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 蒙奇，回應《「想過一了百了，只能一忍再忍」，後疫情時代青少年心理困境》
其實不只青少年，社會對於抑鬱又有多包容理解呢？ 一些工作職員手冊甚至寫明員工不可服用任何精神科藥物。而看診紀錄亦會被永久保存起來。很多人不敢亦不能看診，發作時的行為亦向人解釋不了，事後只能在網絡找些醫學博客自行面對，與抑鬱共處。
像邱吉爾說 ‘I had a black dog, his name was depression.’ 我們的那隻黑狗，實際上卻只能用力把他藏起來，一邊裝作沒事，一邊被恐懼與不安喂養著，直到哪天被之吞噬。
在亞洲近年常說關注精神健康，但當不健康的時候，又有甚麼出口？權衡過後，踏出半步，還是只能退後，煙沒在人潮當中。
這是房間裏的大象。
2. Wessy，回應《誰「誹謗」了新加坡總理？》
在我所受的法律訓練下，我們被教導政治人物因為身負政治任務的特殊性，所以必須比一般個人對批評採取包容，甚至是被迫選擇包容，只要公民的批評是與公共政策／公益性有關。
超出此部分的政治批評言論，就非免責範圍，且賠償金額需佐以社會地位、學識、收入等考量，亦即高社經地位的人確實遭受不當言論（未免責言論），會獲得更高賠償，只是新加坡在動用第二層主張前，沒有思考甚至扭曲了第一層主張，也未展現相應的政治高度。
另外看到新加坡對於一人抗議活動許可制的荒謬。
一人活動甚至連集會這個用語都稱不上，又何來構成因集會產生危險性之隱憂？而須以管制來排除可能危險？甚至范國瀚還只是網路公開一人活動之照片，新加坡警方對法之創造與詮釋，值得納入經典負面教材。
不過被馴化過久的家畜，想要在豢養的籠子中爭取更多的權利，不免有種「起初他們」這篇懺悔文的傷感。
3. davidlin175，回應《誰「誹謗」了新加坡總理？》
新加坡社會不管怎麼樣排斥中國，都不能改變一個尷尬的事實——就是中共想以新加坡模式來杜絕完全民主轉型。但中國做不到。
新加坡還有嚴格的法制與英式遺風，但中國只要能把香港「新加坡化」就以足夠。然而新加坡社會很現實的以吃瓜看客心態嘲諷、冷眼、犬儒的態度來看香港反送中示威。杭廷頓說得好，「李登輝走了，還有制度，李光耀走了，卻沒有制度」。新加坡不敢談根本憲政主義，只能在技術性的法律字眼打轉，以至於談到政治社會議題人人沈默，甚至看客心態冷嘲熱諷。
台灣看上去很亂、很愛搞政治、搞意識形態，但換來政治人物要對人民謙卑，否則成為下一個韓國瑜。李光耀主義就是要杜絕一切種族衝突。但今天看上去好像只針對馬來裔、印度裔。如果是華族歧視印度裔跟馬來裔，那華族會受到同樣的處罰嗎？
4. EricChan，回應《「美國好鄰居」為什麼會支持特朗普：從社群價值到右翼興起》
可是，自由派沒有掉以輕心的理由。特朗普不是右翼民粹在美國的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代理人。倘若年輕世代踏入社會，卻發現維持生計如此艱難，階級鴻溝不可逾越，那他們會不會追隨父輩的老路？
答案很顯然是會的，回到2018年。韓國瑜掀起的韓流裏，有相當多的民進黨的基本盤轉投韓國瑜，特別是一批社經地位較低的基層民進黨支持者。
另拋開作者觀點不談，這篇文章將道德心理學的觀點因入大選的討論其實就很值得鼓勵。特別是 Haidt 的觀點。
Haidt 算是自由派親民主黨學者，但他對於民主黨的競選策略一直有恨鐵不成鋼之感，反而認為共和黨的競選策略更為有效。當然這說法也有「共和黨人的爛政策如非因為他們利用人性作政治宣傳，他們又怎麼會當選」的意思在，但 Haidt 的著作依然是自由派走出同溫層，了解美國保守派以及共和黨背後思想理念的重要作品。
5. Observeradam，回應《「美國好鄰居」為什麼會支持特朗普：從社群價值到右翼興起》
所以如果不是衣食無憂的 champagne socialist （香檳社會主義者）的話，要讓一個生活處境艱難的人去擁抱強調普世性，和對陌生人的信任的左派價值果然還是過於困難......
