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被擊碎的互聯網敘事，和中國年輕人的「新異化」人生

拼多多像是接力跑選手一般，順利地在輿論場上接了去年末阿里巴巴被公眾痛斥的一棒。

馬雲控制的螞蟻金服所引發的輿論風波、監管懲罰和取消IPO還未完全停息，作為阿里新起勁敵的拼多多，就接連發生了女性員工加班猝死、官方虛假聲明幾易其詞、男性員工跳樓自殺、員工因「極端言論」（在一款名為「脈脈」的求職軟件上批評公司）而被強迫辭退、監控員工隱私、公關聲明繼續「硬剛」民憤等應接不暇的負面信息。

當然，同樣值得注意的，拼多多的股價在員工猝死而短暫下跌後，又迅速上漲，目前是中國股價市值第四高的上市公司（前三位騰訊、阿里、美團），這是拼多多「硬剛」公眾的底氣所在，也證明在未來，現有處境不會改變。

一、打工人的絕望，不意外的公眾狂怒

「都市白領」和年輕農民工，在社會中的壓抑都如此類似。

接連發生的醜聞，不由讓人想起10年前的富士康N連跳。然而，拼多多引發眾怒其來有自。

就在剛剛過去的2020年，端傳媒總結的年度中國互聯網關鍵詞，也包括了諸如後浪、小鎮做題家、打工人、內卷等詞彙，來形容當代中國年輕人的生存、工作與社會心理狀態。事實上，這是一組足以讓人浮想連篇的矛盾詞彙：

「後浪」成長在「一個精神抖擻的時代，一個倉廩足而興禮儀的時代」，充滿希望，無限可能；可是「小鎮做題家」，卻從三四線城市靠「做題」考入985高校，而又無法在大城市立足、生存、買房、成家立業、最後只能落魄回鄉；「打工人」本來是指代那些「低人權優勢」的中國特色農民工群體，而在2020的互聯網自嘲中，迅速成為白領階層、「預備役中產」年輕人的自我指稱；「內卷」現象，則被人類學家項飆重新詮釋為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社會競爭機制，退出既是不道德的，對於參與者（後浪、小鎮做題家、打工人）來說，也是不甘心、不可能的。

在這樣的關鍵詞中，「後浪」是一次成功引爆話題的市場部宣傳，卻也引發劇烈的社會批評：只有那些家境殷實的中國孩子才可能成為後浪，脱離內卷，並且沒有滿腹牢騷；而其餘的，則是困在系統裏，參與白熱化內卷的小鎮做題家和打工人。

2020年底，李一凡導演的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所引發的意外熱潮也是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這部講述漂泊的年輕農民工在髮型中找尋自由與自我的孤獨電影，竟然引發為數甚巨的「白領」觀眾在其中找到共情。李一凡本人也感到驚訝，我曾問他如何理解這樣的文化現象，他直言完全沒想到，「都市白領」和他所講述的群體，在社會中的壓抑如此類似。而恰好，拼多多一系列的惡劣事件，將所有的壓抑推向了狂怒。

「都市白領」、「預備役中產」當然不僅僅是科技公司、互聯網從業者，但這一群體卻被認為中國社會最有可能躋身這一序列的人群。而這也是奇怪的現象，在不遠的幾年前，互聯網公司、科技公司從業者，都還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完美職業，它意味着高學歷、高薪、財務自由、擁抱「新四大發明」、擁抱未來……一旦有幸躋身其中，便提前鎖定了冉冉升起的都市白領席位。也是這短短几年間，這個群體的關鍵詞，慢慢變為了996ICU和反諷的「修福報」，進而演變為全面「內卷」的「打工人」。

而拼多多發生的「猝死」、「跳樓死」、監控員工私密言論、不合理開除員工等醜聞，則可能超越了所有自嘲的「打工人」的底線。互聯網、科技巨頭的敘事，被它們在狂飆突進中出現的巨大公共倫理敗壞，突然擊碎了。也因此，公眾的狂怒並不意外。

