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举报、红线威吓，恐惧弥漫的香港教室

编者按：从上周起，端传媒推出“两岸三地历史课”，每周发布中港台多地的系列报导。我们仔细翻阅两岸三地的历史课，拆解各地历史教科书的演变，走近在黑板前挣扎和坚守的老师，重新咀嚼历史教育的真味。首篇报导中，我们拆解了香港最新中史教材的大调整，教材更强调“香港自秦朝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并直接扣连《基本法》的条文内容。教科书以外，我们这期报导走近小心翼翼的中史老师。下一期，专题将把视野投向中国内地，揭示中国历史的课本，走过怎样的改变轨迹。

下课钟声响起，叶宝奇拉起刚放映完文化大革命简报的投影幕。一片吵闹声中，一个学生走过来问老师：怎样评价文革？怎样评价毛泽东？

叶宝奇犹豫半晌。在香港中学课堂上，他教了近40年中国历史科。

“我不是很清楚，找找资料再答你吧，”叶宝奇回忆，他当时对学生这么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给我设陷阱，又或者听者有心。”最近，他也听到其他老师说，如果学生提出敏感问题，也会这样回应，又或者，不回答。

“中国历史是一科很容易触动人们神经，动辄得咎的科目。”教书多年，叶宝奇早已明白这道理，只是进入2020年，香港的形势严峻得超越了他的经验范畴。

反修例运动至今，逾200名教师被投诉，当中部分个案正由教育局跟进，局方近月指正在考虑注销其中严重个案的教师资格。新闻不断传出，各科老师因涉嫌参与运动、网上言论或课堂言论而被投诉和举报；另一方面，港区国安委成员之一、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又指会主动监督不同学校的人事管理，要处理学校里“专业失德”的教育工作者，教育局亦考虑增派人手去不同学校听课监督。运动过后，香港教育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清算和调整。

有心的学生可能去告发老师，罪名是老师说秦始皇专制导致政权不稳。家长又可能加盐加醋——这个老师可能正暗示当今政权专制。

端传媒采访了8名老师，除了在行业协会担任职务的老师外，其余均表示不敢出镜和具名受访。叶宝奇觉得，尽管香港的课堂还未被装上监控镜头，但他教书时心里已经开始害怕。

“如果我要教秦朝速亡，我可能会肉紧一点（激动一点），说他专制、不顺民心，于是灭亡。然后我就死了，因为我提到专制。”他暗自想像，“有心的学生可能去告发老师，罪名是老师说秦始皇专制导致政权不稳。家长又可能加盐加醋——这个老师可能正暗示当今政权专制。”

叶宝奇说，他相信自己和学生们之间有信任，但教书时仍然要学会看学生的脸色。

从民间动员，到前特首悬红的举报浪潮

中学老师彭家齐教书超过20多年，去年第一次被人匿名投诉到教育局。

他告诉端传媒，起因是他去年发在个人脸书上的一则帖文。由于担心被指认，他拒绝透露帖文的具体内容，仅表示帖文与反修例运动有关。

收到投诉后，教育局通知他以及他任职的学校，并请他会见局方的分区主任，作出解释，包括社交媒体帖文是否由他本人撰写、详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补充其他资料等等。他解释过后，补充了自己以往在教育界的服务贡献，以及校友的求情文件。

一个半月之后，他收到了教育局的通知，裁定他“专业失德”，但不会撤销他的教师资格，请他作出回应。他回应过后，便收到最终裁决信，信上寥寥数句，指他专业失德，因此发信谴责，“就只是一句，你失德，就完了。没有提考虑因素，也没有谈及接不接纳我所提交的、证明我教学专业的证据。”

学校最后没有辞退他。面对裁决，彭家齐很矛盾，他反复思量，自己在网络发言，错了吗？“保住了工作当然是舒一口气，但是面对学校和学生，又觉得心情很复杂，觉得整件事很不公道。”倘若要上诉，则可能要司法复核。“司法复核的话，首先要考虑有没有财力，我又一直对为学校带来影响感到很抱歉，继续燃烧这件事，学校会否受到滋扰？”

在当下的香港，彭家齐的经历绝非孤例。根据教育局数据，自去年6月至今年6月，教育局公布接获222宗涉及专业失德的教师投诉，其中180宗已完成调查，当中有17人被谴责、9人收书面警告，暂无教师被撤销注册资格；另有63宗投诉不成立。教育局表示，这些投诉，大多涉及教师发表仇恨、诅咒等不恰当的言论，或涉嫌违法。

