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一年 深度 解析香港教育現場

612中槍老師楊子俊:命運給我開了頭,我就得這樣走下去

楊子俊中彈後,開始了校內和社會上的雙重分裂生活,校內學生集會,他只是路過和走開,因為擔心會演變成「暴動黃師煽動學生」的戲碼⋯⋯


612中槍老師楊子俊。 攝:林振東/端傳媒
612中槍老師楊子俊。 攝:林振東/端傳媒

金鐘那一槍之前,楊子俊是那種審慎得會在寄出求職信到學校前,逐個社交媒體帖文去檢查,手動存封那些自覺政治立場太鮮明的文字的人。那還是幾年前,香港教育界的氣氛尚未有今日這樣緊張。但當時還是二十來歲的楊子俊,已經知道進入學校,政治立場還是低調為妙的潛規則。況且,他教的是最容易被罵「洗腦」的高中通識科。

那一槍之後,楊子俊中槍右眼視力只餘約5%,那是失明的狀態,是大大的不幸;同時,事情的後續,也讓他觸犯了所有教育界的紅線:眼睛重創報,他成了運動中一個知名人物,中槍之後被警方控以暴動。老師最怕被點名點相,楊子俊的知名度,卻讓他成為很負面的「暴動老師/仇警老師」或很有勇氣的「逆權老師」。每一次的報導都會把他的名字和學校綑綁一起,而沒有一間香港學校,希望與「暴動」扯上了關係,何況那是老師?

事情發生急速,都不由得他審慎籌謀。但楊子俊說,「洗濕左個頭,時也命也,成了半個公眾人物。如我不亮相、發聲,其他老師更加不會。」今年一月,他甚至亮相教協「對抗白色恐怖集會」,在台上說老師要有政治立場,當一個有血有肉的老師。2019學年,他仍然是一個全職老師,踩盡教育界的紅線和地雷的楊子俊。在香港,盡責好老師可以同時是敢言公民嗎?

楊子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入職香港名校女拔萃書院任教通識科約四年。去年反修例運動中,6月12日曾於金鐘爆發大規模警民衝突,楊子俊疑遭警方橡膠子彈擊中右眼,流血及視力受損,其後證實右眼視力只餘5%。楊子俊回想當日,質疑現場「速龍小隊」未有展示編號及委任證屬違憲,就此提出司法覆核。

2019年6月12日,大批香港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的街道。
2019年6月12日,大批香港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的街道。攝:林振東/端傳媒

「始終通識科是要為學生舖陳不同觀點。我居然若無其事說明警察在執法時候的一些理念,談談執法者使用較高武力的合理性。」

黑色幽默:上課要為警察辯護

運動爆發之後,楊子俊留意到學生稍有轉變。他教的是精英名校,學生是香港最標青的一群,放眼世界,畢業後許多都到本地或外國最頂尖大學升學——他們往往關心美國大選多於區區香港的事。但經過撼動整個社會的社運後,他發現,這批學生都開始會關心本地事了。

上學期有一節通識科,大家做時事簡報。學生選的,是警察在社運期間使用過大武力,「學生其實很體貼,可能怕我難受,沒有刻意引用我作為例子。」當時,整個課室都是一面倒批判警方使用武力的程度與方式。

眼睛的傷勢,其實大大影響楊子俊的日常工作,就是戴上眼罩之後,依然有一大幅幻光在中槍右眼前晃動,改簿備課時,難以集中精神。楊子俊一直在追究警察當日對他使用的武力,早前亦公開徵集當天的警察開槍片段,並且已經入稟控訴警方使用不合法武力,「就算訴訟輸了,起碼官司過程可迫使警方公開警察通例〈武力及槍械的使用〉的內容。」

而楊子俊沒想過,要由他—一個入稟控告警方的原告人——親自向學生提供多角度,讓學生反思警方使用武力的「合理性」,「始終通識科是要為學生舖陳不同觀點嘛。回想起來,我也挺佩服自己,居然若無其事『chok』一些從前讀書時關於Criminology的知識,說明警察在執法時候的一些理念,談談執法者使用較高武力的合理性。」這是楊子俊萬料不到的黑色幽默。