二、被擊碎的互聯網敘事：從「新四大發明」到「壟斷資本家」

「白領」、「預備中產」群體的自我預期與定位，遭遇了現實的無情反諷——即便他們已經是14億人中的佼佼者，勞工權益同樣無法得到保障。

互聯網和科技公司從業者，肯定不是中國猝死最多、加班最多、遭遇不合理用工制度最多的人，我們不用在這一點上為他們抱怨更多。然而恰恰也因為如此，這一「白領」、「預備中產」群體的自我預期與定位，遭遇了現實的無情反諷——即便他們已經是14億人中的佼佼者，勞工權益同樣無法得到保障。與相對高薪對應的，是健康的過度損耗和高度可替換性。無論是程序員，還是市場營銷部門員工，所有工作都成為巨大鏈條中的幾行代碼，一次對齊、拉通，與流水線帶給產線工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並無二致。而喪失創造力的工作，也必然造成「意義」的缺失，用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的術語，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和世界無法產生共鳴（Resonanz）」，「共鳴」在羅薩的論述中，就是「異化」的反面。

如果借用2020年底公眾對「殺馬特」的重新理解（而非污名化），那麼可以看到兩者之間很多的可「共情」之處，如《革命的一天：與殺馬特同行》一文中所指出的，殺馬特所面臨的都市工作環境問題包括：「不被關注；工作隨時可替代；生活沒有創造性；極度孤獨，沒有歸屬感；高壓下的生活很多情緒無處發泄；努力工作也難以完成階層的上升……」

而在此前數年，中國語境中的互聯網和科技公司是創造力、自由和進步主義的象徵。也許從來沒人完整地總結過一套權威的中國互聯網和科技公司「意識形態」，但主流媒體的敘事中，一系列新型創業家、企業家往往有着相似的、類似希臘羅馬神話般的經典「原型故事」：

他們希望改變世界、輪番遭遇失敗、隨後屢次「XX豹變」、給社會帶來了無數的高薪就業機會、繼而創造了中國新的「四大發明」——這其中，既包含了和經典美國夢類似的個人奮鬥敘事，也藴含着矽谷最初興起時所帶來的反抗、創造、個性、自由和新世界敘事，同時還配合着「中國智造」（而不再是「山寨大國」）與中國崛起的國家主義敘事，吸引了無數的年輕人以之為奮鬥模版。

我曾在北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工作，該公司主要投資那些早期互聯網創業公司。還是在2016年，正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俗稱「雙創」）的熱潮之時，中國自媒體常常戲稱「北京任何一家咖啡館都在談論天使輪、A輪和互聯網思維」。領導在一次部門會議中語出驚人，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說：「十餘年前，改變社會的可能是《南方週末》，現在就是創業家，康有為和梁啟超到了現在，不會辦報，而是會創立互聯網公司。」

不難理解這是VC的市場話術，但把「互聯網企業家」比作康梁，這種思考「古人到現在會做什麼的」的思維方式，一方面反映了該領導的「社會理想」，另一方面，也頗能反應當時的「主流」媒體敘事所創造的社會「共同想像」。而不久後，這位領導因為部門裁撤，也隨即離開該公司。

加入互聯網和科技公司敘事的人群，便很難真正釐清這到底是自我選擇，還是隨波逐流。

當「雙創」浪潮迅速成為泡沫後，進入「大廠」（大型互聯網和科技公司）則成為高學歷畢業生炙手可熱的主流選項（另一主流選項是進入體制，暫不在本文的談論範圍內）。我曾訪談的一個大型科技公司員工，她曾在政府海外部門、高校等工作五六年，海外雙碩士學位，精通三國語言，我好奇她為何選擇到中國科技公司從基層市場部職員做起，她直言，「我寧願做風口上的豬，也不願做井底的天鵝」（「風口上的豬」也是前些年火遍全網的企業家言論），「就想當一顆螺絲釘」。

