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這宗訴訟，梁實軒荊棘滿途：他嘗試反告總理濫用司法程序，終告失敗，反而需要支付訟費；他的辯護律師在審判前幾天被捕，令他不得不去警署保釋自己的律師。這宗案件，不僅引起了全世界言論自由倡導者的關注，也再一次凸顯了新加坡執政黨的政客把異見訴諸法律，並出庭捍衛自己聲譽的傳統。 更重要的是，它拋出了一連串問題：在網上分享涉及不實資訊的公民，理應遭受多大的責罰？市民表達的邊界，在哪裏？

當總理走上法庭

在這類訴訟中，人民行動黨的領袖通常都是獲勝的一方。由於是民事案件，賠償金都是直接交予這些政黨領袖。

10月6日，梁實軒案開庭首日，李顯龍親自上庭作證。梁實軒律師林鼎詢問，總理是否因為梁實軒是一位「堅毅的政治批評者」而選擇起訴他。李顯龍否認有關指控，在審訊期間，他這樣闡述控告梁實軒誹謗的原因：

「我以起訴不實抨擊我的人而聞名。我不會輕易，亦不會恆常控告別人，但這是必須的。所以，當發生了嚴峻的情況，而且影響我的聲譽時，我必須採取行動。否則就會產生一個問題：『他總是對不實的嚴重案件採取行動，為何當他面對這宗非常嚴重的案件時，卻無動於衷？』」

儘管這只是一宗李顯龍以個人身份提告的民事誹謗案，但是，密切留意新加坡政局的觀察者，必然會意識到此案背後的政治聯繫。

李顯龍是新加坡總理及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領袖，他的律師Davinder Singh，於1988至2006年，亦曾是人民行動黨的國會議員。而另一邊，梁實軒長期批評人民行動黨及其政策，他的律師林鼎則是反對派政黨——人民之聲的領袖。2018年被起訴之後，梁實軒進一步參與政治，今年新加坡大選，林鼎曾帶領梁實軒，以及另外兩人一同於惹蘭勿剎集選區參選，以34.6%的選票落敗。李顯龍於交叉質詢時亦有提及此事。

開審之前，林鼎自己也被捕了。 10月2日早上，訴訟開始前4天，林鼎在辦公室中被警察去逮捕。 警方表示，林鼎涉嫌違反信託和非法跟踪，目前正對他進行刑事調查。林鼎被拘留在警察局一整天，而梁實軒只好在當晚保釋自己的律師。

警方表示，是次拘捕行動並非出於政治動機，但林鼎則堅稱並非如此。他被釋放後，於Facebook的直播中表示：「這是一場出於政治動機的調查，旨在於一場重大審判之前，打斷我作為律師的工作，並且損害我的客戶的利益。」

10月7日，李顯龍傳召了目前在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擔任副教授的潘光俊（Tuan Quang PHAN）作證人。潘光俊保守估計，梁實軒的貼文可能出現在超過11000名Facebook用戶的新聞摘要中。質詢期間，林鼎聲稱潘的估計不過是「臆測」，同時指出他曾經獲得新加坡政府的研究資助，質疑其獨立性。潘不同意，指估算是根據研究得出的；而他的研究資助，亦是通過適當的評估程序才得到的。

翻查歷史，新加坡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成員曾多次以民事途徑起訴誹謗罪。 該黨及歷屆由他們組成的政府，對有關腐敗或裙帶關係的指控皆尤為敏感。他們聲稱，若容忍這些指控而不作強烈反駁，最終可能會損害新加坡作為一個值得信賴且廉潔的投資之地的聲譽，或削弱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損害新加坡人民以至整個國家的利益。

若有人誹謗我們，我們必須提告……若總理沒有反駁，若他不敢在法庭上面對律師的訊問，其指控必然有部份是真實的。

新加坡的第二任總理吳作棟，1999年曾經在接受CNN的一篇訪問中這樣表達立場：

「若有人誹謗我們，我們必須提告——因為，如果我們不如此做，我們的誠信將會受到懷疑……我所指的誹謗是指，有人指控總理貪贓枉法或不誠實。若總理沒有反駁，若他不敢在法庭上面對律師的訊問，其指控必然有部份是真實的。如果沒有證據，那麼，你為什麼不提告？」

