飛帆打給我，問我要不要出來青島東麥當勞（立法院附近）吃宵夜？我想說吃宵夜，好啊！」待陳廷豪到了現場，發現當時幾個活躍於社運場合的老師蔡培慧、周馥儀也在，「他們告訴我，欸馬政府要搞服貿，我們很擔心，要不要一起來搞？我聽完他們大概講完，就說喔好啊，來搞。」

陳廷豪的反應，其來有自。他回憶當年的氛圍下，關心社會議題的青年們，已經對馬政府累積相當多的不信任，「每件事情都在得罪大家，大家並不信任他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

但對馬政府來說，這樣的指責，或許並不令人服氣。當年抗爭正熾時，一名馬政府的高階官員，曾私下抱怨，這些「社會重大建設」，例如國光石化、大埔案，有些也是民進黨政府任內延續甚至拍板的。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部認為，這些抗爭聲音「今是而昨非」，就只是針對國民黨政府造反，不然為何「當時不吵、現在才吵」？

在時間靜止的前提下，官員這樣的指責，或許是對的。但他忽略了一點：社會上源源不絕的抗爭青年，在當年「政策拍板」時，都還是小孩子，過去未曾來得及參與的決策，他們要以新時代的價值來否決。

「可能有些人真的是看顏色說話，綠執政他就閉嘴、藍執政他才會出來抗議，或者有些人是反過來，但我跟很多夥伴都不是，」魏揚說，「這些社會議題，才是我的DNA。」

或許，以魏揚的家庭背景而言，要讓國民黨的支持者相信他是真誠關心社會議題、而非只是「逢藍必反」，是困難了一點。但若是由黃捷來說這句話，說服力可能會高一些。

在三一八學運爆發當時，黃捷完全不在陳廷豪所說的「社運同溫層」之內，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但三一八學運就爆發在台大公衛學院門口，她沒有理由缺席，「那時候立法院突然大家集結，我們是非常有感的」，對於黃捷與她的同學來說，抗爭，並不是社運團體的專利，更與國民兩黨無關，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舒適的位置，來實踐心中的理想。

「（學運持續的期間）大家也都蠻焦慮的，就會怕這個士氣和群眾的憤怒就在一天天消磨後就結束，會覺得努力就付諸流水。因為大家的意志力都有限，這麼長時間都在街頭上，我還記得有幾天是拿紙箱睡在地上。」

當年，如黃捷這樣，不在議場鎂光燈照耀下，卻默默睡在立法院前好幾天的學生，無非是希望這些付出，可以「保護立法院（佔領）的成果」，讓更多人可以聽到運動的心聲。

「說到底可能還是會覺得自己懦弱吧，不像他們更勇敢一點，雖然對於大眾來說，一直站在街頭上已經很勇敢了，但還是有一群人更衝鋒陷陣。」

然而，這種前線衝鋒與後勤之間「和勇不分」的默契，在學運爆發的第五天，遇到了一個真實的考驗：佔領行政院。

3月23日凌晨，學生號召佔領行政院。魏揚擔任第一批指揮，陳廷豪則在門口呼籲群眾進去佔領。許多原先佔領立法院的幹部，如陳為廷、林飛帆等人並沒有現身，作為一個外圍聲援群眾的黃捷，也沒有響應友人的動員前去行政院，而是選擇留在原地。

回憶當年，黃捷坦言自己非常猶豫，直覺告訴她，衝進行政院與立法院不太一樣，「當時有風聲說要衝行政院，然後就有朋友問我說要不要去，其實現場就會很多人會猶豫，畢竟這是更直接對於國家的挑戰，當時社會已經有蠻大的反彈（針對學運）聲浪，很多人都非常糾結。」

黃捷的直覺，確實更接近一般社會大眾的感受。3月18日學運佔領立法院，雖然也引起「破壞、暴力」的罵名，但事件終究是因為立法院審議服貿協議而起，佔領立法院，可說是師出有名；那麼佔領行政院，又所為何來？抗爭上升到癱瘓國家行政機關，是正確的手段嗎？總體說來，佔領行政院的行動，比佔領立法院更難獲得大眾的理解與支持。

