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舉報、紅線威嚇，恐懼瀰漫的香港教室

編者按：從上週起，端傳媒推出「兩岸三地歷史課」，每週發布中港台多地的系列報導。我們仔細翻閱兩岸三地的歷史課，拆解各地歷史教科書的演變，走近在黑板前掙扎和堅守的老師，重新咀嚼歷史教育的真味。首篇報導中，我們拆解了香港最新中史教材的大調整，教材更強調「香港自秦朝以來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並直接扣連《基本法》的條文內容。教科書以外，我們這期報導走近小心翼翼的中史老師。下一期，專題將把視野投向中國內地，揭示中國歷史的課本，走過怎樣的改變軌跡。

下課鐘聲響起，葉寶奇拉起剛放映完文化大革命簡報的投影幕。一片吵鬧聲中，一個學生走過來問老師：怎樣評價文革？怎樣評價毛澤東？

葉寶奇猶豫半晌。在香港中學課堂上，他教了近40年中國歷史科。

「我不是很清楚，找找資料再答你吧，」葉寶奇回憶，他當時對學生這麼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給我設陷阱，又或者聽者有心。」最近，他也聽到其他老師說，如果學生提出敏感問題，也會這樣回應，又或者，不回答。

「中國歷史是一科很容易觸動人們神經，動輒得咎的科目。」教書多年，葉寶奇早已明白這道理，只是進入2020年，香港的形勢嚴峻得超越了他的經驗範疇。

反修例運動至今，逾200名教師被投訴，當中部分個案正由教育局跟進，局方近月指正在考慮註銷其中嚴重個案的教師資格。新聞不斷傳出，各科老師因涉嫌參與運動、網上言論或課堂言論而被投訴和舉報；另一方面，港區國安委成員之一、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又指會主動監督不同學校的人事管理，要處理學校裏「專業失德」的教育工作者，教育局亦考慮增派人手去不同學校聽課監督。運動過後，香港教育界正面臨史無前例的清算和調整。

有心的學生可能去告發老師，罪名是老師說秦始皇專制導致政權不穩。家長又可能加鹽加醋——這個老師可能正暗示當今政權專制。

端傳媒採訪了8名老師，除了在行業協會擔任職務的老師外，其餘均表示不敢出鏡和具名受訪。葉寶奇覺得，儘管香港的課堂還未被裝上監控鏡頭，但他教書時心裏已經開始害怕。

「如果我要教秦朝速亡，我可能會肉緊一點（激動一點），說他專制、不順民心，於是滅亡。然後我就死了，因為我提到專制。」他暗自想像，「有心的學生可能去告發老師，罪名是老師說秦始皇專制導致政權不穩。家長又可能加鹽加醋——這個老師可能正暗示當今政權專制。」

葉寶奇說，他相信自己和學生們之間有信任，但教書時仍然要學會看學生的臉色。

從民間動員，到前特首懸紅的舉報浪潮

中學老師彭家齊教書超過20多年，去年第一次被人匿名投訴到教育局。

他告訴端傳媒，起因是他去年發在個人臉書上的一則帖文。由於擔心被指認，他拒絕透露帖文的具體內容，僅表示帖文與反修例運動有關。

收到投訴後，教育局通知他以及他任職的學校，並請他會見局方的分區主任，作出解釋，包括社交媒體帖文是否由他本人撰寫、詳述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補充其他資料等等。他解釋過後，補充了自己以往在教育界的服務貢獻，以及校友的求情文件。

一個半月之後，他收到了教育局的通知，裁定他「專業失德」，但不會撤銷他的教師資格，請他作出回應。他回應過後，便收到最終裁決信，信上寥寥數句，指他專業失德，因此發信譴責，「就只是一句，你失德，就完了。沒有提考慮因素，也沒有談及接不接納我所提交的、證明我教學專業的證據。」

學校最後沒有辭退他。面對裁決，彭家齊很矛盾，他反覆思量，自己在網絡發言，錯了嗎？「保住了工作當然是舒一口氣，但是面對學校和學生，又覺得心情很複雜，覺得整件事很不公道。」倘若要上訴，則可能要司法覆核。「司法覆核的話，首先要考慮有沒有財力，我又一直對為學校帶來影響感到很抱歉，繼續燃燒這件事，學校會否受到滋擾？」

在當下的香港，彭家齊的經歷絕非孤例。根據教育局數據，自去年6月至今年6月，教育局公布接獲222宗涉及專業失德的教師投訴，其中180宗已完成調查，當中有17人被譴責、9人收書面警告，暫無教師被撤銷註冊資格；另有63宗投訴不成立。教育局表示，這些投訴，大多涉及教師發表仇恨、詛咒等不恰當的言論，或涉嫌違法。

