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如何改變了你的四年？第二輯：自由捍衞者

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來臨之際，端傳媒記者通過面談、電話或視訊的方式，走訪了生活在美國不同地區、從事不同職業、不同膚色的人群，讓他們講述自己過去四年的生活是如何被一屆總統和行政班底所改變的。這些人中，有退伍軍人、小企業主、農民、科學家、政府僱員和新移民……他們很多人此前從未接受過媒體訪問，幾乎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聽說端傳媒的名字。

向中文讀者講述自己的故事，對他們來說，是與眾不同的體驗；儘可能地貼近並不加濾鏡地呈現美國人的生活，對端傳媒而言，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在第一輯的故事中，我們介紹了三位「千禧一代」在過去四年裏的喜怒哀樂。在第二輯，四位「自由捍衞者」登場。他們都在過去四年中努力去實現和加固自己心中的「自由」：其中有兩位是在美國媒體行業工作三、四十載的資深人士，卻對信息自由有着大相徑庭的看法，最終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事業軌跡；另一位受訪者則在保守的得克薩斯州加入了捍衞生育自由的無硝煙戰場；最後一位受訪者是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她稱來到美國便是為了追尋自由，而疫情、口罩、社交距離讓她此刻產生了深深的困惑。

在下個週六，端傳媒將推出《特朗普如何改變了你的四年？》（第三輯：宕機生活），講述一群因特朗普而生活進入停滯狀態的美國人。敬請關注。

「在特朗普治下帶學生報導疫情，是我這輩子做過最難的事之一。」

—— Katherine Reed，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新聞學院教授，《哥倫比亞密蘇里人》報紙編輯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特朗普幫助了新聞業。因為我們的總統總是在傳播不實信息。所以，為了向公眾提供真相，記者的角色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我的學生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他們畢業進入新聞業，他們可以在這個國家的民主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學生們現在非常有激情。」

「舉個例子，我教授公共衞生方面的新聞報導課程。二月初，我們看到武漢的疫情非常嚴重，我們都不知道這個病毒在未來會有多兇猛。在這種情況下，我和我的學生們儘可能向外界提供準確、實用的信息，譬如怎麼洗手，如何保持社交距離，怎樣戴口罩，以及關於病毒檢測的一切信息。」

「這其實是我這輩子做過最難的事之一。」

「從一開始，美國最高層的衞生部門傳遞出來的信息就是不具有連貫性的。CDC（美國國家疾病防控中心）起初說，如果你沒生病，你就不用戴口罩……後來CDC又要求大家都戴口罩。信息每天都在變化，專家對是否佩戴口罩的解讀不一，我們報導的內容也隨着他們的說法而變來變去。這是個很大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讓讀者對我們的報導保持信心呢？」

「同時，在疫情之前，美國民眾對新聞業的信任度就一直在降低。在疫情期間，很多美國人是真心相信疫情是主流媒體的陰謀——記者大張旗鼓地報導疫情，是為了中傷特朗普。這種現象非常讓人沮喪，也令人不安。」

「媒體本身也有問題。一直以來，很多媒體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覺得自己是聰明的，民眾就應該聽他們的。但實際上，透明度是要雙方一起推進的。媒體有必要向公眾解釋他們是怎麼做報導的，解釋為什麼自己是值得信賴的。」

「所以這一次，我們報導疫情，也是在重建與公眾之間的信任。」

「我們也時常出錯。讀者對我們的錯誤很不滿。但當他們知道我們在修正錯誤，並且很努力地讓報導準確，我們得到的反饋會好一些。」

「其中一個方式是，我們在社交媒體上更多地傾聽讀者的聲音。密蘇里州是一個紅州，保守的州，人們會把記者看作敵人。但我教給學生，要把這當成一個學習的機會，記者就是要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看到不同的人生經歷，學習如何處理矛盾和敵意。你以為你理解這個複雜的世界了？你自己去好好檢查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活在自己的泡泡裏。」

「在特朗普治下，記者要懂得在充滿敵意、甚至是不太安全的環境裏和人們交談。」

「我告訴學生，清晰地表達採訪的目的。譬如，對受訪者說：『我要寫一篇關於這個的報導，但我還沒有決定應該怎樣寫它。我希望先和你聊聊關於它的事。』你要讓對方知道，你沒有偏見，你抱有開放的心態。」

「在《哥倫比亞密蘇里人》（編注：這份報紙的編輯部由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老師和學生組成，但並不僅是校報，而是在密蘇里州正式發行的媒體）網站上，我們收到很多充滿惡意的評論。那些人每天讀我們的報導，每天罵我們愚蠢。我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還要每天讀。我告訴我的學生，你們可以忽略那些。但如果有人說，希望告訴你更多關於他們自己的事，一定記得去聯繫他們。」