在黃捷仍在猶豫的過程中，她的朋友們已經衝進了行政院，而她最終仍選擇留在立法院。「說到底可能還是會覺得自己懦弱吧，不像他們更勇敢一點，雖然對於大眾來說，一直站在街頭上已經很勇敢了，但還是有一群人更衝鋒陷陣。」

但對於魏揚這種深度參與者來說，在佔領行政院前夕，已經沒有選擇「要不要去」的權利，只有「去哪裡」的問題。魏揚回憶，佔領行政院前夕，許多人都抱著「必須帶領運動突破僵局」的決心，畢竟當時佔領立法院的局勢，相當程度是既有政治勢力折衝妥協之下形成的危險平衡，而到了運動第五天，顯然已經搖搖欲墜。

「當時大家都知道，是馬英九跟王金平在鬥，然後王金平故意不動用警察權，大家才佔得下來，」雖說有政治大氣候如此，但魏揚並不會全將佔領立法院的成果歸因於馬王政爭，「那也是大家在裡面第一波守下來了、然後外面靜坐的人到了好幾千人，一起保護裡面的成果，才創造出這個奇特的政治空間。如果裡面只有20人，王金平也不會去做這件事，一定也還是要把學生清走。」

3月23日前夕，這由兩大龍頭政爭所創造出的奇特空間，氣數將盡，魏揚回憶，「可以說是3月18日的勝利有點虛胖，3月23日的衝突，只是戳破了這個問題。」

同樣身為第一批衝進去的學生，陳廷豪也同意運動需要一個新突破口，但他的佔領行政院故事，可與魏揚大不相同。

三一八學運爆發前一個月，陳廷豪的父親過世，身為長子，按禮俗，他必須每七天就回新竹老家一次，做滿七七四十九天的儀式，整個學運期間，他一直在靈堂與議場之間來回徘徊。也導致他在佔領立法院的日子裡，老是處於一種悲傷與昂揚交錯、關鍵時刻總是介於「在與不在之間」的狀態。但卻又同時在「佔領立法院」與「佔領行政院」兩案中，同列被告，在學運青年中，可說十分罕見。

「18號剛衝進去的時候，我覺得氣氛還很棒，大家都很團結、士氣高昂，可以一起做一點事情的感覺。」19號，陳廷豪返回新竹祭父，再回到台北時，發現議場中的空氣已經變了顏色，「大家都分開了，每個人都在跟每個人吵架、每個人都在跟我抱怨對方如何如何，你很清楚感覺到，運動已經停滯了，應該要再前進。」

混亂之中，其中一群學生決定，要擴大戰線，佔領行政院。這個決定，最終結束於24日凌晨，警察強力驅離，現場群眾濺血。

魏揚回想當晚，自己雖然沒有參與決策，但到了現場，發現群眾來得比想像中更多，而部分發起幹部竟選擇暫離現場，導致群龍無首，魏揚便拿起麥克風，指揮群眾手勾手坐下。陳廷豪也在現場，他一直守在門口，但腦中一片空白，當天晚上的多數時候，他已經「想不起來自己在幹嘛了。」

「現在想起來，當然常常想這樣做到底對不對？但當時我們實在太缺乏經驗，只能用那種一兩百人場子的經驗來想，阿就手勾手、阿就坐下來，但當現場已經有數千人的時候，怎麼辦？該怎麼樣可以更有對抗性，但又不會讓群眾受太大傷害？」魏揚回憶，「但最終還是想說，我覺得自己應該是沒有做錯什麼。在當時，我盡力做了能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場官司把他留在了那一年的時空裡。不管他怎樣努力往前走、參加全新的團體、耕耘新的議題，只要法院的通知一來，他又會馬上被拉回行政院的那一天、那一個晚上。」

在法庭上，魏揚陳述，當時行政院現場群眾是自發到場，「因為政權的不正當作為，憤而起身表達意見...事發時民眾質疑政府施政能力、治理正當性，但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擋服貿，才和平靜坐包圍行政院，是出於正當理由對抗出問題的政府。」魏揚並舉香港反修例運動為例，向法官表示，「只有暴政、沒有暴徒」，他不同意當年的佔領行政院行為屬於犯罪。

