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如何改变了你的四年？第二辑：自由捍卫者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来临之际，端传媒记者通过面谈、电话或视讯的方式，走访了生活在美国不同地区、从事不同职业、不同肤色的人群，让他们讲述自己过去四年的生活是如何被一届总统和行政班底所改变的。这些人中，有退伍军人、小企业主、农民、科学家、政府雇员和新移民……他们很多人此前从未接受过媒体访问，几乎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听说端传媒的名字。

向中文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对他们来说，是与众不同的体验；尽可能地贴近并不加滤镜地呈现美国人的生活，对端传媒而言，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在第一辑的故事中，我们介绍了三位“千禧一代”在过去四年里的喜怒哀乐。在第二辑，四位“自由捍卫者”登场。他们都在过去四年中努力去实现和加固自己心中的“自由”：其中有两位是在美国媒体行业工作三、四十载的资深人士，却对信息自由有着大相径庭的看法，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事业轨迹；另一位受访者则在保守的得克萨斯州加入了捍卫生育自由的无硝烟战场；最后一位受访者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她称来到美国便是为了追寻自由，而疫情、口罩、社交距离让她此刻产生了深深的困惑。

在下个周六，端传媒将推出《特朗普如何改变了你的四年？》（第三辑：宕机生活），讲述一群因特朗普而生活进入停滞状态的美国人。敬请关注。

“在特朗普治下带学生报道疫情，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难的事之一。”

—— Katherine Reed，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新闻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纸编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特朗普帮助了新闻业。因为我们的总统总是在传播不实信息。所以，为了向公众提供真相，记者的角色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我的学生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毕业进入新闻业，他们可以在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学生们现在非常有激情。”

“举个例子，我教授公共卫生方面的新闻报道课程。二月初，我们看到武汉的疫情非常严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病毒在未来会有多凶猛。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的学生们尽可能向外界提供准确、实用的信息，譬如怎么洗手，如何保持社交距离，怎样戴口罩，以及关于病毒检测的一切信息。”

“这其实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难的事之一。”

“从一开始，美国最高层的卫生部门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不具有连贯性的。CDC（美国国家疾病防控中心）起初说，如果你没生病，你就不用戴口罩……后来CDC又要求大家都戴口罩。信息每天都在变化，专家对是否佩戴口罩的解读不一，我们报道的内容也随着他们的说法而变来变去。这是个很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读者对我们的报道保持信心呢？”

“同时，在疫情之前，美国民众对新闻业的信任度就一直在降低。在疫情期间，很多美国人是真心相信疫情是主流媒体的阴谋——记者大张旗鼓地报道疫情，是为了中伤特朗普。这种现象非常让人沮丧，也令人不安。”

“媒体本身也有问题。一直以来，很多媒体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觉得自己是聪明的，民众就应该听他们的。但实际上，透明度是要双方一起推进的。媒体有必要向公众解释他们是怎么做报道的，解释为什么自己是值得信赖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报道疫情，也是在重建与公众之间的信任。”

“我们也时常出错。读者对我们的错误很不满。但当他们知道我们在修正错误，并且很努力地让报道准确，我们得到的反馈会好一些。”

“其中一个方式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更多地倾听读者的声音。密苏里州是一个红州，保守的州，人们会把记者看作敌人。但我教给学生，要把这当成一个学习的机会，记者就是要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学习如何处理矛盾和敌意。你以为你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了？你自己去好好检查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活在自己的泡泡里。”

“在特朗普治下，记者要懂得在充满敌意、甚至是不太安全的环境里和人们交谈。”

“我告诉学生，清晰地表达采访的目的。譬如，对受访者说：‘我要写一篇关于这个的报道，但我还没有决定应该怎样写它。我希望先和你聊聊关于它的事。’你要让对方知道，你没有偏见，你抱有开放的心态。”

“在《哥伦比亚密苏里人》（编注：这份报纸的编辑部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组成，但并不仅是校报，而是在密苏里州正式发行的媒体）网站上，我们收到很多充满恶意的评论。那些人每天读我们的报道，每天骂我们愚蠢。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每天读。我告诉我的学生，你们可以忽略那些。但如果有人说，希望告诉你更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事，一定记得去联系他们。”

“我做了很多pep talks（鼓舞士气的讲话）。就好像是在一个足球比赛，我们的队伍有些失利，教练在更衣室对队员说，‘你们是最棒的！加油！’我也是这样，我告诉学生，‘你们做的事真的很重要！’‘你们有提问题的权利！’‘新闻是历史的草稿！’等等。”

