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看了洪荣杰的周记之后，询问他是不是同性恋，洪荣杰斩钉截铁地说：“一定唔系！（一定不是！）”
多年之后洪荣杰复述这一幕，把当年的语气一样复制了过来，感触未变。
“我之前读男校，学校有点恐同，我当时声音和动作比较阴柔，有一班差不多类型的男生创了美术学会。”有其他同学连续几年叫他们“大家姐会”，颇有侮辱意味。洪荣杰当时还没了解自己的性取向，听到“大家姐会”就和同性恋捆绑在一起，感到羞耻和无奈。当时媒体对同性恋的刻画也很不友善，洪荣杰很抗拒和反感同性恋。
大学第二年，洪荣杰在摸索到底读平面设计还是产品设计。在那个暑假，香港理工大学来了一位新老师，叫游静。游静主讲文化理论，中间夹杂几堂课讲酷儿文化，讲媒体对 LGBT 群体的呈现，洪荣杰突然很有兴趣。在游静指导下，洪荣杰拍了第一套短片《有人》，“19岁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并出了柜。”
因为游静教授的课程，洪荣杰开始对 LGBT 文化有所了解，两个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跟她出柜，她就和我谈，要怎么安排，跟家里人出柜，她刚从美国回来，还有很西方的酷儿思想。到现在都还在影响我，后来读博士学位我也有在反思。如果不是她对我这么说，我还会如何和父母出柜呢？”当时香港不断有西方的思想注入，很多人说要出柜，要有可见度，要有一些正面的同志形象，这些意见都在那时候注入香港，“但我们当时也没有好好理解香港这个东西方文化汇集的地方，直接出柜会产生什么影响。”
洪荣杰曾经很想做 DJ。他喜欢音乐，于是也想做和音乐有关的事。去了电台之后，发现 DJ 工作不能真的吸引他，于是想将视觉和音乐结合起来。
“游静出现之前，我很想拍 MV，她就告诉我，那一定要多看实验电影，实验电影不断影响 MV，我拍完《有人》之后，游静指导的项目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当年有一个 MV 的回溯展，其中讲 MV 发展的简史。”这次展览深深地影响了洪荣杰。
他早期很多作品都融入了自己的经历。我问他是不是想通过创作来讲自己的故事。
“其实不是要拍自己的故事，是拍自己有感觉的东西。我要讲自己的故事才可以感动人，我的经历你是不可以改变的。我觉得我要持续讲给人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有这样的声音存在，他们有这样的需要。”他的同志启蒙电影是1996年的英国电影《Beautiful Thing》（港译：《愈爱愈美丽》），“当年很少有电影这样拍同志故事。”
洪荣杰想讲这样的故事，“我是香港人，在香港长大。我有一个瑞士的男友，现在已经结婚，他的父母对我很好，他们离世的时候让我十分想念，我将这一段感受改编成了《无声风铃》。”《无声风铃》（2009）是洪荣杰的第一部长片，讲一位来自北京的外卖仔 Ricky 和一位来自瑞士的街头艺人 Pascal 在香港相爱的故事。Pascal 意外去世之后，Ricky 前往瑞士寻找爱人的足迹，“如果你爱的人离开了，你需要多少时间接受他真正离开。我对他父母的思念，变成爱情故事，拍了出来。”电影入围了当年的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收到许多好评。
几年之后，李志超希望为自己的剧本寻找一个执行导演，《无声风铃》的制片向他推荐了洪荣杰，“我和 Julian 本已经相识的，”去芝加哥读书之前，洪荣杰曾在城市大学做过一年李志超助理，2003年两个人又同时带著作品在欧洲参加影展，“在意大利碰面过一次，在荷兰也见过一次。之后我回到香港开始教书的时候，就知道Julian 患病，他写了剧本，Julian 说其实可能也没有能力拍了，所以才要一个执行导演。”
这个剧本就是如今与观众见面的《造口人》（Stoma）。李志超患上腹膜癌期间，经历过艰辛的治疗与养护过程，他后来写成一本书《我与罕癌搏斗》，希望可以改编为电影。电影的中英文名都由李志超一早决定，剧本写好之后，他的病却复发了。“到了某个阶段，他不想再碰这个剧本了，让我自己想，‘你当帮我接生，拍完这部戏。’”
在李志超去世之后，《造口人》才正式决定要拍。
《造口人》的故事几乎就是李志超自己的经历。年轻的摄影师阿 Lim （林耀声）发现自己患上腹膜癌，家人无法依靠，恋人也失去踪影，他无奈之下自己找资料，前往瑞士请名医为自己动手术。但这种病的治疗方法常常要切除一部分肠道，在身体上造口来进行排泄。阿 Lim 是一位同性恋者，除了本身的性取向不为家人所接受，他的病情也给他精神上带来很大创伤，他花去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自己的改变。《造口人》就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下讲了这样的故事。