不過，沒有涉及社會運動的教師未必可以獨善其身——也有被投訴的個案，是因為使用「不恰當教材」。在香港中小學，教師一般會在課本以外親身設計教學影片、活動練習或工作紙等不同的自製教材。

現時，處理投訴教師主要有三大機構：香港教育局、行業協會「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以及學校。

其中，教育局會處理包括教師違法問題在內的投訴，同時有權取消教師註冊資格。值得留意的是，教育局於今年3月表示，由於有關指控明顯涉及違反一般社會的道德標準，會危及學生安全，「即使投訴不具名，教育局亦有責任嚴肅跟進，抽出害群之馬。」

而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僅接受實名的投訴。這是一個非法定團體，由各中小學、教育團體及家長提名代表參與，其中亦包括教育局代表。議會和教育局處理的個案有時會重疊，但一般接獲較多不涉及罪行的行為不當個案。

現時有一個很惡劣的舉報氣氛。一個不明人士匿名冤枉你，說你教學有問題，教育局都會處理，要求學校或老師解釋。

資深老師丘仲廷（化名）指出，以往其實也有市民匿名投訴教師，但最終往往因資料不足而不了了之。不過，「現時有一個很惡劣的舉報氣氛。一個不明人士匿名冤枉你，說你教學有問題，教育局都會處理，要求學校或老師解釋。」

投訴的威力也被增強，即使是尚未成立的投訴也被要求申報。今年5月底，中小學及幼稚園都收到教育局通函，須要求應徵者申報被投訴專業失德的紀錄。而過往，香港教師新入職或轉職時，只須申報性罪行的紀錄。

「現在你要同時申報有沒有被投訴，更甚的是，被投訴但未完成調查、即便被冤枉的，也要申報。你是校長，當然想請一個『清清白白』的老師。」丘仲廷說。

直到今天，彭家齊一直沒有得知誰投訴了他。他聽說，校內也會有不同政見的老師，收集同事所用的自製教材，發給立場親建制的媒體。

在教育局、行業協會之外，香港社會的各種力量正被大力調動，盯住香港的教師們。

今年5月底，鄉事派議員何君堯有份站台的民間團體「救救孩子」發起一個全民監察教育運動，其中一個目標，是「發動自下而上的群眾力量，揭發違反教育原則的劣行」。團體稱，已經招募300名義工參與「教育監察工作」，會定期公開偏頗教材及教學內容。他們又在網上招募「神秘調查員」，指會透過收集教材，甚至收集錄音或錄影資料，要求辦學團體和教育局跟進、處分相關人士。6月，組織指共接獲逾20宗教師在校「散布仇恨思想」的個案。

早於去年9月，何君堯就成立「民間監察罷課關注組」，巡視參與罷課的學校；經民聯梁美芬亦有出席相關記者會。另外，新民黨容海恩去年於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動議成立「研究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及教材編製小組委員會」，以監察教材編製，葉劉淑儀亦是委員之一。

而前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於去年8月牽頭成立的「803基金」，懸紅10萬港元，徵集任何關於教材、或老師或其他校內人士對學生作政治宣傳的消息或資料。今年，梁振英也曾表示基金已去信要求局方公開涉及投訴的學校名單，否則不排除控告教育局。

「我會形容這是很嚴密的舉報網，像小說《1984》的情境——周圍都有人望著你。」前香港眾志副主席、隨後成立團體「教育野」的鄭家朗對端傳媒表示，「政府正是想要破壞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信任。」

不能觸摸的紅線

沒有一張清單，列出怎樣的教學內容，才算是專業失德、甚至危害學生安全。老師們也不能肯定，什麼時候會收到家長、普通市民或建制組織的匿名或具名投訴。隱形的政治紅線慢慢交織成一張若隱若現的網，從教師應聘學校那一刻起，覆蓋到教學會議、師生互動的課堂、出題的辦公室，甚至是教師們備課的家中。

今年9月，陳子恒剛剛走上講堂，成為一名中學教師，兼教歷史科、通識科。「教授中國不好的制度，是不是違法？其實，我並不知道界線在哪裏。」他表示。

今年6月他去某所中學應聘，被問及對歷史題風波的看法。在那之前一個月，香港的中學生們剛剛參加了文憑試，即高考，在歷史科試卷中，有一題問及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看法並作出闡釋。大考過後，教育局譴責這一考題引導學生錯誤演繹歷史、傷害民族感情，考評局隨後取消試題，一名考生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最終敗訴。不過，法官高浩文在長達155頁的判決書中，指教育局的公開批評，幾乎確定有政治因素。