另一位在國內Top互聯網企業的前員工，回答為何從新聞媒體跳到互聯網企業時的言論也令人玩味，「如果能繼續做媒體，誰還想來幹這個啊？」事實上，他在互聯網大廠的業務能力相當出色，只是時常覺得，這是一份難以放棄的「狗屎工種」（Bullshit Job）。因為中國媒體環境惡化、互聯網公司能帶來高薪和階層躍升的機會、實現有可能在大都市貸款買房的「自由」、也能獲得相對體面的社會身份認同。然而他現在面臨的問題，恰恰和「打工人」自嘲的一樣，他所「認為」的，和「現實」並不一致。當年過三十有餘，便必須有所升遷，否則面臨邊緣化、淘汰、被「優化」，而此前他陰差陽錯地失去了一次機會。現在他擔心，自己可替換性高，熬夜能力不如年輕人，因此也陷入漫長焦慮。最近他離開了原來的公司，對未來如何走，則諱莫如深。這也許就是項飆所言的「不允許退出」，退出會讓人羞於啟齒，因為意味着「失敗」，而這一種「原型故事」的敘事下，不允許失敗。

上述案例中的幾位，仍然對互聯網和科技公司的「價值觀」有所共情，即便現實情況並不如他們所預期，「財務自由」可能遙遙無期、「創造性」蕩然無存，其本人的階層也未實現可見的躍升。但事實上，他們的心態，代表了信奉並加入這一敘事的大部分高教育水平的中國青年人。

如果客觀看待，這一關於互聯網和科技公司的敘事，本身邏輯漏洞百出，並且隨着加入的人群越多，其收益邊際效應從邏輯上也會加速遞減，「內卷」現象因此愈趨嚴重——導致這一敘事，從「功能性」批判上，就會傾向於加速自我毀滅。然而，因為沒有任何個體可以掌握、並理解全局的事實和真相，因此，人們通常只能依靠「敘事」，去理解和參與世界。而「敘事」，則往往同時包含了真相與謊言、自由與操控、主動與裹挾。於是加入其中的人群，便很難真正釐清這到底是自我選擇，還是隨波逐流。

近年來，隨着這一敘事的逐漸幻滅，中國的互聯網和科技公司，與美國的幾家互聯網巨頭，在「從受公眾熱捧，到受公眾厭惡」，在時間維度上產生了同頻共振。只不過，中國特色的特殊性又在此顯露無疑。

如果說美國「五惡人」（Frightful Five: 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要面對的，是國會聽證、歐盟GDPR、干預大選、信息繭房、對民主體制的損害等一系列具體議題，那麼，中國的互聯網和科技巨頭要面臨的，則是更加嚴重的根本性指控：

因為他們不僅是「壟斷」的，更是萬惡的「資本家」。

三、中國特色的企業難題：企業家精神、不談政治到階級鬥爭的幽靈

「這幾年，知乎從『自己不努力能怪誰』的社達光明頂都變成反資左人cos大展，感覺是大學生畢業進廠子接受勞動法再教育了。」

這一種譴責資本家的敘事在中國年輕一代中突然出現，可能有多種因素：中國年輕人的上升渠道逐漸被鎖死（後浪VS小鎮做題家）；勞動法在許多互聯網和科技公司被視若無物（大小周、996、沒有加班費、隨時待命、辦公軟件徹底控制員工生活和侵犯隱私）；工作中毫無創造力，而只是成為巨大系統中的一環，「偉大成就」是公司的，個人毫無「共鳴」，喪失意義感；一線城市節節攀升的房價，讓相對高薪失去意義……

但這都不能解釋「萬惡資本家」的重現。在B站上，一則馬雲去年的演講視頻，滿屏彈幕都在痛斥馬雲為資本家；而「你工人爺爺來了」，也成為了熱門微博hashtag。不遠的幾年前，馬雲還是全中國人的「馬爸爸」，現在則成了當代青年人口嗨的「孫子」。知乎上，大量評論從「人在美國，剛下飛機」、人均年薪百萬的精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風氣，變成了充斥着熟練運用馬列毛語錄的反資本主義的高贊答案，並且直言，中國的政治和歷史教科書不僅沒有掩蓋真相，其關於階級、法律、國家本質的馬克思主義論述，才揭示了現實的殘酷真相。

知名微博用戶@鄧艾艾艾也曾發過一條微博，「這幾年，知乎從『自己不努力能怪誰』的社達光明頂都變成反資左人cos大展，感覺是大學生畢業進廠子接受勞動法再教育了」，該條微博被網友們歡樂而心酸地轉發了近1300次。

