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梓樂之死】見證者與旁聽師：他們叩問一個陌生年輕人的死亡

為了每天去旁聽死因庭，方皓然已經連續兩個月通宵工作。從午夜12點到清晨7點，在餐廳通宵打工後，匆忙吃個早餐，就坐巴士趕到西九龍裁判法院。

法院大樓裏正召開周梓樂的死因研訊，至今已持續25天，每日4-8個小時，證人作供剛於1月4日結束。方皓然今年36歲，反修例運動前，他幾乎沒怎麼踏足法院，這次也是第一次旁聽死因庭。對着大量證供、數據和地形圖，方皓然開始學習紀錄法庭筆記，碰到陌生的法律或醫學辭藻，就回家上網查資料。

2019年11月4日凌晨，反修例運動劇烈蔓延，將軍澳示威現場附近的停車場中，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墮樓重傷，四天後不治死亡，年僅22歲。周梓樂的去世牽動社會神經，示威口號從「香港人，反抗」猛地升溫為「香港人，報仇」。方皓然記得，周梓樂去世當日，自己在家裏哭了好久。後來他去參加了周家舉辦的追悼會，坐在靈堂，看了周梓樂從孩提到讀書、上大學、出國旅遊的相集。

「他應該是個喜歡運動的人，比較內斂。」方皓然記住了這個素未謀面的年輕人，他要知道他到底是怎麼去世的。

自1841年起，香港沿用英國普通法制度，設立死因庭，複查各類不能斷定死因的死亡事件。根據《2019死因裁判官報告》，死因研訊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公開聽證， 希望能得知有關死亡的真相，務求在適當的個案中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以期防止類似死亡事故。」報告指，公開調查的另一項意義，是希望死者家人在這個過程中，「親眼見到證人作供，親耳聽到證人的證詞，從而希望對於親人的死亡，能夠釋懷。」

他的死和我有關，他是我們的一部分。

每日，周梓樂的父母總坐在近親席上聽取海量證供。不少與周家不相識的市民，也每日趕來旁聽，有的像方皓然一樣獨自前來，密密記筆記，有的三兩結伴，許多人忍不住和周媽媽一起流淚眼。應周爸爸周德明的呼籲，在警方原本找到的證人之外，又多了三位市民主動出庭，成為這起不明死因事件的新證人。在這場浩大的死因庭上，許多陌生人一起叩問一個年輕人死亡的真相。「他的死和我有關，他是我們的一部分。」一位旁聽市民如是說。

陌生人的責任

蒙偉傑原本打算，還是不出庭了。

周梓樂墮樓的前後，他正巧在停車場一帶。聽到有人呼救後，他衝入停車場，見到倒地的周梓樂。他幾乎是最早見證事發後現場的市民，目睹義務急救員、消防員的工作，並拍下影片。

那之後，他曾接受包括端傳媒在內的訪問，分享了影片，但警方在調查期間並未找過他。一度，他到處找人打聽周梓樂父母的聯絡方式，希望給周家一個交代，但屢試未果。他32歲，年輕時很早就出社會打工，一路打拼，目前自己開建築材料公司。今年秋天，他的孩子出生了，想到要出庭，他就有點害怕，擔心出庭後家人的安全。

「越來越多原告變被告，或者找以前的事去吿，（被）秋後算賬，你未必想出去（作供）。」蒙偉傑說。

直到死因庭第一天研訊結束後，周德明步出法院大樓，事發一年後首次對傳媒開腔。感謝消防員和義務急救員之外，這個父親做出讓人有點意外的舉動：公開私人電話號碼，呼籲任何知道線索的市民現身，為死因庭提供證據。

剛剛下班，蒙偉傑就看到這個新聞畫面，馬上抄下電話號碼。深夜，他一邊照顧三個多月的兒子，一邊讀當日新聞，無意中發現自己和周梓樂的生日是同月同日。「這是一種緣份，我要聯絡周生，能幫就幫。」

隔了一天，蒙偉傑與周家相約在法院見面。蒙偉傑問周德明，對死因庭有什麼目標？周答：不希望這件事有任何政黨幫手，或有任何黃藍的立場，這樣會令這件事容易些處理，容易些找到真相。蒙偉傑立馬決定出庭作供，他欣賞這個單純的目標——一個父親要幫兒子找到真相。