不过，没有涉及社会运动的教师未必可以独善其身——也有被投诉的个案，是因为使用“不恰当教材”。在香港中小学，教师一般会在课本以外亲身设计教学影片、活动练习或工作纸等不同的自制教材。

现时，处理投诉教师主要有三大机构：香港教育局、行业协会“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以及学校。

其中，教育局会处理包括教师违法问题在内的投诉，同时有权取消教师注册资格。值得留意的是，教育局于今年3月表示，由于有关指控明显涉及违反一般社会的道德标准，会危及学生安全，“即使投诉不具名，教育局亦有责任严肃跟进，抽出害群之马。”

而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仅接受实名的投诉。这是一个非法定团体，由各中小学、教育团体及家长提名代表参与，其中亦包括教育局代表。议会和教育局处理的个案有时会重叠，但一般接获较多不涉及罪行的行为不当个案。

现时有一个很恶劣的举报气氛。一个不明人士匿名冤枉你，说你教学有问题，教育局都会处理，要求学校或老师解释。

资深老师丘仲廷（化名）指出，以往其实也有市民匿名投诉教师，但最终往往因资料不足而不了了之。不过，“现时有一个很恶劣的举报气氛。一个不明人士匿名冤枉你，说你教学有问题，教育局都会处理，要求学校或老师解释。”

投诉的威力也被增强，即使是尚未成立的投诉也被要求申报。今年5月底，中小学及幼稚园都收到教育局通函，须要求应征者申报被投诉专业失德的纪录。而过往，香港教师新入职或转职时，只须申报性罪行的纪录。

“现在你要同时申报有没有被投诉，更甚的是，被投诉但未完成调查、即便被冤枉的，也要申报。你是校长，当然想请一个‘清清白白’的老师。”丘仲廷说。

直到今天，彭家齐一直没有得知谁投诉了他。他听说，校内也会有不同政见的老师，收集同事所用的自制教材，发给立场亲建制的媒体。

在教育局、行业协会之外，香港社会的各种力量正被大力调动，盯住香港的教师们。

今年5月底，乡事派议员何君尧有份站台的民间团体“救救孩子”发起一个全民监察教育运动，其中一个目标，是“发动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揭发违反教育原则的劣行”。团体称，已经招募300名义工参与“教育监察工作”，会定期公开偏颇教材及教学内容。他们又在网上招募“神秘调查员”，指会透过收集教材，甚至收集录音或录影资料，要求办学团体和教育局跟进、处分相关人士。6月，组织指共接获逾20宗教师在校“散布仇恨思想”的个案。

早于去年9月，何君尧就成立“民间监察罢课关注组”，巡视参与罢课的学校；经民联梁美芬亦有出席相关记者会。另外，新民党容海恩去年于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动议成立“研究幼稚园、中小学教科书及教材编制小组委员会”，以监察教材编制，叶刘淑仪亦是委员之一。

而前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于去年8月牵头成立的“803基金”，悬红10万港元，征集任何关于教材、或老师或其他校内人士对学生作政治宣传的消息或资料。今年，梁振英也曾表示基金已去信要求局方公开涉及投诉的学校名单，否则不排除控告教育局。

“我会形容这是很严密的举报网，像小说《1984》的情境——周围都有人望著你。”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随后成立团体“教育野”的郑家朗对端传媒表示，“政府正是想要破坏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信任。”

不能触摸的红线

没有一张清单，列出怎样的教学内容，才算是专业失德、甚至危害学生安全。老师们也不能肯定，什么时候会收到家长、普通市民或建制组织的匿名或具名投诉。隐形的政治红线慢慢交织成一张若隐若现的网，从教师应聘学校那一刻起，覆盖到教学会议、师生互动的课堂、出题的办公室，甚至是教师们备课的家中。

今年9月，陈子恒刚刚走上讲堂，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兼教历史科、通识科。“教授中国不好的制度，是不是违法？其实，我并不知道界线在哪里。”他表示。

今年6月他去某所中学应聘，被问及对历史题风波的看法。在那之前一个月，香港的中学生们刚刚参加了文凭试，即高考，在历史科试卷中，有一题问及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看法并作出阐释。大考过后，教育局谴责这一考题引导学生错误演绎历史、伤害民族感情，考评局随后取消试题，一名考生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最终败诉。不过，法官高浩文在长达155页的判决书中，指教育局的公开批评，几乎确定有政治因素。

