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中枪老师杨子俊：命运给我开了头，我就得这样走下去

金钟那一枪之前，杨子俊是那种审慎得会在寄出求职信到学校前，逐个社交媒体帖文去检查，手动存封那些自觉政治立场太鲜明的文字的人。那还是几年前，香港教育界的气氛尚未有今日这样紧张。但当时还是二十来岁的杨子俊，已经知道进入学校，政治立场还是低调为妙的潜规则。况且，他教的是最容易被骂“洗脑”的高中通识科。

那一枪之后，杨子俊中枪右眼视力只余约5%，那是失明的状态，是大大的不幸；同时，事情的后续，也让他触犯了所有教育界的红线：眼睛重创报，他成了运动中一个知名人物，中枪之后被警方控以暴动。老师最怕被点名点相，杨子俊的知名度，却让他成为很负面的“暴动老师／仇警老师”或很有勇气的“逆权老师”。每一次的报导都会把他的名字和学校捆绑一起，而没有一间香港学校，希望与“暴动”扯上了关系，何况那是老师？

事情发生急速，都不由得他审慎筹谋。但杨子俊说，“洗湿左个头，时也命也，成了半个公众人物。如我不亮相、发声，其他老师更加不会。”今年一月，他甚至亮相教协“对抗白色恐怖集会”，在台上说老师要有政治立场，当一个有血有肉的老师。2019学年，他仍然是一个全职老师，踩尽教育界的红线和地雷的杨子俊。在香港，尽责好老师可以同时是敢言公民吗？

杨子俊：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入职香港名校女拔萃书院任教通识科约四年。去年反修例运动中，6月12日曾于金钟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杨子俊疑遭警方橡胶子弹击中右眼，流血及视力受损，其后证实右眼视力只余5%。杨子俊回想当日，质疑现场“速龙小队”未有展示编号及委任证属违宪，就此提出司法复核。

“始终通识科是要为学生舖陈不同观点。我居然若无其事说明警察在执法时候的一些理念，谈谈执法者使用较高武力的合理性。”

黑色幽默：上课要为警察辩护

运动爆发之后，杨子俊留意到学生稍有转变。他教的是精英名校，学生是香港最标青的一群，放眼世界，毕业后许多都到本地或外国最顶尖大学升学——他们往往关心美国大选多于区区香港的事。但经过撼动整个社会的社运后，他发现，这批学生都开始会关心本地事了。

上学期有一节通识科，大家做时事简报。学生选的，是警察在社运期间使用过大武力，“学生其实很体贴，可能怕我难受，没有刻意引用我作为例子。”当时，整个课室都是一面倒批判警方使用武力的程度与方式。

眼睛的伤势，其实大大影响杨子俊的日常工作，就是戴上眼罩之后，依然有一大幅幻光在中枪右眼前晃动，改簿备课时，难以集中精神。杨子俊一直在追究警察当日对他使用的武力，早前亦公开征集当天的警察开枪片段，并且已经入禀控诉警方使用不合法武力，“就算诉讼输了，起码官司过程可迫使警方公开警察通例〈武力及枪械的使用〉的内容。”

而杨子俊没想过，要由他—一个入禀控告警方的原告人——亲自向学生提供多角度，让学生反思警方使用武力的“合理性”，“始终通识科是要为学生舖陈不同观点嘛。回想起来，我也挺佩服自己，居然若无其事‘chok’一些从前读书时关于Criminology的知识，说明警察在执法时候的一些理念，谈谈执法者使用较高武力的合理性。”这是杨子俊万料不到的黑色幽默。

然后他笑道，“我当然不完全同意。但这一年，我是很提醒自己要抽离一点。一来自己的抗争经验，本来已经很容易被指为利用课堂煽动学生；二来是，学生都知道我的故事。如果我在课堂顺应他们的讨论气氛，一起大力批评警察，其实我很难再实践到学科的精神（为学生展示社会的各种观点）。”

“路过他们，点个头，不语，就走开。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风眼’，一出现，就会破坏了他们很纯粹的活动。”

