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2020美國大選 大選深水區:轉折點中的美國

「美國好鄰居」為什麼會支持特朗普:從社群價值到右翼興起

除了房間裏的大象,人們內心深處還有這樣一頭大象。


2016年11月7日佛羅里達薩拉索塔,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舉起自己的橡膠面具在一場競選集會期間。 攝: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2016年11月7日佛羅里達薩拉索塔,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舉起自己的橡膠面具在一場競選集會期間。 攝: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家住加州的瑞雪是一名大學老師。她租住在校外的公寓,房東是個白人老太太,人很和善,總是樂於幫忙,還時不時跟她一起在家裏吃中餐,或是帶她造訪周邊的景點。但與此同時,老人家是個堅定的特朗普粉絲,每天只看福克斯新聞,在門口掛出了「All lives matter」的標語,跟路過的抗議者互相叫罵。一方面待中國房客有如家人,另一方面又擁護視中國為仇讎的政客,這種矛盾時常讓瑞雪感到困惑。

在美國保守派身上,類似的鮮明對比並不罕見。不少造訪過美國的遊客會覺得,保守派佔主導的中西部和南方地區,民風更加淳樸好客。相比之下,東西兩岸倒往往給人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疏離感(看看哈薩克斯坦記者波拉特在紐約和德州的不同遭遇吧)。保守派也樂於宣稱自己重視家庭,重視鄰里關係。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保守派更願意住在親戚附近,也更經常跟朋友分享政治觀點。

然而,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好家人、好鄰居,卻也更有可能對美墨邊境移民家庭骨肉分離的慘劇熟視無睹,更有可能支持加強警權,對反抗社會不公的示威群眾進行鎮壓。他們會為威斯康星白人槍手的母親起立鼓掌,卻似乎忘了倒在他槍口下的也是人命。他們自認為信仰堅定道德高尚,但又投票支持一位婚內與豔星有染,對聖經所知甚少的總統候選人。

自特朗普上台執政以來,他們的聲音在美國國內變得愈發響亮。保守派們自豪地宣稱,他們是在保衞自己和家人的自由,保衞美國的立國精神。他們會告訴記者,不戴口罩,是因為自己不是綿羊;但當記者問道,其他人都戴上口罩的話,你會不會從眾的時候,他們又毫不猶豫地回答Yes。今天被自由派無情嘲諷的這些「紅脖子」,「鄉下人」,其身影貫穿了美國的整部歷史。但他們昔日的公共形象並沒有如今這麼糟糕,在政治場域中的聲勢也從未這般浩大。是什麼因素塑造了今天的美國保守派?我們又應當如何理解他們身上的種種矛盾之處?

2018年6月23日德克薩斯州麥卡倫,抗議者包圍公共汽車,試圖阻止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拘留中心以公共汽車運送移民兒童,一名移民兒童看著公共汽車的窗戶。

2018年6月23日德克薩斯州麥卡倫,抗議者包圍公共汽車,試圖阻止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拘留中心以公共汽車運送移民兒童,一名移民兒童看著公共汽車的窗戶。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從道德體系到政治立場

回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差別上來。儘管雙方都認同「道德黃金律」,但對於「勿施於人」的範圍究竟該有多大,他們的看法可以說是大不相同。

對此最省事的解釋是,保守派都是偽君子,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但從理性選擇角度來看,很難想像這樣的策略能夠長期維持——如果人際交往足夠頻繁,言行不一致會帶來額外的成本。在近年來的一系列研究中,社會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學家們提出了一種新的看法。他們認為,保守派身上的這種反差,恰恰反映了其與自由派在處世原則上的根本差異。

所謂「處世原則」,也就是道德體系,本質上是人類社會在演進過程中,為了解決「我們應如何與他人相處」這一問題而發展出的一套規則。假如沒有這些規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將變成一次次囚徒困境,每個人都會選擇背叛和欺騙,合作共贏乃至建立社會根本無從談起。因此,在長期的演化過程中,成員之間的互信互惠可以極大地提升社群的生存概率。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人類社會的演化路徑雖然千差萬別,但都或多或少發展出了被稱為「道德黃金律」的基本準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回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差別上來。儘管雙方都認同「道德黃金律」,但對於「勿施於人」的範圍究竟該有多大,他們的看法可以說是大不相同。哈佛大學經濟系的助理教授 Benjamin Enke 在最近的論文中指出,對於保守派而言,這一範圍只包括於身邊關係親密的人,比如親屬和朋友,而自由派則會對於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也一視同仁。他跟合作者在西方各國廣泛地招募了被試參與最後通牒博弈。博弈中的一方將在得知另一方身份之後,決定如何分配一筆固定額度的資金。他們發現,保守派留給陌生人的金額要明顯少於留給熟人的金額。自由派雖然也表現出了類似的傾向,但減少的幅度要小得多。