然後他笑道,「我當然不完全同意。但這一年,我是很提醒自己要抽離一點。一來自己的抗爭經驗,本來已經很容易被指為利用課堂煽動學生;二來是,學生都知道我的故事。如果我在課堂順應他們的討論氣氛,一起大力批評警察,其實我很難再實踐到學科的精神(為學生展示社會的各種觀點)。」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路過他們,點個頭,不語,就走開。我覺得自己像一個『風眼』,一出現,就會破壞了他們很純粹的活動。」

路過只是點個頭

楊子俊說,自己最珍重的,始終通識老師的身份,「我是舊學制通識科的受惠者。如若當日沒有修這一科而播下種子,我不會如此關心社會議題的。」

不過,「通識科」卻是香港高中科目中,最惹爭議、最受建制、內地媒體批評的一科。在5月疫情稍為受控的時候,林鄭月娥甚至公開指教育不可以成為「無掩雞籠」,年內要宣佈如何「處理」通識科;最新近的通識科「事件」,乃是五月期間考評局通識科高層人員盧家耀被《大公報》及《文匯報》以頭版「報導」其Facebook發表支持反修例運動,及批判特首的帖文。隨後該名高層人員(及其下屬)均辭去在考評局的職務,而事件彷彿成了通識科在教育制度內「命不久矣」的又一例證。該學科其實是第一任特首、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任內「千禧教改」的一個重要項目——儘管他在七一立法會一役後,也加入批判行列,指學科「徹底失敗」。自2009年成為香港中學文憑試(大學入學公開試)考生的必修科,鼓勵學生探索中港及世界議題,旨在培養學生的論證及思考能力,而在灌輸一個預設立場。翻查現任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趙永佳在2018年發表的學術研究,發現修讀該科,對於學生實際政治社會參與沒有影響。儘管如此,自反國教後,通識科成了內地及建制輿論的批判對像。

今天的楊子俊,已經成了教育界少數代表抗爭一方的icon。但他在校內,與校外的公共生活,其實頗割裂。

「在學校內,我的形像不熱血、不抗爭。受傷後其實更甚。」去年9月,校內有同學在搞集會。常理聯想,作為教育界抗爭代表人物的楊子俊,最該去探望學生,表達支持,「真的沒有,路過他們,點個頭,不語,就走開。我覺得自己像一個『風眼』,一出現,就會破壞了他們很純粹的活動。」他擔心是,他與熱衷抗爭的學生走得近,傳了出去,會演變成「暴動黃師煽動學生」的戲碼,「我與學生交流關於時事、社運的看法,充其量只會在課後在線上進行。」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那是整個行業的結構性問題,一天香港沒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上的改變,通識科以至整個教育界的生態都不會改變。」

校內外雙重生活

楊子俊說,數年前初入行時,在通識課堂中可以暢所欲言談民主自由的社會價值,談政治參與。只要設定專業,考卷以公民抗命作題目要學生評價,不是一件要「擔心」的事,「但是傘運、魚蛋之後,我們(老師)會覺得好多東西都會惹投訴,所以潛意識覺得,有爭議的,不要說,講少一點比『出事』好。或者,會選擇『唔落簿』(不刻意白紙黑字寫在筆記、工作紙留底),那麼『感覺』會安全一點。一些重要的價值,就算要談,口講就算。」那怕在教授自己珍視的通識科,他也將之變成一副幫同學教好公開試的工具;要真誠交流,很困難。

事實上,楊子俊自言是考試能手,也是通識考試「雞精書」(精讀)作者。翻閱他那本風格接近「說明書」的考試精讀,詳盡,不帶趣味,就像是價值真空的說明書;在校內,他的上司負責落實通識課的教學議題。有時,楊子俊認會為他的取態太保守,不盡同意。然而,在這些場景,他卻不會花好多時間堅持、執拗,「首先我是科組成員,某程度理解學校的顧慮。但更重要是,我會覺得那不是『一次性』問題,靠爭辯一次,學科生態就健康起來。那是整個行業的結構性問題,一天香港沒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上的改變,通識科以至整個教育界的生態都不會改變。」

在他的計算中,時間有限,與其在校內爭拗,不如花時間在校外公共參與、發聲,徹底改善香港的環境。也就是他不時掛在口邊「洗濕左個頭」(已經開了頭),「如果我想通識科『長治久安』,不是單純擔心哪一天會不會被政府『殺科』、哪天被人抽住你在課上的某一句說話,那得靠政治制度的改變、社會的改變。所以,既然命運令我『出左樣』(傳媒上刊出),行內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誰。不如利用這個身份,去說一些大部分老師難以開口說的話。」

612中槍老師楊子俊。

612中槍老師楊子俊。攝:林振東/端傳媒

「但是傘運、魚蛋之後,我們(老師)會覺得好多東西都會惹投訴,所以潛意識覺得,有爭議的不要說,講少一點比『出事』好。」

公民還是僱員?學校還是社運?

