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看了洪榮杰的週記之後，詢問他是不是同性戀，洪榮杰斬釘截鐵地說：「一定唔係！（一定不是！）」
多年之後洪榮杰復述這一幕，把當年的語氣一樣複製了過來，感觸未變。
「我之前讀男校，學校有點恐同，我當時聲音和動作比較陰柔，有一班差不多類型的男生創了美術學會。」有其他同學連續幾年叫他們「大家姐會」，頗有侮辱意味。洪榮杰當時還沒了解自己的性取向，聽到「大家姐會」就和同性戀綑綁在一起，感到羞恥和無奈。當時媒體對同性戀的刻畫也很不友善，洪榮杰很抗拒和反感同性戀。
大學第二年，洪榮杰在摸索到底讀平面設計還是產品設計。在那個暑假，香港理工大學來了一位新老師，叫游靜。游靜主講文化理論，中間夾雜幾堂課講酷兒文化，講媒體對 LGBT 群體的呈現，洪榮杰突然很有興趣。在游靜指導下，洪榮杰拍了第一套短片《有人》，「19歲時，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性取向，並出了櫃。」
因為游靜教授的課程，洪榮杰開始對 LGBT 文化有所了解，兩個人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我跟她出櫃，她就和我談，要怎麼安排，跟家裏人出櫃，她剛從美國回來，還有很西方的酷兒思想。到現在都還在影響我，後來讀博士學位我也有在反思。如果不是她對我這麼說，我還會如何和父母出櫃呢？」當時香港不斷有西方的思想注入，很多人說要出櫃，要有可見度，要有一些正面的同志形象，這些意見都在那時候注入香港，「但我們當時也沒有好好理解香港這個東西方文化匯集的地方，直接出櫃會產生什麼影響。」
洪榮杰曾經很想做 DJ。他喜歡音樂，於是也想做和音樂有關的事。去了電台之後，發現 DJ 工作不能真的吸引他，於是想將視覺和音樂結合起來。
「游靜出現之前，我很想拍 MV，她就告訴我，那一定要多看實驗電影，實驗電影不斷影響 MV，我拍完《有人》之後，游靜指導的項目入圍了鹿特丹電影節，當年有一個 MV 的回溯展，其中講 MV 發展的簡史。」這次展覽深深地影響了洪榮杰。
他早期很多作品都融入了自己的經歷。我問他是不是想通過創作來講自己的故事。
「其實不是要拍自己的故事，是拍自己有感覺的東西。我要講自己的故事才可以感動人，我的經歷你是不可以改變的。我覺得我要持續講給人知道，有這樣的人存在，有這樣的聲音存在，他們有這樣的需要。」他的同志啟蒙電影是1996年的英國電影《Beautiful Thing》（港譯：《愈愛愈美麗》），「當年很少有電影這樣拍同志故事。」
洪榮杰想講這樣的故事，「我是香港人，在香港長大。我有一個瑞士的男友，現在已經結婚，他的父母對我很好，他們離世的時候讓我十分想念，我將這一段感受改編成了《無聲風鈴》。」《無聲風鈴》（2009）是洪榮杰的第一部長片，講一位來自北京的外賣仔 Ricky 和一位來自瑞士的街頭藝人 Pascal 在香港相愛的故事。Pascal 意外去世之後，Ricky 前往瑞士尋找愛人的足跡，「如果你愛的人離開了，你需要多少時間接受他真正離開。我對他父母的思念，變成愛情故事，拍了出來。」電影入圍了當年的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收到許多好評。