李志超没有仔细告诉洪荣杰他患病的经历，“如果他说了很多生病的经历，会影响我如何看这个剧本。”这个故事由是两条线搭在一起，一是李志超曾经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的经历，再加上他的抗癌经历改编而成的。去世之前，李志超对他说，“你当成虚构的剧情拍就好。”洪荣杰曾经问自己需不需要看很多医学报告，去深入了解腹膜癌，但在剪接和拍摄的时候，剧组讨论时觉得不用很详细地去讲述病情，而是要讲述一个面对死亡而不畏惧的故事。
“我本来有压力，”李志超说当成虚构剧情之后，洪荣杰开始放松下来，“我没有当这是一个抗癌的故事，而是当作一个挣扎求存的故事来拍。这个挣扎求存的故事中有一段沉沦的感情。因为太寂寞，所以需要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找寻爱。”
洪荣杰的很多作品注重人物的离开和飘移，注重情绪的发生和转变，也花很多篇幅在写生离死别的情绪，生理和心理的转变，“我觉得我很能抓住这些东西。”
《造口人》一开始是一个很中产的故事，洪荣杰对李志超说:“其实我没有这种经历。”李志超早年加入《号外》，为《号外》拍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封面。他因此结识了许多名人，常常和他们聚会，参加影展和艺术展。洪荣杰说自己没有这种气质，相比之下，他相信自己更能够拍出阿 Lim 和外籍男友之间的纠缠、离离合合和生离死别。这是他早从《无声风铃》起就在做的事，“例如早上起床，我还是很想打电话，或者跟已离世的人见面。我有很多幻想，想现在打这个电话会有谁接听呢？”
这些情绪通通转化到《造口人》这部戏里。
电影的创作和拍摄过程，也让洪荣杰重新思考自己的九十年代。
“以前读电影的时候会讨论representation：如何‘呈现’一位同志，会说很多理论关于呈现同志的方法，因为七、八十年代电影全部都讲述同志是‘变态的’，‘会自杀的’，全部都是悲惨的。所以我在九十年代尾受教育的时候，拍的同志电影全部都是很正面的。”这个很正面的同志电影拍摄手法，在《造口人》过程中是一个障碍。洪荣杰看到剧本中的自我放纵，思考起自己的责任。
“同志导演和其他电影导演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社会责任。其他导演可以很简单地呈现一个故事 ，因为有太多‘直’的爱情故事的时候，不能够放下与有政治关系的东西。但同志影像很少，所以人们会集中这些电影去看，就会觉得‘这些就是同志了’。”洪荣杰拍同志电影的时候都会感到有一种社会责任，关锦鹏曾经劝他放弃同志题材，让自己的电影面向更普遍的观众。洪荣杰总是觉得，LGBT 的故事，还是需要由 LGBT 自己来讲，异性恋视角拍同志电影，总是出事。
《造口人》的剧本与他一直认为同志电影应该存在的方式相反。在他去英国读博士学位的这段时间里，他自己的想法也开始产生转变。看了很多相关书籍，也看西方主流的同志文化如何影响香港的同志运动发展。
“在90年代，同志文化进入主流的时候，只是被主流吸收了一些很阳光、正面，很有钱、很中产的信息。若不是传达这些信息，人们就觉得你不是同志。”主流观众通过一些既定的影像，对 LGBT 产生了一些很刻板的印象，对LGBT 人群的外型和生活方式都有先入为主的认知。《造口人》正尝试说明，同志由非主流进入主流视野之后，主流同志旁边都有一些非主流的东西在转变。他开始了解西方主流同志文化、香港在跟随西方主流同志文化之中得到什么利益和忽略了什么。
“例如西方在90年代不断推崇我们要‘出柜’，出柜是一个很西方的概念。西方比较注重个人主义，而出柜这个观念来到比较注重传统家庭观念的亚洲，出柜变成怎样呢？”《造口人》的父子关系呈现了这个角度的思考，父亲看到儿子不想结婚，不能抱孙，就觉得没有面子，于是用“不孝”去指责儿子。然后子女要去承受父母不断责怪你的罪疚感。“在西方父母也可以这样做，但是 LGBT 们往往不在乎。他们就是个人意识比较强的世界，父母指责我，我就搬走，身边的朋友了解我就好。但香港有一种血浓于水、不孝的概念缠绕著你。你不能满足爸爸妈妈的意向，你的自责就存在。所以很多这些西方来到香港的意识形态可能未必完全适应到。”
“出柜”来到香港或中国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法。好多人因为不想一个家庭散，一辈子也不出柜，情愿移民、离开自己家去到很远的地方也不出柜，就避开一世，“对接受西方教育的我来说我不会这样，我可以告诉你出柜有什么好处，但选择不出柜而保存家庭和谐的人，亦得到一些我失去的东西，是一个平行。”
“父亲觉得儿子有病是报应，这个报应（的概念）是和西方相反的， 西方概念中同志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有病，但父亲这种无上权力告诉我这是报应来的。这就是这部戏想拿捏的。”
