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電影 風物 多元創作

《造口人》導演洪榮杰專訪:這世界有很多悲傷你不能逃避

洪榮杰相信自己的經歷他人無法改變,講出這些故事才能讓人知道世界上有這樣的聲音存在。


《造口人》導演洪榮杰。 攝:廖雁雄/端傳媒
《造口人》導演洪榮杰。 攝:廖雁雄/端傳媒

老師看了洪榮杰的週記之後,詢問他是不是同性戀,洪榮杰斬釘截鐵地說:「一定唔係!(一定不是!)」

多年之後洪榮杰復述這一幕,把當年的語氣一樣複製了過來,感觸未變。

「我之前讀男校,學校有點恐同,我當時聲音和動作比較陰柔,有一班差不多類型的男生創了美術學會。」有其他同學連續幾年叫他們「大家姐會」,頗有侮辱意味。洪榮杰當時還沒了解自己的性取向,聽到「大家姐會」就和同性戀綑綁在一起,感到羞恥和無奈。當時媒體對同性戀的刻畫也很不友善,洪榮杰很抗拒和反感同性戀。

大學第二年,洪榮杰在摸索到底讀平面設計還是產品設計。在那個暑假,香港理工大學來了一位新老師,叫游靜。游靜主講文化理論,中間夾雜幾堂課講酷兒文化,講媒體對 LGBT 群體的呈現,洪榮杰突然很有興趣。在游靜指導下,洪榮杰拍了第一套短片《有人》,「19歲時,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性取向,並出了櫃。」

因為游靜教授的課程,洪榮杰開始對 LGBT 文化有所了解,兩個人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我跟她出櫃,她就和我談,要怎麼安排,跟家裏人出櫃,她剛從美國回來,還有很西方的酷兒思想。到現在都還在影響我,後來讀博士學位我也有在反思。如果不是她對我這麼說,我還會如何和父母出櫃呢?」當時香港不斷有西方的思想注入,很多人說要出櫃,要有可見度,要有一些正面的同志形象,這些意見都在那時候注入香港,「但我們當時也沒有好好理解香港這個東西方文化匯集的地方,直接出櫃會產生什麼影響。」

洪榮杰。

洪榮杰。攝:廖雁雄/端傳媒

洪榮杰曾經很想做 DJ。他喜歡音樂,於是也想做和音樂有關的事。去了電台之後,發現 DJ 工作不能真的吸引他,於是想將視覺和音樂結合起來。

「游靜出現之前,我很想拍 MV,她就告訴我,那一定要多看實驗電影,實驗電影不斷影響 MV,我拍完《有人》之後,游靜指導的項目入圍了鹿特丹電影節,當年有一個 MV 的回溯展,其中講 MV 發展的簡史。」這次展覽深深地影響了洪榮杰。

他早期很多作品都融入了自己的經歷。我問他是不是想通過創作來講自己的故事。

「其實不是要拍自己的故事,是拍自己有感覺的東西。我要講自己的故事才可以感動人,我的經歷你是不可以改變的。我覺得我要持續講給人知道,有這樣的人存在,有這樣的聲音存在,他們有這樣的需要。」他的同志啟蒙電影是1996年的英國電影《Beautiful Thing》(港譯:《愈愛愈美麗》),「當年很少有電影這樣拍同志故事。」

洪榮杰想講這樣的故事,「我是香港人,在香港長大。我有一個瑞士的男友,現在已經結婚,他的父母對我很好,他們離世的時候讓我十分想念,我將這一段感受改編成了《無聲風鈴》。」《無聲風鈴》(2009)是洪榮杰的第一部長片,講一位來自北京的外賣仔 Ricky 和一位來自瑞士的街頭藝人 Pascal 在香港相愛的故事。Pascal 意外去世之後,Ricky 前往瑞士尋找愛人的足跡,「如果你愛的人離開了,你需要多少時間接受他真正離開。我對他父母的思念,變成愛情故事,拍了出來。」電影入圍了當年的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收到許多好評。