換言之,隨着社交距離的增加,保守派的利他主義傾向降低得更快。Enke 教授因而總結道,保守派要比自由派更在乎社群成員的利益。他們所奉行的是「社群價值(communal values)」,而自由派的信條則是「普適價值(universalistic values)」。這還表現為保守派更多地向本地(而非全國性)機構捐款,跟親朋好友共處的時間也相對更長。

價值觀上的差異直接導致了雙方政治立場的分化。

價值觀上的差異直接導致了雙方政治立場的分化。由於自由派更加「待人如己」,他們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較高,更願意支持那些預期回報高,但實際效果依賴於個人誠信的政策設計。比如說,他們希望能擴大社會福利的覆蓋範圍,因為覺得不求上進,只知鑽社保漏洞的人終屬少數。如果真是這樣,那廣泛的社會安全網的確能減少人們做決策時的後顧之憂,鼓勵企業家精神,從而使全社會從中獲益。

再比如,自由派更傾向於維持較低規模的警察和軍隊,因為他們相信矛盾可以通過協商解決,合作的局面比衝突更有可能出現,所以投資於武力純屬浪費公帑。在同一項研究中,Enke 跟合作者分析了樣本中實驗對象對於不同政策的偏好,發現在實驗中更加重視社群的人,確實也更容易對保守派政客主張的政策表示贊同。

2020年6月6日紐約,一個人走在晨霧中在自由女神像前。

2020年6月6日紐約,一個人走在晨霧中在自由女神像前。攝:Gary Hershorn/Getty Images

道德情感造就了道德體系的差異

無差別地對待他人,更為自由派所在乎,有助於維護社群內部秩序,對保守派的意義更為重大。但顯而易見,無論哪種情感的缺失,都會給人類社會的延續帶來巨大的挑戰。

那麼,自由派和保守派在道德體系上的差異又是由何而來?以 Jonathan Haidt 和 Jesse Graham 為代表的心理學家們提出了「道德基礎理論(Moral foundation theory)」,斷定道德體系的核心是道德情感。Haidt 在其著作《正義之心》中,將道德情感和理性判斷之間的關係比喻為大象和騎象人:儘管後者可以對前者施加影響,卻無法強行扭轉它前行的方向。也就是說,我們在思考一件事是否符合道德的時候,更多依賴於其在我們內心深處喚起的情感。所謂的理性判斷,大多數時候不過是在為這種情感辯護而已。

這正符合心理學大師 Daniel Kahneman 對「系統一」和「系統二」所做的區分。前者依賴於潛意識和直覺,不需要過多注意力,但時不時會讓我們因成見(stereotype)而陷入誤區;後者調動理性,能幫助我們消除源自情感的偏見,卻極耗精力。對於普通人來說,政策選擇大多數時候只是一項低成本、低收益的活動(Aldrich, 1993)。只開動「系統一」,由情感得出結論,自然是普遍的做法。

到目前為止,心理學家們已經識別出了至少五種基本的道德情感:關懷、公平、忠誠、權威和純潔。這其中,前兩種意味着無差別地對待他人,更為自由派所在乎,後三種有助於維護社群內部秩序,對保守派的意義更為重大。但顯而易見,無論哪種情感的缺失,都會給人類社會的延續帶來巨大的挑戰。如果我們沒有學會關懷他人,那麼在艱難時世,就無法守望相助;如果我們的祖先不珍視純潔,那很可能會因為誤食了被污染的食物而身死族滅。

具體到每個個體,究竟哪幾種情感主導着我們的道德判斷,是由我們的成長環境和個人經歷所決定的。Haidt 由此斷言,說服他人改變政治立場是很困難的,因為這意味着要修正其理解世界的方式,反思曾經的自己,並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給出全新的答案。不過,如果我們的論點能在情感上引人共鳴,那麼說服也會變得稍微容易一些。

Benjamin Enke 近期的工作指出,宗族結構對於個體道德體系的形成也至關重要。倘若宗族成員的關係較為緊密,那麼個體不需要跟外界協作即可生存。長此以往,每個成員都會意識到宗族對自己的重要性,不但會自發地維護社群價值,還會從小就教育子女要依此行事。背叛了宗族的人,不止會被其他成員唾棄,甚至會被上門尋仇。同時,由於跨宗族的合作收益不大,人們在跟外族人交往的過程中,就更容易偷奸耍滑,也會告誡子女對陌生人要小心提防。