多年來，人民行動黨的高級黨員多次提告誹謗罪。最初被告的多是不同反對黨的領袖，後來眾多傳媒、特別是西方傳媒也成為被告，而近年，則多了普通公民成為被告。至少兩人因無法支付賠償金而破產，而一些傳媒為了避免高昂的律師費等，選擇庭外和解。

1981年，惹耶勒南 (J.B. Jeyaretnam) 成為首位進入國會的反對派，打破了人民行動黨壟斷國會超過十年的紀錄。上任之後，他被人民行動黨的政客控告誹謗罪超過十次，並須支付數以十萬計的賠償金額，導致他破產。另外，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博士也曾經被吳作棟及李光耀控告誹謗，須賠償50萬新幣，因無法償還而宣告破產。

《紐約時報》旗下的《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現改名為《紐約時報國際版》）以及《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等西方媒體，都曾經因為報導內容，須向人民行動黨支付上千上萬的賠償金額。

在這類訴訟中，人民行動黨的領袖通常都是獲勝的一方。由於是民事案件，賠償金都是直接交予這些政黨領袖。沒有人知道這些筆錢最終所去何方。曾經有媒體報導，李顯龍和他的父親李光耀曾表示，他們會將所獲的賠償金捐贈給慈善機構。

即便如此，僅僅在Facebook分享一則貼文就控告一名新加坡公民，實屬意料之外。相校之下，李顯龍並沒有對該報導的出版人 The States Times Review 及 The Coverage 提出同樣的誹謗指控。

「我很震驚。」新加坡社運人士范國瀚（Jolovan Wham）對端傳媒表示，「通常都是提出誹謗性評論的人被控告，而不會是分享它的人被控的。」

新加坡政府一直監控社交媒體，尤其是新加坡最受歡迎社交平台——Facebook。在法庭上，李顯龍這樣解釋留意梁實軒Facebook帖子的原因：「在審視網絡期間，這（帖子）引起我的注意。當一些資訊在網上非常『流行』時，政府需要嘗試找出它的來源，所以我去看看那裏有什麼。」

李顯龍稱，他沒有控告其他網頁或出版人，因為他們並非在新加坡營運，所以不被新加坡的法律約束；而梁實軒則在新加坡分享了該帖子，所以構成發表誹謗言論。

去年10月，李顯龍也告了一名在新加坡獨立媒體網站《網絡公民》工作的馬來西亞作家誹謗罪。當林鼎提及這宗案件時，李顯龍解釋說，該篇文章在新加坡發表，所以除了該作家，他亦會控告網站的新加坡總編輯許淵臣（Terry Xu）。

由於案件仍在審訊過程中，梁實軒拒絕了端傳媒的訪問邀請，不便回答與審判及其辯護有關的問題。律師林鼎依然表現自信，至少在公開場合如此。

在審訊的第二天，林鼎向法庭表示，李顯龍的起訴「太輕率，無理取鬧和濫用（法律）的」，因此他認為梁實軒沒有出庭作證的必要。雙方接下來會向法院提呈書面陳詞，11月30日再作庭上陳詞。

當被問到會否擔心可能需要向總理賠償數以千計的罰金時，梁實軒沉默了。為了這宗案件，他已經投入了數萬元的新幣。2018年，他從與總理不和的弟弟李顯揚處獲得「一筆可觀的款項」，不過，他曾否獲得更多支持，尚未清楚。

「我試圖正常的生活。」他最後說道。他承認，被總理起訴的確是影響到了他的生活。在公開場合，他會被公眾認出，「無論你走到哪裡，他們都會和你談論（此案）。」

「位高權重的官員應該比普通人獲更多賠償」

目前，他還在繼續每個月還款，直到2033年。

在新加坡，與梁實軒有著同樣遭遇的，還有鄞義林（Roy Ngerng）。

2014年，他同樣被李顯龍起訴誹謗罪。他在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將一家大型教堂的領導人挪用資金的個案，與由李顯龍擔任主席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的管理問題作比較。李顯龍稱，博客文章暗示他挪用了國家養老金的款項，於是提告。

