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背雨：占领立法院七年后，台湾青年的时代考题

“欸靠，你看这个，”在台北古亭的咖啡厅，32岁的魏扬身穿“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黑T，反手将手机递过来，不爽地叨念着：“国民党到底在干嘛？费鸿泰是怎样啊？为什么又要提到我？又要提到我妈？莫名其妙欸。这样我可能要先回去写声明了，不好意思啊，没办法跟你聊更久。”

手机荧幕上，斗大标题写着“藻礁公投前向政府提3要求　蓝委点名魏扬：杨翠儿子勿再当民进党侧翼、打手”，国民党团总召费鸿泰点名他，要求“促转会主委杨翠的儿子要做人民的环团”，不要做民进党侧翼、打手，不断抹黑珍爱藻礁团体、国民党，“人民都看在眼里”。

“如果批评拥核是抹黑，我是『抹黑』国民党没错啦，我哪有抹黑珍爱藻礁团体？我明明不是（藻礁）最前线的，硬要把我挑出来打，什么意思？”走出咖啡厅，人还走在马路上，魏扬已经忍不住隔空开干国民党，一小时后，他的声明稿出炉，除了痛批国民党扭曲事实，还不忘要人写对他的名字，“我的名字是魏『扬』，要骂人之前也请把人家的名字写对，好吗？”

魏扬之所以总是被“挑出来打”，源于七年前那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事件。2014年3月18日，为了反对马政府与中共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青年学生先占领了立法院、再占领行政院，一度引爆流血冲突，为期23天。魏扬是占领行政院的麦克风手之一，也是台湾知名文学家杨逵的曾外孙，尽管知名度不如林飞帆、陈为廷等学运明星，但也备受瞩目。母亲杨翠出任促转会主委之后，母子二人更成为蓝营支持者的眼中钉。

七年过去，世界翻了新局，有些人被困在法庭中难以脱身，有些人往前走去，却一路走得深刻艰辛。远在三百公里之外，南台湾的艳阳下，黄捷聊起当年的学运，觉得已经仿佛隔世，尤其是经历年初的罢免风暴之后，她更常有种不真实感，“我时常在想，这三年到底是怎么了，好像做一场很长的梦，一直觉得很不现实，有种跟我想像中差很多的感觉。”

1993 年出生的黄捷，今年 28 岁，是完全没有经历过戒严时期、自出生后便在解严气氛中成长的世代。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所做的“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认同趋势分布”调查，自黄捷出生的前一年、1992 年开始，民众自认“我是台湾人”的认同度持续上升，从该年的 17.6%，提升至 2019 年的 67%。

与台湾认同一起升高的，还有年轻世代参与社会运动、关怀环境议题的热情。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的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灾，当时黄捷才 18 岁，在高雄女中就读高三。她回忆，自己看到喜爱的、邻近的日本竟然发生这么骇人的灾害，心中非常震撼。在这之后，许多媒体开始讨论核能的问题，黄捷开始大量关注相关新闻，也查阅能源政策资料。

“我高中生活本来很封闭，不怎么看新闻，也不太思考这些能源的危机，直到福岛核灾开始注意到能源议题，这是我第一个这么深刻关注的社会议题。”自此之后，黄捷每一年都会参加反核游行，“可能我本来就有愤青的基因，因为这个事件被触发，在投入的过程也没觉得任何矛盾，反而有种更认识自己的感觉。”

我就一个平民老百姓，到底要怎么选！

311 发生的那一年，适逢黄捷成年，遇上高三升大一的关卡。她先考完大学学测，才发生 311 福岛核灾，影响了她的志愿选择。她最后顺利考上台大公卫系、辅修社会系，毕业后，辗转做过记者、时代力量党团助理。

虽然持续关心社会，但在学运前后，黄捷并非魏扬这种第一线的麦克风手，而是更后勤的角色。直到2018年，前时代力量秘书长陈惠敏问黄捷，愿不愿意代表回到凤山区的老家参选议员？陈惠敏告诉她，时代力量需要有人回乡选举，评估过各地方的基本盘之后，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想找一个人投入选区“试试水温”。