隨後的日程緊張繁忙，上庭前，蒙偉傑必須去警署落口供。落口供前一晚，他花了一個通宵，仔細回憶、寫下事發當晚的所見所聞，直到凌晨7點才完成。

11月23日，作為第一位應周爸爸呼籲現身市民，蒙偉傑出庭作供。蒙稱，凌晨約1時05至07分，看到兩名消防員在周梓樂墮樓現場商討如何處理傷者。而後，因有收到支援請求的消防員無法找到傷者具體位置，蒙去為他們帶路，中途有義務急救員加入，所有人於1時12分左右回到傷者所在的位置。約1時15至17分，至少20名防暴警察從停車場車路經過，詢問消防員、急救員和現場市民「在這裏做什麼！」根據證人作供，這批警察沒有協助救援，亦沒有阻礙救援。

法庭展示了蒙偉傑用手機拍的兩條影片，重複播放數次。晃動的畫面中，消防員和兩名義務急救員正搶救躺在地上的傷者，地面有血跡，嘈雜的人聲衝出螢幕，撞擊着聽審的人們。當時氣氛極度緊張，一名義務急救員發現停車場樓下有消防處救護員經過，大喊「做這一單先！做這一單先！」而另一名義務急救員曾朗軒正跪在地上檢查傷勢。

11月26日，死因庭第9天，曾朗軒出庭作供。曾稱，他在停車場中檢查周梓樂下體時推斷有可能盤骨骨折，摸到肋骨有凸缺感代表可能氣胸或頭部受撞擊，在發現周梓樂頭部受嚴重撞擊且維生指數不穩定後，他掏出血氧計，夾在梓樂的腳趾，發現他的血含氧量一度跌到90%，脈搏每分鐘40至60 ⋯⋯當他陳述完如何檢查傷勢後，裁判官稱讚他：「將梓樂照顧得好好。」

聽審的人都有點意外，曾朗軒今年才17歲，還在讀中六，很快就要考DSE（編按：香港中學升大學考試）。2019年，元朗發生721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後，曾朗軒覺得示威現場需要更多義務急救員，他往書包塞進繃帶、消毒藥水、血氧計等，就跑去大大小小的現場支援。

他在小學二年級開始接觸急救知識，2016年和2019年都修讀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的急救課程，考過資格牌照，但還缺乏實戰經驗。家人反對他去示威現場，一氣之下丟掉他自己攢錢買的裝備和物資，不過曾朗軒還是堅持去。

在衝突現場，他最常做的是幫人沖洗眼睛，也處理跌傷、扭傷，被胡椒噴霧噴中甚至被化學用品灼傷的市民。幫周梓樂處理傷勢之前，他遇過最嚴重的傷者，是眼部中彈流血。

去年，作為最熟悉傷者傷勢的人，他坐上救護車陪同去醫院。「儘快去醫院就最好，一定要儘快去醫院。」回想起來，當晚的情緒一片空白，「無時間有情緒」。

緊急手術期間，他在等候室見到了周梓樂的父母。他記得當時周爸爸情緒失控，不停說要見醫生。一年後，坐在證人席上，周爸爸和周媽媽就在他正前方。曾朗軒生怕自己作供出錯，緊張極了，不太敢看他們。他總覺得，自己只是分享了急救經過，對調查死因或許沒有什麼幫助。

結束作供後，他找到周爸爸和周媽媽。「覺得有些事沒做，怎麼都要安慰下他們。」這是去年離開急症室後，他們第一次相見。曾朗軒覺得，身處法院的周父好像變了一個人，從思緒混亂的父親，變得目標篤定清晰。

「他們走出來是要面對很多壓力。他們是愛惜自己的仔（才會走出來）。」

小時候，曾朗軒也想像過親人的死亡。年幼的曾朗軒曾目睹身體不好的奶奶被搶救的畫面。長大後他回想，這或許是他想學習急救知識的起點。

找拼圖的人

絕大部分時候，死因庭上的氣氛是冰冷，機械的。憤怒、不安、悲傷...... 種種情緒被暫時壓抑，注意力被放在繁複的蒐證、對證、細節核查上。

開庭20多日，方皓然巴掌大的筆記本幾乎寫滿了。「一塊這麼大的拼圖，可能幾個人砌要花很多時間。如果集合了更多人的力量，大家一起整理、發現更多，可以砌得出整個事實出來。」他關注的一大重點，是事發當晚警方做了什麼，有沒有直接或間接涉及周梓樂的墮樓，這也是去年至今，不少公眾無法放下的疑點。