在主題為「對抗白色恐怖」的工會集會,他是台上的發言嘉賓。那個集會,許多教師刻意戴上口罩(無關疫情),穿風褸(大衣)、套上帽子以免被認出。對部分老師而言,單單「出席」集會也要勇氣。

他的發言在社交媒體被大量轉載:他公開指,老師應該要有政治立場,做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面對學生對社會的疑問,不可以只說「不知道」——他的說話,是在回應教育局在去年開學時的指引。指引說,在談及社會狀況的問題,教師可以表示「不知道」。事件引起公眾嘩然,批評局方鼓勵教師迴避爭議、向學生「扮唔知」(裝作不知道)。

楊子俊那段五分鐘「有關教師應有政治立場」的發言,最後也招人向教育局投訴,而校方也得啟動投訴機制處理。

612事件之後,學校在確認楊子俊身體適合復工之後,就和楊子俊達成共識,覺得校外參與是他的個人自由,但希望他能把所有政治爭議留在校外。去年六月底,他出院回到學校復工,他很記得校長在早會中,向同學宣佈,楊老師已經回來了,但為免增加老師的壓力,就盡量不要再談這件事。當然,始終也有熱心同學,要求想造一塊「民主牆」,表達對受傷老師的關心,「這些非官方的『民間活動』,學校也批淮的。但很有趣,學校會把它安排在一個房間當中,所有關於我的問候、同學的心聲,都在那個特定空間之內發生。」他頓了一頓笑說,「感覺有點像疫情防控,大家在校內有情緒、有感受要爆發的話,就在那裡有限度爆發吧。」校方那種安排,舒服嗎?「我覺得算是雙贏的安排,起碼學校可以把我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而某程度上,我在上班的時候,壓力反為輕了。就只是教書,外面的事都不想。」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少了一隻眼睛,人生上毫無疑問是『蝕』的。如果我不利用這件事帶給我的身份,去創造一些意義,或價值,我會更加難過。」

只是,他始終是讓公眾記住的抗爭人物,被控暴動(雖然去年10月已拒絕繼續保釋,獲警方無條件釋放,保留檢控權利),又毫不避忌以個人身份在校外具名受訪、大談追究警暴、支持抗爭。每一次他出現在公眾,媒體都一定會將他與校名綑綁一起——無論是會批判他為「暴動黃師」還是追捧他為「逆權老師」的媒體都一樣;他在外面的組織參與也較從前多,例如與區議員蔣旻正組成教育平台,希望支援抗爭還押的學生的學業。「學校的前輩,會很善意的提醒我,勸我『小心點』。他們會覺得,我那麼年輕,值得有一個安穩事業。只要低調,別人就會忘記你之前抗爭的事,以後就可以安心教書。我雖然不同意,但也感謝他們。」

確實,學校的管理層,是要為楊子俊多處理額外的行政事務,例如校外或家長許多查詢或意見,又例如,那些處理他的投訴,「在討論投訴時候,大家對話是專業的。他們也同意,那些投訴是不合理的。但他們同時會表達,其實我在公眾場合、媒體的曝光,是令學校擔心、影響學校運作。」學校是僱主,彼此的矛盾可以化解嗎?「不可以的。」他苦笑,「有時,大家address了彼此的關注或想法後,其實無法達成一個結論。可以的話,我會在有媒體曝光前,有行動前,知會他們,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吧。」

任何一個對香港現況有認識的人,都會覺得,楊子俊那些堅持,像玩火。始終他是合約教員,而他口中也說自己是學校的「小薯」(小角色)——那些執著,卻與學校利益有衝突,你不怕?

「梗係(當然)怕啦!我是普通人,穩定收入是很重要的。這次事件,我少了一隻眼睛,人生上毫無疑問是『蝕』的。如果我不利用這件事帶給我的身份,去創造一些意義,或價值,我會更加難過。」楊子俊說。

林貽對此文亦有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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