黄捷回想，当年收到邀请时，“非常惊讶”，她自认是相当低调的人，跟传统台湾政治人物的形象有不小差距，“我在念书时候，每一天生活超级简单，不太用社群软体，回家就是煮饭、念书、家教，超级简单的一个人，要变成政治人物，这真的是非常难以想像的事。”

从收到邀请到决定，黄捷只有一周的时间考虑。一开始，她连怎么思考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我不熟政治圈，认识政治圈就是从立法委员的言行举止，觉得我就一个平民老百姓，到底要怎么选！”她也征询身边从事政治工作的朋友们，结果一面倒地被劝退，“朋友要我评估，自己拥有的资源有多少？”

一片反对声浪中，只有当时的女友告诉她，“这是妳该做的事。”伴侣的肯定，起了关键的作用。黄捷决定回到故乡凤山，竞选市议员的职位。

黄捷决定参选的那一刻，她当时的同党党员陈廷豪都看在眼里。“我们不是太熟。虽然不太认识，但我觉得她是勇敢的人，毕竟她很晚才宣布参选，然后这几乎是她的第一份工作，”陈廷豪补充，“我当年觉得她是天真，现在觉得，这是勇敢。”

陈廷豪，新竹人，1989年生。就读国北师的期间，因为关心校内学权议题，认识了台大学生会的学生们，又辗转被拉进台湾农村阵线的行动，“当时觉得可以去农村很好哇，农民看到大学生都很开心，跟农民聊天很有趣，而且，农村的东西很好吃。”

在台湾农村运动相对蓬勃发展的数年中，许多大专院校都有如陈廷豪这样的青年。农民运动组织举办了农村访调营队，鼓励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下乡参访，不但让学生成为农民反征收运动的生力军，也开展台湾的“返农”论述。与其他青年稍有不同的是，陈廷豪开始参与农村运动后，赫然发现自己家乡隔壁就在发生农地征收案：新竹竹北璞玉案。

璞玉案，又称台湾知识经济旗舰园区，可说是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动力外溢的产物。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传奇始于1970年代，以加州矽谷为范本，吸引海外留学的电子业人才返台，孕育出联电、台积电等世界知名的半导体公司。但与此同时，新竹也是北台湾知名的肥沃良田，电子业占地广阔、大量用水，与水稻农地之间处于紧张关系。发生在陈廷豪家隔壁的竹北璞玉案，便是这种紧张关系的产物。

“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感觉很震撼，”陈廷豪回忆，自己从小是功课优良的好学生，大人总是教他只要乖乖听话、长大找个好工作，人生就会一帆风顺“结果自己隔壁就在发生迫迁案，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很不了解自己的家乡，心里感觉很奇怪，想要了解更多、知道更多，不想要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

在三一八学运爆发的前几年，陈廷豪跟随自己心中“想要多了解家乡”的冲动，声援过一个又一个的社会议题，“那几年的社会气氛很特别，大埔、王家、洪仲丘、华光、华隆...我再讲下去都讲不完了，”陈廷豪回忆，当年的社会有种躁动不安的氛围，关心社运的年轻人不算多数，但却活力旺盛，有个小圈圈正在隐然成形，每一个议题都会重复看到差不多的面孔、彼此也会互相声援。

“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很多跟我理念相近的朋友，确实是很好玩，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同温层吧？”陈廷豪说，“好像是一个很大型的社会练习。练习说，当你关怀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找谁帮忙。”

回想起这段堪称“三一八前传”的日子，魏扬也有类似的感受。“我知道在我进大学之前还有乐生、反高学费，我自己从大学2008年的野草莓开始，一路国光石化、大埔、王家、华隆，这些对不公不义的关注，结合一种本土关怀，可以感觉，好像我们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

回顾他们口中这特殊的时代，确实，每一个议题都是台湾数十年来体制压力引爆的结果。大埔事件是新竹科学园区的扩张，正如前述；国光石化是第八座轻油裂解厂的简称，是台湾数十年来以蕞尔小岛之姿发展“石化王国”的结果；士林王家都市更新案，隐藏着台北都市计划长久以来的沈疴；洪仲丘案，是“反攻大陆”使命下长期恶质军队文化的产物，但到了这一年，当这些解严后出生的青年上大学，亲眼看见这些光景时，已经不想再忍受了。