當陳子恒被問及對試題的意見時，他選擇保持中立地回答提問；校方及後向他表示試題確有問題。他也有同學在面試中被問：「如果學生走到社會運動的現場，干犯罪行，你會怎樣做？作為老師在社會運動的角色是什麼？如何避忌一點？」

開學後，在通識科的學科會議裏面，科主任特別叮囑新教師在教授香港時事、中國的負面議題時，儘量小心。

「我們圍內（行內）有這種情緒，覺得有些事不能講，再講被人拉（拘捕）。」陳子恒說，大學畢業前，他和同學們就互相揶揄，以後可能因為教書而鋃鐺入獄。現在，疫情中的線上教學更是加深了顧慮，部分學校要求老師錄影課堂，「Zoom 很靠老師講課，學生不會主動回答，你會怕自己會不會講多了。」

陳子恒說，就連在家中備課時，他都不時問自己：「我教這個，有沒有問題？」

歷史科文憑試試題被取消一事過後，教師的憂慮如漣漪擴散。有20多年教資的中史老師陳仁啟目前也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的理事，他告訴端傳媒，現在不少教師出卷時，會自己先縮到設想的紅線之內。

「鴉片戰爭、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六四…… 哪些題目應該出，哪些題目不應該出，到底紅線是什麼？什麼是敏感，其實沒有人知，真的是任他說。」陳仁啟說。

和陳仁啟初次訪問在今年6月，國安法其時如箭在弦。受訪的前線教師當中，只有陳仁啟願意具名受訪，但是，他並非全無恐懼——早前，他因為受訪講及中史教材的異動，被建制媒體點名抨擊，他最後決定戴著口罩拍照。

陳仁啟說，例如，以前曾有歷史考題問：誰應為鴉片戰爭負上最大責任，中國還是英國？「現在可能很敏感，假如你認為最大責任是中國，那就是傷害民族感情。根據歷史科試題爭議的（教育局）標準，完全沒有討論空間，就不會出了。」

他指出，這種自我設限已經不獨是歷史教育的憂慮，在通識科或是其他科目亦然。「以前考核學生有沒有錯字、文句是否通順，現在加上意識形態的自我審查，變成確認有沒有政治敏感的內容。」

況且，教師設計的試卷和工作紙，白紙黑字，容易被大造文章；陳仁啟特別提到教育局派員到學校觀課、檢視教學文件的「重點視學」。早前，有小學常識科教師教授鴉片戰爭的教學影片被質疑有違史實，教育局指會考慮「加強監察力度」，加密視學次數。6月，教育局計劃在復課後，於30所中學作「主題式重點視學」，消息指局方要求學校保留停課期間的教材、線上教學片段等等。

好幾位受訪教師都暫時不敢使用自製校本教材。另一方面，葉寶奇表示，自己最近處理開會紀錄、課程文件時亦格外小心。

身為科主任的葉寶奇，負責設計課程、寫文件，又要留意下屬教學表現，要顧慮的更多。他最近覺得，應高層要求參與坊間的國情研習活動，也是保護自己和同事的一種方法——至少，不讓人有借口指責他們的政治立場。

他和同事曾經私下開玩笑，最壞的情況，是課室裝設監控鏡頭，監察教師一言一行。沒想到，國安法通過後，今年7月，自由黨議員張宇人在立法會提出，在教室裝設閉路電視監察，看教師們有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當時回應，若以此處理教學問題必須審慎。

「最懷的情況下，如果課室有鏡頭，那我就依書直讀。不過就要泯滅良心了，因為學生不會有興趣聽。」

政治風浪之前，中史科走向自然死亡？

在應對政治形勢之外，如何喚起學生對於歷史的興趣，一直是香港中學老師的難題。

九月開學的第一天，中史老師劉裕康點開線上教學程式，跟雀躍的中一生遠距離地打招呼。不久前，劉裕康剛大學畢業，修讀歷史專業，對於周圍的紅線，他不算太擔憂，自言可憑專業知識喚起學生興趣。

「學生太跟隨教科書，好難學習到真實的歷史。我以前問學生，書本說秦始皇殘暴不仁。你認識他嗎？你怎麼肯定？司馬遷在《史記》寫秦始皇，認為他刻薄寡恩，但他說的是不是真理？我們有專業知識，要在文本找資料，向學生解釋。」劉裕康說。

