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國際

不一樣的「同胞」:在韓國做工的中國朝鮮族

在韓國,有一群平日被隱匿的「同胞」:中國朝鮮族。1992年,韓國終於決定於台灣斷交、與中共建交後,文化上和韓國人相近的中國朝鮮族,開始大量湧向韓國,填補了韓國對勞動力的需求。


2018年1月12日首爾市東部。 攝:Ed Jones/AFP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1月12日首爾市東部。 攝:Ed Jones/AFP via Getty Images

清晨四點半。太陽還要再過半個小時,才會在出現在韓國首爾的地平線上。

徐雷雷揉了揉雙眼,連忙起身。為了節省時間,他昨晚睡時,就已經穿好今日的工作服。他拿起上個月在附近買的工具包,告訴自己,已經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三天沒活幹了,今天難得放晴,無論如何都得上人力市場找到工作。

他躡手躡腳,跨過旁邊幾個鼾聲大作的男人,打開房門、步下樓梯,走進依然有些寒意的街道上。越往北走,和他同行的人也越多,他們彼此不認識,卻都穿著類似的工作背心,背心口袋裡放著大同小異的捲尺、鐵鍬或尖嘴鉗。更重要的是,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同個地方——南九老地鐵站。

天空剛剛翻出魚肚白,但地鐵站二號出口外的人行道,已經被擠得水瀉不通。幾輛小麵包車停在路邊,車門敞開著;有些人找不到立身之地,溢到了馬路上。一位中年男子看見徐雷雷走近,便湊了上來用漢語問,「十萬,材料整理,去不去?」

徐雷雷揮了揮手,繼續向前走。他在老家山東東營做過模板工,知道自己值得更好的待遇,整理材料這種入門工作,他看不上眼。十分鐘後,他上了一輛車,目的地是首爾南郊靠近平澤的一處建築工地,談好的工資是十五萬韓元(約港幣 950 元、台幣 3,600 元),當天現領。

這裡是首爾九老區的加里峰洞(가리봉동),韓國最大的臨時工集散地之一,類似於北京的馬駒橋、深圳的龍華三和,以及台北大橋頭三十年前曾經興旺的臨時工市場。由於臨時工多半是中國人,近年有些韓國人開始把附近稱作「延邊街」(옌벤거리),有些則更直白,乾脆叫「新中國城」。

在視覺上,這個稱呼其實頗為貼切。加里峰洞乍看之下,的確神似中國延吉的市街,隨處可見漢字、韓文夾雜的招牌——路口的「請勿橫穿馬路」警示牌,用的是中韓雙語,而一旁的韓亞銀行玻璃窗外,則寫著「吉林銀行合作網點」。

韓國加里峰洞。

韓國加里峰洞。圖:網上圖片

加里峰洞:工廠剛拆,「中國同胞」就來了

如果你把「加里峰洞」幾個字輸入 Naver(韓國最大的搜尋引擎),搜尋欄會自動聯想顯示「朝鮮族」、「餃子」等詞組,而下面的「知識 in」欄位(類似於 Yahoo 知識+、百度知道的問答平台),則有「大林洞和加里峰洞,哪個更危險一些?」這樣的問題。

加里峰洞和大林洞一樣,都位在首爾的西南隅,也都是中國籍移民、移工聚集的區域,只不過大林洞名氣更響亮一點。懂門道的首爾人都知道,如果想吃便宜道地的中國餃子、烤肉串,大林洞就是首選——在這裡,一串烤肉能低至 500 韓元的銅板價,在物價奇高的首爾,簡直像不要錢一樣。每晚華燈初上,大林地鐵站 12 號出口外便喧鬧歡騰,活脫脫像個從中國橫飛而來的夜市一般。

相較之下,加里峰洞則低調許多,一直到 2018 年的都市更新、形象工程開啟之前,都是一片灰撲撲的景象,幾乎只有中國人會駐足,街上的多數餐館,面向的也都是中國籍顧客,少見韓國人的身影。

1992 年,原本因冷戰架構、而一直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的韓國,終於轉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韓建交後,文化上和韓國人相近的中國朝鮮族,則開始大量湧向韓國,填補了韓國對勞動力的需求。