“这些社会议题，才是我的DNA。”

“当年谈的本土关怀，跟今天谈的亡国感差很多。这不代表想要统一，我们还是想要独立，但就是不会常常考虑中国如何如何，只希望台湾是一个更好的台湾。”魏扬回忆，对于“中国因素”（指中国如何透过政商关系渗透台湾）的讨论，是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才开始。

此前，这些多元纷杂的社会议题，除了“不愿与中国统一”的情绪之外，还有更多与中国无关的本土左翼关怀，“在我的理解里，反服贸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中运动，是一群有左翼关怀的年轻人，累积了很多社会议题的经验，一起去对当时的政商体制提出质疑与反对的运动。”

魏扬与陈廷豪都是反服贸发起团体“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成员。比起魏扬旗帜鲜明、严肃而带点学术色彩的左翼关怀，陈廷豪参与运动风格，正如他说的“农村东西很好吃”一样，往往带有更多幽默与偶然的色彩。譬如他回忆，自己之所以会开始参与反服贸运动，其实也是因为被食物所诱惑。

“有一天林飞帆打给我，问我要不要出来青岛东麦当劳（立法院附近）吃宵夜？我想说吃宵夜，好啊！”待陈廷豪到了现场，发现当时几个活跃于社运场合的老师蔡培慧、周馥仪也在，“他们告诉我，欸马政府要搞服贸，我们很担心，要不要一起来搞？我听完他们大概讲完，就说喔好啊，来搞。”

陈廷豪的反应，其来有自。他回忆当年的氛围下，关心社会议题的青年们，已经对马政府累积相当多的不信任，“每件事情都在得罪大家，大家并不信任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但对马政府来说，这样的指责，或许并不令人服气。当年抗争正炽时，一名马政府的高阶官员，曾私下抱怨，这些“社会重大建设”，例如国光石化、大埔案，有些也是民进党政府任内延续甚至拍板的。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认为，这些抗争声音“今是而昨非”，就只是针对国民党政府造反，不然为何“当时不吵、现在才吵”？

在时间静止的前提下，官员这样的指责，或许是对的。但他忽略了一点：社会上源源不绝的抗争青年，在当年“政策拍板”时，都还是小孩子，过去未曾来得及参与的决策，他们要以新时代的价值来否决。

“可能有些人真的是看颜色说话，绿执政他就闭嘴、蓝执政他才会出来抗议，或者有些人是反过来，但我跟很多伙伴都不是，”魏扬说，“这些社会议题，才是我的DNA。”

或许，以魏扬的家庭背景而言，要让国民党的支持者相信他是真诚关心社会议题、而非只是“逢蓝必反”，是困难了一点。但若是由黄捷来说这句话，说服力可能会高一些。

在三一八学运爆发当时，黄捷完全不在陈廷豪所说的“社运同温层”之内，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但三一八学运就爆发在台大公卫学院门口，她没有理由缺席，“那时候立法院突然大家集结，我们是非常有感的”，对于黄捷与她的同学来说，抗争，并不是社运团体的专利，更与国民两党无关，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舒适的位置，来实践心中的理想。

“（学运持续的期间）大家也都蛮焦虑的，就会怕这个士气和群众的愤怒就在一天天消磨后就结束，会觉得努力就付诸流水。因为大家的意志力都有限，这么长时间都在街头上，我还记得有几天是拿纸箱睡在地上。”

当年，如黄捷这样，不在议场镁光灯照耀下，却默默睡在立法院前好几天的学生，无非是希望这些付出，可以“保护立法院（占领）的成果”，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运动的心声。

“说到底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懦弱吧，不像他们更勇敢一点，虽然对于大众来说，一直站在街头上已经很勇敢了，但还是有一群人更冲锋陷阵。”

