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0年深秋回想2008年，大多數人腦海中閃現的高光時刻無疑是北京奧運。正如鳥巢作為地標一樣，那場盛會也作為一個歷史標記被人銘記。而當鳥巢上空的璀璨煙花燃盡，高光時刻過去，煙塵與陰霾悄然襲來。短短十二年後，塵霾席捲全球。
然而從個人層面而言，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徐賁面向公眾的學術寫作，卻正從2008年爆發：從那一年的《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開始，他的《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2009）、《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2010）、《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2012）、《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2013）、《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2013）、《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2014）、《經典之外的閲讀》（2018）、《犬儒與玩笑：假面社會的政治幽默》（2018）相繼出版。在這十餘年裏言論空間日益逼仄、尺度越發收緊的背景下，這些文字成為面向兩岸三地華語讀者（尤其大陸）為數不多既有厚重感、又有鋭度的當代作品。
這十餘年來，徐賁的學術寫作一直圍繞着「人與權力」這一主題。到了2020年，他推出迄今為止「硬核」色彩最為鮮明的一部作品——《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
從古希臘先哲的《理想國》和《政治學》，到塔西佗的《編年史》，再經馬基雅維利和孟德斯鳩，抵達二十世紀納粹德國、蘇聯和中國的極權主義批判作品，《暴政史》仍然延續了徐賁此前以個人閲讀體驗為框架的敘述風格。這並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全面分析暴政的通史，正如副題所框定的，更多地集中在20世紀中後期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時期，那時，傳統暴政演化為現代極權主義，造成了慘絕人寰的巨大災難，直到今天仍然餘波未息。即便「後極權」統治一度引發東歐、俄羅斯和中國學界熱議，但究其實質，仍然不脱暴政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