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被擊碎的互聯網敘事,和中國年輕人的「新異化」人生

所謂「都市白領」和農民工群體,在社會中的壓抑都如此類似。


2019年4月12日深圳,華為員工於午休時間睡覺。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9年4月12日深圳,華為員工於午休時間睡覺。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拼多多像是接力跑選手一般,順利地在輿論場上接了去年末阿里巴巴被公眾痛斥的一棒。

馬雲控制的螞蟻金服所引發的輿論風波、監管懲罰和取消IPO還未完全停息,作為阿里新起勁敵的拼多多,就接連發生了女性員工加班猝死、官方虛假聲明幾易其詞、男性員工跳樓自殺、員工因「極端言論」(在一款名為「脈脈」的求職軟件上批評公司)而被強迫辭退、監控員工隱私、公關聲明繼續「硬剛」民憤等應接不暇的負面信息。

當然,同樣值得注意的,拼多多的股價在員工猝死而短暫下跌後,又迅速上漲,目前是中國股價市值第四高的上市公司(前三位騰訊、阿里、美團),這是拼多多「硬剛」公眾的底氣所在,也證明在未來,現有處境不會改變。

2018年7月25日中國上海,拼多多總部。
2018年7月25日中國上海,拼多多總部。圖 : 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一、打工人的絕望,不意外的公眾狂怒

「都市白領」和年輕農民工,在社會中的壓抑都如此類似。

接連發生的醜聞,不由讓人想起10年前的富士康N連跳。然而,拼多多引發眾怒其來有自。

就在剛剛過去的2020年,端傳媒總結的年度中國互聯網關鍵詞,也包括了諸如後浪、小鎮做題家、打工人、內卷等詞彙,來形容當代中國年輕人的生存、工作與社會心理狀態。事實上,這是一組足以讓人浮想連篇的矛盾詞彙:

「後浪」成長在「一個精神抖擻的時代,一個倉廩足而興禮儀的時代」,充滿希望,無限可能;可是「小鎮做題家」,卻從三四線城市靠「做題」考入985高校,而又無法在大城市立足、生存、買房、成家立業、最後只能落魄回鄉;「打工人」本來是指代那些「低人權優勢」的中國特色農民工群體,而在2020的互聯網自嘲中,迅速成為白領階層、「預備役中產」年輕人的自我指稱;「內卷」現象,則被人類學家項飆重新詮釋為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社會競爭機制,退出既是不道德的,對於參與者(後浪、小鎮做題家、打工人)來說,也是不甘心、不可能的。

在這樣的關鍵詞中,「後浪」是一次成功引爆話題的市場部宣傳,卻也引發劇烈的社會批評:只有那些家境殷實的中國孩子才可能成為後浪,脱離內卷,並且沒有滿腹牢騷;而其餘的,則是困在系統裏,參與白熱化內卷的小鎮做題家和打工人。

2020年底,李一凡導演的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所引發的意外熱潮也是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這部講述漂泊的年輕農民工在髮型中找尋自由與自我的孤獨電影,竟然引發為數甚巨的「白領」觀眾在其中找到共情。李一凡本人也感到驚訝,我曾問他如何理解這樣的文化現象,他直言完全沒想到,「都市白領」和他所講述的群體,在社會中的壓抑如此類似。而恰好,拼多多一系列的惡劣事件,將所有的壓抑推向了狂怒。

「都市白領」、「預備役中產」當然不僅僅是科技公司、互聯網從業者,但這一群體卻被認為中國社會最有可能躋身這一序列的人群。而這也是奇怪的現象,在不遠的幾年前,互聯網公司、科技公司從業者,都還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完美職業,它意味着高學歷、高薪、財務自由、擁抱「新四大發明」、擁抱未來……一旦有幸躋身其中,便提前鎖定了冉冉升起的都市白領席位。也是這短短几年間,這個群體的關鍵詞,慢慢變為了996ICU和反諷的「修福報」,進而演變為全面「內卷」的「打工人」。

而拼多多發生的「猝死」、「跳樓死」、監控員工私密言論、不合理開除員工等醜聞,則可能超越了所有自嘲的「打工人」的底線。互聯網、科技巨頭的敘事,被它們在狂飆突進中出現的巨大公共倫理敗壞,突然擊碎了。也因此,公眾的狂怒並不意外。