路过只是点个头

杨子俊说，自己最珍重的，始终通识老师的身份，“我是旧学制通识科的受惠者。如若当日没有修这一科而播下种子，我不会如此关心社会议题的。”

不过，“通识科”却是香港高中科目中，最惹争议、最受建制、内地媒体批评的一科。在5月疫情稍为受控的时候，林郑月娥甚至公开指教育不可以成为“无掩鸡笼”，年内要宣布如何“处理”通识科；最新近的通识科“事件”，乃是五月期间考评局通识科高层人员卢家耀被《大公报》及《文汇报》以头版“报导”其Facebook发表支持反修例运动，及批判特首的帖文。随后该名高层人员（及其下属）均辞去在考评局的职务，而事件仿佛成了通识科在教育制度内“命不久矣”的又一例证。该学科其实是第一任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任内“千禧教改”的一个重要项目——尽管他在七一立法会一役后，也加入批判行列，指学科“彻底失败”。自2009年成为香港中学文凭试（大学入学公开试）考生的必修科，鼓励学生探索中港及世界议题，旨在培养学生的论证及思考能力，而在灌输一个预设立场。翻查现任教育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赵永佳在2018年发表的学术研究，发现修读该科，对于学生实际政治社会参与没有影响。尽管如此，自反国教后，通识科成了内地及建制舆论的批判对像。

今天的杨子俊，已经成了教育界少数代表抗争一方的icon。但他在校内，与校外的公共生活，其实颇割裂。

“在学校内，我的形像不热血、不抗争。受伤后其实更甚。”去年9月，校内有同学在搞集会。常理联想，作为教育界抗争代表人物的杨子俊，最该去探望学生，表达支持，“真的没有，路过他们，点个头，不语，就走开。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风眼’，一出现，就会破坏了他们很纯粹的活动。”他担心是，他与热衷抗争的学生走得近，传了出去，会演变成“暴动黄师煽动学生”的戏码，“我与学生交流关于时事、社运的看法，充其量只会在课后在线上进行。”

“那是整个行业的结构性问题，一天香港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上的改变，通识科以至整个教育界的生态都不会改变。”

校内外双重生活

杨子俊说，数年前初入行时，在通识课堂中可以畅所欲言谈民主自由的社会价值，谈政治参与。只要设定专业，考卷以公民抗命作题目要学生评价，不是一件要“担心”的事，“但是伞运、鱼蛋之后，我们（老师）会觉得好多东西都会惹投诉，所以潜意识觉得，有争议的，不要说，讲少一点比‘出事’好。或者，会选择‘唔落簿’（不刻意白纸黑字写在笔记、工作纸留底），那么‘感觉’会安全一点。一些重要的价值，就算要谈，口讲就算。”那怕在教授自己珍视的通识科，他也将之变成一副帮同学教好公开试的工具；要真诚交流，很困难。

事实上，杨子俊自言是考试能手，也是通识考试“鸡精书”（精读）作者。翻阅他那本风格接近“说明书”的考试精读，详尽，不带趣味，就像是价值真空的说明书；在校内，他的上司负责落实通识课的教学议题。有时，杨子俊认会为他的取态太保守，不尽同意。然而，在这些场景，他却不会花好多时间坚持、执拗，“首先我是科组成员，某程度理解学校的顾虑。但更重要是，我会觉得那不是‘一次性’问题，靠争辩一次，学科生态就健康起来。那是整个行业的结构性问题，一天香港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上的改变，通识科以至整个教育界的生态都不会改变。”

在他的计算中，时间有限，与其在校内争拗，不如花时间在校外公共参与、发声，彻底改善香港的环境。也就是他不时挂在口边“洗湿左个头”（已经开了头），“如果我想通识科‘长治久安’，不是单纯担心哪一天会不会被政府‘杀科’、哪天被人抽住你在课上的某一句说话，那得靠政治制度的改变、社会的改变。所以，既然命运令我‘出左样’（传媒上刊出），行内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不如利用这个身份，去说一些大部分老师难以开口说的话。”