「不過，非專科老師未必有這個敏銳度。也不是每個老師都有精力和時間做到。」

與不少其他地區的中學一樣，香港中學的歷史教師，並不一定是歷史專業出身，不少教師需要在中文或通識課之餘兼教中史科或西史科。

2016至17學年，教育局有數據反映，若以主修歷史為準則，約4成初中中史老師為專科教師，任教49%的初中中史課堂；若加上副修歷史的教師，58%曾接受歷史專業的訓練，並負責約65％的課堂。

對於中史專科專教、兼教的期望與煩惱，可算是教育界內不分政治立場的老生常談。「你不認識中史也好，只要識中文，學校也可以扔你去教中史。」香港歷史學者任永俊（化名）向端傳媒指出，未有專科專教、以及兼教普遍是中史科的問題；他在香港一所大學培訓中史老師，考慮到議題敏感，選擇以化名受訪。

要想在香港成為歷史教育的專科教師，有幾條路徑：報讀大專院校歷史學士課程，畢業後再進修教育文憑碩士；有院校提供結合歷史與教育的學士課程；也可以修讀教育課程後，再進修歷史碩士。任永俊坦言，一些院校學生成績本屬中游，而這些院校的教育政策亦不理想，這些畢業生未必會有良好的教學表現；加上有部分中史老師並非專科出身，香港歷史教師的整體教學水平參差。

當水平未如理想的教師遇上教育界的劇變，他們在教室內可能更難站穩住腳，最終教學效果亦存疑。

在任永俊看來，中史近年的課程改革，把「中國民族國家的史學」放在至高無上的境界，「近代史部分，真的把情感教育放入去，之前從來沒有。」「但是，當操作這個課綱的人水平有限，就無法利用仍然存在的空間教授多元歷史——因為害怕踩線，就只能把書本上的內容講到最盡。」

撇開中史新課綱的政治動機，他指出，課程加入許多新式的歷史學研究，例如是性別研究、伊斯蘭、中東研究等。任永俊指，這是好的變化，但也變相讓中史變成「技術含量很高的課程」。

「當課程吸收了新的史學趨勢，中史老師卻沒有接受足夠訓練，他們怎會懂得如何教？」

以往教書，教到現代中國，共產黨、三反五反、大躍進、三面紅旗，有時會分享少許想法，現在就完全不碰。就算要講，都會先想清楚字眼和語氣。

教資超過20年的莫昕淇，是歷史系出身的資深中史老師。她說，自己也曾經在兼教其他科目時，教錯一個小細節，翌日立即跟同學解釋，反過來，她明白兼教中史的老師所面對的難處和壓力。

「現在政治氣氛很對立，當一方看到一方犯錯，就會抓住你死咬不放。其實老師都會犯錯，身為老師就好好反省、努力備課，但不應承受這麼多的攻擊。」

早在反修例運動之前，她就認為中史科正處於「自然死亡的過程」。這個判斷，是基於中史科內容太多、考試艱澀，導致學生在高中選修階段，就不想讀中史。2020年總共52,687人報考文憑試，中史修讀人數只有6079人，不及生物科13468名考生的一半。

「中史真的好難讀，比起歷史科也太多東西要讀了，能力不強的學生都不會選修。」莫昕淇說，她和同事多年以來都在教學工作上不斷下工夫，想把瀕死的中史科救回來，「爭取課時、不斷地反省檢討，盡量讓學生知多一點史識。我覺得要堅守自己崗位，教好中史科，吸引學生去讀。」

莫昕淇說，老師的擔子本來就很重，現時加上整體香港的氣氛，令她感到很不安。她任教的學校氛圍相對平靜，但她也有顧慮。

「以往教書，教到現代中國，共產黨、三反五反、大躍進、三面紅旗，有時會分享少許想法，現在就完全不碰。就算要講，都會先想清楚字眼和語氣。」

「假如學生真的出現問題，政府才是最大問題。」

歷史題風波鬧得正熱之際，葉寶奇也退一步，改動了一條與近代中共政策有關的考題。

有時候他想，過去他所讀所教的幾千年歷史，就是走著同一條路。「這些年，很多人問我會否困惑、抑鬱。我看著這一年發生的事、統治者的反應，卻是有種了然於胸的感覺。雖然打你一拳仍然會痛，但你不會意外，你知道他打你的原因。」

「文革時候，其中一個人類最大的悲哀就是被你曾經很愛、很相信的人批判（你）。我想跟年輕老師說保重——小心、謹慎是必要的，牽涉在這個投訴浪尖的人，會承受很大的精神虐待。我希望他們不會落入那麼差的光景。」