2013年12月24日,員工於午餐時間在騰訊微信部門午休。

2013年12月24日,員工於午餐時間在騰訊微信部門午休。攝:In Pictures Ltd./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二、被擊碎的互聯網敘事:從「新四大發明」到「壟斷資本家」

「白領」、「預備中產」群體的自我預期與定位,遭遇了現實的無情反諷——即便他們已經是14億人中的佼佼者,勞工權益同樣無法得到保障。

互聯網和科技公司從業者,肯定不是中國猝死最多、加班最多、遭遇不合理用工制度最多的人,我們不用在這一點上為他們抱怨更多。然而恰恰也因為如此,這一「白領」、「預備中產」群體的自我預期與定位,遭遇了現實的無情反諷——即便他們已經是14億人中的佼佼者,勞工權益同樣無法得到保障。與相對高薪對應的,是健康的過度損耗和高度可替換性。無論是程序員,還是市場營銷部門員工,所有工作都成為巨大鏈條中的幾行代碼,一次對齊、拉通,與流水線帶給產線工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並無二致。而喪失創造力的工作,也必然造成「意義」的缺失,用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的術語,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和世界無法產生共鳴(Resonanz)」,「共鳴」在羅薩的論述中,就是「異化」的反面。

如果借用2020年底公眾對「殺馬特」的重新理解(而非污名化),那麼可以看到兩者之間很多的可「共情」之處,如《革命的一天:與殺馬特同行》一文中所指出的,殺馬特所面臨的都市工作環境問題包括:「不被關注;工作隨時可替代;生活沒有創造性;極度孤獨,沒有歸屬感;高壓下的生活很多情緒無處發泄;努力工作也難以完成階層的上升……」

而在此前數年,中國語境中的互聯網和科技公司是創造力、自由和進步主義的象徵。也許從來沒人完整地總結過一套權威的中國互聯網和科技公司「意識形態」,但主流媒體的敘事中,一系列新型創業家、企業家往往有着相似的、類似希臘羅馬神話般的經典「原型故事」:

他們希望改變世界、輪番遭遇失敗、隨後屢次「XX豹變」、給社會帶來了無數的高薪就業機會、繼而創造了中國新的「四大發明」——這其中,既包含了和經典美國夢類似的個人奮鬥敘事,也藴含着矽谷最初興起時所帶來的反抗、創造、個性、自由和新世界敘事,同時還配合着「中國智造」(而不再是「山寨大國」)與中國崛起的國家主義敘事,吸引了無數的年輕人以之為奮鬥模版。

我曾在北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工作,該公司主要投資那些早期互聯網創業公司。還是在2016年,正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俗稱「雙創」)的熱潮之時,中國自媒體常常戲稱「北京任何一家咖啡館都在談論天使輪、A輪和互聯網思維」。領導在一次部門會議中語出驚人,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說:「十餘年前,改變社會的可能是《南方週末》,現在就是創業家,康有為和梁啟超到了現在,不會辦報,而是會創立互聯網公司。」

不難理解這是VC的市場話術,但把「互聯網企業家」比作康梁,這種思考「古人到現在會做什麼的」的思維方式,一方面反映了該領導的「社會理想」,另一方面,也頗能反應當時的「主流」媒體敘事所創造的社會「共同想像」。而不久後,這位領導因為部門裁撤,也隨即離開該公司。

加入互聯網和科技公司敘事的人群,便很難真正釐清這到底是自我選擇,還是隨波逐流。

當「雙創」浪潮迅速成為泡沫後,進入「大廠」(大型互聯網和科技公司)則成為高學歷畢業生炙手可熱的主流選項(另一主流選項是進入體制,暫不在本文的談論範圍內)。我曾訪談的一個大型科技公司員工,她曾在政府海外部門、高校等工作五六年,海外雙碩士學位,精通三國語言,我好奇她為何選擇到中國科技公司從基層市場部職員做起,她直言,「我寧願做風口上的豬,也不願做井底的天鵝」(「風口上的豬」也是前些年火遍全網的企業家言論),「就想當一顆螺絲釘」。