在拼多多的連續劣跡以前，馬雲和阿里巴巴所面臨的麻煩，就已經引發了軒然大波。其性質雖然頗為不同，但公眾的怒火，同樣指向以阿里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讓年輕人揹負鉅額債務，和對其未來的掏空。

馬雲一番針對中國金融體系的炮轟，不僅讓螞蟻金服的諸多員工喪失了財務自由的機會，自己也神隱數月，一度被外界傳言前途未卜，直到上週才在一次與鄉村教師的網絡會面中現身。針對阿里這類互聯網巨頭的新反壟斷法，也已呼之欲出。部分自媒體更甚，屢屢把他和晚清胡雪巖相提並論。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調查組（而非中央調查組）進駐阿里，他所創辦的湖畔大學面臨的「東林黨」指控，則再次被掀到輿論場，湖畔大學雲南分校區還被自媒體「造謠」暫停建設。東林黨、胡雪巖、資本家，每一個關鍵詞，都指向一段殘酷的歷史，成為中國政經生態下的殺人寒刀。

事實上，據官方介紹，湖畔大學創立的宗旨，是培養中國創業者的「企業家精神」。而重要的問題是，當代中國特色的企業家精神，到底是什麼？它對個體、社會、市場、國家、政治、經濟的理解和想像是什麼？馬雲並沒有加以權威的闡釋，只是講了「企業家就是要有企業家的擔當」。可這種擔當，難道僅僅是給「打工人」提供996的「福報」嗎？

但歷史地看，當代中國企業家精神有其脈絡，它同樣可以和世界有某種結構的同頻共振，大致可以歸納為國際共產主義失落、冷戰結束後，經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

從曾經的龍頭房企SOHO中國曾經的內部企業刊物《SOHO小報》上，即可看出其「企業家精神」相當重要的價值，秦暉、謝泳、何帆、何懷宏、馬立誠、許紀霖、蕭瀚、郭於華等當時重要的中國自由主義學者（自然也是中國政治光譜中的「右派」）都曾在該刊物上談論「安全感」、「合法性」、「左右之爭」、戈爾巴喬夫、「昂納克寓言」、「老左派思潮」、「從鄉土中國到都市中國」，「中國現代化」等議題……也對中國軟實力是什麼，中國「兩會」應該關注什麼，多有討論，其代表的政治理想不言而喻。2010年，這一內部刊物宣布停刊時，還曾在互聯網上引發軒然大波，甚至連文藝作家安妮寶貝都在其謝幕時發表致意，稱其為「立意篤定的一本雜誌」。

而到2013年，老一輩民營企業家柳傳志在正和島與企業家王瑛的爭論，也引發了中國企業家應該「在商言商」（柳傳志）還是應該「談論政治」（王瑛）的輿論熱潮。但這場爭論並不意味着開始，而是結束。王功權、任志強等人相繼的遭遇已經給出了答案。而移動互聯網之下的近十年，被塑造成改變世界的互聯網和科技企業家們，幾乎沒有任何一人，有過公共性的表達（且不說政治性和社會性）。但如果企業家精神，只是柳傳志所說的「在商言商」，新一代的互聯網和科技巨頭們可能並未失職，他們創造了遠遠勝過前人的商業巨頭。

馬雲可能是其中唯一的異類，他曾是官方寵兒，出席各類國家活動，同時也喜歡發表各類引發爭議的言論：比如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對六四的談論，對2018年宣布退休引發政治猜測的自信回應，以及不久前的炮轟中國金融體系。只是這一次，退休的馬雲，終於面臨了真正的泰山壓頂。但是幾乎沒有企業家和公共媒體，敢於和樂於聲援馬雲，除了官方的懲罰、新反壟斷法的如箭在弦，輿論上，則充滿了對「資本家」、996福報、以及馬雲從前各類「嘴炮」言論的討伐，「階級鬥爭」的幽靈，彷彿若隱若現。