當時鄞義林在新加坡陳篤生醫院的傳染病中心做患者協調員，被起訴後不久，他被醫院解僱了。訴訟令他在新加坡聲名鵲起，他亦曾發起一場針對新加坡政府公積金管理的抗議集會，梁實軒當時也在該集會上發言。後來，他也更積極投身政治，在2015年競選國會議員，但最終敗選。

和梁實軒案一樣，當時總理李顯龍也是以證人身分上庭作證，而鄞義林則沒有聘請律師，選擇在交叉質訊中代表自己，盤問李顯龍。

法院最終裁定鄞義林誹謗罪成。2015年，他被下令支付新幣 $150000 的賠償金及訟費予李顯龍，這相當於超過85萬港幣，超過316萬台幣。目前，他還在繼續每個月還款，直到2033年。

訴訟過後，他難以找到新工作，最後他決定移居台灣。目前，他正在國立臺灣大學的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工作。最近他一直密切關注着梁實軒的案件。

「在公平的民主制度中，任何公民都不應受到其政府的起訴或威脅。在能保護基本權利的制度下，新聞自由和批判思考足以消除任何虛假事實。」他對端傳媒表示， 「因此，這種暴政只會進一步削弱公正評論的能力。」

新加坡法律中對待政治領袖有這樣的先例：贏得誹謗案後，位高權重的政府官員能夠獲得比普通人更高的賠償金額，以表彰他們在新加坡的身分地位。一份2003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人民行動黨在此類官司中從未輸過，他們獲得的賠償金比平均賠償金水平高12倍。

新加坡上訴法院2010年指出：「大部分公眾領導人都有權力獲得較高的賠償，這是源於他們在新加坡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對人民服務的奉獻。 任何對他們人格或公職的誹謗或中傷，不僅損害其個人聲譽，更損害新加坡的聲譽。因為新加坡的領導人，以誠實和正直的態度，以及對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而享譽全球。」

多年來，被總理起訴的公民人數有增無減。 繼梁實軒後，許淵臣將成為下一個受審的人。

許淵臣是新加坡獨立新聞網站「網絡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的總編緝。2019年8月15日，他發表了一篇評論，談及李顯龍與弟弟和妹妹關係不佳，以及父親李光耀逝世後如何處理故居的問題，最終被總理控告誹謗罪。

李顯龍和他的弟妹，李瑋玲和李顯揚曾公開爭拗，兩人批評總理保留父親李光耀的故居，只是想累積個人政治資本，在此事濫用其權力。另外，許淵臣還與網絡公民的撰稿人一同被控刑事誹謗罪，因為許淵臣發表了撰稿人的一份意見書，指控新加坡政府「最高階層」中存在腐敗。這宗案件近日剛剛開審。

為免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已委任林鼎為辯護律師的許淵臣拒絕評論此事。許淵臣的擔憂不無道理——在梁實軒一案中，李顯龍與其代表律師稱，梁實軒在被起訴誹謗後發表言論並接受了採訪，是對李顯龍的挑釁。

因半年前的臉書照片，她被舉報和調查

在新加坡，要在網絡上發言、發相片或轉發貼文，要留心的，不僅僅是隨時準備走上法庭辯護的政府或政客。

Averyn Thng，大學生兼社運人士，今年23歲。在今年疫情流行期間，她因網上活動而被調查。2020年9月16日，她接到警察的電話，表示他們收到一宗舉報，涉及她在Facebook上發布的一張照片，正展開調查。

那是一張她在一年前上傳Facebook的照片。照片中，她站在芳林公園 (Hong Lim Park) —— 新加坡唯一一個無需事先獲得警察許可，即可舉行公眾集會的地方，不過現時已因疫情而關閉。她當時身穿白色上衣，迷彩外套和長褲，昂首站在寫有「演說者之角」（Speakers’ Corner）的標誌前，以及上方的監控攝像機之間，對著鏡頭豎起一根筆直的中指。

發照片時，她這樣寫道：

「『現狀』是一個醜陋的現實。它以軍事化控制人民，尤其是那些邊緣化的人。無論是社會，經濟還是政治上，它以持續性的壓迫維持固有的階級制度。這是資本主義。這是權力。這是壓迫……這一切，都以軍事化監控和將那些為了美好世界而奮鬥的人定罪來維繫。」