当陈子恒被问及对试题的意见时，他选择保持中立地回答提问；校方及后向他表示试题确有问题。他也有同学在面试中被问：“如果学生走到社会运动的现场，干犯罪行，你会怎样做？作为老师在社会运动的角色是什么？如何避忌一点？”

开学后，在通识科的学科会议里面，科主任特别叮嘱新教师在教授香港时事、中国的负面议题时，尽量小心。

“我们围内（行内）有这种情绪，觉得有些事不能讲，再讲被人拉（拘捕）。”陈子恒说，大学毕业前，他和同学们就互相揶揄，以后可能因为教书而锒铛入狱。现在，疫情中的线上教学更是加深了顾虑，部分学校要求老师录影课堂，“Zoom 很靠老师讲课，学生不会主动回答，你会怕自己会不会讲多了。”

陈子恒说，就连在家中备课时，他都不时问自己：“我教这个，有没有问题？”

历史科文凭试试题被取消一事过后，教师的忧虑如涟漪扩散。有20多年教资的中史老师陈仁启目前也是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的理事，他告诉端传媒，现在不少教师出卷时，会自己先缩到设想的红线之内。

“鸦片战争、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六四…… 哪些题目应该出，哪些题目不应该出，到底红线是什么？什么是敏感，其实没有人知，真的是任他说。”陈仁启说。

和陈仁启初次访问在今年6月，国安法其时如箭在弦。受访的前线教师当中，只有陈仁启愿意具名受访，但是，他并非全无恐惧——早前，他因为受访讲及中史教材的异动，被建制媒体点名抨击，他最后决定戴著口罩拍照。

陈仁启说，例如，以前曾有历史考题问：谁应为鸦片战争负上最大责任，中国还是英国？“现在可能很敏感，假如你认为最大责任是中国，那就是伤害民族感情。根据历史科试题争议的（教育局）标准，完全没有讨论空间，就不会出了。”

他指出，这种自我设限已经不独是历史教育的忧虑，在通识科或是其他科目亦然。“以前考核学生有没有错字、文句是否通顺，现在加上意识形态的自我审查，变成确认有没有政治敏感的内容。”

况且，教师设计的试卷和工作纸，白纸黑字，容易被大造文章；陈仁启特别提到教育局派员到学校观课、检视教学文件的“重点视学”。早前，有小学常识科教师教授鸦片战争的教学影片被质疑有违史实，教育局指会考虑“加强监察力度”，加密视学次数。6月，教育局计划在复课后，于30所中学作“主题式重点视学”，消息指局方要求学校保留停课期间的教材、线上教学片段等等。

好几位受访教师都暂时不敢使用自制校本教材。另一方面，叶宝奇表示，自己最近处理开会纪录、课程文件时亦格外小心。

身为科主任的叶宝奇，负责设计课程、写文件，又要留意下属教学表现，要顾虑的更多。他最近觉得，应高层要求参与坊间的国情研习活动，也是保护自己和同事的一种方法——至少，不让人有借口指责他们的政治立场。

他和同事曾经私下开玩笑，最坏的情况，是课室装设监控镜头，监察教师一言一行。没想到，国安法通过后，今年7月，自由党议员张宇人在立法会提出，在教室装设闭路电视监察，看教师们有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当时回应，若以此处理教学问题必须审慎。

“最怀的情况下，如果课室有镜头，那我就依书直读。不过就要泯灭良心了，因为学生不会有兴趣听。”

政治风浪之前，中史科走向自然死亡？

在应对政治形势之外，如何唤起学生对于历史的兴趣，一直是香港中学老师的难题。

九月开学的第一天，中史老师刘裕康点开线上教学程序，跟雀跃的中一生远距离地打招呼。不久前，刘裕康刚大学毕业，修读历史专业，对于周围的红线，他不算太担忧，自言可凭专业知识唤起学生兴趣。

“学生太跟随教科书，好难学习到真实的历史。我以前问学生，书本说秦始皇残暴不仁。你认识他吗？你怎么肯定？司马迁在《史记》写秦始皇，认为他刻薄寡恩，但他说的是不是真理？我们有专业知识，要在文本找资料，向学生解释。”刘裕康说。