歷數過去成功的左派或是以左派為名的運動，無一都是成功經營好了屬於自己的社群，無論是工會、農會、學生社團，還是先鋒黨或者單位、集體。不過在後現代社會，連社運和抗爭都變得去中心化，人們也沉迷在碎片化的信息世界而不願擁抱社群甚至他人，建立新社群又談何容易。更何況如文章所說，思想左傾者有很多人其實是對 parochial（地方性的）的社群共同體嗤之以鼻的，無論是出於性格經歷還是成長環境......說來說去，所謂的左翼運動、全世界無產者聯合，還是充滿了太多亟待解決的矛盾與問題。
6. madlex，回應《專訪徐賁：暴政之下，何以安身立命？》
談論極權的時候，支持者往往以極權所造成的善果，或是非極權所造成的惡果來為極權開脫。古代帝王發動勞力，可以治水亦可修陵墓，差別只在一念之間，而蟻民只可身受不可置喙。而瞭解極權的人，反對的應是極權制度本身。
文中所提及的極權主義的特徵，包括洗腦、一黨組織、秘密警察、全面統治，對於個體而言，是反人性反人權的壓迫性邪惡。若依然以爲這些特徵具有正當性，那已非政見問題，而是基本人性缺失的問題。
7. 披星戴月人，回應圓桌話題《台灣戒嚴時期監控檔案逐一釋出，假如你曾被監視，你會想看自己的檔案嗎？》
在東西德統一時，東德人面對過相似的問題。如果可以的話，你希望翻閱自己的監視記錄嗎？
監控可捱酷刑可捱甚至長期監禁都可捱過，然而，背叛、欺騙及隱瞞，對很多人而言，是更難以接受的傷害。身邊的枕邊人，眠乾睡濕拉扯大的子女，日夜勞心教導的學生，以至在街頭巷尾親切對待的老婆婆，一旦知道他們就是暗中舉報你的人的話，這種痛苦可能比任何酷刑還痛苦。而對於昔日的舉報者，也是種難以言喻的恐懼：我的指控者會否有朝一日走去翻查他自己的資料，知道當時是因為我所以才身陷囹圄？這種壓力足以摧毀任何良好的人際關係。
任何人都應該有權知道公權力在他們身上所施加的監控，然而涉及到人性，問題就變得不單純。
曹操給予一個選擇：官渡之戰後，官員在袁紹陣營搜出大批曹營人士與袁紹私通的書信。當向曹操獻上這些證據時，曹操召集所有下屬到來，然後當面燒毀全部書信，並笑說：就算是我自己，在當時都沒有把握能打贏袁紹，連我都想投靠他呢！就這樣，就將一場官場風暴消解於無形。各位朋友，你有沒有曹操的胸襟及智慧？
8. Wessy，回應圓桌話題《台灣戒嚴時期監控檔案逐一釋出，假如你曾被監視，你會想看自己的檔案嗎？》
我想我是沒有曹操的胸襟及智慧，所以我會選擇觀看紀錄。
不過當時群雄逐鹿中原，用人之策的政治謀略，跟人性交往的運作基礎畢竟不同。是的，如果監控者就是自己當年以善意相待，甚至至今交往密切之人，解除那道隱晦的封印或許會讓現今的人際情感交往受到傷害，但一段帶著欺瞞的人際交往，終究是種有毒的關係，親密之人帶著愧疚往來是毒，如果其矯情故作雲淡風輕、單方釋懷，更是毒上加毒。打個比方，可能是立刻服毒身亡或者慢性中毒的兩難抉擇，但應該都是傷身，轉身微笑不會比較健康。
獲知真相，或者細膩地說透過被監控者協力還原真相，並真實地雙方選擇坦承、一起慢慢修復、一起慢慢療傷，這才是轉型正義的精隨不是嗎？我們曾經傷害過，但可以一起拼貼未來的地圖，撕開的傷疤很醜陋，但有情人會覺得那是美麗的傷痕。
9. 第十一個觀察者，回應圓桌話題《台灣戒嚴時期監控檔案逐一釋出，假如你曾被監視，你會想看自己的檔案嗎？》