「我做了很多pep talks（鼓舞士氣的講話）。就好像是在一個足球比賽，我們的隊伍有些失利，教練在更衣室對隊員說，『你們是最棒的！加油！』我也是這樣，我告訴學生，『你們做的事真的很重要！』『你們有提問題的權利！』『新聞是歷史的草稿！』等等。」

「這不僅僅是在推進一個報導，也是在推進新聞業本身。」

「現在，很多讀者對我們說：謝謝你們幫助我了解Covid-19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不會讓我的學生錯過任何一則褒獎，同時，我們也讓那些讀者知道，我們心裏真的非常感激。」

「2016年11月，我從CNN辭職。因為我受夠了他們的假新聞。」

——Ed Danko，佛羅里達州棕櫚海岸市，共和黨人，特朗普支持者，退役海軍，前主流媒體編輯，現市議會參選者

「我曾經在三個主流的電視網絡工作過，CBS、NBC和CNN，我曾被派駐很多地方，輪換不同城市。我做了四十年記者、編輯。從18歲為尼克松總統投下的第一票開始，我一生都是共和黨人。」

「2016年11月，我從CNN辭職。因為我受夠了他們的假新聞。」

「什麼是假新聞？就是只報導故事的一個方面，把自己的政治觀點和議程放入報導中。我們回到2016年的選舉，特朗普的集會每場有大約兩萬人，希拉里的每場400個人。但CNN不會把全景拍出來，他們只用近鏡頭。作為觀眾，你根本不知道特朗普的集會上是15個人還是兩萬個人，你也不知道希拉里的集會只有400個人。所以特朗普把CNN叫做『假新聞』，他100%正確。」

「離職的那一天，同事們送給我很多氫氣球。我走出CNN在亞特蘭大的總部大樓，走向停車場，然後我放手了，那些氣球飄向天空。我坐進車裏，感覺棒極了。」

「我和太太後來搬到佛羅里達州棕櫚海岸市，這裏三分之一的居民都是退休人口。人們從紐約、加州退休後搬到這，因為這裏的税少。因此，我一輩子都不會給增税的人投票。」

「我寧願喝防凍液也不會給增税的人投票。」

「我正在競選市議會。因為一年前，市議會通過了一個增税方案，2020年的財政預算要增長25%。在那場財政預算的會議上，我拿過話筒問他們每一個人，你願意在下一年把個人開支增長25%嗎？他們都像死了一樣沉默。從那時候起，我開始競選。」

「我知道在這個城市裏，有很多地方可以砍掉預算，不再浪費税金。而左翼民主黨像醉醺醺的水手一樣把財政收入揮霍一空——除了有一點不同，水手喝醉了只是亂花自己的錢，而不是你的錢。」

「他們想為低收入的人蓋住宅樓，我反對這個計劃。我們是一個退休社區，我們不想低收入的人住在這，這只會帶來犯罪。很多人說勞動人口通勤時間很長，很辛苦。你知道我最初在華盛頓做記者時，我租不起華盛頓的房子，我住在弗吉尼亞，我那時每天單程通勤1個小時，如果下雪了，可能是兩個小時！我那時就住在自己負擔得起的地方，我早點起床，這有什麼不對？」

「如果你習慣了不勞而獲，不付出就可以獲得別人給你的東西。那麼總有一天，你會很失望。錢不是從樹上長出來的，是努力工作換來的。」

「在特朗普治下，我們的就業市場無比的繁榮。在疫情之前，我們的失業率史上最低。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重新年輕，丟掉我現在擁有的一切，年輕20歲。因為現在年輕人的機會太多了。」

「在我們特朗普俱樂部的幫助下，我在通往郡南北入口的I-95高速公路旁放了兩塊廣告牌，你會看到特朗普總統和他美麗的妻子，上面寫着『歡迎來到弗拉格勒郡，特朗普的國家』（Welcome to Flagler County, Trump country）。我真的非常自豪。」

「我還有朋友仍然在主流媒體工作，他們不敢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得養孩子、供房子，他們擔心說出自己的想法會丟掉工作。他們也很不開心。」

「真慶幸，我和我太太有經濟條件，我們可以說話，說完以後我們走掉就是了。」

「保守的州想要推翻承認墮胎合法性的『羅伊法案』。那段時間，來遊行的人是最多的，當然，來找我們求助的少女也是最多的。」

——Doris，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政府機構研究員，非盈利組織義工，南非移民

「2018年左右，有朋友問我要不要去美國計劃生育聯合中心做義工，說那裏很缺人。我打聽了一下，才知道因為特朗普大幅度削減了機構的聯邦資金援助，導致前台工作人員、護士等職位都非常緊缺，需要志願者的支持才能維持下去。」

