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中槍老師楊子俊：命運給我開了頭，我就得這樣走下去

金鐘那一槍之前，楊子俊是那種審慎得會在寄出求職信到學校前，逐個社交媒體帖文去檢查，手動存封那些自覺政治立場太鮮明的文字的人。那還是幾年前，香港教育界的氣氛尚未有今日這樣緊張。但當時還是二十來歲的楊子俊，已經知道進入學校，政治立場還是低調為妙的潛規則。況且，他教的是最容易被罵「洗腦」的高中通識科。

那一槍之後，楊子俊中槍右眼視力只餘約5%，那是失明的狀態，是大大的不幸；同時，事情的後續，也讓他觸犯了所有教育界的紅線：眼睛重創報，他成了運動中一個知名人物，中槍之後被警方控以暴動。老師最怕被點名點相，楊子俊的知名度，卻讓他成為很負面的「暴動老師／仇警老師」或很有勇氣的「逆權老師」。每一次的報導都會把他的名字和學校綑綁一起，而沒有一間香港學校，希望與「暴動」扯上了關係，何況那是老師？

事情發生急速，都不由得他審慎籌謀。但楊子俊說，「洗濕左個頭，時也命也，成了半個公眾人物。如我不亮相、發聲，其他老師更加不會。」今年一月，他甚至亮相教協「對抗白色恐怖集會」，在台上說老師要有政治立場，當一個有血有肉的老師。2019學年，他仍然是一個全職老師，踩盡教育界的紅線和地雷的楊子俊。在香港，盡責好老師可以同時是敢言公民嗎？

楊子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入職香港名校女拔萃書院任教通識科約四年。去年反修例運動中，6月12日曾於金鐘爆發大規模警民衝突，楊子俊疑遭警方橡膠子彈擊中右眼，流血及視力受損，其後證實右眼視力只餘5%。楊子俊回想當日，質疑現場「速龍小隊」未有展示編號及委任證屬違憲，就此提出司法覆核。

「始終通識科是要為學生舖陳不同觀點。我居然若無其事說明警察在執法時候的一些理念，談談執法者使用較高武力的合理性。」

黑色幽默：上課要為警察辯護

運動爆發之後，楊子俊留意到學生稍有轉變。他教的是精英名校，學生是香港最標青的一群，放眼世界，畢業後許多都到本地或外國最頂尖大學升學——他們往往關心美國大選多於區區香港的事。但經過撼動整個社會的社運後，他發現，這批學生都開始會關心本地事了。

上學期有一節通識科，大家做時事簡報。學生選的，是警察在社運期間使用過大武力，「學生其實很體貼，可能怕我難受，沒有刻意引用我作為例子。」當時，整個課室都是一面倒批判警方使用武力的程度與方式。

眼睛的傷勢，其實大大影響楊子俊的日常工作，就是戴上眼罩之後，依然有一大幅幻光在中槍右眼前晃動，改簿備課時，難以集中精神。楊子俊一直在追究警察當日對他使用的武力，早前亦公開徵集當天的警察開槍片段，並且已經入稟控訴警方使用不合法武力，「就算訴訟輸了，起碼官司過程可迫使警方公開警察通例〈武力及槍械的使用〉的內容。」

而楊子俊沒想過，要由他—一個入稟控告警方的原告人——親自向學生提供多角度，讓學生反思警方使用武力的「合理性」，「始終通識科是要為學生舖陳不同觀點嘛。回想起來，我也挺佩服自己，居然若無其事『chok』一些從前讀書時關於Criminology的知識，說明警察在執法時候的一些理念，談談執法者使用較高武力的合理性。」這是楊子俊萬料不到的黑色幽默。

然後他笑道，「我當然不完全同意。但這一年，我是很提醒自己要抽離一點。一來自己的抗爭經驗，本來已經很容易被指為利用課堂煽動學生；二來是，學生都知道我的故事。如果我在課堂順應他們的討論氣氛，一起大力批評警察，其實我很難再實踐到學科的精神（為學生展示社會的各種觀點）。」