相對地,若是宗族結構較為鬆散,那個體就未必能依靠本族的力量來對抗風險,從而不得不跟其他族群展開協作。為了使之成為可能,宗族之間逐漸建立起了普遍適用的道德體系。在歷史上,這種體系常常表現為一神教的興起——善與惡從此不再只取決於是否有損本族利益,而是有了絕對的標準(神的律法)。由於宗族難以對外人的背叛進行懲罰,第三方仲裁也逐漸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了獨立的司法機構。

普適價值天然跟工業化更加契合,有利於合約的履行和跨地區分工的形成。因此,當工業革命開始之後,普適價值盛行的地區獲得了更快的經濟增長。而社群價值主導的地區則顯得舉步維艱,不得不主動去擁抱迥異價值觀的洗禮(比如皈依一神教)。

Enke 認為,在前現代社會,兩種均衡狀態——即宗族結構和相應的道德體系——各有千秋。緊密的宗族能提供更好的保險,而鬆散的宗族會鼓勵更廣泛的社會協作。道德體系內生於宗族結構,又通過代際傳承確保了該結構的穩定性。究竟哪種均衡更勝一籌,要看當地的自然條件和歷史環境。通過統計分析,Enke 教授發現歷史上傳染病較為普遍的地方,宗族結構的緊密程度也往往更高——比如說,子女在婚後有更大可能仍與父母同住。很顯然,病毒降低了跨宗族合作的收益,讓社會選擇了第一種均衡。直至今日,來自這些地方的個體也表現得對社群價值更為認同。

但是,普適價值天然跟工業化更加契合,有利於合約的履行和跨地區分工的形成。因此,當工業革命開始之後,普適價值盛行的地區獲得了更快的經濟增長。而社群價值主導的地區則顯得舉步維艱,不得不主動去擁抱迥異價值觀的洗禮(比如皈依一神教)。經濟史學家 Greif 和 Tabellini 在早年的一篇論文中,曾提出大分流的起點是公元200年,當時羅馬將基督教立為國教,而漢朝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基督教塑造了西方以核心家庭為主的社會結構,而儒家則讓大宗族在東方得以保留。當帝國覆滅,蠻族入侵時,西方人被迫簽訂宗族間的契約以求自保。而這為今後自治城市的興起,乃至公司化生產的萌芽奠定了基礎。他們的觀點跟 Enke 的理論可謂不謀而合。

2020年9月29日華盛頓,電視播出第一次總統辯論在美國華盛頓的酒吧。

2020年9月29日華盛頓,電視播出第一次總統辯論在美國華盛頓的酒吧。攝:Sarah Silbiger/Getty Images

社群價值和右翼興起

為什麼現代化的社會中仍然有社群價值的生存空間?

既然如此,為什麼現代化的社會中仍然有社群價值的生存空間?一方面固然是歷史遺存,另一方面,跟陌生人合作的好處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實現。如果一個社會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階級固化嚴重,那麼個體的生活空間可能會被局限於出生之地,很難跟遠方的陌生人產生什麼交集。

既然如此,轉身擁抱社群當然是更理性的抉擇。經濟和政治危機會進一步加速這個過程。首先,危機提升了人們對保險的需求,但又切斷了社會中的弱聯繫,進而讓社群成為了很多人唯一的倚靠。比如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印尼民眾為了獲得救濟,開始更加頻繁地參與社區宗教活動(Chen, 2010)。其次,心理學理論認為,危機會喚醒我們內心深處對安定、忠誠和權威的渴求,激發潛在的「威權主義人格」,使我們更能接受既有的等級秩序。有證據顯示,2014年的雨傘運動加劇了普通市民對香港經濟前景的擔憂,並將他們推向了親北京的建制派陣營(Wang and Wong, 2020)。

自中國加入WTO之後,美國傳統的製造業地區就受到了中國進口產品的巨大沖擊,收入和就業率雙雙下滑(Autor et al. 2013)。而當地居民很快表現出了對權威更強的嚮往和對移民更大的敵意。2008年金融危機則是雪上加霜,以至於2009年,高舉民粹大旗的茶黨運動席捲美國,掌控白宮的民主黨失去了眾議院多數。政治經濟學家 Madestam 等人的分析表明,茶黨興起跟共和黨的得票份額之間存在明確的因果關係。嚐到了甜頭的保守派政客們,很快做出了相應的調整。於是,以維護社群價值為噱頭的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擁躉。特朗普2016年的大選勝利,將整場運動推向了高潮。