然而，这种前线冲锋与后勤之间“和勇不分”的默契，在学运爆发的第五天，遇到了一个真实的考验：占领行政院。

3月23日凌晨，学生号召占领行政院。魏扬担任第一批指挥，陈廷豪则在门口呼吁群众进去占领。许多原先占领立法院的干部，如陈为廷、林飞帆等人并没有现身，作为一个外围声援群众的黄捷，也没有响应友人的动员前去行政院，而是选择留在原地。

回忆当年，黄捷坦言自己非常犹豫，直觉告诉她，冲进行政院与立法院不太一样，“当时有风声说要冲行政院，然后就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去，其实现场就会很多人会犹豫，毕竟这是更直接对于国家的挑战，当时社会已经有蛮大的反弹（针对学运）声浪，很多人都非常纠结。”

黄捷的直觉，确实更接近一般社会大众的感受。3月18日学运占领立法院，虽然也引起“破坏、暴力”的骂名，但事件终究是因为立法院审议服贸协议而起，占领立法院，可说是师出有名；那么占领行政院，又所为何来？抗争上升到瘫痪国家行政机关，是正确的手段吗？总体说来，占领行政院的行动，比占领立法院更难获得大众的理解与支持。

在黄捷仍在犹豫的过程中，她的朋友们已经冲进了行政院，而她最终仍选择留在立法院。“说到底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懦弱吧，不像他们更勇敢一点，虽然对于大众来说，一直站在街头上已经很勇敢了，但还是有一群人更冲锋陷阵。”

但对于魏扬这种深度参与者来说，在占领行政院前夕，已经没有选择“要不要去”的权利，只有“去哪里”的问题。魏扬回忆，占领行政院前夕，许多人都抱着“必须带领运动突破僵局”的决心，毕竟当时占领立法院的局势，相当程度是既有政治势力折冲妥协之下形成的危险平衡，而到了运动第五天，显然已经摇摇欲坠。

“当时大家都知道，是马英九跟王金平在斗，然后王金平故意不动用警察权，大家才占得下来，”虽说有政治大气候如此，但魏扬并不会全将占领立法院的成果归因于马王政争，“那也是大家在里面第一波守下来了、然后外面静坐的人到了好几千人，一起保护里面的成果，才创造出这个奇特的政治空间。如果里面只有20人，王金平也不会去做这件事，一定也还是要把学生清走。”

3月23日前夕，这由两大龙头政争所创造出的奇特空间，气数将尽，魏扬回忆，“可以说是3月18日的胜利有点虚胖，3月23日的冲突，只是戳破了这个问题。”

同样身为第一批冲进去的学生，陈廷豪也同意运动需要一个新突破口，但他的占领行政院故事，可与魏扬大不相同。

三一八学运爆发前一个月，陈廷豪的父亲过世，身为长子，按礼俗，他必须每七天就回新竹老家一次，做满七七四十九天的仪式，整个学运期间，他一直在灵堂与议场之间来回徘徊。也导致他在占领立法院的日子里，老是处于一种悲伤与昂扬交错、关键时刻总是介于“在与不在之间”的状态。但却又同时在“占领立法院”与“占领行政院”两案中，同列被告，在学运青年中，可说十分罕见。

“18号刚冲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气氛还很棒，大家都很团结、士气高昂，可以一起做一点事情的感觉。”19号，陈廷豪返回新竹祭父，再回到台北时，发现议场中的空气已经变了颜色，“大家都分开了，每个人都在跟每个人吵架、每个人都在跟我抱怨对方如何如何，你很清楚感觉到，运动已经停滞了，应该要再前进。”

混乱之中，其中一群学生决定，要扩大战线，占领行政院。这个决定，最终结束于24日凌晨，警察强力驱离，现场群众溅血。

魏扬回想当晚，自己虽然没有参与决策，但到了现场，发现群众来得比想像中更多，而部分发起干部竟选择暂离现场，导致群龙无首，魏扬便拿起麦克风，指挥群众手勾手坐下。陈廷豪也在现场，他一直守在门口，但脑中一片空白，当天晚上的多数时候，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在干嘛了。”