然而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加里峰洞其實是個「時代的眼淚」。

1964 年,韓戰結束剛滿十年,韓國在戰後的廢墟之中,通過了「出口產業工業園區開發建設法」(수출산업공업단지개발조성법),試圖以「出口導向政策」振興經濟。隔年,「九老工業區」拔地而起,工業廠房陸續竣工,由此成為 1970 年代韓國經濟榮景、「漢江奇蹟」的代名詞,是同時期台灣「加工出口區」的翻版,也是 1990 年代中國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先聲。

為了滿足勞工的居住需求,被九老工業區包圍的加里峰洞,當年有不少房東便將住宅改裝成為空間仄迫的分租房(쪽방,近似於香港的劏房),再廉價租給勞工,讓加里峰洞逐漸成為惡名昭彰的「蜂窩村」(벌집촌)。在工業區的全盛時期,分租房甚至一位難求,經常有「一個床位,兩個租客」的現象,而共用同一床位的勞工則會錯開排班時間,一人睡醒上工,另一人剛好收班回來休息。

然而這不單是韓國勞工的故事而已。東亞各個新興工業國的富足之路,幾乎都是由這樣的勞工,每日在上下班時,用疲憊但樂觀的腳步所踏出來的。加里峰洞只是一個縮影,一個今日被記住的集體身影。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勞工運動開始在韓國興起,不斷上漲的工資,也導致工廠開始外移,九老工業區於是走入 1990 年代的衰退期。為此,韓國政府於 1990 年代末著手擬定政策、修改法規,將原本以紡織、電子業為主的出口工業區,轉型成數位產業的腹地。最後,九老工業區在 2000 年走入歷史,由「九老數位園區」取而代之,而原本由財閥興建的工業廠房,則變成了嶄新亮麗的廠辦摩天大樓。

就在韓國進行產業結構重組、九老工業區走入歷史之際,東亞的政治局勢也發生了巨變。

1992 年,原本因冷戰架構、而一直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的韓國,終於轉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韓建交後,文化上和韓國人相近的中國朝鮮族,則開始大量湧向韓國,填補了韓國對勞動力的需求。於是就這麼巧合地,這些初來乍到的朝鮮族在尋找落腳處時,便承接了加里峰洞逐漸人去樓空的廉價分租房。

除了便宜的住房區位之外,加里峰洞從1970年代至今,也一直就是首爾規模最大的「人力市場」所在地。由此,擁有廉價住處、工作機會又豐沛的加里峰洞,便在韓國產業轉型的過程中,無心插柳地成為中國籍移民與移工的落腳社區。

現在回看,加里峰洞從工業區到「新中國城」的轉變,儘管表面上看來有些斷裂,但內裡的作用力和經濟區位,卻是一脈相承的。

2014年7月15日首爾,一名婦女走在首爾市中心附近教堂的霓虹燈十字架前。

2014年7月15日首爾,一名婦女走在首爾市中心附近教堂的霓虹燈十字架前。攝:Ed Jones/AFP via Getty Images

「同胞簽證」:韓國社會對中國朝鮮族的「欲拒還迎」

又是一個雨天。老家在吉林舒蘭的小李、從延邊來的老趙和權大哥,正聚在房裡玩鬥地主。小李剛搶到地主時,一早出門去的徐雷雷,突然一身濕地走進房間。

「唉,車子剛到現場,下了雨又把我們給拉了回來,一毛錢也沒給。」

1976 年生的徐雷雷是漢族人,在這間「朝鮮族房」裡是「少數民族」,床位被「房長」權大哥分到了上層。徐雷雷一邊爬上階梯,一邊發牢騷:「這就是咱底層人的真實情況——看天吃飯!」

在這個為移工提供住宿的教會宿舍裡,徐雷雷的氣質非常出眾。以一個建築工來說,他幾乎太過秀氣、太過儒雅,平時又很少與同房的中國朝鮮族來往聊天,總是戴上耳機、安靜聽自己的音樂,和其他愛打開擴音看手機視頻的房客很不一樣。

從樓梯間到房間內,宿舍到處都瀰漫著中年人的菸味、汗臭和體味。那是勞動者的氣味。剛剛拿下奧斯卡大獎的韓國電影《寄生上流》(港譯《上流寄生族》),曾將韓國人對氣味敏感的文化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果電影裡的朴社長來到這裡,大概不免也會皺起眉頭、摀住口鼻。