在另一張同樣發布在Facebook的照片中，Thng提到軍服是「父權，種族主義，民族主義，階級主義和國家暴力的國家象徵」，並提到了「撤回」它的計劃。

今年9月，Thng發現有人對這些帖子提出了質疑，還在今年5月向警方舉報了——在照片發布六個月之後。

及後，警察根據《防止騷擾法》展開了調查，該法規定：「個人或實體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任何威脅，侮辱或侮辱性的言語或行為；或進行任何威脅，虐待或侮辱性的信息，致令任何人（在本節中稱為受害者）聽到，看到或以其他方式感知到的信息而引起可能的騷擾，驚恐或困擾。」

「那張（含監控攝像機的）照片實際上算是一時衝動的產物，」她在Zoom通話中告訴端傳媒，「我是有打算拍一些照片，但事前我不知道我們會去芳林公園的。最終我就拍下了向警察攝像機舉中指的照片。」

Thng被訊問了一個半小時，警察沒收了她的迷彩外套。「（警察）問了我很多問題，主要圍繞我發布這些內容背後的具體意圖和目的是什麼。」她表示，「他們一直在問做這些事情有什麼意義。」

現時，Thng還沒有被正式起訴，正在等警方的最新消息。「我覺得這有點無謂？」她向端傳媒表示，「若果他們是擔心，這些貼文會煽動群眾，或者令新加坡局勢更為緊張，他們應該一早這樣做（調查）吧……半年後才作出舉報，那些照片基本上被淹沒在我其他大量的貼文之中。」

我認為入獄是抵抗運動的一種延續。 表達出你不接受判決的合法性……是的，我拒絕接受判決的合法性。

對於此類調查，范國瀚已經遭遇了很多次。2018年4月，他在Facebook發文，比較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司法機構之間的政治案件，後來被判處藐視法庭罪，今年4月入獄7天，以代替繳納5000元新幣的罰金。

之後，他因邀請香港社運人士黃之鋒透過視像通訊程式 Skype 於有關社運的研討會進行演講，被裁定舉行非法集會罪成，今年8月入獄10天，以取代繳納2000元新幣的罰金。

「我認為入獄是抵抗運動的一種延續。 表達出你不接受判決的合法性……是的，我拒絕接受判決的合法性。」他在4月份第一次入獄之前告訴記者，因為新加坡很多市民害怕違法，「基本上，這就是我對管治機構說『幹！』。」

然而，他與當局的糾纏仍未結束：除了一些懸而未決的指控之外，還有一些調查或會演變成更多的指控。例如，他被指控組織了另外兩個「非法集會」：一個是於新加坡地鐵列車上，針對1987年「光譜行動」中，警方於未經審判下根據《內部安全法令》逮捕22人的無聲抗議，另一個，則是為了一名死刑犯舉行的的燭光守夜活動。

警方亦就范國瀚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照片，進行了兩次公開調查：一張是他在法院前舉起標語，要求撤銷對新加坡獨立媒體《網絡公民》總編輯許淵臣和撰稿人的刑事誹謗指控；另一張是他自己一個人舉著一幅畫有笑臉的標語牌，參與氣候罷工。

警察援引《公共秩序法》來調查范國瀚。這條法例規定，只要未事先獲得當局許可，即使一個人進行抗議活動，也會被定性為犯罪。

警方認為，在公開發布照片時，范國瀚就等於是進行了一場未經許可的單獨抗議（solo protests）。

公共討論中不可以有界外球？

對於市民的行為和言論，新加坡有廣泛而措詞模糊的法律來管束，即使是網絡言論也不例外。新加坡人常常牢記，輿論場中有一條含糊不清的「言論界限」（Out of Bounds Markers，簡稱“OB Markers”）。

OB，高爾夫球術語，意為界外球。1991年，時任信息和藝術部（現改名為通訊及新聞部）部長楊榮文用這個術語，來解釋公眾言論中存在的界限。

根據路透社與牛津大學聯合發表的《 數碼新聞報告2018》，63％的新加坡受訪者同意以下說法：「在網上公開表達政治觀點時，我會考慮得很仔細，因為那可能會讓我惹上和政權的麻煩。」