「路過他們，點個頭，不語，就走開。我覺得自己像一個『風眼』，一出現，就會破壞了他們很純粹的活動。」

路過只是點個頭

楊子俊說，自己最珍重的，始終通識老師的身份，「我是舊學制通識科的受惠者。如若當日沒有修這一科而播下種子，我不會如此關心社會議題的。」

不過，「通識科」卻是香港高中科目中，最惹爭議、最受建制、內地媒體批評的一科。在5月疫情稍為受控的時候，林鄭月娥甚至公開指教育不可以成為「無掩雞籠」，年內要宣佈如何「處理」通識科；最新近的通識科「事件」，乃是五月期間考評局通識科高層人員盧家耀被《大公報》及《文匯報》以頭版「報導」其Facebook發表支持反修例運動，及批判特首的帖文。隨後該名高層人員（及其下屬）均辭去在考評局的職務，而事件彷彿成了通識科在教育制度內「命不久矣」的又一例證。該學科其實是第一任特首、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任內「千禧教改」的一個重要項目——儘管他在七一立法會一役後，也加入批判行列，指學科「徹底失敗」。自2009年成為香港中學文憑試（大學入學公開試）考生的必修科，鼓勵學生探索中港及世界議題，旨在培養學生的論證及思考能力，而在灌輸一個預設立場。翻查現任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趙永佳在2018年發表的學術研究，發現修讀該科，對於學生實際政治社會參與沒有影響。儘管如此，自反國教後，通識科成了內地及建制輿論的批判對像。

今天的楊子俊，已經成了教育界少數代表抗爭一方的icon。但他在校內，與校外的公共生活，其實頗割裂。

「在學校內，我的形像不熱血、不抗爭。受傷後其實更甚。」去年9月，校內有同學在搞集會。常理聯想，作為教育界抗爭代表人物的楊子俊，最該去探望學生，表達支持，「真的沒有，路過他們，點個頭，不語，就走開。我覺得自己像一個『風眼』，一出現，就會破壞了他們很純粹的活動。」他擔心是，他與熱衷抗爭的學生走得近，傳了出去，會演變成「暴動黃師煽動學生」的戲碼，「我與學生交流關於時事、社運的看法，充其量只會在課後在線上進行。」

「那是整個行業的結構性問題，一天香港沒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上的改變，通識科以至整個教育界的生態都不會改變。」

校內外雙重生活

楊子俊說，數年前初入行時，在通識課堂中可以暢所欲言談民主自由的社會價值，談政治參與。只要設定專業，考卷以公民抗命作題目要學生評價，不是一件要「擔心」的事，「但是傘運、魚蛋之後，我們（老師）會覺得好多東西都會惹投訴，所以潛意識覺得，有爭議的，不要說，講少一點比『出事』好。或者，會選擇『唔落簿』（不刻意白紙黑字寫在筆記、工作紙留底），那麼『感覺』會安全一點。一些重要的價值，就算要談，口講就算。」那怕在教授自己珍視的通識科，他也將之變成一副幫同學教好公開試的工具；要真誠交流，很困難。

事實上，楊子俊自言是考試能手，也是通識考試「雞精書」（精讀）作者。翻閱他那本風格接近「說明書」的考試精讀，詳盡，不帶趣味，就像是價值真空的說明書；在校內，他的上司負責落實通識課的教學議題。有時，楊子俊認會為他的取態太保守，不盡同意。然而，在這些場景，他卻不會花好多時間堅持、執拗，「首先我是科組成員，某程度理解學校的顧慮。但更重要是，我會覺得那不是『一次性』問題，靠爭辯一次，學科生態就健康起來。那是整個行業的結構性問題，一天香港沒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上的改變，通識科以至整個教育界的生態都不會改變。」

在他的計算中，時間有限，與其在校內爭拗，不如花時間在校外公共參與、發聲，徹底改善香港的環境。也就是他不時掛在口邊「洗濕左個頭」（已經開了頭），「如果我想通識科『長治久安』，不是單純擔心哪一天會不會被政府『殺科』、哪天被人抽住你在課上的某一句說話，那得靠政治制度的改變、社會的改變。所以，既然命運令我『出左樣』（傳媒上刊出），行內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誰。不如利用這個身份，去說一些大部分老師難以開口說的話。」