“不过，非专科老师未必有这个敏锐度。也不是每个老师都有精力和时间做到。”

与不少其他地区的中学一样，香港中学的历史教师，并不一定是历史专业出身，不少教师需要在中文或通识课之余兼教中史科或西史科。

2016至17学年，教育局有数据反映，若以主修历史为准则，约4成初中中史老师为专科教师，任教49%的初中中史课堂；若加上副修历史的教师，58%曾接受历史专业的训练，并负责约65％的课堂。

对于中史专科专教、兼教的期望与烦恼，可算是教育界内不分政治立场的老生常谈。“你不认识中史也好，只要识中文，学校也可以扔你去教中史。”香港历史学者任永俊（化名）向端传媒指出，未有专科专教、以及兼教普遍是中史科的问题；他在香港一所大学培训中史老师，考虑到议题敏感，选择以化名受访。

要想在香港成为历史教育的专科教师，有几条路径：报读大专院校历史学士课程，毕业后再进修教育文凭硕士；有院校提供结合历史与教育的学士课程；也可以修读教育课程后，再进修历史硕士。任永俊坦言，一些院校学生成绩本属中游，而这些院校的教育政策亦不理想，这些毕业生未必会有良好的教学表现；加上有部分中史老师并非专科出身，香港历史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参差。

当水平未如理想的教师遇上教育界的剧变，他们在教室内可能更难站稳住脚，最终教学效果亦存疑。

在任永俊看来，中史近年的课程改革，把“中国民族国家的史学”放在至高无上的境界，“近代史部分，真的把情感教育放入去，之前从来没有。”“但是，当操作这个课纲的人水平有限，就无法利用仍然存在的空间教授多元历史——因为害怕踩线，就只能把书本上的内容讲到最尽。”

撇开中史新课纲的政治动机，他指出，课程加入许多新式的历史学研究，例如是性别研究、伊斯兰、中东研究等。任永俊指，这是好的变化，但也变相让中史变成“技术含量很高的课程”。

“当课程吸收了新的史学趋势，中史老师却没有接受足够训练，他们怎会懂得如何教？”

以往教书，教到现代中国，共产党、三反五反、大跃进、三面红旗，有时会分享少许想法，现在就完全不碰。就算要讲，都会先想清楚字眼和语气。

教资超过20年的莫昕淇，是历史系出身的资深中史老师。她说，自己也曾经在兼教其他科目时，教错一个小细节，翌日立即跟同学解释，反过来，她明白兼教中史的老师所面对的难处和压力。

“现在政治气氛很对立，当一方看到一方犯错，就会抓住你死咬不放。其实老师都会犯错，身为老师就好好反省、努力备课，但不应承受这么多的攻击。”

早在反修例运动之前，她就认为中史科正处于“自然死亡的过程”。这个判断，是基于中史科内容太多、考试艰涩，导致学生在高中选修阶段，就不想读中史。2020年总共52,687人报考文凭试，中史修读人数只有6079人，不及生物科13468名考生的一半。

“中史真的好难读，比起历史科也太多东西要读了，能力不强的学生都不会选修。”莫昕淇说，她和同事多年以来都在教学工作上不断下工夫，想把濒死的中史科救回来，“争取课时、不断地反省检讨，尽量让学生知多一点史识。我觉得要坚守自己岗位，教好中史科，吸引学生去读。”

莫昕淇说，老师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时加上整体香港的气氛，令她感到很不安。她任教的学校氛围相对平静，但她也有顾虑。

“以往教书，教到现代中国，共产党、三反五反、大跃进、三面红旗，有时会分享少许想法，现在就完全不碰。就算要讲，都会先想清楚字眼和语气。”

“假如学生真的出现问题，政府才是最大问题。”

历史题风波闹得正热之际，叶宝奇也退一步，改动了一条与近代中共政策有关的考题。

有时候他想，过去他所读所教的几千年历史，就是走著同一条路。“这些年，很多人问我会否困惑、抑郁。我看著这一年发生的事、统治者的反应，却是有种了然于胸的感觉。虽然打你一拳仍然会痛，但你不会意外，你知道他打你的原因。”

“文革时候，其中一个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被你曾经很爱、很相信的人批判（你）。我想跟年轻老师说保重——小心、谨慎是必要的，牵涉在这个投诉浪尖的人，会承受很大的精神虐待。我希望他们不会落入那么差的光景。”

