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媒體觀察

媒體觀察:私營經濟離場?2018年中國社會的「叫魂」

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了篇「嘩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文章,本不應該引起過多討論,但居然會造成官方媒體的集體回應和批駁,這本身就已成為一種特殊的媒體現象。


2018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表決通過,將個人所得税的起徵點從每月3500元上調為每月5000元。但「減負」的政策並沒有收到歡迎。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8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表決通過,將個人所得税的起徵點從每月3500元上調為每月5000元。但「減負」的政策並沒有收到歡迎。 攝:林振東/端傳媒

9月12日,一篇題為〈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的文章,在中國國內網絡熱傳。

該文認為,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完成歷史重任,應該逐漸離場。現在的中國,應該集中國家力量,發展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經濟,才能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圍堵中領先世界。

文章的作者吳小平自稱資深金融人士,原本並不出名,但這篇「勸諫文」卻引起了巨大反響。9月12日當日,「私營經濟」一詞的微信指數,一下子達到了百萬級(2867866),日環比增加了1043%。到次日,微信指數則達到峰值近四百萬(3772808)。而在9月初,這一數值僅為818。相當一部分公眾輿論,把這篇文章視為一種「信號」,認為國家「終於」要對私營企業「動手」了。

同一天,一篇講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公私合營」歷史的文章——《1956,交出你的財產》,也開始在微信平台上熱傳。這篇原本發表於2018年5月26日的舊文,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歷史,字裏行間卻在不停挑動當下中國人的神經——「交出你的財產」。文章的閲讀量也很快超過10萬加。

而接下來的事情則充滿了弔詭,吳小平這篇「認同國家、否定民企」的文章,反而引起了一系列「國家級」媒體的批判。

國家級媒體進場,「維護」私營經濟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了一篇「譁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文章,本不應該引起過多討論,但居然會造成官方媒體和全國知名媒體的集體回應批駁,這本身就已成為一種特殊的媒體現象。

國務院主辦的《經濟日報》在9月13日撰文批駁吳小平的觀點,稱其「是逆改革開放潮流而動、企圖開歷史倒車的危險想法」。

同日,由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管主辦的《中華工商時報》,也發表了反對評論,認為「任何想否定、削弱非公有制經濟的觀點,都是不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國改革發展方向的,也都是非常錯誤的。」

9月14日,《人民日報》跟進發文,評論此事,「國家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過河拆橋的策略性利用」,「在當前的形勢下,企業家群體更應該不為流言所動,相信國家政策的穩定性,踏踏實實把民營經濟辦得更好」。

新華社官方微博則在同日發表微評,「有人拋出『私營經濟應離場』這種奇談怪論,於法無據、於實不符、於理不通。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是改革開放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會離場、不能離場也從未離場。」

除此以外,《新京報》、澎湃新聞等多家全國綜合類媒體,都發表評論駁斥這一論調。

一個往日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了一篇「譁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文章,本不應該引起過多討論,但居然會造成官方媒體和全國知名媒體的集體回應批駁,這本身就已成為一種特殊的媒體現象。

在官方媒體的集體回應下,人心是否因此得到安撫並不可知,但《人民日報》評論所點出的,正好是輿論恐慌的原因——國家是否會對民營企業「過河拆橋」?

這種恐慌情緒並非空穴來風。《1956,交出你的財產》一文,就用一個例子說明了在運動浪潮之下,國家承諾的無常。1956年,社會主義新中國對資本主義私股實行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年息五厘,期限20年。但到了1966年,國家決定停止發放定息,「一夜之間私人股份被收歸國有」。

其實客觀分析來看,可以認為吳小平的文章確實是一種作者自發的「譁眾取寵」,或者「高級黑」——吳小平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也說,「我的文章很多人沒有看懂」——而非所謂的「吞併私企」的釋放信號。

一篇熱傳文章指出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完成歷史重任,應該逐漸離場,集中國家力量發展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司混合制經濟,相當一部分輿論把這篇文章視為一種「信號」,認為國家要對私營企業「動手」了。