幾年之後,李志超希望為自己的劇本尋找一個執行導演,《無聲風鈴》的製片向他推薦了洪榮杰,「我和 Julian 本已經相識的,」去芝加哥讀書之前,洪榮杰曾在城市大學做過一年李志超助理,2003年兩個人又同時帶著作品在歐洲參加影展,「在意大利碰面過一次,在荷蘭也見過一次。之後我回到香港開始教書的時候,就知道Julian 患病,他寫了劇本,Julian 說其實可能也沒有能力拍了,所以才要一個執行導演。」

這個劇本就是如今與觀眾見面的《造口人》(Stoma)。李志超患上腹膜癌期間,經歷過艱辛的治療與養護過程,他後來寫成一本書《我與罕癌搏鬥》,希望可以改編為電影。電影的中英文名都由李志超一早決定,劇本寫好之後,他的病卻復發了。「到了某個階段,他不想再碰這個劇本了,讓我自己想,『你當幫我接生,拍完這部戲。』」

在李志超去世之後,《造口人》才正式決定要拍。

《造口人》電影劇照。

《造口人》電影劇照。圖: HKLGFF提供

《造口人》的故事幾乎就是李志超自己的經歷。年輕的攝影師阿 Lim (林耀聲)發現自己患上腹膜癌,家人無法依靠,戀人也失去蹤影,他無奈之下自己找資料,前往瑞士請名醫為自己動手術。但這種病的治療方法常常要切除一部分腸道,在身體上造口來進行排泄。阿 Lim 是一位同性戀者,除了本身的性取向不為家人所接受,他的病情也給他精神上帶來很大創傷,他花去很長一段時間才接受自己的改變。《造口人》就在這樣壓抑的氣氛下講了這樣的故事。

李志超沒有仔細告訴洪榮杰他患病的經歷,「如果他說了很多生病的經歷,會影響我如何看這個劇本。」這個故事由是兩條線搭在一起,一是李志超曾經和一個外國人在一起的經歷,再加上他的抗癌經歷改編而成的。去世之前,李志超對他說,「你當成虛構的劇情拍就好。」洪榮杰曾經問自己需不需要看很多醫學報告,去深入了解腹膜癌,但在剪接和拍攝的時候,劇組討論時覺得不用很詳細地去講述病情,而是要講述一個面對死亡而不畏懼的故事。

「我本來有壓力,」李志超說當成虛構劇情之後,洪榮杰開始放鬆下來,「我沒有當這是一個抗癌的故事,而是當作一個掙扎求存的故事來拍。這個掙扎求存的故事中有一段沉淪的感情。因為太寂寞,所以需要在一個不愛你的人身上找尋愛。」

洪榮杰的很多作品注重人物的離開和飄移,注重情緒的發生和轉變,也花很多篇幅在寫生離死別的情緒,生理和心理的轉變,「我覺得我很能抓住這些東西。」

《造口人》一開始是一個很中產的故事,洪榮杰對李志超說:「其實我沒有這種經歷。」李志超早年加入《號外》,為《號外》拍了許多具有影響力的封面。他因此結識了許多名人,常常和他們聚會,參加影展和藝術展。洪榮杰說自己沒有這種氣質,相比之下,他相信自己更能夠拍出阿 Lim 和外籍男友之間的糾纏、離離合合和生離死別。這是他早從《無聲風鈴》起就在做的事,「例如早上起床,我還是很想打電話,或者跟已離世的人見面。我有很多幻想,想現在打這個電話會有誰接聽呢?」 這些情緒通通轉化到《造口人》這部戲裏。

《造口人》電影劇照。

《造口人》電影劇照。圖: HKLGFF提供

電影的創作和拍攝過程,也讓洪榮杰重新思考自己的九十年代。

「以前讀電影的時候會討論representation:如何『呈現』一位同志,會說很多理論關於呈現同志的方法,因為七、八十年代電影全部都講述同志是『變態的』,『會自殺的』,全部都是悲慘的。所以我在九十年代尾受教育的時候,拍的同志電影全部都是很正面的。」這個很正面的同志電影拍攝手法,在《造口人》過程中是一個障礙。洪榮杰看到劇本中的自我放縱,思考起自己的責任。