“现在想起来，当然常常想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但当时我们实在太缺乏经验，只能用那种一两百人场子的经验来想，阿就手勾手、阿就坐下来，但当现场已经有数千人的时候，怎么办？该怎么样可以更有对抗性，但又不会让群众受太大伤害？”魏扬回忆，“但最终还是想说，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做错什么。在当时，我尽力做了能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场官司把他留在了那一年的时空里。不管他怎样努力往前走、参加全新的团体、耕耘新的议题，只要法院的通知一来，他又会马上被拉回行政院的那一天、那一个晚上。”

在法庭上，魏扬陈述，当时行政院现场群众是自发到场，“因为政权的不正当作为，愤而起身表达意见...事发时民众质疑政府施政能力、治理正当性，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挡服贸，才和平静坐包围行政院，是出于正当理由对抗出问题的政府。”魏扬并举香港反修例运动为例，向法官表示，“只有暴政、没有暴徒”，他不同意当年的占领行政院行为属于犯罪。

尽管在庭上总是理性而有条不紊地论述，甚至企图拉出“反抗暴政”的新高度，但对于心思细腻的魏扬而言，反覆地出庭申辩并不好受。魏扬女友吕伊庭观察，“我觉得这场官司把他留在了那一年的时空里。不管他怎样努力往前走、参加全新的团体、耕耘新的议题，只要法院的通知一来，他又会马上被拉回行政院的那一天、那一个晚上。”

吕伊庭说，每次出庭前一周，魏扬就会开始进入忧郁状态，整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发呆，想写出一些文章来回应当前的情绪，却未必可以如愿，“从我陪伴他到现在，真正写出文章的，也只有一次。其他时候，他就是会一直在纠结、低潮的情绪里。”

这个事件，还意外创造了另一次历史：台湾法院首度开始讨论，人民的“抵抗权”是否存在。二审法院原本认定，魏扬、陈廷豪等七人成立“煽惑他人犯罪”之罪，但上诉到最高法院后，法官提出，人民行使“抵抗权”或“公民不服从”时，得阻却违法或减免刑责，因此撤销原判决，发回高院更审。

虽然这个相对基进的判决令人惊艳，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长达七年的开庭之路，还没有走到尽头。“我自我认定为，好像也是在从事司改运动的一员了。这样想，就会觉得自己还有点意义。即使，这个运动是如此地漫漫长路。”在最高法院的判决公布后，陈廷豪在脸书上这样写道。

此后，时间仍以两种不同的版本向前流逝：一边是大时代的风浪，一边是小人物的晴雨。撤出立法院之后，魏扬不改其志，想要继续做基层组织工作，“运动之后多出了很多能量，如何接住？分裂出很多团体。我自己想延续黑岛青原来的路线，谈经贸协定、自经区，虽然台湾是一个小岛，一定需要国际贸易，但需要一个对贸易比较公平的论述。”

但首先被运动能量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是柯文哲的支持者。2014年底的地方选举，柯文哲挟着学运后的余威，主打白色政治、素人参政，成功击败连胜文，选上台北市长。

隔年，马英九悉心安排了马习会，现场双方不露国旗、国号、国徽，互称先生。对国民党人来讲，是“九二共识”的最高峰，也是两岸对峙七十年来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这场迟来的和解，终究无法再拉近两岸之间渐行渐远的民心。马英九政府在台湾的支持率跌至谷底，甚至连带让国民党失去年轻人的信任。一众青年在三一八学运中，以明确的行动拒绝国民党以“九二共识”出发的暧昧，不愿再循过往的两岸框架与中共进行谈判，他们要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离开立法院后，许多人因此投身在2016年的选举中。

“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本土政党要过半，把国民党拉下来。而且是总统、国会都要过半，”陈廷豪的想法，是当时许多学运青年的愿望。毕竟，以当年而言，台湾虽已经有过政党轮替、选出民进党籍的总统，但因为国民党地方实力依旧坚强，因此从未有过“国民党不是立法院多数党”的情形。

魏扬愿意替时代力量的候选人邱显智辅选，也相当程度认同时代力量的进步性格，但却对党的中心思想抱持怀疑态度，“时代力量从岛国前进（另一学运后组成的民间团体）时代开始，就一直谈公投，但公投要投什么，不能是空的吧？”没有选择社民党的原因，是“虽然一开始看到很高兴，觉得台湾要有欧洲社会民主党了吗？很有一个想像。但看到范云跟蔡英文做便当，我心想，搞什么？”