儘管在庭上總是理性而有條不紊地論述，甚至企圖拉出「反抗暴政」的新高度，但對於心思細膩的魏揚而言，反覆地出庭申辯並不好受。魏揚女友呂伊庭觀察，「我覺得這場官司把他留在了那一年的時空裡。不管他怎樣努力往前走、參加全新的團體、耕耘新的議題，只要法院的通知一來，他又會馬上被拉回行政院的那一天、那一個晚上。」

呂伊庭說，每次出庭前一週，魏揚就會開始進入憂鬱狀態，整個人坐在電腦前面發呆，想寫出一些文章來回應當前的情緒，卻未必可以如願，「從我陪伴他到現在，真正寫出文章的，也只有一次。其他時候，他就是會一直在糾結、低潮的情緒裡。」

這個事件，還意外創造了另一次歷史：台灣法院首度開始討論，人民的「抵抗權」是否存在。二審法院原本認定，魏揚、陳廷豪等七人成立「煽惑他人犯罪」之罪，但上訴到最高法院後，法官提出，人民行使「抵抗權」或「公民不服從」時，得阻卻違法或減免刑責，因此撤銷原判決，發回高院更審。

雖然這個相對基進的判決令人驚艷，但這也就意味著，他們長達七年的開庭之路，還沒有走到盡頭。「我自我認定為，好像也是在從事司改運動的一員了。這樣想，就會覺得自己還有點意義。即使，這個運動是如此地漫漫長路。」在最高法院的判決公布後，陳廷豪在臉書上這樣寫道。

此後，時間仍以兩種不同的版本向前流逝：一邊是大時代的風浪，一邊是小人物的晴雨。撤出立法院之後，魏揚不改其志，想要繼續做基層組織工作，「運動之後多出了很多能量，如何接住？分裂出很多團體。我自己想延續黑島青原來的路線，談經貿協定、自經區，雖然台灣是一個小島，一定需要國際貿易，但需要一個對貿易比較公平的論述。」

但首先被運動能量大規模組織起來的，是柯文哲的支持者。2014年底的地方選舉，柯文哲挾著學運後的餘威，主打白色政治、素人參政，成功擊敗連勝文，選上台北市長。

隔年，馬英九悉心安排了馬習會，現場雙方不露國旗、國號、國徽，互稱先生。對國民黨人來講，是「九二共識」的最高峰，也是兩岸對峙七十年來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這場遲來的和解，終究無法再拉近兩岸之間漸行漸遠的民心。馬英九政府在台灣的支持率跌至谷底，甚至連帶讓國民黨失去年輕人的信任。一眾青年在三一八學運中，以明確的行動拒絕國民黨以「九二共識」出發的曖昧，不願再循過往的兩岸框架與中共進行談判，他們要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離開立法院後，許多人因此投身在2016年的選舉中。

「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希望本土政黨要過半，把國民黨拉下來。而且是總統、國會都要過半，」陳廷豪的想法，是當時許多學運青年的願望。畢竟，以當年而言，台灣雖已經有過政黨輪替、選出民進黨籍的總統，但因為國民黨地方實力依舊堅強，因此從未有過「國民黨不是立法院多數黨」的情形。

魏揚願意替時代力量的候選人邱顯智輔選，也相當程度認同時代力量的進步性格，但卻對黨的中心思想抱持懷疑態度，「時代力量從島國前進（另一學運後組成的民間團體）時代開始，就一直談公投，但公投要投什麼，不能是空的吧？」沒有選擇社民黨的原因，是「雖然一開始看到很高興，覺得台灣要有歐洲社會民主黨了嗎？很有一個想像。但看到范雲跟蔡英文做便當，我心想，搞什麼？」

陳廷豪選擇投身時代力量，同樣也是認為台灣應該有第二個本土政黨，但他之所以沒有選擇社民黨的原因，卻與魏揚相反。他不滿意的反而是社民黨「不願意跟民進黨協調選區」，他認為，這樣會給國民黨漁翁得利的機會。

這兩種想法，堪稱經典。當時，在不少青年之間，熱烈地討論「若以拉下國民黨為目標，在達成目標之前，新興的第二個本土政黨是否該跟民進黨合作？如果合作，是否會減損該黨的主體性？如果不合作，會不會拱手把席次送給國民黨？」每一個有志於參與政治的青年，都會在這道關鍵問題中，做出自己的判斷與抉擇。