「找我去的那家機構在得克薩斯州列剋星敦市。除了少數城市以外，德州非常保守，宗教氛圍很濃，也有許多反對使用安全套和人工流產的人。我想，在那裏生活的女孩們可能很少從家人那裏獲得必要的生理衞生方面的幫助，計劃生育聯合中心或許是她們唯一的希望。所以，雖然交通非常不方便，我還是至少每週去那裏做一次義工。」

「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前台接聽電話，記下他們的名字，給他們預約時間，或者將電話轉接給我們的醫生。我還會花很多時間來安慰來這裏求助的人，雖然這不是我的工作範圍。他們中許多人真的非常無助。我遇到過好幾位未婚媽媽，甚至遇到過被迫發生性行為之後，想要墮胎又害怕被家裏人發現的，我還遇到過患了性病卻沒有及時救助的人，來找我們時情況非常糟糕。」

「我們這裏不僅僅是開避孕藥和幫人墮胎，也會給他們治療性病，或者幫助他們懷孕。我們還會陪他們聊天，讓他們正視自己的身體和性需求。我覺得這份工作很高尚。」

「但是，有好幾次我在診所門口遇到抗議的人。他們大多是極其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是極端保守的共和黨支持者，他們罵我們是『殺人犯』，罵我們殺掉了那些上帝賜給人類的嬰兒。」

「2018年到2019年，有好幾個保守的州想要推翻承認墮胎合法性的『羅伊法案』。那段時間，來遊行的人是最多的，當然，來找我們求助的少女也是最多的。」

「在這裏工作了很多年的同事說，在奧巴馬執政期間，雖然也有遊行，但是從來沒有那麼多人來，也不會那麼頻繁。我們覺得，在奧巴馬時期，那些反對同性戀，反對墮胎，反對少數族裔的人，因為和社會上主流觀點不合，所以他們把自己的觀點藏了起來，還是按照『政治正確』來行動。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後，這些人找到了靠山，他們開始不斷遊行，出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我覺得，是特朗普當政賦予了他們能量。」

「我來到美國就是因為這裏自由，所以也會捍衞這裏的自由。」

——Maria，得克薩斯州，墨西哥裔，裝修公司項目經理，擁槍者，共和黨支持者。

「因為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人們開始要求禁槍。但是我覺得，擁槍也是我們的權利。」

「我的親戚在得克薩斯州中部有一片農場，我們經常去那裏打獵。如果打到一頭鹿，可以吃很多餐，省下好幾百美金。」

「擁槍，對於像我們這樣不是很富裕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權利，讓我們可以過上還不錯的生活。而如果這些權利被剝奪的話，那我們只能生活在最底層，看着那些民主黨的偽君子越來越富有。」

「我十幾歲的時候，跟着父母從墨西哥移民到得克薩斯州。我們喜歡這個國家的自由，機會很多。我父母剛來的時候，英語都說不好，但是他們靠着自己打零工，賣小吃，做清潔工⋯⋯也攢下了積蓄，供我讀大學。大學畢業之後，我嫁了人，我老公也是墨西哥裔，他在酒吧彈鋼琴，在健身房做私人教練。我們很努力地工作，買房子、車子，實現了美國夢。」

「但是，疫情來臨之後，我們的美國夢被打破了。這裏也不能去，那裏也不能去，酒吧、飯店、健身房都不能開門，我們公司也只接緊急的單子，我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憑什麼呢？有些人想要待在家裏，就讓他們待在家裏，有些人想要出門幹活，就讓他們出門幹活。我天天在電視上看紐約州長、加州州長的講話，說要關掉一切，他們這些所謂支持民主的富人，是不懂我們這些人的生活的。」

「我很討厭戴口罩。我的公司要求我戴，不戴就開除我。但是我每次戴口罩都覺得透不過氣。我不喜歡人們剝奪我的自由。」

「我來到美國就是因為這裏自由，所以也會捍衞這裏的自由。」

「特朗普當政的四年裏，我不能說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完美的，但是至少，我覺得我的自由是得到保障的。我想做什麼工作，想去哪裏，都沒有問題。」

「我很害怕拜登會當選，害怕他會因為疫情讓整個國家進入封鎖（lockdown），害怕他會逼着我丈夫工作的健身房、酒吧關門，害怕他會禁槍。這樣會讓我失去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還算舒適的生活，也會讓我對美國這個國家的價值失望。」

「五月份，我們這裏的州立公園一開門， 我和幾個健身愛好者就約好，每週末去公園裏健身、練瑜伽，我們覺得我們是在train for freedom，我們行使着我們的權利，我們不害怕病毒，我們要繼續正常的生活。這是我們希望向外界傳達的一個聲音。」

「我們並不像媒體渲染的那樣愚蠢，或者自私。我工作中還是會戴口罩的，因為要對我的客戶負責。但在平時，我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我很喜歡交際，我的很多朋友也是這樣，我們覺得出門社交比關在家裏不見人更好。我寧可冒着感染的風險，也不想在家裏悶悶不樂地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