但國家的發展方向，是否真的是想回到那個「工農階級當家作主」的年代？前兩年，聲援深圳受難工友的大學生的殘酷遭遇，或許可以作為現實的參考。因此，中國肯定不會回到那個年代，民間也許有「民營經濟退場論」的叫魂陰影，但在各類官方文件和行動中，國家控制下的市場經濟已經成為自上而下的主流價值。

無論是科技進步主義，還是保守自由主義，有的老一輩企業家也真的嚮往一個更加自由、法治、公正的社會、並行動和付出過慘痛代價。

但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前的多數大學生價值觀，也許是SOHO小報的敘事；五年前的價值觀，是互聯網和科技創業的敘事；現在，則帶着濃厚的階級敘事傾向——在諸種不同敘事的選擇與取向背後，有多少是來自「小鎮做題家」和「打工人」的親身心酸、現實絕望和階層固化；有多少背後站着國家制造的陰影？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又到底是什麼，是否淪為一具空殼；其背後站着的，是否也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巨大投影？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互聯網和科技公司的「原型故事」，還是「企業家精神」，他們或許在最初，真的具有某種價值觀的內涵：無論是科技進步主義，還是保守自由主義，有的老一輩企業家也真的嚮往一個更加自由、法治、公正的社會、並行動和付出過慘痛代價，新的互聯網科技公司也確實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但發展到如今，這樣的敘事充滿矛盾，且內核空洞。

財富自由和創造未來的敘事，真相是加入「996 ICU」，巨頭們視勞動法如無物，「打工人」做着被異化、無法產生「共鳴」和意義感的工作，成為巨大體系中的螺絲釘；互聯網思維下的企業發展模式，全面改變社會生活的同時，也讓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遭遇「衣食住行」的日常暴雷（「蛋殼租房」即為最近一例），並且加劇未來的風險（互聯網金融所鼓吹的：預支未來，「美好生活」）。

而被指控的互聯網和科技企業，在面對來自一般員工和民間的問題時，他們並不在乎，矇眼狂奔，甚至像拼多多一樣，屢次「硬剛」眾怒，市值不跌反升；而一旦面對國家陰影下的「資本家」指控時，他們又會陡增殷鑑不遠的歷史恐懼。這也導致事實上，它們無需擁有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價值觀」，為國家強盛的加速發展服務，或許才是其本質。

而深度參與國家和企業發展的絕大部分「打工人」，無論是白領還是農民工，也事實上無法指望國家的救助，國家或許會懲罰巨頭，但無意成為「打工人」的救世主。「打工人」身處不同的工種，擁有不同的消費生活水平，規劃不同的、很難實現的人生，或許覺察到諸種敘事的自毀與破產，但又無法選擇退出，紛紛困在系統內，沒有光明的未來。

四、加速內卷還是退出競爭：在錯誤的生活中，沒有正確的生活可言

競爭原則支配了現代生活所有領域的分配，而維持競爭力，不僅僅是人們自主規劃人生的手段，而它本身就是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唯一目的。

我在某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工作時，遇到過一件讓我憤憤不平的事。那是一個國內外多家公司的聯合工作事務，當在某個週五深夜，我將層層工序下被審訂好的文件發給歐洲同事時，歐洲同事頗有怨言，她直接電話過來告知我，「在歐洲，沒有人會在週末工作的」。然後可能出於善意，她給我解釋了諸多歐洲人的週末生活和遊玩習慣——而這更令我憤然不平，週六在家處理工作事務，對中國員工人來說是太正常的事情。憑什麼在同一家公司，本國人要低人一等？

所以，當我在閲讀羅薩的《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和《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兩書時，對他所論述的「加速社會」、「異化與共鳴」，一面感到所言極是，一面又覺得他身處歐洲——許多中國人眼中的「福利養懶漢」的社會——心理不免太過脆弱，如果他知道中國當下的打工族的辛苦生活，知道中國互聯網和科技公司所發生的驚人醜聞，不知會作何感想，又將如何論述。

羅薩的觀點是，在現代社會中，競爭原則支配了生活所有領域的分配，社會競爭的邏輯是，必須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以維持競爭力；而維持競爭力，不僅僅是人們自主規劃人生的手段，而它本身就是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唯一目的。（《新異化的誕生》第一章第2節）