對此，死因庭傳召11名當晚涉及示威現場的警員作供，並翻查大量閉路電視。這是一個費力的過程。事發現場39個閉路電視，其中35個不停轉動，另外4個是固定鏡頭。這些鏡頭設定的時間有偏差，死因庭又花了不少時間來校正時間。

至今，綜合各種證據，方皓然發現，唯一能確定的是：周梓樂約於11月4日凌晨1時1分47秒墮樓，警方第四小隊曾在1時4分左右進入停車場，而後途徑正在接受救治的周梓樂，不久後離開停車場。而根據其他證詞，無人目睹在周梓樂墮樓時，有警方人員出現在停車場。

方皓然感到真相撲朔迷離，也很無奈。他坦承，目前很難證明周梓樂墮樓與警方行動有關，那麼，周梓樂到底到底是為什麼要翻過1.2米高的石牆，從停車場三樓跌落4.3米到二樓行人通道？

這也是每日去聽審的張心悅心中的疑惑。死因庭上，她嘗試將庭審內容一字不漏地記下，「我很想聽完回去整理，了解清楚成件事如何發生。」

張心悅是單親媽媽，每日照顧兩個孩子。去年她得了工傷，背脊留下不可逆轉的傷勢，下半年她休假休養，有時間就四處旁聽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案件。為了每日來死因庭，她前一晚就給孩子們做好飯，並且規劃好，一次做好兩三日的家務。

在法院，她認識了一群旁聽人士，大家一齊吃飯，討論庭審內容。為了更熟悉現場環境，大家特地去事發的停車場考察。她用手機拍下每一個證人口供所提過的位置，又按着救護員口供的路線跑一次，衡量供詞時間是否可信。

張心悅也走到周梓樂跌落的位置，看了看石牆的高度，原來高度到達她胸前。周梓樂為何翻過這麼高的石牆？她心中充滿疑問。

死因庭上，曙光幾次出現。除蒙偉傑外，還有兩名市民應周爸爸的呼籲，現身作供，其一是將軍澳居民莫漢斌，而另一人是「白帽青年」崔家朗——根據事發前後的閉路電視，崔當時戴着白帽，與另一名深色衫男子沿停車場三樓斜路匆匆跑下，似乎想找人求救。

不過，根據三名市民的供詞，他們都在周梓樂墮樓後才到達事發現場，沒有任何人目睹墮樓的一刻或墮落前的任何關鍵信息。

12月3日，死因研訊第14天，曙光再次閃現。裁判官高偉雄利用午膳時間，翻查警方作供時提及的「無法拍到停車場」的閉路電視影片，結果發現「非常重要的影像」。法庭翌日馬上播出該影像，畫面由廣明苑面向事發的停車場，在事發時段，拍到一團黑影從三樓墮下。

這是事發至今，首次捕獲黑影墮下的畫面。公布影片後，高偉雄還指，發現有影片的內容與此前消防處救護員證供不同。為確保警方調查準確，宣布休庭。

人們的心懸着。12月16日，重新開庭後，庭上播放片段，顯示前往處理周梓樂的救護車早於1時17分已停泊在廣明苑廣盈閣，但救護員用了7分56秒才下車。研訊主任向再次上庭的消防處救護隊目鄭冠明提問，他們用這7分多鐘處理什麼？鄭答，到場後他們要先觀察現場環境，並與消防官通電話，需時2至3分鐘。確定停車後，鄭才按鍵記錄到場時間。鄭也指出，他和隊員需要5-6分鐘穿裝備和準備物資。

一路聽審，方皓然的情緒起起伏伏，在希望和失望間徘徊。12月3日，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醫生梁子恆在庭上表示，年輕人墮樓時應該可以及時作出以手腳支撐的反應，但周梓樂四肢卻沒有發現到擦傷，梁子恆推斷周可能墮下前已失去知覺。梁作供過後，周梓樂的死亡再次蒙上種種疑點。