这种小心谨慎的情绪，也传递到学生身上。

“最近学校老师都在自我审查。”穿著校裙、背住小狐狸书包的中四学生嘉茵，在一间保守中学就读，选修中史和西史科。最近，她听说隔壁课室有老师因为同学对工作纸上标示的某个游行人数有异议，随即改口；有老师教近代史的时候，略去了利弊问题而不教。

以前我会生气，觉得为什么不表态？但现在知道有清算风险。如果避谈和不表态，可以保存他的安全，是一件好事。

教师对敏感议题避而不谈，学生心底里会不会责怪？“老师上面有学校、有教育局，政府一施压，像通识科老师杨子俊，就要离职。老师要保住饭碗，人之常情。”嘉茵想也不想就摇头，“以前我会生气，觉得为什么不表态？但现在知道有清算风险。如果避谈和不表态，可以保存他的安全，是一件好事。”

最近，她因为疫情空出时间，在课外书上读到六七暴动，“这是中史书、小学常识没教的事，这是被我们这一代人遗忘了的。”“这些全部都不是中史、西史、通识教我的，老师从来没有说要教什么，全都是我自己的行动。”

不过，她觉得自己在学校里也算是个异类——连同她在内，高中同时选修中史和西史的同学人数仅有单位数。

坐在她身旁的阿彦刚考完文凭试，去年，两人都有参与推动校内的反修例关注组。高中时阿彦没有修读两史，反修例运动于去年年底陷入低潮，他开始苦读不同的历史故事。从法国大革命，谈到伊斯兰革命、犹太人锡安主义， 以及美国建国史，他侃侃而谈，颇有自己的见解，“我是因为香港前途才去学习历史——增进知识才可以培养实力。”

面对遭受各种压力的教育界，两人认为，“他们（有权者）接受不到我们有一套思考方式，就把责任推卸到教育身上。”

“你改初中课程没有用啊，多少人抱住应付考试的态度去上课？在我们这些上一代老饼来说，”嘉茵形容17岁的自己是一个“老饼”，“小学常识也有读过国民身份认同的内容，但现在也出现很多本土思潮。到底有没有用？抑或他们自己骗自己、自以为可以灌输爱国意识，给我们更年轻的下一代小学生？”

然而，她亦清楚这些变动，并非针对积极参与反修例运动的一代人。“长此下去的确有隐忧，当说一句口号都是颠覆国家，我们可能没办法告诉下一代不同的事情。”

专业知识如果够扎实，不需要恐惧。我只是讲述那段历史，你有什么能投诉？

年轻教师刘裕康实习时教授通识，并没有避忌谈及占领中环及警暴问题。现在他刚刚走上中史的教育之路。他说，并不打算改变有话直说的态度。

“专业知识如果够扎实，不需要恐惧。我只是讲述那段历史，你有什么能投诉？一个教师的日常工作已经很繁忙，一大堆的教学准备、行政工作和会议，如果需要挑剔、有投诉，就来吧，这不是我最主要的担忧。”

面对学生，这名新老师保持十足信任。“学生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更多时是我们的朋友。我也希望他们相信我。”

在加速剧变的香港时局里，如何才能站稳住脚，迎接不可预计的浪潮？刘裕康觉得，现在每个人都应该装备自己，“但是教师有什么时间装备自己呢？”他说只能不断在忙乱工作中挤出时间阅读不同的史学著作。他也希望未来历史教育可以进一步做到专科专教和小班教学等。

不过，刘裕康发现，香港政府正著力改善的不是教学质素，“政府著眼的，更多时候是政治红线的问题。”

他说，有一个问题，他很想问当权者。“编写课程、审查教材、设计考卷，改卷评分，我们上课所教的，都是政府制订的——有什么理由，归咎教书的人有问题？假如学生真的出现问题，政府才是最大问题。那么，不是要去解决教育界的问题，要被解决的应该是政府。”

天色阴沉的9月初，彭家齐回到了熟悉的校园。一年过去，被举报的经历在他心里仍然是解不开的郁结。

现在，无论是上课的时候、跟学生闲聊的时候、用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的脑内都有一个声音，提醒自己小心一点。”

（尊重受访者意愿，叶宝奇、彭家齐、丘仲廷、陈子恒、刘裕康、任永俊、莫昕淇、嘉茵及阿彦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余颕彤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