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擔任副教授的Stephan Ortmann曾研究威權主義和新加坡問題，他對端傳媒指出，「除了少數活躍份子或維權人士，大多數人仍然避免越過那一條定義不清的政治言論邊界。現時有很多重要議題，明顯是缺乏討論的。」

新加坡的《煽動法》和《刑法》均將新加坡不同群體間「懷有惡意和敵意」的行動及言論列入考量。2019年，綽號「Preetipls」的網紅 Preeti Nair 與說唱歌手哥哥 Subhas Nair 發布說唱影片，內容涉嫌對華裔新加坡人的種族歧視。及後，他們被警方調查，並收到有條件警告——要求他們不能在24個月內違反任何法律；否則，根據《刑法》，他們可能會因新罪行和警告而被檢控。當局亦要求他們將影片從網絡平台上刪除。

今年大選期間，警察曾經宣布，就反對派政客Raeesah Khan兩年前於Facebook發佈的評論展開調查。當局再次引用《刑法》，指 Khan「發起或意圖發起不同宗教或種族團體之間的不和、憎恨、敵意或惡意」。

除了上述法律，還有與藐視法庭相關的法例。而2019年10月，俗稱「假新聞法」的《防止網絡假信息與網絡操縱法》（POFMA）正式生效。當政府發現網絡上有「虛假陳述」的資訊時，法例賦予政府更正及刪除有關資訊的權力。自法例生效後，已發出超過70個檢控予個人和平台。不過在7月10日大選結束以來，當局沒有進行新的檢控。

「藐視法庭和假新聞法都影響公眾在社交媒體上的討論。」Ortmann向記者表示，「社會上存在有關（越過）界限的顧慮，即使沒有涉及風險，公眾也會自我審查。」

「現時與過去，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對於國家打壓政治言論的憂慮。」他補充：「在2011年大選期間，曾經有一種恐懼氣氛正在消散的感覺，當時人民更願意公開發聲。我相信經過之前一段時間的自由化之後，情況會再度惡化。現在，局勢已有很大的轉變。」

香港會新加坡化嗎？

儘管人權組織並不認同，但新加坡政府聲稱，有關種族和宗教和諧、蔑視法庭和互聯網上「假新聞」的民事誹謗訴訟和法律，並不會影響該國的言論自由。

總體而言，新加坡公眾亦意見分歧：許多人樂於接受建制一方面的論述，認為政府應謹慎保護新加坡的多元種族和宗教人口，避免可能造成不和諧的言論；另一方則譴責政府的家長式和專制主義方針。

「我們很難知曉兩方意見的支持人數，」Stephan Ortmann指出，現時並沒有關於上述主題的明確調查。但他亦補充：「那些過著舒適生活，遠離政治的人們，基本上都不會太關心這個問題，因為不會影響到他們。」

新加坡年輕人在選舉期間以選票表明，他們希望可以就種族和宗教等問題進行更開放的討論——即使是人民行動黨政府也承認這一點。不過，這是否會引來更大的言論空間，還有待觀察。

Stephan Ortmann 這幾年一直在香港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儘管香港的公民自由被認為正在迅速消退，但Ortmann不認為香港的發展軌跡將與新加坡完全相同。

「中國和香港政府正在努力營造一種基於恐懼的文化，並加強自我審查。但是，由於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缺乏合法性，我認為這些努力不會取得成功。」Ortmann指出，但可能的是，壓制會轉而以武力的形式出現。

據Ortmann分析，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政府，在其執政的幾十年間，一直獲得許多選民的真正支持。反觀香港政府，卻並沒有解決眾多社會問題，亦沒有盡力減少不平等，更採取有利於富裕的地產開發商的政策和項目。另外，政府對民眾抗議活動的反應，也惡化了人民與非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之間的關係。

「民眾對政府的憤怒並沒有消失，人們現在試圖通過支持黃色經濟圈（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商店）或抵制某些『藍色』（支持建制的）商店或中國製造的產品，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憤怒。」Ortmann向端傳媒表示，「抗議者亦試圖利用其他問題，例如泰國的抗議活動來規避當前的限制。因此，由於（政府）缺乏合法性，香港不太可能會轉向新加坡，反而更大機會會轉向以武力壓制言論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