不過，隨着法醫、鑑證專家等相繼作供，這些疑點又似乎被一一消解。12月31日，骨科醫生江金富在死因庭上分析指，從醫學角度推斷，周梓樂最大可能屬於「意外地在高處墮下」（accidental fall from height），即沒有準備地墮下，例如失平衡。

方皓然備感失落。他開始覺得，最後的結果，或許會與一些民眾最初設想的不同。「社會應該也很難接受這是一場意外，」方皓然說，「但真實的結果對我是最重要的，對他家人來說都是。」

根據停車場閉路電視，約凌晨1時，周梓樂從停車場2樓，經天橋前往他家所在的富康花園方向，很快再次返回停車場，沿斜路走上三樓。這之後有8秒鐘的時間，沒有任何鏡頭拍攝到他。8秒後，二樓閉路電視拍到墮樓位置出現的閃光。政府化驗所高級化驗師鄭郁棋博士作供指，這道閃光是周梓樂墮樓所形成的。

這缺失的8秒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死因庭至今無法完整解答的。

最後的模樣

29歲的杜莉也每日來旁聽死因庭。去年8月，香港法院就陳彥霖的死亡同樣召開了死因庭，杜莉也有密切留意，死因庭最終裁決陳彥霖「死因存疑」。在她看來，陳彥霖的死因研訊儘管沒有找到終極真相，但多少帶來寬慰，至少推翻了警方「死因無可疑」的結論。

不過，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只有死因庭上明確發現謀殺、誤殺等刑事證據，案件才會轉交律政司重新處理。對於「死因存疑」，法例並無明確規定警方必須重新調查。不過，有監警會前委員向傳媒指出，一旦裁定死因存疑，家屬可要求警方重新調查，但若警方不打算調查，亦應交代清楚。

端傳媒翻查資料，2015至2020年間，包括陳彥霖案在內，死因庭一共作出5宗「死因存疑」判決。例如2015年小學女童墮樓案，死因裁判官下令警方調查證人是否干犯刑事罪行；2017年少年浮屍案，警方稱會研究裁判官意見。就這5宗案件，警方後來無公布跟進情況，端傳媒向警方查詢，至截稿前未獲回覆。

從一開始，黃柏熹就不太期待死因研訊能還原整個事件的真相。「事情過去一年了，如果有關鍵證據，應該早就有報導了。」他今年25歲，曾從事記者工作，目前是自由職業者，同樣幾乎每日都來旁聽，並在臉書上紀錄研訊細節。

與繁複的證供細節相比，他更加留意法庭上人們的情緒。「周爸爸總是眉頭緊鎖，說話不慍不火，時常穿着一件寫有HOPE（希望）的上衣，」黃柏熹還留意到，每日庭審結束後，周爸爸走出法院時，總會停下腳步，讓在冷風中等候的記者有充足的時間拍照。

透過周爸爸在庭上的作供，他第一次更加真實地了解到周梓樂生前的模樣：他性格安靜，會與父母聊天，家人不時會一起慶生、行街和旅行；2019年11月3日深夜，他穿着黑色短袖上衣，深灰色短褲，黑色球鞋，戴上黑色帽，拎黑色背囊和一個藍色水壺離開家門；此後示威升溫，警方在凌晨發射催淚彈後，周德明發信息告知兒子，不久後收到兒子Whatsapp回覆，提醒他「關窗」——這是周爸爸收到兒子的最後一條信息。

「原來那才是他最後的模樣。他和很多人一樣，家人是這樣的，不太知道中學同學是誰、大學讀什麼。但會用Whatsapp聯絡，要關窗。（家人關係）有遠有近。」

黃柏熹也忘不了，伊利沙伯醫院急診室醫生梁子恆的作供。此前人們總是期望，周梓樂若能早些送到醫院救治，結局或許不同。醫生的證詞打消了這個念頭，庭上的人都感受到周梓樂的傷勢十分嚴重。梁子恆稱，周梓樂「受傷一刻已經決定了康復機會，即使他生還都有很大機會變成植物人」。