「但是傘運、魚蛋之後，我們（老師）會覺得好多東西都會惹投訴，所以潛意識覺得，有爭議的不要說，講少一點比『出事』好。」

公民還是僱員？學校還是社運？

在主題為「對抗白色恐怖」的工會集會，他是台上的發言嘉賓。那個集會，許多教師刻意戴上口罩（無關疫情），穿風褸（大衣）、套上帽子以免被認出。對部分老師而言，單單「出席」集會也要勇氣。

他的發言在社交媒體被大量轉載：他公開指，老師應該要有政治立場，做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面對學生對社會的疑問，不可以只說「不知道」——他的說話，是在回應教育局在去年開學時的指引。指引說，在談及社會狀況的問題，教師可以表示「不知道」。事件引起公眾嘩然，批評局方鼓勵教師迴避爭議、向學生「扮唔知」（裝作不知道）。

楊子俊那段五分鐘「有關教師應有政治立場」的發言，最後也招人向教育局投訴，而校方也得啟動投訴機制處理。

612事件之後，學校在確認楊子俊身體適合復工之後，就和楊子俊達成共識，覺得校外參與是他的個人自由，但希望他能把所有政治爭議留在校外。去年六月底，他出院回到學校復工，他很記得校長在早會中，向同學宣佈，楊老師已經回來了，但為免增加老師的壓力，就盡量不要再談這件事。當然，始終也有熱心同學，要求想造一塊「民主牆」，表達對受傷老師的關心，「這些非官方的『民間活動』，學校也批淮的。但很有趣，學校會把它安排在一個房間當中，所有關於我的問候、同學的心聲，都在那個特定空間之內發生。」他頓了一頓笑說，「感覺有點像疫情防控，大家在校內有情緒、有感受要爆發的話，就在那裡有限度爆發吧。」校方那種安排，舒服嗎？「我覺得算是雙贏的安排，起碼學校可以把我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而某程度上，我在上班的時候，壓力反為輕了。就只是教書，外面的事都不想。」

「我少了一隻眼睛，人生上毫無疑問是『蝕』的。如果我不利用這件事帶給我的身份，去創造一些意義，或價值，我會更加難過。」

只是，他始終是讓公眾記住的抗爭人物，被控暴動（雖然去年10月已拒絕繼續保釋，獲警方無條件釋放，保留檢控權利），又毫不避忌以個人身份在校外具名受訪、大談追究警暴、支持抗爭。每一次他出現在公眾，媒體都一定會將他與校名綑綁一起——無論是會批判他為「暴動黃師」還是追捧他為「逆權老師」的媒體都一樣；他在外面的組織參與也較從前多，例如與區議員蔣旻正組成教育平台，希望支援抗爭還押的學生的學業。「學校的前輩，會很善意的提醒我，勸我『小心點』。他們會覺得，我那麼年輕，值得有一個安穩事業。只要低調，別人就會忘記你之前抗爭的事，以後就可以安心教書。我雖然不同意，但也感謝他們。」

確實，學校的管理層，是要為楊子俊多處理額外的行政事務，例如校外或家長許多查詢或意見，又例如，那些處理他的投訴，「在討論投訴時候，大家對話是專業的。他們也同意，那些投訴是不合理的。但他們同時會表達，其實我在公眾場合、媒體的曝光，是令學校擔心、影響學校運作。」學校是僱主，彼此的矛盾可以化解嗎？「不可以的。」他苦笑，「有時，大家address了彼此的關注或想法後，其實無法達成一個結論。可以的話，我會在有媒體曝光前，有行動前，知會他們，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吧。」

任何一個對香港現況有認識的人，都會覺得，楊子俊那些堅持，像玩火。始終他是合約教員，而他口中也說自己是學校的「小薯」（小角色）——那些執著，卻與學校利益有衝突，你不怕？

「梗係（當然）怕啦！我是普通人，穩定收入是很重要的。這次事件，我少了一隻眼睛，人生上毫無疑問是『蝕』的。如果我不利用這件事帶給我的身份，去創造一些意義，或價值，我會更加難過。」楊子俊說。

林貽對此文亦有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