圖:端傳媒設計組

Enke 今年發表的論文從民眾和政客兩側考察了美國右翼民粹的興起。他基於 Haidt 等人設計的「道德基礎問卷」,對美國民眾展開了大規模調查。結果顯示,對忠誠和權威這兩個維度較為看重的選民,更有可能在2016年共和黨初選和總統大選中投票給特朗普。利用 Haidt 等人所開發的心理測試網站,他還發現,從2008年至今,填寫測試的美國人平均道德觀愈發傾向社群價值,來自農村地區的個體尤為明顯。

圖:端傳媒設計組

危機會喚醒我們內心深處對安定、忠誠和權威的渴求,激發潛在的「威權主義人格」,使我們更能接受既有的等級秩序。

Enke 還對美國歷史上各位總統候選人和國會議員的發言做了文本分析。從1960年到2008年,兩黨政治家使用的說辭不斷偏向普適價值。但從2008年至今,趨勢陡然改變。政客們,特別是共和黨政客,開始強調起社群價值的重要性。而特朗普是1960年以來,所有總統候選人中在社群價值上得分最高的一位。希拉里·克林頓則是另一極端,在普適價值上獨領風騷。相比之下,2008和2012年的奧巴馬反而始終秉持「中道政治」,其普適價值得分甚至比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還低。

內心的大象?

這為理解美國政治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也解釋了為什麼受到「中國衝擊」的工人,沒有如一些左翼學者預計地那樣去反對資本,反而投身於右翼民粹的浪潮。

以上發現,無疑給我們理解美國政治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也解釋了為什麼受到「中國衝擊」的工人,沒有如一些左翼學者預計地那樣去反對資本,反而投身於右翼民粹的浪潮:這些學者看到了房間裏的大象,卻忽視了人們內心深處的那頭大象——相比於對資本的厭惡,我們對異族、對他者的恐懼,要根深蒂固得多。

特朗普一直以來試圖去利用的,正是這種恐懼。所以他才會把建牆當做競選綱領,所以他才拒絕去譴責白人至上主義,不遺餘力地渲染自由派掌權對社群價值的威脅。然而,沉浮華府多年的拜登,遠比他當年面對的希拉里·克林頓更加身段柔和。時間也並不站在特朗普一邊。他口口聲聲說要保衞美國的郊區,但過去幾年間,郊區居民的構成正在日漸多元化。曾投票給他的沉默一代逐漸退場,而成長於全球化時代的年輕一輩,大多對他宣揚的陳腐理念嗤之以鼻。

可是,自由派沒有掉以輕心的理由。特朗普不是右翼民粹在美國的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代理人。倘若年輕世代踏入社會,卻發現維持生計如此艱難,階級鴻溝不可逾越,那他們會不會追隨父輩的老路?普適價值帶給我們的是前所未有的繁榮和自由,但自由從來都不是沒有成本。特朗普之後的美國,能不能給身處危機中的民眾提供足夠的安全感,使得他們不再有逃避自由的理由?這是自由派必須去思考的問題,必須去應對的挑戰。

我們應當慶幸,在威權領導人之中,特朗普並不算出類拔萃之輩。但他的成功,無疑會讓無數野心家躍躍欲試。如果美國的領導者們無力令民眾滿意,那不久之後,我們也許就會看到,一位更有手腕,更富魅力的威權領袖出現在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年輕一輩將聚攏到這看似如父親般偉岸的領袖身旁,追隨他的光榮事業,直到最終,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

(To J, my long-time role model)

參考文獻:

Aldrich, John H. "Rational choice and turnou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3): 246-278.

David, H.,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013): 2121-68.

Chen, Daniel L. "Club goods and group identity: Evidence from Islamic resurgence during the Indonesian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8.2 (2010): 300-354.

Enke, Benjamin. "Kinship, coope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moral syste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2 (2019): 953-1019.

Enke, Benjamin. "Moral values and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10 (2020).

Enke, Benjamin, Ricardo Rodríguez-Padilla, and Florian Zimmermann. Moral Universal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Ideology. No. w2751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0.

Greif, Avner, and Guido Tabellini.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 (2010): 135-40.

Haidt, Jonathan.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Vintage, 2012.

Kahneman, Daniel. Thinking, fast and slow. Macmillan, 2011.

Madestam, Andreas, et al. "Do political protest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tea party move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4 (2013): 1633-1685.

Wang, Ye and Stan Hok-Wui Wong. 2020. 「Electoral Impacts of Failed Revolution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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