洪荣杰如今觉得，在电影里呈现同志的负面形象或心理已经不是自己的心魔，“同志负面的心理过程长期都是社会压抑而出现的，因为不让我们在街上拖手，怎样都会被人望，甚至这是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就算我不做，穿著一双粉红色鞋子也会被人望。我们称之为内化的恐惧，这种负面心理是由始至终都没有解决过的。”
“我觉得悲伤是你要去面对的。虽然有很多同志电影被人质疑过永远都是悲惨结局，但其实90年代很多也不是，有完美结局，可以永远在一起的。但我觉得事情不能一面倒，这个世界有很多悲伤你不能逃避，要去面对和解决，转化成动力和能量。”
九十年代的很多电影会保留一个正面的结果，主角对著一百人出柜，父母就会欣然接受我，或者主角离家出走就得到了自由。但《造口人》没有，李志超原本的结局是主角孤伶伶地死去，或者一个人站在照片展品面前愤怒。
“现在比起2000年媒体实在有太大的转变，已经不是传媒告诉你世界是这样，而是你可以选择你想建构的世界是怎样。包括同志世界，你可以选择看同志的负面新闻，在 Google 搜索‘同志变态’，就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去看，去支持你的观点。同时只要讲‘出柜’故事，就有很多正面故事让你看，这是你自己推动自己去做选择。跟2000年（相比），打开电视只有四个台，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已经不是传媒教你，而是你自己去选择你想深入知道那些题材或方向的看法。”
洪荣杰如今再去创作，想聚焦在同志的情绪或感觉，“那种很辛苦、很凄凉的感觉是源自哪里，如何帮你接受和处理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把剧中人当一回事，有人当电影是娱乐，是消磨时间，但如果用意识形态的观点去看，戏里的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一定有重叠的地方，它可以让我们去关切身边的人是否也遇到问题。”
他曾经有一段低落的时间。
《无声风铃》之后，洪荣杰原本筹划拍一部电影《Mama Eva》，将他和妈妈相处的故事改成了异性恋母女的故事，一个女儿离家出走几年之后回家说要和黑人结婚。剧本曾经得到 HAF 支持，“这套戏没有成功，拍摄过程中牵扯了太多，这件事愈来愈不纯粹，拍了一半很难继续。”电影最终没有拍成，洪荣杰十分低落，“《Forever 17》有点像是我逼自己继续拍。”
《Forever 17》既是过去，也是未来。这部短片讲述一对同志伴侣从保守年代一直到未来合法结婚，长相厮守，最后终老的过程。虽然光明，也带著一些淡淡的哀伤。短片在社会运动期间拍成，洪荣杰也处在情绪很无助的状态中。
“我创作的时候就是我最寂寞的时候，我将会把寂寞和思念变成创作。”他过去有一段离家出走的经历，“离家出走的那段时间感受收敛起来了，当我回家后，或者当我有归属感的时候，离家出走那段时间的东西便能走出来。”他说自己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整理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forever 17》里面有一句台词：“我每一次听到烟花声，就想起催泪弹的声音。”，这是洪荣杰在雨伞期间的感受，是他已经沉淀完毕释放出的感受。雨伞运动期间他经历了现场突然间放催泪弹的一刻，“伞后我去了瑞士，新年放烟花。‘啪’的一声，我就‘哗，催泪弹’这样。”庆祝节日的感受和创伤混合在一起，“每一次放烟花，都一定会觉得正在放催泪弹。我觉得这是这一代有经历的香港人不可磨灭的印象。”香港愈出事，洪荣杰对香港的感受就愈强。
“有时我不开心就会写作。我觉得这几年我投入了一些主流的创作方法，令自己其他技巧没有那么好。”他怀念自己以前会大胆拿着机器乱拍，“现在可能因为科技的流行，电话可以拍到很多美丽的东西，又有不同的灯光，我们少了时间去探索。”洪荣杰说自己像是没了从前的胆量，被宠坏了。为了抵抗，他多了写作和文字纪录。
《Forever 17》和《造口人》获得反响，给他在2020年带来一些惊喜。因为疫情的缘故，他的很多想法暂时没法执行，“我可以把这两年的情绪转化去另一个故事，这些无力感我可以用另一种叙述讲出来。”他想在疫情期间，可以看看自己过去做了什么，有没有积累到一些东西，“可是我不自在，社会因素和疫情让我不自在，口罩也让我不自在。”
现在攻读的 PHD 学位，他正在写的内容是关于放弃套路化的表演，导演怎样将演员当作一个普通人去引导。导演和演员给的信息愈少，观众参与画面的机会就愈大。电影会真正变成观众与导演的交流。
洪荣杰说，在拍摄现场，他会对演员讲：“我喊了 action 之后，世界就是你的。”
场地提供：东南楼
录音整理：Melodie Lai
香港或台北有沒有看到造口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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