2016年選舉結果出爐，民進黨首次達成總統、國會過半，新政府高舉進步價值，並網羅了不少活躍於學運現場的學者專家入閣，滿朝一片嶄新氣象。

魏揚卻感覺自己累積的壓力到了臨界點，當時他關心的台中黎明幼兒園運動，也時時處於高壓力的抗爭狀態中。他輕描淡寫地說，當年的狀態不太對，很想逃離台灣，「覺得已經快要窒息了」，他選擇到牛津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與林飛帆同一時間在英國留學，兩人的狀態卻天差地遠，「飛帆就很積極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常常有吃飯聚會什麼的，我可以說一次都沒有去這樣的聚會，甚至不太想見到台灣人。」

陳廷豪回憶，看完家族群組後，他只有一個想法：「明天完蛋了。」

魏揚在英國重新調整人生腳步時，在台灣內部，民進黨很快來到執政中途，高漲的「進步」民氣與「覺醒青年」浪潮，開始遇上反撲。2017年，蔡政府執政的第一年，大法官通過同婚釋憲案，讓社會「反同」聲浪同步高升，忌憚之下，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並沒有立刻按照釋憲結果，快速推動婚姻平權修法，也讓同志團體的不滿開始累積。與此同時，反同團體則勤奮地推動公投，希望可以將同性婚姻排除在《民法》之外，另立專法。

反同團體的努力，反應在公投結果上。公投結果出爐，反對同婚使用《民法》的票數為694萬9697票，同意的則有338萬2286票；至於另一個飽受爭議的「以核養綠」公投，主張廢除《電業法》，結果反核陣營以401萬4215票落敗，而支持3座核電廠延役以及重啟核四廠的選項，獲得了589萬5560票的支持。

與此同時，高舉保守價值的國民黨奇兵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掀起「韓流」旋風。這結果被許多信仰進步價值的人士形容，是保守勢力取得勝利的一次大選。陳廷豪因此受到很大的衝擊，決定辭去時代力量黨部的工作，另覓天地。

「當時在（時代力量黨部）做分析輿情的工作，每天都在想說政策怎樣啊分析怎樣啊，結果公投前夕，你才知道，原來你跟一般人的生活差這麼遠。」陳廷豪回憶，在公投前一天，他回家投票，媽媽問他，明天公投怎麼投？他理所當然地說，就是同意（同婚）啊，媽媽說，奇怪，不對啊，你的票怎麼都跟我相反？

「比對了半天，才發現，我媽媽每天都在跟我看不一樣的訊息，真的都決定要跟我投相反的票。我打開那個被我mute掉很久的親戚群組，好幾百條打開一條一條看...看到最後才發現，原來這個群組不是只有早安、晚安，他們每天都在傳這些公投的訊息，有些根本都錯得離譜，但他們都已經這樣做了決定。」

陳廷豪回憶，看完家族群組後，他只有一個想法：「明天完蛋了。」

公投結果出爐，陳廷豪的憂慮成真，學運的一場向陽好夢，至此開始正式遭遇陰影。

但在高雄鳳山，黃捷站在自己故鄉的土地上，卻是喜憂參半：在眾人震驚於韓國瑜當選、公投結果不如人意時，她以素人青年之姿，成功地選上了議員，開始摸索過去對抗的「體制」的形狀。

「其實很多人參與完運動都往體制內走，不管是當幕僚或是出來選，相信大家都有個想法，就是越靠近體制、越有直接改變的權力，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影響力的話，其實也無力改變。」黃捷如是說，「我知道還是有很多街頭運動者會覺得，我們不要變成政府、不要變得跟他們一樣的人，但我覺得權力運用者不一定就是這麼糟糕啦。如果我們空有理想，不願意看到現實的處境的話，沒辦法把社會推向我們理想的國度。」