警方代表大律師最後提問，若救護車提早到達，結果是不是沒有分別？梁子恆放慢語速，聲音壓低了，答，「當時的情況都是這麼差。」梁連續說了兩次。

梁子恆作供後，法庭進入休庭狀態，大律師們、法庭工作人員、記者、旁聽人士在庭內各自收拾着物品，準備離開。周爸爸和周媽媽穿過法庭，來到證人席。黃柏熹記得，那個畫面中，法庭嘈雜的聲響消散了。「大家都凍在那裏，沒有很大的動作。印象中法庭很靜，只有他們的聲音。」

短短幾句，周媽媽又哭了，徑直走出法庭，在兩扇門間的狹窄走道放聲哭了出來，周爸爸跟在後面。在證人席位站了一會兒，梁子恆才走出了法庭。

你現在看着外面的人，好像很平淡，但是不是真的平淡呢？

微小的人

每個人心中的香港都換了一幅模樣。

除了周梓樂，方皓然還惦記着好幾個人的死亡和傷勢，例如因為反修例運動而自殺的人，被橡膠子彈射中眼部的印尼記者，他也忘不了去年網絡流傳的一則片段，疑似有人從警察宿舍高層下墜⋯⋯ 他很想追問真相，但又覺得很多事已經不了了之，沒法得到公平的調查。

因為政見衝突，去年他搬離家中，一個人在外面租劏房住。現在他覺得自己能做的，最多只是陪伴。Telegram 頻道「被捕人士關注組」一直整理着每天審訊案件的地點、時間、旁聽席位的數量等。方皓然每天刷Telegram，一有空，就去不太多人旁聽的案件聽審。

旁聽之後，人們總會留在法院外等候，等押送囚犯的警車開出來。方皓然起初覺得不好意思，自己30多歲的人了，和一些年輕學生們一起追車挺奇怪的。後來他不理了，與其他人一起在馬路上拍打着囚車，跑一段路來告別。他打開手機燈，舉高貼到車窗旁。運氣好的話，能看見裏面的人，運氣不好，至少裏面的人能看到外頭的光。

「希望這樣能令他們覺得不太孤單。」方皓然說。

去死因庭作供，對蒙偉傑而言，像拿到一把打開2019年回憶的鑰匙。家中增添新成員後，他變得愈來愈少追看新聞，「但不看不代表你不記得」。2020年年末，我們在將軍澳一個公園進行採訪，孩子們在草地上玩樂，不遠處就是周梓樂出事故的停車場。「你現在看着外面的人，好像很平淡，但是不是真的平淡呢？」蒙偉傑說着。

香港搞成咁，都要有人執手尾。

這段時間他密切關注着死因庭的進展，得知「白帽青年」崔家朗情緒不太穩定後，特地到法院給他打氣。作供結束後，他們聊了一會兒天，蒙偉傑問崔家朗會否考慮移民，崔家朗說自己以前想過移民，但現在不想了。

「香港搞成咁，都要有人執手尾。（香港搞成這樣，都要有人收拾。）」崔家朗說。蒙偉傑心裏敬佩這位年輕人，他本希望能離開的年輕人都離開。

這段時間，杜莉隔兩三天就在社交媒體上發帖，呼籲更多市民現身。與親戚吃飯，她抓住機會，翻開寫滿字的筆記本和他們聊死因庭。起初，爸爸看她總是早早出門，問她在做什麼，得知她去法院後，有點生氣，「聽這個來做什麼？其他人關你什麼事！」

杜莉耐心和爸爸解釋。最近，爸爸開始幫着叫她早起去聽審。

張心悅說，她最近正在練習用文字紀錄所聞所見。中年之際，她有了轉行做記者的決定，幸運的是，兩個孩子也支持她。

去年末，曾朗軒每日還在忙上學溫習，忙考試，忙排練戲劇。學期結束後，他也來死因庭旁聽。許多經歷所留下的創傷，仍在徘徊，17歲的他說，自己對政府的信任已經很低。法庭上，裁判官直言曾朗軒可以考慮做醫生，不過，他說自己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律師，想為香港守護公義。

他一直記得，周梓樂的死亡時間，是8時零9分，這個數字正是他自己生日的月、日。他說自己很不希望這悲劇在香港發生，但無論如何，它發生了，他不後悔自己曾在事發現場見證。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方皓然、張心悅、杜莉為化名。）

（特約撰稿人李智賢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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