因此，在這樣的劇烈變革中，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就成了「一個只有通過加速才能維持自身穩定的系統」，而對於身處其中的個人來說，則是「我們要跑得儘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不同哲學家/社會學家對「異化」的論述頗有不同，羅薩的論述則是，「異化的概念主要是為了描述一種境況，我們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生活，即使我們能『自由』地選擇如何為自己而生活，也沒有明顯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壓迫。我們感覺到被強迫着跟上現代生活的腳步，儘管這樣生活方式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林雲柯：「快速」還是「加速」？——「加速批判理論」作為視野》）

而這樣「新異化」的高度競爭社會，幾乎完全符合四種人們對極權主義的判定標準：對主體的意志與行動施加壓力；人們無處可逃，所有主體必然會受其影響；它無所不在，影響力不局限在社會生活單個或幾個領域；人們很難或幾乎不可能對抗它。（《新異化的誕生》第三章第12節）

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不可能和所身處的世界有「共鳴」可言，「共鳴」是指人和世界彼此相互回應的關係，在共鳴的關係中，人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與對方進行呼應，並且兩者始終保持自己的聲音，不被對方佔據和支配。共鳴關係讓人身處世界，不被世界拋棄，也不用退出世界——而那個全面支配着自己、冷漠地毫不顧忌自己、靜默不語地不理會自己的人和世界的關係，則是「異化」的關係。

一走了之，退出這場競爭，是否可行？從個體的意義上來說，這也許是可行的。然而同時，數量極少的個體退出，沒有任何意義，系統是自行加速運轉的。

可是羅薩畢竟不生活在中國，也並不理解中國「打工人」的「內卷」現象，遠遠超過了他所論述的「加速社會」。畢竟，在他的著作和訪談中，都還在不停用「電子郵件的發明反而讓人們更忙碌」來舉例說明。如果他是個中國人，應該知道我們擁有無時無刻在線的釘釘、飛書、企業微信等一系列更加速的辦公軟件，隨時宰制着中國「打工人」，而那些繞過蘋果App Store隱私審核機制的內部辦公軟件，則更可以無時無刻窺探員工的私人行為。羅薩還在書中談論加速社會對民主制度的影響，似乎滿足了極權社會的特徵，而在中國這無需更多談論，因為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隨時高懸着巨大的國家投影。

在這樣更甚的加速內卷中，中國的「小鎮做題家」和「打工人」們，即便在互聯網和科技公司的主流敘事被現實不斷擊碎的時候，仍然會傾向於加入其中，無法逃離，更談不上任何意義上與公司或世界的「共鳴」。偷偷摸摸、小心緊張地上班摸魚，也許是身處其中唯一的反抗。

那麼，一走了之，退出這場競爭，是否可行？從個體的意義上來說，這也許是可行的。然而同時，數量極少的個體退出，沒有任何意義，系統是自行加速運轉的。項飆為《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力》（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一書所撰寫的導讀中，最後寫道，一部分年輕人已經意識到了問題所在，要想像新的生活方式，他們要敢於在「在不佔有（房產）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揚地過好每一天，也許會是這個時代最大的革命。向成長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如果延伸到他關於「內卷」的訪談，那便是，年輕人要敢於在「不內卷」的前提下，過好每一天，也許會是這個時代最大的革命。然而問題在於，「我革命」不會對互聯網和科技公司造成有意義的影響（連猝死、自殺都不會），國家要高速發展的巨大投影，也不會因為「我革命」者的逃離而消失。那些「意識到問題所在」的打工人，也許會在「把自己作為工具」的人生中，將《把自己作為方法》視作加速「內卷」生活中的高級安慰品，但不會把「我革命」當成真正嚴肅的人生考慮，因為那要付出的現實與心理代價，實在太昂貴了。

當然，如同所有的法蘭克福批判理論一樣，羅薩也只是提供充滿啟發的批判，從未在書中提供解決方案，他只是認為，要麼我們找到逃離加速的方式，要麼我們會在巨大的生態或政治災難中，被迫停下來。所以，也許阿多諾確實道出了真相，「在錯誤的生活中，沒有正確的生活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