面對2018年選舉結果，陳廷豪也選擇了他自己的方式來「看到現實的處境」：接受研究所同學曹雅評的邀請，到馬祖工作。他的想法很簡單明晰：既然自己對於韓國瑜的崛起、公投的失敗如此困惑，那就到自己最不熟悉、最支持國民黨也距離中國最近的前線島嶼上，親眼看看他方別處的人們眼中，那「一般人的生活」究竟是什麼？

陳廷豪在當地租屋住下，與前文化局長曹以雄、牛角村長曹爾嵐等地方人士建立友誼，也幫著同學曹雅評做地方工作，開車在馬祖的山路上來來回回。不到一年時間，即便在一片漆黑、路燈全無的夜晚，他也能熟練地開過馬祖曲折狹窄的山路，甚至還加入了地方的羽毛球社團—「在馬祖，羽毛球社團的同好，對選舉是有影響力的，」嫻熟於當地選舉的曹爾嵐如此分析。

學運後四年，橫亙在許多青年心目中的問題，都很相似：當年在議場內外高舉的進步價值，是否真能在這片土地上生根？又或如部分敵視學運者的批評一般，只是一場春天的激情、風靡一時的語言遊戲？無論是在自身的生命狀態中沈潛、決意到地方蹲點，抑或順利選上新科議員，許多人都各自在不同的位置上，盼望讓答案更接近前者一點，而非向後者偏移。

然而，時光並不待人從容地深耕土地，新的風雨很快就撲面而來。2019年初，習近平發表演說，邀請台灣各界「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讓許多人心中的恐懼越來越深，更擔心新貴政治人物韓國瑜上任後，挾高得票率去附和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方案」。對於多數民眾而言，雖然韓國瑜在地方上得到了高雄市民的選票，但不代表國民黨的九二共識在全國選舉層次還能得到信任。在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中，國民黨支持度幾乎降至冰點。

同一年中，香港爆發反修例抗爭，港府與北京的強硬態度，也讓台灣社會對一國兩制越來越疑懼，最終締造了蔡英文的817萬票連任歷史紀錄。2020年後，中美貿易戰節節升高、疫情肆虐全球，而台灣卻在貿易戰中意外獲利、也成功地防止疫情蔓延，原本於全球化時代尾聲，已經呈現疲態的島嶼，一度自信高漲。

在台灣社會面對自身的位移、看見香港的動盪時，另一種更讓人意想不到的變化正在發生：全球化的餘暉逐漸失去光彩，新冷戰的號角正在響徹全球。

於2019年接受端傳媒專訪時，林飛帆精準地說出了他的觀察：「我印象很深刻，過去幾年我們在台灣談『中國因素』時，拜訪美國國會一些眾議員，獲得的反應跟迴響都不是那麼清晰，他們可能會認為，這是台灣要面對的事情。」

林飛帆說，但到了2019年，「大家有一個更清楚的共識：這（中國因素）是全球都在面對的問題。我們在台灣談中國威權擴張這件事，也有更多國際案例能相互呼應...你可以開始找到在區域裡面有很多國家，遭遇中國用類似的方式滲透或干預，我覺得這是（跟2014年）蠻大的差別。」

但在2021年，隨著疫苗上市、拜登政府言行回到「常規」，新冷戰的波濤稍微平穩一些，台灣內部的矛盾，開始清晰浮現。年初，黃捷面臨了人生第一次、也是台灣第一次的「正面對決罷免意見的罷免選戰」，意圖罷免她的團體，除了批評她「支持萊豬」、也反對她「支持同志婚姻、支持香港」的政治表態，儼然是一場2018年公投的延長賽，而黃捷最後在民進黨大力支持下，有驚無險地保住了席次。

隨著黃捷罷免案在南方落幕，魏揚與他的夥伴們，卻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個新戰場：於農曆年間開始加溫的藻礁公投，再一次真實考驗他口中「左與獨」之間的可能與不可能。於藻礁的戰場上，許多關心議題的行動者，面對一個真實而明晰的考驗：「亡國感」或許能團結台灣民眾一致反中，但這巨大的「救亡圖存」壓力，是否會擠壓到台灣公民社會生長的空間？

很明顯地，2018年台灣社會的「公投創傷」，在今日的藻礁公投議題中，仍在隱隱作痛。許多支持台灣獨立的群眾，怒指藻礁公投已經遭到國民黨與核四議題綁架，如果支持藻礁，就是「幫到國民黨」，甚至是間接協助「中國併吞台灣」。