幾年之後，李志超希望為自己的劇本尋找一個執行導演，《無聲風鈴》的製片向他推薦了洪榮杰，「我和 Julian 本已經相識的，」去芝加哥讀書之前，洪榮杰曾在城市大學做過一年李志超助理，2003年兩個人又同時帶著作品在歐洲參加影展，「在意大利碰面過一次，在荷蘭也見過一次。之後我回到香港開始教書的時候，就知道Julian 患病，他寫了劇本，Julian 說其實可能也沒有能力拍了，所以才要一個執行導演。」
這個劇本就是如今與觀眾見面的《造口人》（Stoma）。李志超患上腹膜癌期間，經歷過艱辛的治療與養護過程，他後來寫成一本書《我與罕癌搏鬥》，希望可以改編為電影。電影的中英文名都由李志超一早決定，劇本寫好之後，他的病卻復發了。「到了某個階段，他不想再碰這個劇本了，讓我自己想，『你當幫我接生，拍完這部戲。』」
在李志超去世之後，《造口人》才正式決定要拍。
《造口人》的故事幾乎就是李志超自己的經歷。年輕的攝影師阿 Lim （林耀聲）發現自己患上腹膜癌，家人無法依靠，戀人也失去蹤影，他無奈之下自己找資料，前往瑞士請名醫為自己動手術。但這種病的治療方法常常要切除一部分腸道，在身體上造口來進行排泄。阿 Lim 是一位同性戀者，除了本身的性取向不為家人所接受，他的病情也給他精神上帶來很大創傷，他花去很長一段時間才接受自己的改變。《造口人》就在這樣壓抑的氣氛下講了這樣的故事。
李志超沒有仔細告訴洪榮杰他患病的經歷，「如果他說了很多生病的經歷，會影響我如何看這個劇本。」這個故事由是兩條線搭在一起，一是李志超曾經和一個外國人在一起的經歷，再加上他的抗癌經歷改編而成的。去世之前，李志超對他說，「你當成虛構的劇情拍就好。」洪榮杰曾經問自己需不需要看很多醫學報告，去深入了解腹膜癌，但在剪接和拍攝的時候，劇組討論時覺得不用很詳細地去講述病情，而是要講述一個面對死亡而不畏懼的故事。
「我本來有壓力，」李志超說當成虛構劇情之後，洪榮杰開始放鬆下來，「我沒有當這是一個抗癌的故事，而是當作一個掙扎求存的故事來拍。這個掙扎求存的故事中有一段沉淪的感情。因為太寂寞，所以需要在一個不愛你的人身上找尋愛。」
洪榮杰的很多作品注重人物的離開和飄移，注重情緒的發生和轉變，也花很多篇幅在寫生離死別的情緒，生理和心理的轉變，「我覺得我很能抓住這些東西。」
《造口人》一開始是一個很中產的故事，洪榮杰對李志超說:「其實我沒有這種經歷。」李志超早年加入《號外》，為《號外》拍了許多具有影響力的封面。他因此結識了許多名人，常常和他們聚會，參加影展和藝術展。洪榮杰說自己沒有這種氣質，相比之下，他相信自己更能夠拍出阿 Lim 和外籍男友之間的糾纏、離離合合和生離死別。這是他早從《無聲風鈴》起就在做的事，「例如早上起床，我還是很想打電話，或者跟已離世的人見面。我有很多幻想，想現在打這個電話會有誰接聽呢？」
這些情緒通通轉化到《造口人》這部戲裏。
電影的創作和拍攝過程，也讓洪榮杰重新思考自己的九十年代。
「以前讀電影的時候會討論representation：如何『呈現』一位同志，會說很多理論關於呈現同志的方法，因為七、八十年代電影全部都講述同志是『變態的』，『會自殺的』，全部都是悲慘的。所以我在九十年代尾受教育的時候，拍的同志電影全部都是很正面的。」這個很正面的同志電影拍攝手法，在《造口人》過程中是一個障礙。洪榮杰看到劇本中的自我放縱，思考起自己的責任。
「同志導演和其他電影導演可能有一個不同的社會責任。其他導演可以很簡單地呈現一個故事 ，因為有太多『直』的愛情故事的時候，不能夠放下與有政治關係的東西。但同志影像很少，所以人們會集中這些電影去看，就會覺得『這些就是同志了』。」洪榮杰拍同志電影的時候都會感到有一種社會責任，關錦鵬曾經勸他放棄同志題材，讓自己的電影面向更普遍的觀眾。洪榮杰總是覺得，LGBT 的故事，還是需要由 LGBT 自己來講，異性戀視角拍同志電影，總是出事。