一篇熱傳文章指出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完成歷史重任,應該逐漸離場,集中國家力量發展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司混合制經濟,相當一部分輿論把這篇文章視為一種「信號」,認為國家要對私營企業「動手」了。攝:林振東/端傳媒

因此,吳小平的文章被輿論看成高層改變私營經濟政策的信號,這一猜測並不值得採信。正如學者鄧聿文在〈如何識別中國官方的政策信號?〉一文中分析的,官方如果要測試某項政策改變的社會反應,通常會以權威人士的名義,在「三報一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和《求是》雜誌)等中共權威媒體發表文章,而不是通過名不見經傳的人士,在自媒體發表文章的方式來進行。

於是,更進一步的問題便成了:不重要的人士,寫的經不起推敲的文章,為什麼恰好能觸動到當下的社會心理,引發輿論熱議,並促使《人民日報》等最高官方媒體發文回應?

私營經濟退出歷史舞台可能是謠言,但民營企業主面臨的經營壓力和由此產生的憂慮,普通人對收入減少、税費增多、「消費降級」、「國進民退」的不滿,卻是真實可感的時代情緒。謠言並非永遠都有力量,只有在不確定的年代,人們才需要藉助「想像的知識」,來形成某種發聲。

國家陰影下的民營企業

「怎樣看待民營經濟」,「它和我們國家、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有什麼關係?」

民營企業目前的處境有跡可循。由於嚴重的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低迷的實體經濟,2017年開始的「去槓桿」,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一大主題。許多中小微企業從銀行貸不到款,出現資金流動性危機;企業在股市融資也比往年困難,A股(人民幣普通股票)的企業上市申請、籌資額度都較去年更低。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8年7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税地税徵管體制改革方案》,對民營企業幾乎是雪上加霜。「方案」規定,2019年1月1日起,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税務部門統一徵收,這意味着企業必須按照員工的實際工資支付社保,許多企業無法再像過去一樣以最低工資為基數繳交。不僅企業的成本大幅增加,員工的到手工資也會較改革前更少。

企業以最低工資為基數支付社保,雖然並不合規,但已是公開的秘密。從員工的角度出發,社會保險費(所謂五險一金),作為一筆向國家投保的資金,許多年輕人並不認為這筆錢——尤其是其中的養老保險費,能在老年時回到自己手中。

比如,2018年9月1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文〈養老還是得大家一塊來〉,稱「單獨依靠政府來全面承擔養老是不現實的」,這篇文章在微博上被中國網友轉發13709次,隨後被微博官方設置為無法轉發的狀態,評論內容也無法顯示。網民分別找出1985年、1995年、2005年的《人民日報》報紙圖片,文章標題依次為「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只生一個好,政府幫養老」、「養老不能靠政府」,重建了國家在中國人養老問題上不斷修改、直至「食言」的時間線。

荒誕的幽默感之下,其實是「勞動人民」的習得性認命。養老金為什麼會出現空缺?鉅額資金去哪裏了?諸如此類的質疑,被掩蓋在巨大的無可奈何之下,人們無權再追問下去。然而,儘管陷入失語,但中國人有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於是,人們在9月12日選擇相信吳小平的文章,並且大量轉發另一篇舊文《1956,交出你的財產》,讓歷史照進了現實。

而除了普通百姓和民營企業主的恐慌外,一批支持市場化的知名經濟學家和財經官員的集體發言,也在近日引發了全國關注。

9月16日,在有副總理劉鶴、經濟學家吳敬璉、前財政部長樓繼偉等「大咖」出席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家李揚提到了「國進民退」的問題,為民營企業為了渡過難關、尋找國資庇護的現象表達了擔憂。

同樣參加會議的楊偉民,發言更加「兇猛」,他解讀十九大提出的對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法律上一視同仁的要求,認為「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楊偉民曾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現在則「退居二線」,擔任全國政協常委。