陈廷豪选择投身时代力量，同样也是认为台湾应该有第二个本土政党，但他之所以没有选择社民党的原因，却与魏扬相反。他不满意的反而是社民党“不愿意跟民进党协调选区”，他认为，这样会给国民党渔翁得利的机会。

这两种想法，堪称经典。当时，在不少青年之间，热烈地讨论“若以拉下国民党为目标，在达成目标之前，新兴的第二个本土政党是否该跟民进党合作？如果合作，是否会减损该党的主体性？如果不合作，会不会拱手把席次送给国民党？”每一个有志于参与政治的青年，都会在这道关键问题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抉择。

2016年选举结果出炉，民进党首次达成总统、国会过半，新政府高举进步价值，并网罗了不少活跃于学运现场的学者专家入阁，满朝一片崭新气象。

魏扬却感觉自己累积的压力到了临界点，当时他关心的台中黎明幼儿园运动，也时时处于高压力的抗争状态中。他轻描淡写地说，当年的状态不太对，很想逃离台湾，“觉得已经快要窒息了”，他选择到牛津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与林飞帆同一时间在英国留学，两人的状态却天差地远，“飞帆就很积极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常常有吃饭聚会什么的，我可以说一次都没有去这样的聚会，甚至不太想见到台湾人。”

陈廷豪回忆，看完家族群组后，他只有一个想法：“明天完蛋了。”

魏扬在英国重新调整人生脚步时，在台湾内部，民进党很快来到执政中途，高涨的“进步”民气与“觉醒青年”浪潮，开始遇上反扑。2017年，蔡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大法官通过同婚释宪案，让社会“反同”声浪同步高升，忌惮之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并没有立刻按照释宪结果，快速推动婚姻平权修法，也让同志团体的不满开始累积。与此同时，反同团体则勤奋地推动公投，希望可以将同性婚姻排除在《民法》之外，另立专法。

反同团体的努力，反应在公投结果上。公投结果出炉，反对同婚使用《民法》的票数为694万9697票，同意的则有338万2286票；至于另一个饱受争议的“以核养绿”公投，主张废除《电业法》，结果反核阵营以401万4215票落败，而支持3座核电厂延役以及重启核四厂的选项，获得了589万5560票的支持。

与此同时，高举保守价值的国民党奇兵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掀起“韩流”旋风。这结果被许多信仰进步价值的人士形容，是保守势力取得胜利的一次大选。陈廷豪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决定辞去时代力量党部的工作，另觅天地。

“当时在（时代力量党部）做分析舆情的工作，每天都在想说政策怎样啊分析怎样啊，结果公投前夕，你才知道，原来你跟一般人的生活差这么远。”陈廷豪回忆，在公投前一天，他回家投票，妈妈问他，明天公投怎么投？他理所当然地说，就是同意（同婚）啊，妈妈说，奇怪，不对啊，你的票怎么都跟我相反？

“比对了半天，才发现，我妈妈每天都在跟我看不一样的讯息，真的都决定要跟我投相反的票。我打开那个被我mute掉很久的亲戚群组，好几百条打开一条一条看...看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这个群组不是只有早安、晚安，他们每天都在传这些公投的讯息，有些根本都错得离谱，但他们都已经这样做了决定。”

陈廷豪回忆，看完家族群组后，他只有一个想法：“明天完蛋了。”

公投结果出炉，陈廷豪的忧虑成真，学运的一场向阳好梦，至此开始正式遭遇阴影。

但在高雄凤山，黄捷站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却是喜忧参半：在众人震惊于韩国瑜当选、公投结果不如人意时，她以素人青年之姿，成功地选上了议员，开始摸索过去对抗的“体制”的形状。