《造口人》的劇本與他一直認為同志電影應該存在的方式相反。在他去英國讀博士學位的這段時間裏，他自己的想法也開始產生轉變。看了很多相關書籍，也看西方主流的同志文化如何影響香港的同志運動發展。
「在90年代，同志文化進入主流的時候，只是被主流吸收了一些很陽光、正面，很有錢、很中產的信息。若不是傳達這些訊息，人們就覺得你不是同志。」主流觀眾通過一些既定的影像，對 LGBT 產生了一些很刻板的印象，對LGBT 人群的外型和生活方式都有先入為主的認知。《造口人》正嘗試說明，同志由非主流進入主流視野之後，主流同志旁邊都有一些非主流的東西在轉變。他開始了解西方主流同志文化、香港在跟隨西方主流同志文化之中得到什麼利益和忽略了什麼。
「例如西方在90年代不斷推崇我們要『出櫃』，出櫃是一個很西方的概念。西方比較注重個人主義，而出櫃這個觀念來到比較注重傳統家庭觀念的亞洲，出櫃變成怎樣呢？」《造口人》的父子關係呈現了這個角度的思考，父親看到兒子不想結婚，不能抱孫，就覺得沒有面子，於是用「不孝」去指責兒子。然後子女要去承受父母不斷責怪你的罪疚感。「在西方父母也可以這樣做，但是 LGBT 們往往不在乎。他們就是個人意識比較強的世界，父母指責我，我就搬走，身邊的朋友了解我就好。但香港有一種血濃於水、不孝的概念纏繞著你。你不能滿足爸爸媽媽的意向，你的自責就存在。所以很多這些西方來到香港的意識形態可能未必完全適應到。」
「出櫃」來到香港或中國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方法。好多人因為不想一個家庭散，一輩子也不出櫃，情願移民、離開自己家去到很遠的地方也不出櫃，就避開一世，「對接受西方教育的我來說我不會這樣，我可以告訴你出櫃有什麼好處，但選擇不出櫃而保存家庭和諧的人，亦得到一些我失去的東西，是一個平行。」
「父親覺得兒子有病是報應，這個報應（的概念）是和西方相反的， 西方概念中同志是理所當然的，不是有病，但父親這種無上權力告訴我這是報應來的。這就是這部戲想拿捏的。」
洪榮杰如今覺得，在電影裏呈現同志的負面形象或心理已經不是自己的心魔，「同志負面的心理過程長期都是社會壓抑而出現的，因為不讓我們在街上拖手，怎樣都會被人望，甚至這是已經根深蒂固地認為，就算我不做，穿著一雙粉紅色鞋子也會被人望。我們稱之為內化的恐懼，這種負面心理是由始至終都沒有解決過的。」
「我覺得悲傷是你要去面對的。雖然有很多同志電影被人質疑過永遠都是悲慘結局，但其實90年代很多也不是，有完美結局，可以永遠在一起的。但我覺得事情不能一面倒，這個世界有很多悲傷你不能逃避，要去面對和解決，轉化成動力和能量。」
九十年代的很多電影會保留一個正面的結果，主角對著一百人出櫃，父母就會欣然接受我，或者主角離家出走就得到了自由。但《造口人》沒有，李志超原本的結局是主角孤伶伶地死去，或者一個人站在照片展品面前憤怒。
「現在比起2000年媒體實在有太大的轉變，已經不是傳媒告訴你世界是這樣，而是你可以選擇你想建構的世界是怎樣。包括同志世界，你可以選擇看同志的負面新聞，在 Google 搜索『同志變態』，就有很多這樣的新聞去看，去支持你的觀點。同時只要講『出櫃』故事，就有很多正面故事讓你看，這是你自己推動自己去做選擇。跟2000年（相比），打開電視只有四個台，是完全不同的。現在已經不是傳媒教你，而是你自己去選擇你想深入知道那些題材或方向的看法。」