像這樣的雨天裡,多數人沒事可做,只能睡覺。再怎麼說,這個宿舍總歸是為了睡覺而設計的,空氣中也有種讓人昏沈的氣氛。然而這個宿舍,並不只提供睡覺功能,它其實還是個基督教會。每逢週日,這些宿舍房也會化身為一個個禮拜堂,提供「同胞愛教會」教會成員進行主日禮拜。

這個專門收留「中國同胞」(韓國人對朝鮮族的常見稱呼)、對中國移民進行宣教的教會,創立於 2001 年,就位在加里峰洞的邊上,佔據了一幢住商混合大樓的第二層樓。長長的走廊兩側,一共有十來個房間,牆上匾額則用韓文寫著「法務部指定同胞滯留支援中心」幾個大字。

主掌教會的牧師金延熙,是一位面容和善的中年女性。接受採訪時,金牧師不斷強調同胞愛教會是政府核准的團體,初衷就是為了替「中國同胞」提供協助。

「同胞愛教會一開始只有聚會用的禮拜堂,所以初期提供的協助,主要是心靈層面的。然而時間一久,我就發現,許多來韓短期打工的朝鮮族,最需要的其實是住宿的地方,於是我決定找個可以兼作宿舍和禮拜堂的空間,最後才搬到這裡。」金牧師說。

時至今日,教會也不只有住宿功能,甚至連托兒所、安親班、職業講習所都一應俱全,平日還有基礎韓語教學。至於宿舍樓裡,目前則有七間男客房、三間女客房,可供大約 100 人入住,而且收費低廉,一晚只需 6,000 韓元(約港幣 40 元,台幣 150 元),包三餐便飯。唯一的要求,是每逢週日必須收起被褥,將房間讓給教徒聚會用,而房客也有參與禮拜的義務。

有些移工在來韓之前就已受洗,在宿舍裡如魚得水,有些則是在同胞愛教會居住期間決定信教。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像老趙一樣,對信仰沒有興趣,每逢禮拜聽講都在瞌睡。

這種並非真心入教、只想蹭個便宜床位的心態,同胞愛教會並非不知情。實際上,教會在為新房客辦理入住手續時,也會詢問是否為教徒、持有哪種簽證,但基本上仍是「來者不拒」。

談及韓國的簽證制度,幾乎所有曾和韓國大使館、法務部交涉過簽證事宜的中國人,都會抱怨連連——不僅種類繁多,不同種類之間的差異又十分細微,限制但書多到可以編撰成冊,也難怪加里峰洞隨處都是營利的「簽證服務站」為移民解惑。

圖:端傳媒設計組

在所有簽證之中,最特別的是 F-4 簽證。這種簽證被俗稱為「同胞簽證」,專供具有韓國血緣的海外公民後裔申請,不需工作契約即可赴韓,有效期長達三年,而且可以延簽,甚至還能轉為永久居留。舉凡美籍韓僑、德籍韓僑,大多都是持有 F-4 簽證在韓居留。

然而 F-4 簽證有個歧視性的但書:針對中國籍的朝鮮族、以及前蘇聯的「高麗人」,只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或是從事專業工作的人才能申請。因此,希望來韓打工的中國朝鮮族,大部分都必須申請抽籤,中籤之後再申辦 C-3-8 簽證(同胞訪問簽證)赴韓;抵韓之後,只要完成六週的職業訓練,即能轉為五年效期的 H-2-5 簽證(抽籤訪問就業簽證)——這種簽證專為中國籍、前蘇聯籍的韓裔人士設計,而且與工作掛鉤,一旦換工作,便必須重新申請 。

此外,如果持有 H-2-5 簽證超過一年,在製造業、農漁業工作,或擔任護士、家庭幫傭的朝鮮族,還能再參加技術資格考試,申請轉為「同胞簽證」,亦即 F-4 簽證,以確保在韓國長居的資格。

由於韓國並沒有像台灣、香港那樣,從東南亞地區引進移工來填補勞動力,因此這種層層遞進,卻只針對中國、蘇聯韓系後裔的歧視性制度,反映出的正是韓國勞工短缺、卻不希望引入太多「不屬於大韓民族」的外國勞工,同時又要謹防過多「韓裔」經濟移民湧入的矛盾心態。