“这不仅仅是在推进一个报道，也是在推进新闻业本身。”

“现在，很多读者对我们说：谢谢你们帮助我了解Covid-19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会让我的学生错过任何一则褒奖，同时，我们也让那些读者知道，我们心里真的非常感激。”

“2016年11月，我从CNN辞职。因为我受够了他们的假新闻。”

——Ed Danko，佛罗里达州棕榈海岸市，共和党人，特朗普支持者，退役海军，前主流媒体编辑，现市议会参选者

“我曾经在三个主流的电视网络工作过，CBS、NBC和CNN，我曾被派驻很多地方，轮换不同城市。我做了四十年记者、编辑。从18岁为尼克松总统投下的第一票开始，我一生都是共和党人。”

“2016年11月，我从CNN辞职。因为我受够了他们的假新闻。”

“什么是假新闻？就是只报道故事的一个方面，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议程放入报道中。我们回到2016年的选举，特朗普的集会每场有大约两万人，希拉里的每场400个人。但CNN不会把全景拍出来，他们只用近镜头。作为观众，你根本不知道特朗普的集会上是15个人还是两万个人，你也不知道希拉里的集会只有400个人。所以特朗普把CNN叫做‘假新闻’，他100%正确。”

“离职的那一天，同事们送给我很多氢气球。我走出CNN在亚特兰大的总部大楼，走向停车场，然后我放手了，那些气球飘向天空。我坐进车里，感觉棒极了。”

“我和太太后来搬到佛罗里达州棕榈海岸市，这里三分之一的居民都是退休人口。人们从纽约、加州退休后搬到这，因为这里的税少。因此，我一辈子都不会给增税的人投票。”

“我宁愿喝防冻液也不会给增税的人投票。”

“我正在竞选市议会。因为一年前，市议会通过了一个增税方案，2020年的财政预算要增长25%。在那场财政预算的会议上，我拿过话筒问他们每一个人，你愿意在下一年把个人开支增长25%吗？他们都像死了一样沉默。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竞选。”

“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地方可以砍掉预算，不再浪费税金。而左翼民主党像醉醺醺的水手一样把财政收入挥霍一空——除了有一点不同，水手喝醉了只是乱花自己的钱，而不是你的钱。”

“他们想为低收入的人盖住宅楼，我反对这个计划。我们是一个退休社区，我们不想低收入的人住在这，这只会带来犯罪。很多人说劳动人口通勤时间很长，很辛苦。你知道我最初在华盛顿做记者时，我租不起华盛顿的房子，我住在弗吉尼亚，我那时每天单程通勤1个小时，如果下雪了，可能是两个小时！我那时就住在自己负担得起的地方，我早点起床，这有什么不对？”

“如果你习惯了不劳而获，不付出就可以获得别人给你的东西。那么总有一天，你会很失望。钱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是努力工作换来的。”

“在特朗普治下，我们的就业市场无比的繁荣。在疫情之前，我们的失业率史上最低。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重新年轻，丢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年轻20岁。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机会太多了。”

“在我们特朗普俱乐部的帮助下，我在通往郡南北入口的I-95高速公路旁放了两块广告牌，你会看到特朗普总统和他美丽的妻子，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弗拉格勒郡，特朗普的国家’（Welcome to Flagler County, Trump country）。我真的非常自豪。”

“我还有朋友仍然在主流媒体工作，他们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得养孩子、供房子，他们担心说出自己的想法会丢掉工作。他们也很不开心。”

“真庆幸，我和我太太有经济条件，我们可以说话，说完以后我们走掉就是了。”

“保守的州想要推翻承认堕胎合法性的‘罗伊法案’。那段时间，来游行的人是最多的，当然，来找我们求助的少女也是最多的。”

——Doris，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政府机构研究员，非盈利组织义工，南非移民

“2018年左右，有朋友问我要不要去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中心做义工，说那里很缺人。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因为特朗普大幅度削减了机构的联邦资金援助，导致前台工作人员、护士等职位都非常紧缺，需要志愿者的支持才能维持下去。”