「同志導演和其他電影導演可能有一個不同的社會責任。其他導演可以很簡單地呈現一個故事 ,因為有太多『直』的愛情故事的時候,不能夠放下與有政治關係的東西。但同志影像很少,所以人們會集中這些電影去看,就會覺得『這些就是同志了』。」洪榮杰拍同志電影的時候都會感到有一種社會責任,關錦鵬曾經勸他放棄同志題材,讓自己的電影面向更普遍的觀眾。洪榮杰總是覺得,LGBT 的故事,還是需要由 LGBT 自己來講,異性戀視角拍同志電影,總是出事。

《造口人》的劇本與他一直認為同志電影應該存在的方式相反。在他去英國讀博士學位的這段時間裏,他自己的想法也開始產生轉變。看了很多相關書籍,也看西方主流的同志文化如何影響香港的同志運動發展。

「在90年代,同志文化進入主流的時候,只是被主流吸收了一些很陽光、正面,很有錢、很中產的信息。若不是傳達這些訊息,人們就覺得你不是同志。」主流觀眾通過一些既定的影像,對 LGBT 產生了一些很刻板的印象,對LGBT 人群的外型和生活方式都有先入為主的認知。《造口人》正嘗試說明,同志由非主流進入主流視野之後,主流同志旁邊都有一些非主流的東西在轉變。他開始了解西方主流同志文化、香港在跟隨西方主流同志文化之中得到什麼利益和忽略了什麼。

「例如西方在90年代不斷推崇我們要『出櫃』,出櫃是一個很西方的概念。西方比較注重個人主義,而出櫃這個觀念來到比較注重傳統家庭觀念的亞洲,出櫃變成怎樣呢?」《造口人》的父子關係呈現了這個角度的思考,父親看到兒子不想結婚,不能抱孫,就覺得沒有面子,於是用「不孝」去指責兒子。然後子女要去承受父母不斷責怪你的罪疚感。「在西方父母也可以這樣做,但是 LGBT 們往往不在乎。他們就是個人意識比較強的世界,父母指責我,我就搬走,身邊的朋友了解我就好。但香港有一種血濃於水、不孝的概念纏繞著你。你不能滿足爸爸媽媽的意向,你的自責就存在。所以很多這些西方來到香港的意識形態可能未必完全適應到。」

「出櫃」來到香港或中國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方法。好多人因為不想一個家庭散,一輩子也不出櫃,情願移民、離開自己家去到很遠的地方也不出櫃,就避開一世,「對接受西方教育的我來說我不會這樣,我可以告訴你出櫃有什麼好處,但選擇不出櫃而保存家庭和諧的人,亦得到一些我失去的東西,是一個平行。」

「父親覺得兒子有病是報應,這個報應(的概念)是和西方相反的, 西方概念中同志是理所當然的,不是有病,但父親這種無上權力告訴我這是報應來的。這就是這部戲想拿捏的。」

洪榮杰。

洪榮杰。攝:廖雁雄/端傳媒

洪榮杰如今覺得,在電影裏呈現同志的負面形象或心理已經不是自己的心魔,「同志負面的心理過程長期都是社會壓抑而出現的,因為不讓我們在街上拖手,怎樣都會被人望,甚至這是已經根深蒂固地認為,就算我不做,穿著一雙粉紅色鞋子也會被人望。我們稱之為內化的恐懼,這種負面心理是由始至終都沒有解決過的。」

「我覺得悲傷是你要去面對的。雖然有很多同志電影被人質疑過永遠都是悲慘結局,但其實90年代很多也不是,有完美結局,可以永遠在一起的。但我覺得事情不能一面倒,這個世界有很多悲傷你不能逃避,要去面對和解決,轉化成動力和能量。」

九十年代的很多電影會保留一個正面的結果,主角對著一百人出櫃,父母就會欣然接受我,或者主角離家出走就得到了自由。但《造口人》沒有,李志超原本的結局是主角孤伶伶地死去,或者一個人站在照片展品面前憤怒。