“其实很多人参与完运动都往体制内走，不管是当幕僚或是出来选，相信大家都有个想法，就是越靠近体制、越有直接改变的权力，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影响力的话，其实也无力改变。”黄捷如是说，“我知道还是有很多街头运动者会觉得，我们不要变成政府、不要变得跟他们一样的人，但我觉得权力运用者不一定就是这么糟糕啦。如果我们空有理想，不愿意看到现实的处境的话，没办法把社会推向我们理想的国度。”

面对2018年选举结果，陈廷豪也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式来“看到现实的处境”：接受研究所同学曹雅评的邀请，到马祖工作。他的想法很简单明晰：既然自己对于韩国瑜的崛起、公投的失败如此困惑，那就到自己最不熟悉、最支持国民党也距离中国最近的前线岛屿上，亲眼看看他方别处的人们眼中，那“一般人的生活”究竟是什么？

陈廷豪在当地租屋住下，与前文化局长曹以雄、牛角村长曹尔岚等地方人士建立友谊，也帮着同学曹雅评做地方工作，开车在马祖的山路上来来回回。不到一年时间，即便在一片漆黑、路灯全无的夜晚，他也能熟练地开过马祖曲折狭窄的山路，甚至还加入了地方的羽毛球社团—“在马祖，羽毛球社团的同好，对选举是有影响力的，”娴熟于当地选举的曹尔岚如此分析。

学运后四年，横亘在许多青年心目中的问题，都很相似：当年在议场内外高举的进步价值，是否真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又或如部分敌视学运者的批评一般，只是一场春天的激情、风靡一时的语言游戏？无论是在自身的生命状态中沉潜、决意到地方蹲点，抑或顺利选上新科议员，许多人都各自在不同的位置上，盼望让答案更接近前者一点，而非向后者偏移。

然而，时光并不待人从容地深耕土地，新的风雨很快就扑面而来。2019年初，习近平发表演说，邀请台湾各界“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让许多人心中的恐惧越来越深，更担心新贵政治人物韩国瑜上任后，挟高得票率去附和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方案”。对于多数民众而言，虽然韩国瑜在地方上得到了高雄市民的选票，但不代表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在全国选举层次还能得到信任。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国民党支持度几乎降至冰点。

同一年中，香港爆发反修例抗争，港府与北京的强硬态度，也让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越来越疑惧，最终缔造了蔡英文的817万票连任历史纪录。2020年后，中美贸易战节节升高、疫情肆虐全球，而台湾却在贸易战中意外获利、也成功地防止疫情蔓延，原本于全球化时代尾声，已经呈现疲态的岛屿，一度自信高涨。

在台湾社会面对自身的位移、看见香港的动荡时，另一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在发生：全球化的余晖逐渐失去光彩，新冷战的号角正在响彻全球。

于2019年接受端传媒专访时，林飞帆精准地说出了他的观察：“我印象很深刻，过去几年我们在台湾谈『中国因素』时，拜访美国国会一些众议员，获得的反应跟回响都不是那么清晰，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台湾要面对的事情。”

林飞帆说，但到了2019年，“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共识：这（中国因素）是全球都在面对的问题。我们在台湾谈中国威权扩张这件事，也有更多国际案例能相互呼应...你可以开始找到在区域里面有很多国家，遭遇中国用类似的方式渗透或干预，我觉得这是（跟2014年）蛮大的差别。”

但在2021年，随着疫苗上市、拜登政府言行回到“常规”，新冷战的波涛稍微平稳一些，台湾内部的矛盾，开始清晰浮现。年初，黄捷面临了人生第一次、也是台湾第一次的“正面对决罢免意见的罢免选战”，意图罢免她的团体，除了批评她“支持莱猪”、也反对她“支持同志婚姻、支持香港”的政治表态，俨然是一场2018年公投的延长赛，而黄捷最后在民进党大力支持下，有惊无险地保住了席次。

随着黄捷罢免案在南方落幕，魏扬与他的伙伴们，却发现自己卷入了一个新战场：于农历年间开始加温的藻礁公投，再一次真实考验他口中“左与独”之间的可能与不可能。于藻礁的战场上，许多关心议题的行动者，面对一个真实而明晰的考验：“亡国感”或许能团结台湾民众一致反中，但这巨大的“救亡图存”压力，是否会挤压到台湾公民社会生长的空间？