“找我去的那家机构在得克萨斯州列克星敦市。除了少数城市以外，德州非常保守，宗教氛围很浓，也有许多反对使用安全套和人工流产的人。我想，在那里生活的女孩们可能很少从家人那里获得必要的生理卫生方面的帮助，计划生育联合中心或许是她们唯一的希望。所以，虽然交通非常不方便，我还是至少每周去那里做一次义工。”

“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前台接听电话，记下他们的名字，给他们预约时间，或者将电话转接给我们的医生。我还会花很多时间来安慰来这里求助的人，虽然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他们中许多人真的非常无助。我遇到过好几位未婚妈妈，甚至遇到过被迫发生性行为之后，想要堕胎又害怕被家里人发现的，我还遇到过患了性病却没有及时救助的人，来找我们时情况非常糟糕。”

“我们这里不仅仅是开避孕药和帮人堕胎，也会给他们治疗性病，或者帮助他们怀孕。我们还会陪他们聊天，让他们正视自己的身体和性需求。我觉得这份工作很高尚。”

“但是，有好几次我在诊所门口遇到抗议的人。他们大多是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骂我们是‘杀人犯’，骂我们杀掉了那些上帝赐给人类的婴儿。”

“2018年到2019年，有好几个保守的州想要推翻承认堕胎合法性的‘罗伊法案’。那段时间，来游行的人是最多的，当然，来找我们求助的少女也是最多的。”

“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的同事说，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虽然也有游行，但是从来没有那么多人来，也不会那么频繁。我们觉得，在奥巴马时期，那些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反对少数族裔的人，因为和社会上主流观点不合，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观点藏了起来，还是按照‘政治正确’来行动。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些人找到了靠山，他们开始不断游行，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是特朗普当政赋予了他们能量。”

“我来到美国就是因为这里自由，所以也会捍卫这里的自由。”

——Maria，得克萨斯州，墨西哥裔，装修公司项目经理，拥枪者，共和党支持者。

“因为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人们开始要求禁枪。但是我觉得，拥枪也是我们的权利。”

“我的亲戚在得克萨斯州中部有一片农场，我们经常去那里打猎。如果打到一头鹿，可以吃很多餐，省下好几百美金。”

“拥枪，对于像我们这样不是很富裕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权利，让我们可以过上还不错的生活。而如果这些权利被剥夺的话，那我们只能生活在最底层，看着那些民主党的伪君子越来越富有。”

“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从墨西哥移民到得克萨斯州。我们喜欢这个国家的自由，机会很多。我父母刚来的时候，英语都说不好，但是他们靠着自己打零工，卖小吃，做清洁工⋯⋯也攒下了积蓄，供我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我嫁了人，我老公也是墨西哥裔，他在酒吧弹钢琴，在健身房做私人教练。我们很努力地工作，买房子、车子，实现了美国梦。”

“但是，疫情来临之后，我们的美国梦被打破了。这里也不能去，那里也不能去，酒吧、饭店、健身房都不能开门，我们公司也只接紧急的单子，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凭什么呢？有些人想要待在家里，就让他们待在家里，有些人想要出门干活，就让他们出门干活。我天天在电视上看纽约州长、加州州长的讲话，说要关掉一切，他们这些所谓支持民主的富人，是不懂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的。”

“我很讨厌戴口罩。我的公司要求我戴，不戴就开除我。但是我每次戴口罩都觉得透不过气。我不喜欢人们剥夺我的自由。”

“我来到美国就是因为这里自由，所以也会捍卫这里的自由。”

“特朗普当政的四年里，我不能说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完美的，但是至少，我觉得我的自由是得到保障的。我想做什么工作，想去哪里，都没有问题。”

“我很害怕拜登会当选，害怕他会因为疫情让整个国家进入封锁（lockdown），害怕他会逼着我丈夫工作的健身房、酒吧关门，害怕他会禁枪。这样会让我失去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还算舒适的生活，也会让我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价值失望。”

“五月份，我们这里的州立公园一开门， 我和几个健身爱好者就约好，每周末去公园里健身、练瑜伽，我们觉得我们是在train for freedom，我们行使着我们的权利，我们不害怕病毒，我们要继续正常的生活。这是我们希望向外界传达的一个声音。”

“我们并不像媒体渲染的那样愚蠢，或者自私。我工作中还是会戴口罩的，因为要对我的客户负责。但在平时，我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我很喜欢交际，我的很多朋友也是这样，我们觉得出门社交比关在家里不见人更好。我宁可冒着感染的风险，也不想在家里闷闷不乐地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