這無疑是一次「火力全開」的會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馬建堂,直接評論吳小平的文章,認為這篇文章「和當下,大家特別是民營企業有一些擔心有關係,和對一些經濟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說的更重一點,不滿有關係。信心不夠,擔心可能是對公平競爭和公正執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擔心,對於產權真正保護的擔心。」

而最深層次的原因,他認為是「怎樣看待民營經濟」,「它和我們國家、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有什麼關係?」

這些經濟學家和(前)財經官員,都不再回避正在進行的「國進民退」:

9月3日《證券時報》報導,今年以來國資委、地方政府、中央事業單位等「國資系」,正在參與或已經完成了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權交易。20餘家民營上市公司受讓股權給國資,交易金額超過百億,其中三聚環保、新築股份、金力泰等民營公司,更是由國資完全控股。

「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本意是要在國企中引入私人資本,而今年的形勢,卻轉變為國資「混改」民企。有新聞報導可查證的「國進」已經十分顯著,而根據坊間傳聞,也不乏有發展前途的私營企業,被政府強迫給予國企股份,甚至被強行低價收購。這類傳言未必為真,但人心不安,則可見一斑。

國家的「陰影」,不只發生在公眾並不熟知的民營企業中,中國人所熟知的商業巨頭,也不可避免被捲入「陰影」之下。

民營企業的艱辛處境有跡可循,由於嚴重的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低迷的實體經濟,2017年開始「去槓桿」成為中國的經濟政策的一大主題。

民營企業的艱辛處境有跡可循,由於嚴重的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低迷的實體經濟,2017年開始「去槓桿」成為中國的經濟政策的一大主題。攝:林振東/端傳媒

9月8日,馬雲接受採訪稱,將宣布阿里巴巴的「傳承計劃」。《好奇心日報》以此為由頭,寫了一篇《馬雲退休是個壞消息嗎?》,引用了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的評論,「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是中國私營經濟健康程度和遠景的一個象徵。不管他樂不樂意,他的退休都將被解讀為不滿或擔憂」。

馬雲退休被外界認為是「明哲保身」的策略,對中國更多的民營企業家來說,全身而退的確是一種奢侈。

2017年7月19日,萬達商業宣布整體出售旗下文旅和酒店業務,公司董事長王健林卸下首富頭銜。萬達集團在高歌猛進的時間點遭遇「滑鐵盧」,普遍被認為,是因為其賣掉在國內八成的項目,在海外投資了2500億人民幣,這一轉移資產的舉動引起了「國家」的不滿。而2018年2月23日,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吳小暉被以集資詐騙、職務侵佔罪為名提起公訴,同時中國保監會(銀保監會)決定接管安邦保險集團一年。

在巨頭的前途難以預料之時,沒有民營企業家會不感到驚心。2018年9月13日,又有坊間傳聞,稱華為即將被國資收購,而華為公司隨即通過媒體否認,稱自己是一家100%由員工持股的民營企業。這種公開否認在今天的語境下,就像是一個「否認三連」的表情包——「我不是,我沒有,別瞎說啊!」——其表達的意思究竟是「有」還是「沒有」,則諱莫如深。

蔓延開來的「叫魂」

民營企業退出歷史舞台、由税務局徵收社會保險費、對民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個人所得税起徵點提高……這些「謠言」或事實,共同構成今天中國的社會景觀。

「私營經濟離場」的評論,所引發的騷動和猜忌,像是一場發生在2018年中國的叫魂式恐慌。

「叫魂」一詞來自於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的學術著作。它講的是1768年乾隆治下的大清帝國,發生的「妖術大恐慌」事件——民間傳聞有術士會剪走別人的辮子,通過作法在頭髮上,使其發病甚至死去。謠言導致了擴散性的情緒恐慌,影響了帝國疆域裏的十二個省份。

孔飛力寫「叫魂」,不是為了寫謠言的傳播學,他講述了三個版本的故事:

第一個版本涉及百姓對未知力量的恐懼,以及危機感之下對權力的渴望,並由此導致了對和尚、乞丐、遊民等低端人口(他們被認為是施術者)的反撲,栽贓、誣告、私刑大行其道;

第二個版本「立足於保護自身既得利益和維護社會生活常規運作的官僚」(語出鄭家棟《超越「中西」之間》),他們要在易怒的民眾和反覆無常的君主間窮於應對;

第三個版本,是乾隆皇帝和上下勾結的官僚體制間的鬥爭,他借「叫魂」之機,以政治罪清理官員系統,保護自己的帝王權力。

「私營經濟離場」的奇談怪論,就彷彿一個現代中國的「妖術」。辮子對於乾隆皇帝來說,是滿族的意識形態象徵,他作為滿族領袖,不可對「剪辮」的傳聞無動於衷。而賦予私營經濟跟國有經濟平等地位,保障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利,堅持發展市場經濟,就像「辮子」一樣,也是1992年以來執政的正當性基礎。

當剪去「私營經濟」辮子的謠言和恐慌出現時,無論決策層的意見如何,代表官僚體制的《人民日報》等官媒,都必須發文批駁,以維護社會生活的基本穩定。但是這份報紙的發言,在歷史上並不能讓公眾完全信服——把時間線拉長,總能在《人民日報》上,看見無數「養老與政府」之類的反轉,以至於知情公眾傾向於認為,這是一份「不能看合訂本」的報刊。

2019年1月1日起,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税務部門統一徵收,這意味着企業必須按照員工的實際工資支付社保,許多企業無法再像過去一樣以最低工資為基數繳交。不僅企業的成本大幅增加,員工的到手工資也會較改革前少。

2019年1月1日起,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税務部門統一徵收,這意味着企業必須按照員工的實際工資支付社保,許多企業無法再像過去一樣以最低工資為基數繳交。不僅企業的成本大幅增加,員工的到手工資也會較改革前少。攝:林振東/端傳媒

而決策層自身,也並不始終自洽,7月20日出台的「由税務部門統一徵收社保」的方案,引起大規模民眾不滿後,在9月18日國務院常務委員會上,總理李克強回應了民間的情緒,他要求「確保社保現有徵收政策穩定,在社保徵收機構改革到位前絕不允許擅自調整」,以及「對歷史形成的社保費徵繳參差不齊等問題,嚴禁自行集中清繳」。

但總理的這一承諾能否實現,仍然是一個問題。9月19日,人社部、財政部、國家税務總局、國家醫療保障局四部委負責人答記者問,又對總理李克強的要求進行回應,「在改革工作中堅持只變更徵收主體,原有政策繼續保持不變」。新浪微博的財經博主榮大一姐對四部委回應的一句話總結是:「你說你的,我們要繼續幹,而且要加緊力度幹。」這種無聲卻緊張的博弈,似乎正在悄悄進行。

同樣引起網民憤怒的,還有另一項關於個人所得税的政策變化。2018年8月3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將個人所得税的起徵點從每月3500元上調為每月5000元。但「減負」的政策並沒有受到歡迎,一張改革前後對比的圖片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熱傳,以税前工資5000元為例,降税前繳納個税45元,按最低工資標準扣除社保後,到手4625元。降税後繳納個税0元,但社保必須按實際工資繳納,扣除後到手4080元,這種「明升暗降」引起大量怨言。

民營企業退出歷史舞台、由税務局徵收社會保險費、對民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個人所得税起徵點提高……這些「謠言」或事實,共同構成今天中國的社會景觀。如何辨別其中的真真假假?該採信總理的喊話、還是四部委的回應?這些對普通人來說,實在是過於艱難的任務。

而在9月13日官方媒體集體炮轟「私營經濟離場」論、以此來安撫民心,9月16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這些「火力全開」的經濟學家和(前)財經官員,又或許讓中國民眾看到了精英集體的某種希望——但這次集體發聲會改變當下的「叫魂」嗎?孔飛力講述的第三個故事,或許亦能帶給我們歷史的啟發。

(楊楊,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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