這種小心謹慎的情緒，也傳遞到學生身上。

「最近學校老師都在自我審查。」穿著校裙、背住小狐狸書包的中四學生嘉茵，在一間保守中學就讀，選修中史和西史科。最近，她聽說隔壁課室有老師因為同學對工作紙上標示的某個遊行人數有異議，隨即改口；有老師教近代史的時候，略去了利弊問題而不教。

以前我會生氣，覺得為什麼不表態？但現在知道有清算風險。如果避談和不表態，可以保存他的安全，是一件好事。

教師對敏感議題避而不談，學生心底裏會不會責怪？「老師上面有學校、有教育局，政府一施壓，像通識科老師楊子俊，就要離職。老師要保住飯碗，人之常情。」嘉茵想也不想就搖頭，「以前我會生氣，覺得為什麼不表態？但現在知道有清算風險。如果避談和不表態，可以保存他的安全，是一件好事。」

最近，她因為疫情空出時間，在課外書上讀到六七暴動，「這是中史書、小學常識沒教的事，這是被我們這一代人遺忘了的。」「這些全部都不是中史、西史、通識教我的，老師從來沒有說要教什麼，全都是我自己的行動。」

不過，她覺得自己在學校裏也算是個異類——連同她在內，高中同時選修中史和西史的同學人數僅有單位數。

坐在她身旁的阿彥剛考完文憑試，去年，兩人都有參與推動校內的反修例關注組。高中時阿彥沒有修讀兩史，反修例運動於去年年底陷入低潮，他開始苦讀不同的歷史故事。從法國大革命，談到伊斯蘭革命、猶太人錫安主義， 以及美國建國史，他侃侃而談，頗有自己的見解，「我是因為香港前途才去學習歷史——增進知識才可以培養實力。」

面對遭受各種壓力的教育界，兩人認為，「他們（有權者）接受不到我們有一套思考方式，就把責任推卸到教育身上。」

「你改初中課程沒有用啊，多少人抱住應付考試的態度去上課？在我們這些上一代老餅來說，」嘉茵形容17歲的自己是一個「老餅」，「小學常識也有讀過國民身份認同的內容，但現在也出現很多本土思潮。到底有沒有用？抑或他們自己騙自己、自以為可以灌輸愛國意識，給我們更年輕的下一代小學生？」

然而，她亦清楚這些變動，並非針對積極參與反修例運動的一代人。「長此下去的確有隱憂，當說一句口號都是顛覆國家，我們可能沒辦法告訴下一代不同的事情。」

專業知識如果夠紮實，不需要恐懼。我只是講述那段歷史，你有什麼能投訴？

年輕教師劉裕康實習時教授通識，並沒有避忌談及佔領中環及警暴問題。現在他剛剛走上中史的教育之路。他說，並不打算改變有話直說的態度。

「專業知識如果夠紮實，不需要恐懼。我只是講述那段歷史，你有什麼能投訴？一個教師的日常工作已經很繁忙，一大堆的教學準備、行政工作和會議，如果需要挑剔、有投訴，就來吧，這不是我最主要的擔憂。」

面對學生，這名新老師保持十足信任。「學生不是我們的敵人，他們更多時是我們的朋友。我也希望他們相信我。」

在加速劇變的香港時局裏，如何才能站穩住腳，迎接不可預計的浪潮？劉裕康覺得，現在每個人都應該裝備自己，「但是教師有什麼時間裝備自己呢？」他說只能不斷在忙亂工作中擠出時間閱讀不同的史學著作。他也希望未來歷史教育可以進一步做到專科專教和小班教學等。

不過，劉裕康發現，香港政府正著力改善的不是教學質素，「政府著眼的，更多時候是政治紅線的問題。」

他說，有一個問題，他很想問當權者。「編寫課程、審查教材、設計考卷，改卷評分，我們上課所教的，都是政府制訂的——有什麼理由，歸咎教書的人有問題？假如學生真的出現問題，政府才是最大問題。那麼，不是要去解決教育界的問題，要被解決的應該是政府。」

天色陰沉的9月初，彭家齊回到了熟悉的校園。一年過去，被舉報的經歷在他心裏仍然是解不開的鬱結。

現在，無論是上課的時候、跟學生閒聊的時候、用社交媒體的時候，「我的腦內都有一個聲音，提醒自己小心一點。」

（尊重受訪者意願，葉寶奇、彭家齊、丘仲廷、陳子恒、劉裕康、任永俊、莫昕淇、嘉茵及阿彥均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余頴彤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