另一位在國內Top互聯網企業的前員工,回答為何從新聞媒體跳到互聯網企業時的言論也令人玩味,「如果能繼續做媒體,誰還想來幹這個啊?」事實上,他在互聯網大廠的業務能力相當出色,只是時常覺得,這是一份難以放棄的「狗屎工種」(Bullshit Job)。因為中國媒體環境惡化、互聯網公司能帶來高薪和階層躍升的機會、實現有可能在大都市貸款買房的「自由」、也能獲得相對體面的社會身份認同。然而他現在面臨的問題,恰恰和「打工人」自嘲的一樣,他所「認為」的,和「現實」並不一致。當年過三十有餘,便必須有所升遷,否則面臨邊緣化、淘汰、被「優化」,而此前他陰差陽錯地失去了一次機會。現在他擔心,自己可替換性高,熬夜能力不如年輕人,因此也陷入漫長焦慮。最近他離開了原來的公司,對未來如何走,則諱莫如深。這也許就是項飆所言的「不允許退出」,退出會讓人羞於啟齒,因為意味着「失敗」,而這一種「原型故事」的敘事下,不允許失敗。

上述案例中的幾位,仍然對互聯網和科技公司的「價值觀」有所共情,即便現實情況並不如他們所預期,「財務自由」可能遙遙無期、「創造性」蕩然無存,其本人的階層也未實現可見的躍升。但事實上,他們的心態,代表了信奉並加入這一敘事的大部分高教育水平的中國青年人。

如果客觀看待,這一關於互聯網和科技公司的敘事,本身邏輯漏洞百出,並且隨着加入的人群越多,其收益邊際效應從邏輯上也會加速遞減,「內卷」現象因此愈趨嚴重——導致這一敘事,從「功能性」批判上,就會傾向於加速自我毀滅。然而,因為沒有任何個體可以掌握、並理解全局的事實和真相,因此,人們通常只能依靠「敘事」,去理解和參與世界。而「敘事」,則往往同時包含了真相與謊言、自由與操控、主動與裹挾。於是加入其中的人群,便很難真正釐清這到底是自我選擇,還是隨波逐流。

近年來,隨着這一敘事的逐漸幻滅,中國的互聯網和科技公司,與美國的幾家互聯網巨頭,在「從受公眾熱捧,到受公眾厭惡」,在時間維度上產生了同頻共振。只不過,中國特色的特殊性又在此顯露無疑。

如果說美國「五惡人」(Frightful Five: 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要面對的,是國會聽證、歐盟GDPR、干預大選、信息繭房、對民主體制的損害等一系列具體議題,那麼,中國的互聯網和科技巨頭要面臨的,則是更加嚴重的根本性指控:

因為他們不僅是「壟斷」的,更是萬惡的「資本家」。

2014年9月19日紐約,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兼執行董事長馬雲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慶祝阿里巴巴股票上市。

2014年9月19日紐約,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兼執行董事長馬雲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慶祝阿里巴巴股票上市。攝:Andrew Burton/Getty Images

三、中國特色的企業難題:企業家精神、不談政治到階級鬥爭的幽靈

「這幾年,知乎從『自己不努力能怪誰』的社達光明頂都變成反資左人cos大展,感覺是大學生畢業進廠子接受勞動法再教育了。」

這一種譴責資本家的敘事在中國年輕一代中突然出現,可能有多種因素:中國年輕人的上升渠道逐漸被鎖死(後浪VS小鎮做題家);勞動法在許多互聯網和科技公司被視若無物(大小周、996、沒有加班費、隨時待命、辦公軟件徹底控制員工生活和侵犯隱私);工作中毫無創造力,而只是成為巨大系統中的一環,「偉大成就」是公司的,個人毫無「共鳴」,喪失意義感;一線城市節節攀升的房價,讓相對高薪失去意義……

但這都不能解釋「萬惡資本家」的重現。在B站上,一則馬雲去年的演講視頻,滿屏彈幕都在痛斥馬雲為資本家;而「你工人爺爺來了」,也成為了熱門微博hashtag。不遠的幾年前,馬雲還是全中國人的「馬爸爸」,現在則成了當代青年人口嗨的「孫子」。知乎上,大量評論從「人在美國,剛下飛機」、人均年薪百萬的精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風氣,變成了充斥着熟練運用馬列毛語錄的反資本主義的高贊答案,並且直言,中國的政治和歷史教科書不僅沒有掩蓋真相,其關於階級、法律、國家本質的馬克思主義論述,才揭示了現實的殘酷真相。