此外,由於只要在農牧業、家務工等領域工作一段時間,就能取得同胞簽證,這種制度也頗有鼓勵中國移工,投入韓國人不願從事的職業、「用工作換居留」的意味。

2018年12月13日,一名行人在首爾市中心的光化門地區走下台階。

2018年12月13日,一名行人在首爾市中心的光化門地區走下台階。攝:Ed Jones/AFP via Getty Images

從山東到韓國,班機多得像公交車

除了朝鮮族之外,同胞愛教會裡也有不少漢族住客。他們不能申請朝鮮族那種「同胞簽證」,一般拿的都是 C-3-9 (一般觀光簽證),停留期間最長只有三個月,而且不允許工作,也不能參加職業訓練,因此多半只能在建築工地裡打黑工,平均年齡在 35 歲左右。雖然法律沒有禁止這類漢族人入住同胞愛教會,但教會心知肚明,這些拿著觀光簽來韓的漢族人,其實就是來非法打工的,而且人數已經逐漸趕上了朝鮮族。

在教會中擔任幹事的金夏蓮,自己幾年前也才剛依親來韓,很能理解這些「教徒」的心情:「韓國需要他們、需要勞動力嘛。如果政府自己開一個宿舍讓非法的人來住,好像講不過去,所以由教會來提供,政府可能也覺得比較適合,大家就取得一個平衡的關係。按原則講,保護非法的人,當然是不對的。但是教會嘛,最重要是慈愛、憐憫,有困難的人就要幫助,這也是聖經和基督教認可的事情。」

漢族身份的徐雷雷,拿的就是 C-3-9 短期觀光簽證,再過一個多月就得回東營。雨下一天,他就少一天掙錢的機會,簽證費用就白給了。「上次我找代辦弄五年多次簽,就花了一萬多(人民幣),最後還沒簽過。如果你戶口是威海、煙台的,聽說只要一千多就能成。」

根據大韓建設協會(대한건설협회)的統計,目前全韓國建築工地裡的外來勞工,有一半是朝鮮族,而非朝鮮族的中國人也佔 25% 左右。就工作簽證的數量來看,光是合法擁有 H-2-5 工作簽證的 23 萬人中,就有大約 80 到 90% 來自中國——這個數字,還不包含拿短期觀光簽來非法打工的中國人。

「現在從青島、威海到韓國,班機多的都像公交車了,飛機上多少來打工的啊,你想想。」徐雷雷說道。他自己也是這批通勤大軍的成員之一,幾乎每三個月往返一次。

來自遼寧鞍山的張國華,倒是幸運許多。雖然是漢族人,但他在首爾江南區的高級中華料理館當廚師,拿的是合法的 E-7-1 工作簽。來韓國至今兩年半,他一次老家都沒回過,因為自己本來就是基督徒、又想省錢,在教會宿舍已經住了近一年。

「我在中國就是做廚師的——當初幹這行,就是為了出國。」張國華的語氣帶著自豪。

「但我原來想去的是日本,沒想到中介給我找的公司在韓國,所以就來了。我老家那啊,現在鞍鋼效益不好,飯店、酒店生意也就不怎麼好。出來掙錢,還是比在家待著好。」

擁有合法工作簽的他,不滿第一個雇主待他刻薄,待滿合同期間後,就自己轉成了 D-10 求職簽,後來又在首爾找到了現在的工作。

張國華的故事,其實是「在韓中國人」的另一種縮影:住在同胞愛宿舍中的漢族人,除了人數最多的山東籍之外,東北人就是第二常見的群體。就地理位置而言,韓國是距離中國東北最近的發達經濟體,而東北境內又有不少朝鮮族,能為漢族人提供前往韓國的人際網絡和求職管道。就產業結構而言,東北又比中國其他地區更加依賴重工業和國有企業;這些產業近年來的下行和式微,也造成了新一波的勞動力外移潮——而韓國,就是東北勞動力外流的其中一個目的地。

「其實嘛,只有剛來韓國的人,才會上人力市場找工作。做久了,老闆啊、工頭啊,是打電話主動來找你的。不管飯店、工地、會社、農業,什麼活都有的,這邊工作很好找。」張國華如此說。

2020年3月8日首爾,為預防2019冠狀病毒傳播,市民戴著口罩參加週日禮拜。

2020年3月8日首爾,為預防2019冠狀病毒傳播,市民戴著口罩參加週日禮拜。攝:Ed Jones/AFP via Getty Images

《愛的迫降》裡,主角李正赫被調虎離山、騙至中國餐館,最後和朝鮮族/中國人黑幫分子打鬥的片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疫情中再度被污名化的中國人