很明显地，2018年台湾社会的“公投创伤”，在今日的藻礁公投议题中，仍在隐隐作痛。许多支持台湾独立的群众，怒指藻礁公投已经遭到国民党与核四议题绑架，如果支持藻礁，就是“帮到国民党”，甚至是间接协助“中国并吞台湾”。

回顾当年，魏扬大方承认，自己也曾支持以公投来展现“直接民权”，但等到身在其中，才逐渐发现，“公投就是很尴尬，把一个复杂的事情变成yes or no，但没办法把事情好好讲清楚。但我也不会说去反对公投，只能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复杂的事情可以被谈清楚吧？”

从英国回来后，魏扬先加入台湾老牌的反核团体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简称绿盟），同样参与了2018年的“以核养绿”公投战，而后转往另一个资深合作购买运动团体“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任职了一段时间，最近又重新回到绿盟怀抱，负责研究艰深的能源转型与气候变迁议题，在基层NGO里持续摸索前进。

面对国民党对他的人身攻击，魏扬斗志高昂；但想到许多昔日同志批评他“帮到国民党”，他仍难掩落寞，“我想问问，那台湾还需要我们（公民团体）吗？我有一点鸟尽弓藏的感觉。明明当年大家都是支持这些进步价值的，不是吗？现在我们好像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

在岛屿的另一端，走过罢免风暴的黄捷，于地方选区中，不太受藻礁风暴影响，反而稳健地往连任之路前进。她说，自己对政治有了深刻的体悟。

“这两年，我对『新政治』一直都有新的体认。应该说，没有所谓的『新政治』吧。比如说一开始我会觉得议员干嘛整天跑红白帖（注：每逢婚丧喜庆，候选人本人或助理会到场祝贺或哀悼，俗称“跑红白帖”)，这很旧政治耶，但我自己下来当议员之后，就知道在人情社会中，红白帖扮演的意义在哪。就是一种人与人的互动，然后建立情感的方式。”

黄捷说，议员实际的工作，跟自己当初想像的很不一样，“以前只是觉得，议员就是在议会质询，写政策提案，帮忙民众处理案子，也可能因为时代力量的政策，希望建立一种专业政治的氛围，所以希望大家应该回归到议会工作为主。”

没想到，在黄捷今日的办公室里，一楼的墙面便贴着一个大大的区块，上头是民众每一天陈情案件，“情感建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都太高空了，政治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东西，是你如何让一个社区，因为你而产生改变。”黄捷说。

政治理想可以高空远瞩，但政治生活必须直接扎实。在这次的“反罢免”战役中，黄捷也接收了来自民进党“老将”们的组织实力奥援，也让外界不断猜测，她是否会在下次选举中加入民进党？

对此，黄捷直言“经过这次（罢免）事件之后，我跟民进党未来势必会走得更近。过去我跟他们在议题上的立场本来就比较接近，只是未来就是会变成互相合作的角色。至于下一次选举，我还是以无党籍身份，因为要挂民进党籍的话，必须入党两年，那我不符合，反正时间来不及了。”

言下之意，是确实与民进党商讨过相关事宜？“对。”或者可说下届选举她会以无党籍参选，但下下届就不一定了？“可以这么说。”

远在外海的陈廷豪，同样不太因这场震动中央政府的藻礁公投改变心情，“（藻礁）就是政府没有好好沟通，这没办法回避的。”在2020年的选举过后，陈廷豪多了一份新工作：在新设立的民进党连江县（马祖）党部里工作。在青年主委李问创设党部的过程中，陈廷豪在地方的协助奔走，功不可没，也让马祖打破长期以来只有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进入“两党竞争”时期。

“虽然我有时候也会想，当年支持运动的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现在还支持我们吗？有种奇怪的感觉。但我现在回头看，我会说算是『自我感觉很良好』，不是因为我做得多好，而是因为看到我曾选择努力的议题，现在都能在政治上有一些成果。同时，也有不少年轻政治人物，是参与过这个运动的，我们有共同相信的价值，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在马祖租屋处断断续续的电话讯号中，陈廷豪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