回顧當年，魏揚大方承認，自己也曾支持以公投來展現「直接民權」，但等到身在其中，才逐漸發現，「公投就是很尷尬，把一個複雜的事情變成yes or no，但沒辦法把事情好好講清楚。但我也不會說去反對公投，只能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更多複雜的事情可以被談清楚吧？」

從英國回來後，魏揚先加入台灣老牌的反核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簡稱綠盟），同樣參與了2018年的「以核養綠」公投戰，而後轉往另一個資深合作購買運動團體「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任職了一段時間，最近又重新回到綠盟懷抱，負責研究艱深的能源轉型與氣候變遷議題，在基層NGO裡持續摸索前進。

面對國民黨對他的人身攻擊，魏揚鬥志高昂；但想到許多昔日同志批評他「幫到國民黨」，他仍難掩落寞，「我想問問，那台灣還需要我們（公民團體）嗎？我有一點鳥盡弓藏的感覺。明明當年大家都是支持這些進步價值的，不是嗎？現在我們好像覺得自己不被需要了。」

在島嶼的另一端，走過罷免風暴的黃捷，於地方選區中，不太受藻礁風暴影響，反而穩健地往連任之路前進。她說，自己對政治有了深刻的體悟。

「這兩年，我對『新政治』一直都有新的體認。應該說，沒有所謂的『新政治』吧。比如說一開始我會覺得議員幹嘛整天跑紅白帖（註：每逢婚喪喜慶，候選人本人或助理會到場祝賀或哀悼，俗稱「跑紅白帖」)，這很舊政治耶，但我自己下來當議員之後，就知道在人情社會中，紅白帖扮演的意義在哪。就是一種人與人的互動，然後建立情感的方式。」

黃捷說，議員實際的工作，跟自己當初想像的很不一樣，「以前只是覺得，議員就是在議會質詢，寫政策提案，幫忙民眾處理案子，也可能因為時代力量的政策，希望建立一種專業政治的氛圍，所以希望大家應該回歸到議會工作為主。」

沒想到，在黃捷今日的辦公室裡，一樓的牆面便貼著一個大大的區塊，上頭是民眾每一天陳情案件，「情感建立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對於政治的理解都太高空了，政治其實是一個很直接的東西，是你如何讓一個社區，因為你而產生改變。」黃捷說。

政治理想可以高空遠矚，但政治生活必須直接紮實。在這次的「反罷免」戰役中，黃捷也接收了來自民進黨「老將」們的組織實力奧援，也讓外界不斷猜測，她是否會在下次選舉中加入民進黨？

對此，黃捷直言「經過這次（罷免）事件之後，我跟民進黨未來勢必會走得更近。過去我跟他們在議題上的立場本來就比較接近，只是未來就是會變成互相合作的角色。至於下一次選舉，我還是以無黨籍身份，因為要掛民進黨籍的話，必須入黨兩年，那我不符合，反正時間來不及了。」

言下之意，是確實與民進黨商討過相關事宜？「對。」或者可說下屆選舉她會以無黨籍參選，但下下屆就不一定了？「可以這麼說。」

遠在外海的陳廷豪，同樣不太因這場震動中央政府的藻礁公投改變心情，「（藻礁）就是政府沒有好好溝通，這沒辦法迴避的。」在2020年的選舉過後，陳廷豪多了一份新工作：在新設立的民進黨連江縣（馬祖）黨部裡工作。在青年主委李問創設黨部的過程中，陳廷豪在地方的協助奔走，功不可沒，也讓馬祖打破長期以來只有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進入「兩黨競爭」時期。

「雖然我有時候也會想，當年支持運動的人，現在都到哪裡去了？現在還支持我們嗎？有種奇怪的感覺。但我現在回頭看，我會說算是『自我感覺很良好』，不是因為我做得多好，而是因為看到我曾選擇努力的議題，現在都能在政治上有一些成果。同時，也有不少年輕政治人物，是參與過這個運動的，我們有共同相信的價值，我覺得，這樣就好了。」在馬祖租屋處斷斷續續的電話訊號中，陳廷豪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