劉峰和肖延站在禮拜堂的舞台上,怯生生地笑著。

依照慣例,教會每週日聚會時,都會將當周新入住、新入會的成員介紹給全體教徒認識。劉峰和肖延的笑容不只生硬,還有些青澀——他們倆是大學同班同學,也都是威海的漢族人,期末考之前,就已經說好要一起趁暑假來韓國打工。

當初提議要來韓國的,是劉峰。「我說這叫啥來著?克紹箕裘?」自我介紹結束後,劉峰和肖延領了教會給新教徒的禮物,在我身邊坐下用餐。

「我爸媽都在這。反正我放假在家沒事幹,來這裡有錢賺,離爸媽也近點,他們放心。」原來劉峰的父母,也是拿著 C-3-9 短期觀光簽證,在黃海兩端來回穿梭的通勤勞動者,斷斷續續已在同胞愛教會住了一年多。

劉峰翻了翻剛拿到的禮物盒,裡頭有一小罐梅子汁、一條印著「同胞愛教會-法務部指定同胞支援中心」字樣的紫色毛巾,還有一本韓國法務部出版,用韓、中、俄、越南文寫成的《移民初期適應手冊》。他把毛巾和手冊隨手丟在了一旁,又將梅子汁的拉環拉開,一口氣咕嚕嚕地喝個乾淨。

金夏蓮幹事翻了翻宿舍登錄簿,仰首心算了幾秒。「現在住這裡的,男的 87 人,女的 33 人——咿,我不算還沒發現,漢族居然比朝鮮族多一些。」

在這些人之中,漢族人的平均年齡,明顯比朝鮮族低很多。更出人意料的是,住在宿舍裡的人,其實很難用「來來去去的流動人口」一言以蔽之。

由於中國朝鮮族年輕人赴韓打工、入籍的情況普遍,許多人口以朝鮮族為主的東北城鎮,近年也出現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為了方便照顧,不少在韓國工作的朝鮮族,會透過直系親屬邀請的方式,將留在家鄉看家的老人接來韓國,方便照顧。同胞愛教會的宿舍裡,就有半數以上的朝鮮族屬於這類留守老人,平均年齡超過 60 歲,有些甚至已經在教會裡住了近十年。

這些老人平時都在宿舍裡待著,偶爾在交誼廳和食堂裡聊天、看電視,韓國秋天農忙時,也會下鄉幫忙收穫。

在同胞愛教會住了七年的權大哥,倒是不屑幫農。「在咱中國,朝鮮族是唯一擁有五所大學的少數民族,我沒幹過農民工。」

今年六十七歲的權大哥,身體依然硬朗,每天清早固定吃兩顆自己煮的白煮蛋。他不只不幫農,在韓國還有一份「正規工作」,平時在市政府作約聘人員,負責修剪路樹、公園植林,算是「正派的公務員」。

權大哥的底氣不是平白無故的。他說自己在延吉市區有三套房,全都租了出去,老婆也在韓國當家庭看護做了十多年,在雇主家裡吃住。他不想麻煩孩子,就自己選擇住在了教會裡。

雖然是朝鮮族,但權大哥可愛國了。見到我,他第一件事便是拿出手機,翻出存在手機裡的中國身份證圖檔。他總覺得韓國不行,還是中國好,「這裡人講的韓語太多外來語,我聽不懂。」吃早飯時,電視裡的晨間新聞提到中國經濟增長數據,他又說「韓國終究還是得靠中國,我不早說了嘛。」

「你是台灣人?那我們是同胞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得知我從台灣來之後,權大哥把手臂伸了過來,攬住了我的肩膀。就這樣,權大哥這位「韓國人的同胞」,也成了我的同胞。

不過「同胞」這個概念,總歸是有點欲蓋彌彰。我們平常並不會把隔壁鄰居、路上遇到的人也稱作「同胞」,因為之所以用上「同胞」這個詞,大抵都有些尷尬彆扭的成分在裡頭,不好明說。

比如這些被韓國人口口聲聲稱作「中國同胞」的朝鮮族,長期以來,就在韓國社會中背負了不少污名。

由於許多朝鮮族(以及後來的漢族人)從事的是底層工作,早期又受韓國社會排擠、必須建立緊密的社群網絡才能在異地立足生存,從而被連結上了「廉價勞工」或黑社會的形象,久久無法抹去,並於二十一世紀初,在族群相對單一的韓國社會中,成了最早的一批「他者」。很多首爾人不僅極少踏足大林洞、加里峰洞,甚至連經過時都會感到陌生或害怕。