知名微博用戶@鄧艾艾艾也曾發過一條微博,「這幾年,知乎從『自己不努力能怪誰』的社達光明頂都變成反資左人cos大展,感覺是大學生畢業進廠子接受勞動法再教育了」,該條微博被網友們歡樂而心酸地轉發了近1300次。

在拼多多的連續劣跡以前,馬雲和阿里巴巴所面臨的麻煩,就已經引發了軒然大波。其性質雖然頗為不同,但公眾的怒火,同樣指向以阿里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讓年輕人揹負鉅額債務,和對其未來的掏空。

馬雲一番針對中國金融體系的炮轟,不僅讓螞蟻金服的諸多員工喪失了財務自由的機會,自己也神隱數月,一度被外界傳言前途未卜,直到上週才在一次與鄉村教師的網絡會面中現身。針對阿里這類互聯網巨頭的新反壟斷法,也已呼之欲出。部分自媒體更甚,屢屢把他和晚清胡雪巖相提並論。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調查組(而非中央調查組)進駐阿里,他所創辦的湖畔大學面臨的「東林黨」指控,則再次被掀到輿論場,湖畔大學雲南分校區還被自媒體「造謠」暫停建設。東林黨、胡雪巖、資本家,每一個關鍵詞,都指向一段殘酷的歷史,成為中國政經生態下的殺人寒刀。

事實上,據官方介紹,湖畔大學創立的宗旨,是培養中國創業者的「企業家精神」。而重要的問題是,當代中國特色的企業家精神,到底是什麼?它對個體、社會、市場、國家、政治、經濟的理解和想像是什麼?馬雲並沒有加以權威的闡釋,只是講了「企業家就是要有企業家的擔當」。可這種擔當,難道僅僅是給「打工人」提供996的「福報」嗎?

但歷史地看,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有其脈絡,它同樣可以和世界有某種結構的同頻共振,大致可以歸納為國際共產主義失落、冷戰結束後,經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

從曾經的龍頭房企SOHO中國曾經的內部企業刊物《SOHO小報》上,即可看出其「企業家精神」相當重要的價值,秦暉、謝泳、何帆、何懷宏、馬立誠、許紀霖、蕭瀚、郭於華等當時重要的中國自由主義學者(自然也是中國政治光譜中的「右派」)都曾在該刊物上談論「安全感」、「合法性」、「左右之爭」、戈爾巴喬夫、「昂納克寓言」、「老左派思潮」、「從鄉土中國到都市中國」,「中國現代化」等議題……也對中國軟實力是什麼,中國「兩會」應該關注什麼,多有討論,其代表的政治理想不言而喻。2010年,這一內部刊物宣布停刊時,還曾在互聯網上引發軒然大波,甚至連文藝作家安妮寶貝都在其謝幕時發表致意,稱其為「立意篤定的一本雜誌」。

而到2013年,老一輩民營企業家柳傳志在正和島與企業家王瑛的爭論,也引發了中國企業家應該「在商言商」(柳傳志)還是應該「談論政治」(王瑛)的輿論熱潮。但這場爭論並不意味着開始,而是結束。王功權、任志強等人相繼的遭遇已經給出了答案。而移動互聯網之下的近十年,被塑造成改變世界的互聯網和科技企業家們,幾乎沒有任何一人,有過公共性的表達(且不說政治性和社會性)。但如果企業家精神,只是柳傳志所說的「在商言商」,新一代的互聯網和科技巨頭們可能並未失職,他們創造了遠遠勝過前人的商業巨頭。

馬雲可能是其中唯一的異類,他曾是官方寵兒,出席各類國家活動,同時也喜歡發表各類引發爭議的言論:比如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對六四的談論,對2018年宣布退休引發政治猜測的自信回應,以及不久前的炮轟中國金融體系。只是這一次,退休的馬雲,終於面臨了真正的泰山壓頂。但是幾乎沒有企業家和公共媒體,敢於和樂於聲援馬雲,除了官方的懲罰、新反壟斷法的如箭在弦,輿論上,則充滿了對「資本家」、996福報、以及馬雲從前各類「嘴炮」言論的討伐,「階級鬥爭」的幽靈,彷彿若隱若現。