無論是曹操的例子也好，或者是是想要正視現實的人也好，我奉勸各位一句：不要考驗人性，因為人性經不起考驗。舊事重提有可能帶來的不是彌合傷口而是揭開傷疤。
在極權和白色恐怖之下人性經不起考驗，文革時候兒子鬥老子，學生鬥老師，老婆鬥老公的事情還少嗎？雖然很多時候是被迫的，但是有些屈辱和裂痕是無法通過溝通洗刷彌合的。對當事人個人來說，也不是能用「恢復名譽」等等辦法亡羊補牢的，確實後來的平反在政治上做到了彌補，但是那些被逼迫到家破人亡的人再也回不來了。
狂熱的政治思潮會矇蔽人的眼睛和心靈。我以前看過關於老舍遭受迫害的紀錄片，接受採訪的當年的紅衞兵確實後悔不已，但是也承認，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全校都在貼大字報，都在聲討老舍的時候，他看到那些罪狀的列舉，「證據確鑿」的控訴，他確實覺得老舍應該被批鬥，這難道是他本人主觀意願上的錯誤嗎？這隻能說他被矇蔽了，他到底有主觀上的惡意嗎？這種事情是說不好的。
我不是說看到過去是壞事，但是我要提醒一點，有些過去犯下的錯，它永遠不可能被原諒，很多過去的痛也許能被當事人理解，但是永遠做不到原諒。這不是我打你一拳然後賠禮道歉這麼簡單的，人常常說時間能沖淡傷痕，但這和彌補癒合傷痕是不一樣的，如同我上述說的那個例子，在政治風暴裹挾下的人你到底應該批判他本人麼？如果這種批判被當作「對那個時代的批評」，那難道那個被裹挾的人應該承擔這個矛盾風暴的主要批判的核心嗎？這只不過會造成群體的人身攻擊和二次傷害，這個度很難把握好。
所以我建議，這種東西不要弄成一個「我們現在政績的展示」類的政治作秀式的宣傳，這種東西應該是私密的，在當事人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向且僅向當事人雙方展示的內容。
10. 痂銘，回應圓桌話題《福島後遺：日本政府擬將超過100萬噸核廢水排放太平洋，你如何看？》
基於地緣政治而非科學及監督執行的角度，去批判日本東電排放核處理水的做法，只會傷害到全球核能產業（當然如果完全反對核能核電的話就另當別論了）。
排放含氚廢水的做法全世界核電站都有做，把福島的含氚廢水妖魔化了對自己國家的核電產業發展有什麼好處？應當去嚴格審視的，是東電是否真的把其他重放射性元素處理到排放標準以下了，以及氚廢水的放射性濃度是否符合排放標準了。
就媒體關注度而言，打開世界地圖看看就能知道，為什麼歐洲以及與歐洲文化相近的美國會更加關注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而不是日本的福島（就像他們在2020早期輕視發生在東亞三國的新冠疫情一樣），而中韓則恰好相反。日韓關係本來就差，中國又有搶鹽的經歷，缺乏科學性的核恐慌在這裏自然有市場。
此外，國內輿論總喜歡把事故當時的日本政府和現在的日本政府連在一起批判，這也不太公平。9年前的民主黨政權早已垮台。福島核事故處理不當，作為其佔比極大的政治負資產之一，不僅導致民主黨不斷的改名與重組，還促成了安倍的超長期穩定政權以及當下無人能敵自民黨的政治格局。就像切爾諾貝利間接導致了蘇聯解體一樣，福島核事故也為戰後日本第一次完全的政權更迭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