“但是伞运、鱼蛋之后，我们（老师）会觉得好多东西都会惹投诉，所以潜意识觉得，有争议的不要说，讲少一点比‘出事’好。”

公民还是雇员？学校还是社运？

在主题为“对抗白色恐怖”的工会集会，他是台上的发言嘉宾。那个集会，许多教师刻意戴上口罩（无关疫情），穿风褛（大衣）、套上帽子以免被认出。对部分老师而言，单单“出席”集会也要勇气。

他的发言在社交媒体被大量转载：他公开指，老师应该要有政治立场，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面对学生对社会的疑问，不可以只说“不知道”——他的说话，是在回应教育局在去年开学时的指引。指引说，在谈及社会状况的问题，教师可以表示“不知道”。事件引起公众哗然，批评局方鼓励教师回避争议、向学生“扮唔知”（装作不知道）。

杨子俊那段五分钟“有关教师应有政治立场”的发言，最后也招人向教育局投诉，而校方也得启动投诉机制处理。

612事件之后，学校在确认杨子俊身体适合复工之后，就和杨子俊达成共识，觉得校外参与是他的个人自由，但希望他能把所有政治争议留在校外。去年六月底，他出院回到学校复工，他很记得校长在早会中，向同学宣布，杨老师已经回来了，但为免增加老师的压力，就尽量不要再谈这件事。当然，始终也有热心同学，要求想造一块“民主墙”，表达对受伤老师的关心，“这些非官方的‘民间活动’，学校也批淮的。但很有趣，学校会把它安排在一个房间当中，所有关于我的问候、同学的心声，都在那个特定空间之内发生。”他顿了一顿笑说，“感觉有点像疫情防控，大家在校内有情绪、有感受要爆发的话，就在那里有限度爆发吧。”校方那种安排，舒服吗？“我觉得算是双赢的安排，起码学校可以把我带来的影响减至最低。而某程度上，我在上班的时候，压力反为轻了。就只是教书，外面的事都不想。”

“我少了一只眼睛，人生上毫无疑问是‘蚀’的。如果我不利用这件事带给我的身份，去创造一些意义，或价值，我会更加难过。”

只是，他始终是让公众记住的抗争人物，被控暴动（虽然去年10月已拒绝继续保释，获警方无条件释放，保留检控权利），又毫不避忌以个人身份在校外具名受访、大谈追究警暴、支持抗争。每一次他出现在公众，媒体都一定会将他与校名捆绑一起——无论是会批判他为“暴动黄师”还是追捧他为“逆权老师”的媒体都一样；他在外面的组织参与也较从前多，例如与区议员蒋旻正组成教育平台，希望支援抗争还押的学生的学业。“学校的前辈，会很善意的提醒我，劝我‘小心点’。他们会觉得，我那么年轻，值得有一个安稳事业。只要低调，别人就会忘记你之前抗争的事，以后就可以安心教书。我虽然不同意，但也感谢他们。”

确实，学校的管理层，是要为杨子俊多处理额外的行政事务，例如校外或家长许多查询或意见，又例如，那些处理他的投诉，“在讨论投诉时候，大家对话是专业的。他们也同意，那些投诉是不合理的。但他们同时会表达，其实我在公众场合、媒体的曝光，是令学校担心、影响学校运作。”学校是雇主，彼此的矛盾可以化解吗？“不可以的。”他苦笑，“有时，大家address了彼此的关注或想法后，其实无法达成一个结论。可以的话，我会在有媒体曝光前，有行动前，知会他们，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吧。”

任何一个对香港现况有认识的人，都会觉得，杨子俊那些坚持，像玩火。始终他是合约教员，而他口中也说自己是学校的“小薯”（小角色）——那些执著，却与学校利益有冲突，你不怕？

“梗系（当然）怕啦！我是普通人，稳定收入是很重要的。这次事件，我少了一只眼睛，人生上毫无疑问是‘蚀’的。如果我不利用这件事带给我的身份，去创造一些意义，或价值，我会更加难过。”杨子俊说。

林贻对此文亦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