洪榮杰如今再去創作，想聚焦在同志的情緒或感覺，「那種很辛苦、很淒涼的感覺是源自哪裏，如何幫你接受和處理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把劇中人當一回事，有人當電影是娛樂，是消磨時間，但如果用意識形態的觀點去看，戲裏的世界和我們的現實一定有重疊的地方，它可以讓我們去關切身邊的人是否也遇到問題。」
他曾經有一段低落的時間。
《無聲風鈴》之後，洪榮杰原本籌劃拍一部電影《Mama Eva》，將他和媽媽相處的故事改成了異性戀母女的故事，一個女兒離家出走幾年之後回家說要和黑人結婚。劇本曾經得到 HAF 支持，「這套戲沒有成功，拍攝過程中牽扯了太多，這件事愈來愈不純粹，拍了一半很難繼續。」電影最終沒有拍成，洪榮杰十分低落，「《Forever 17》有點像是我逼自己繼續拍。」
《Forever 17》既是過去，也是未來。這部短片講述一對同志伴侶從保守年代一直到未來合法結婚，長相廝守，最後終老的過程。雖然光明，也帶著一些淡淡的哀傷。短片在社會運動期間拍成，洪榮杰也處在情緒很無助的狀態中。
「我創作的時候就是我最寂寞的時候，我將會把寂寞和思念變成創作。」他過去有一段離家出走的經歷，「離家出走的那段時間感受收斂起來了，當我回家後，或者當我有歸屬感的時候，離家出走那段時間的東西便能走出來。」他說自己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整理出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forever 17》裏面有一句台詞：「我每一次聽到煙花聲，就想起催淚彈的聲音。」，這是洪榮杰在雨傘期間的感受，是他已經沉澱完畢釋放出的感受。雨傘運動期間他經歷了現場突然間放催淚彈的一刻，「傘後我去了瑞士，新年放煙花。『啪』的一聲，我就『嘩，催淚彈』這樣。」慶祝節日的感受和創傷混合在一起，「每一次放煙花，都一定會覺得正在放催淚彈。我覺得這是這一代有經歷的香港人不可磨滅的印象。」香港愈出事，洪榮杰對香港的感受就愈強。
「有時我不開心就會寫作。我覺得這幾年我投入了一些主流的創作方法，令自己其他技巧沒有那麼好。」他懷念自己以前會大膽拿着機器亂拍，「現在可能因為科技的流行，電話可以拍到很多美麗的東西，又有不同的燈光，我們少了時間去探索。」洪榮杰說自己像是沒了從前的膽量，被寵壞了。為了抵抗，他多了寫作和文字紀錄。
《Forever 17》和《造口人》獲得反響，給他在2020年帶來一些驚喜。因為疫情的緣故，他的很多想法暫時沒法執行，「我可以把這兩年的情緒轉化去另一個故事，這些無力感我可以用另一種敘述講出來。」他想在疫情期間，可以看看自己過去做了什麼，有沒有積累到一些東西，「可是我不自在，社會因素和疫情讓我不自在，口罩也讓我不自在。」
現在攻讀的 PHD 學位，他正在寫的內容是關於放棄套路化的表演，導演怎樣將演員當作一個普通人去引導。導演和演員給的資訊愈少，觀眾參與畫面的機會就愈大。電影會真正變成觀眾與導演的交流。
洪榮杰說，在拍攝現場，他會對演員講：「我喊了 action 之後，世界就是你的。」
場地提供：東南樓
錄音整理：Melodie Lai
香港或台北有沒有看到造口人的機會？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