「現在比起2000年媒體實在有太大的轉變,已經不是傳媒告訴你世界是這樣,而是你可以選擇你想建構的世界是怎樣。包括同志世界,你可以選擇看同志的負面新聞,在 Google 搜索『同志變態』,就有很多這樣的新聞去看,去支持你的觀點。同時只要講『出櫃』故事,就有很多正面故事讓你看,這是你自己推動自己去做選擇。跟2000年(相比),打開電視只有四個台,是完全不同的。現在已經不是傳媒教你,而是你自己去選擇你想深入知道那些題材或方向的看法。」

洪榮杰如今再去創作,想聚焦在同志的情緒或感覺,「那種很辛苦、很淒涼的感覺是源自哪裏,如何幫你接受和處理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把劇中人當一回事,有人當電影是娛樂,是消磨時間,但如果用意識形態的觀點去看,戲裏的世界和我們的現實一定有重疊的地方,它可以讓我們去關切身邊的人是否也遇到問題。」

他曾經有一段低落的時間。

《無聲風鈴》之後,洪榮杰原本籌劃拍一部電影《Mama Eva》,將他和媽媽相處的故事改成了異性戀母女的故事,一個女兒離家出走幾年之後回家說要和黑人結婚。劇本曾經得到 HAF 支持,「這套戲沒有成功,拍攝過程中牽扯了太多,這件事愈來愈不純粹,拍了一半很難繼續。」電影最終沒有拍成,洪榮杰十分低落,「《Forever 17》有點像是我逼自己繼續拍。」

《Forever 17》既是過去,也是未來。這部短片講述一對同志伴侶從保守年代一直到未來合法結婚,長相廝守,最後終老的過程。雖然光明,也帶著一些淡淡的哀傷。短片在社會運動期間拍成,洪榮杰也處在情緒很無助的狀態中。

「我創作的時候就是我最寂寞的時候,我將會把寂寞和思念變成創作。」他過去有一段離家出走的經歷,「離家出走的那段時間感受收斂起來了,當我回家後,或者當我有歸屬感的時候,離家出走那段時間的東西便能走出來。」他說自己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整理出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forever 17》裏面有一句台詞:「我每一次聽到煙花聲,就想起催淚彈的聲音。」,這是洪榮杰在雨傘期間的感受,是他已經沉澱完畢釋放出的感受。雨傘運動期間他經歷了現場突然間放催淚彈的一刻,「傘後我去了瑞士,新年放煙花。『啪』的一聲,我就『嘩,催淚彈』這樣。」慶祝節日的感受和創傷混合在一起,「每一次放煙花,都一定會覺得正在放催淚彈。我覺得這是這一代有經歷的香港人不可磨滅的印象。」香港愈出事,洪榮杰對香港的感受就愈強。

「有時我不開心就會寫作。我覺得這幾年我投入了一些主流的創作方法,令自己其他技巧沒有那麼好。」他懷念自己以前會大膽拿着機器亂拍,「現在可能因為科技的流行,電話可以拍到很多美麗的東西,又有不同的燈光,我們少了時間去探索。」洪榮杰說自己像是沒了從前的膽量,被寵壞了。為了抵抗,他多了寫作和文字紀錄。

《Forever 17》和《造口人》獲得反響,給他在2020年帶來一些驚喜。因為疫情的緣故,他的很多想法暫時沒法執行,「我可以把這兩年的情緒轉化去另一個故事,這些無力感我可以用另一種敘述講出來。」他想在疫情期間,可以看看自己過去做了什麼,有沒有積累到一些東西,「可是我不自在,社會因素和疫情讓我不自在,口罩也讓我不自在。」

現在攻讀的 PHD 學位,他正在寫的內容是關於放棄套路化的表演,導演怎樣將演員當作一個普通人去引導。導演和演員給的資訊愈少,觀眾參與畫面的機會就愈大。電影會真正變成觀眾與導演的交流。

洪榮杰說,在拍攝現場,他會對演員講:「我喊了 action 之後,世界就是你的。」

場地提供:東南樓
錄音整理:Melodi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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