但國家的發展方向,是否真的是想回到那個「工農階級當家作主」的年代?前兩年,聲援深圳受難工友的大學生的殘酷遭遇,或許可以作為現實的參考。因此,中國肯定不會回到那個年代,民間也許有「民營經濟退場論」的叫魂陰影,但在各類官方文件和行動中,國家控制下的市場經濟已經成為自上而下的主流價值。

無論是科技進步主義,還是保守自由主義,有的老一輩企業家也真的嚮往一個更加自由、法治、公正的社會、並行動和付出過慘痛代價。

但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前的多數大學生價值觀,也許是SOHO小報的敘事;五年前的價值觀,是互聯網和科技創業的敘事;現在,則帶着濃厚的階級敘事傾向——在諸種不同敘事的選擇與取向背後,有多少是來自「小鎮做題家」和「打工人」的親身心酸、現實絕望和階層固化;有多少背後站着國家制造的陰影?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又到底是什麼,是否淪為一具空殼;其背後站着的,是否也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巨大投影?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互聯網和科技公司的「原型故事」,還是「企業家精神」,他們或許在最初,真的具有某種價值觀的內涵:無論是科技進步主義,還是保守自由主義,有的老一輩企業家也真的嚮往一個更加自由、法治、公正的社會、並行動和付出過慘痛代價,新的互聯網科技公司也確實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但發展到如今,這樣的敘事充滿矛盾,且內核空洞。

財富自由和創造未來的敘事,真相是加入「996 ICU」,巨頭們視勞動法如無物,「打工人」做着被異化、無法產生「共鳴」和意義感的工作,成為巨大體系中的螺絲釘;互聯網思維下的企業發展模式,全面改變社會生活的同時,也讓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遭遇「衣食住行」的日常暴雷(「蛋殼租房」即為最近一例),並且加劇未來的風險(互聯網金融所鼓吹的:預支未來,「美好生活」)。

而被指控的互聯網和科技企業,在面對來自一般員工和民間的問題時,他們並不在乎,矇眼狂奔,甚至像拼多多一樣,屢次「硬剛」眾怒,市值不跌反升;而一旦面對國家陰影下的「資本家」指控時,他們又會陡增殷鑑不遠的歷史恐懼。這也導致事實上,它們無需擁有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價值觀」,為國家強盛的加速發展服務,或許才是其本質。

而深度參與國家和企業發展的絕大部分「打工人」,無論是白領還是農民工,也事實上無法指望國家的救助,國家或許會懲罰巨頭,但無意成為「打工人」的救世主。「打工人」身處不同的工種,擁有不同的消費生活水平,規劃不同的、很難實現的人生,或許覺察到諸種敘事的自毀與破產,但又無法選擇退出,紛紛困在系統內,沒有光明的未來。

2020年10月21日重慶,一名員工走在新型數字交通物聯網大數據服務平台的展廳。

2020年10月21日重慶,一名員工走在新型數字交通物聯網大數據服務平台的展廳。攝:Chen Chao/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四、加速內卷還是退出競爭:在錯誤的生活中,沒有正確的生活可言

競爭原則支配了現代生活所有領域的分配,而維持競爭力,不僅僅是人們自主規劃人生的手段,而它本身就是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唯一目的。

我在某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工作時,遇到過一件讓我憤憤不平的事。那是一個國內外多家公司的聯合工作事務,當在某個週五深夜,我將層層工序下被審訂好的文件發給歐洲同事時,歐洲同事頗有怨言,她直接電話過來告知我,「在歐洲,沒有人會在週末工作的」。然後可能出於善意,她給我解釋了諸多歐洲人的週末生活和遊玩習慣——而這更令我憤然不平,週六在家處理工作事務,對中國員工人來說是太正常的事情。憑什麼在同一家公司,本國人要低人一等?