朝鮮族和中國人背負的污名,也讓他們在韓國電影之中經常成為反派角色,有時甚至連台詞都沒有,因而和漢字招牌、紊亂街景一樣,只是為了充作「疑懼地景」的符號功能而存在。近期火紅的韓劇《愛的迫降》裡,主角李正赫被調虎離山、騙至中國餐館,最後和朝鮮族/中國人黑幫分子打鬥的片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再向前回溯一些,2017 年的韓國電影《犯罪都市》(범죄도시)與《青年警察》(청년경찰),也都曾把朝鮮族/中國人描繪為犯罪組織成員,並分別在加里峰洞和鄰近的大林洞取景,透過帶有「中國風味」與「底層階級特色」的都市地景和招牌符號,來呼應中國人在電影中的犯罪和底層形象,因而引起在韓中國人的反感,抗議電影強化了中國人在韓國社會中的刻板印象。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韓國政府和許多民間團體多年以來,其實都在努力打破這種刻板印象,鼓吹韓國已經是個「多文化社會」,但中國人/朝鮮族背負的污名依然沒有太大的變化。

更糟的是,每當中韓出現齟齬、關係惡化時,這些在韓的中國籍移民就會成為被排擠的對象,比如 2017 年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因而引起中國抵制和韓國反華情緒的事件,就是鮮明的例子。

今年肺炎疫情在中國爆發初期,韓國也同樣人心惶惶。儘管沒有證據顯示朝鮮族罹患肺炎,而大林洞、加里峰洞也沒有確診案例,但媒體依然會前往大林洞進行拍攝,背後目的,卻只是為了拍攝新聞畫面要用的「空景」、在視覺上提供「中國符號」而已。

此外,由於有些中國朝鮮族的口音、方言,和北韓的朝鮮語比較接近,因此也曾有北韓間諜冒充中國朝鮮族,再進入韓國從事情報工作的案例發生。時至今日,有些韓國人依然會對「中國同胞」抱有戒心,認為他們可能是潛在的北韓間諜。這種心態,在韓劇《愛的迫降》之中也能看到——當南韓警方要求來自北韓的主角出示身分證時,主角拿出的就是中國護照,以及註明「同胞」身份的外國人登錄證。

不過平心而論,此次在疫情中受害的,也不是只有中國人而已。大林洞其實也有不少餐廳業者是韓國人,同樣在疫情初期遭受牽連、形象大壞,生意因而一落千丈。此外,由於韓國政府在疫情爆發後實施了境管措施,許多回中國過年的移工無法回韓,而不少建築承包商也不敢再用中國籍的臨時工,導致高度仰賴中國勞動力的營建業、家務工和餐館等行業,都陷入了嚴重的缺工困境。

同胞愛教會,在這次疫情中也受到不少牽連。自從大邱新天地教會於二月中爆發群聚感染事件之後,同胞愛教會便主動暫停了每週的主日聚會活動,改為網路直播的方式,讓教徒在家裡連線參與禮拜。至於住在宿舍裡的住客,則仍可以在教會現場參加禮拜,只是必須配戴口罩、維持安全距離;少數仍需上工的住客,則被集中安排在另一棟樓裡,也不參加禮拜。

這種安排並不令人意外。一方面,基督教會早已被外界視為韓國疫情爆發的「禍首」,另一方面,同胞愛教會的教徒成員、宿舍住客,又多以中國人為主,本就容易讓人聯想起肺炎的發源地——在韓國疫情之中能招致排擠的元素,同胞愛教會一應俱全。

疫情為同胞愛教會帶來的衝擊,也展現在數據上。2019 年,同胞愛教會一整年新增的教友人數高達 649 人;相比之下,從今年一月至今,這裡新增的教友人數卻只有不到 50 人。

疫情高峰過後,同胞愛教會已經在五月中重啟主日聚會,但仍有嚴格的防疫措施和人數限制。礙於境管政策,目前住在同胞愛教會裡的房客人數也已大不如前。

我打開微信,看見徐雷雷去年底在朋友圈裡發的動態。影片裡的他,正在仁川機場的候機廊裡排隊登機。影片旁,還有他留下的「再見,大韓民國!」幾個字。

當時的他恐怕沒有想到,黃海另一端的那個半島,短期之內或許難以再見。

(本文人名與教會名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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