所以,當我在閲讀羅薩的《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和《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兩書時,對他所論述的「加速社會」、「異化與共鳴」,一面感到所言極是,一面又覺得他身處歐洲——許多中國人眼中的「福利養懶漢」的社會——心理不免太過脆弱,如果他知道中國當下的打工族的辛苦生活,知道中國互聯網和科技公司所發生的驚人醜聞,不知會作何感想,又將如何論述。

羅薩的觀點是,在現代社會中,競爭原則支配了生活所有領域的分配,社會競爭的邏輯是,必須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以維持競爭力;而維持競爭力,不僅僅是人們自主規劃人生的手段,而它本身就是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唯一目的。(《新異化的誕生》第一章第2節)

因此,在這樣的劇烈變革中,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就成了「一個只有通過加速才能維持自身穩定的系統」,而對於身處其中的個人來說,則是「我們要跑得儘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不同哲學家/社會學家對「異化」的論述頗有不同,羅薩的論述則是,「異化的概念主要是為了描述一種境況,我們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生活,即使我們能『自由』地選擇如何為自己而生活,也沒有明顯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壓迫。我們感覺到被強迫着跟上現代生活的腳步,儘管這樣生活方式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林雲柯:「快速」還是「加速」?——「加速批判理論」作為視野》

而這樣「新異化」的高度競爭社會,幾乎完全符合四種人們對極權主義的判定標準:對主體的意志與行動施加壓力;人們無處可逃,所有主體必然會受其影響;它無所不在,影響力不局限在社會生活單個或幾個領域;人們很難或幾乎不可能對抗它。(《新異化的誕生》第三章第12節)

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不可能和所身處的世界有「共鳴」可言,「共鳴」是指人和世界彼此相互回應的關係,在共鳴的關係中,人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與對方進行呼應,並且兩者始終保持自己的聲音,不被對方佔據和支配。共鳴關係讓人身處世界,不被世界拋棄,也不用退出世界——而那個全面支配着自己、冷漠地毫不顧忌自己、靜默不語地不理會自己的人和世界的關係,則是「異化」的關係。

一走了之,退出這場競爭,是否可行?從個體的意義上來說,這也許是可行的。然而同時,數量極少的個體退出,沒有任何意義,系統是自行加速運轉的。

可是羅薩畢竟不生活在中國,也並不理解中國「打工人」的「內卷」現象,遠遠超過了他所論述的「加速社會」。畢竟,在他的著作和訪談中,都還在不停用「電子郵件的發明反而讓人們更忙碌」來舉例說明。如果他是個中國人,應該知道我們擁有無時無刻在線的釘釘、飛書、企業微信等一系列更加速的辦公軟件,隨時宰制着中國「打工人」,而那些繞過蘋果App Store隱私審核機制的內部辦公軟件,則更可以無時無刻窺探員工的私人行為。羅薩還在書中談論加速社會對民主制度的影響,似乎滿足了極權社會的特徵,而在中國這無需更多談論,因為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隨時高懸着巨大的國家投影。

在這樣更甚的加速內卷中,中國的「小鎮做題家」和「打工人」們,即便在互聯網和科技公司的主流敘事被現實不斷擊碎的時候,仍然會傾向於加入其中,無法逃離,更談不上任何意義上與公司或世界的「共鳴」。偷偷摸摸、小心緊張地上班摸魚,也許是身處其中唯一的反抗,

那麼,一走了之,退出這場競爭,是否可行?從個體的意義上來說,這也許是可行的。然而同時,數量極少的個體退出,沒有任何意義,系統是自行加速運轉的。項飆為《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力》(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一書所撰寫的導讀中,最後寫道,一部分年輕人已經意識到了問題所在,要想像新的生活方式,他們要敢於在「在不佔有(房產)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揚地過好每一天,也許會是這個時代最大的革命。向成長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如果延伸到他關於「內卷」的訪談,那便是,年輕人要敢於在「不內卷」的前提下,過好每一天,也許會是這個時代最大的革命。然而問題在於,「我革命」不會對互聯網和科技公司造成有意義的影響(連猝死、自殺都不會),國家要高速發展的巨大投影,也不會因為「我革命」者的逃離而消失。那些「意識到問題所在」的打工人,也許會在「把自己作為工具」的人生中,將《把自己作為方法》視作加速「內卷」生活中的高級安慰品,但不會把「我革命」當成真正嚴肅的人生考慮,因為那要付出的現實與心理代價,實在太昂貴了。

當然,如同所有的法蘭克福批判理論一樣,羅薩也只是提供充滿啟發的批判,從未在書中提供解決方案,他只是認為,要麼我們找到逃離加速的方式,要麼我們會在巨大的生態或政治災難中,被迫停下來。所以,也許阿多諾確實道出了真相,「在錯誤的生活中,沒有正確的生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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