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LGBT 深度

Are We One? 線上影展拆穿了多少多元化謊言?

如何才能避免落坑,不被爛片圍困,也不成為行業壟斷和白人中心主義的幫凶?


戛納短片Le Grand Saut的海報上是一個黑人男孩的側影。 網上圖片
戛納短片Le Grand Saut的海報上是一個黑人男孩的側影。 網上圖片

由世界上主要大電影節聯合發起的 We Are One 在線電影節於5月30日粉墨登場,說實話這個節目來得真不是時候,縱觀全球很多國家已經開始「經濟復蘇」在家裏呆不住;哪怕疫情依舊嚴重的地方也已經忙著反種族歧視的抗議,究竟誰有空看這些並不新鮮出爐的在線電影?

不過這個披著慈善外衣的活動,畢竟得到眾多大佬級影展加持,無論北美稱霸的Sundance, Tribecca, Toronto,還是傳統「歐洲三大」都值得期待。所以我也就伸進腦袋瞧一瞧,可是感覺這麼一個電影節「托拉斯」集合的場面,不但沒有顯示出應有的多元,反而更加暴露出「藝術電影」這個略畸形的產業對當下全球化各種問題的無知,甚至可能負有的責任。

首先我按照電影節官方指示預定了在線首映的提醒,康城/坎城/戛納短片通常是不容錯過的節目。Youtube 郵件提醒我收看短片 Le Grand Saut,海報上是一個黑人男孩的側影,點進去,全片卻是關於做跳海極限運動的法國(白人)孩子。廣告式的爛俗視聽語言,主人公旁白喋喋不休地說著自己的中產夢。影片給了幾個同樣從事該行業的黑人鏡頭,沒有他們的敘述和視角,卻堂而皇之地用了這個畫面做宣傳頁面。我不知道多少人會為了這個假裝「多元」的海報點進去看的,這種卑鄙手法可比中國中央電視台在小品中為中國喜劇演員畫黑臉裝扮黑人,或者好萊塢/荷里活當年的 yellow facing。真不幸,種族包容是包裝出來的。

威尼斯的短片節目 No One Left Behind,這個名字取得夠政治正確,講一個美國軍官帶領士兵前往被遣返而自殺的墨西哥士兵的葬禮上慰問的故事。整個過程都在渲染「美墨一家親」的平淡溫情,回憶亡故士兵的點點滴滴⋯⋯這些都還過得去,可是末尾出軍官對墳墓的深情表白讓我無法接受“you fought for our country, but we don’t fight for you”。這讓我想起來幾年前的金棕櫚得主 Square,影片以男主角帶著兒子去被貧民窟裏被冤枉的男孩家裏道歉結束。大藝術電影節已經習慣了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好萊塢/荷里活三幕劇式政治救贖麼?這種偽善只讓正在吃午飯的我想要嘔吐。不好意思,我看這種「人文關懷」相當虛偽。

除了影片本身,不少電影節也推出各種在線的「大師講座」,大部分是往年活動的錄影,而耶路撒冷電影節用心地專門為此採訪了當紅的金熊得主 Davad Lapid。且不說導演本人有多麼尬聊,而主持人又毫無準備,表情緊張,整個過程閒扯了導演個人生活瑣事,對於與影片息息相關的以色列國族認同、強制兵役當然毫無觸及。文化審查下光天化日地避重就輕。原來就連言論自由是捏造的。

好的,我們再來說性別話題。當然有電影節要說我們有女導演,我們有同性戀題材。可是這些電影節的 intersetionality 都被狗吃了?柏林電影節選擇了史上最可怕的白人女性主義導演 Ulrike Ottinger,她的好幾部影片中充滿了對於非白人角色的客體化、異域風情的呈現。必須要說我已經感恩戴德,畢竟這次放的 Bildnis einer Trinkerin 是部純白人片,我們不必被她對亞洲人的呈現一再羞辱。這種沒有交叉議題的性別視角並不多元。

當然,影展後面還是有些節目值得期待,但是看了這幾部已經讓人惱火非常。不禁思忖,這個俗套的名字“We Are One”裏那個“ONE”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是一家人?這不可能,否則為什麼疫情一來各個國家趕緊關門放狗;我們是同一種生物?此刻坐在比弗利山上俯瞰夜景的好萊塢/荷里活大亨,跟東非遭受疫情和蝗災雙重劫難的貧苦農民,他們的差別幾乎大於龍蝦和螃蟹;這個“ONE”對於那些沒有網絡甚至沒有家的赤貧者來說毫無意義;對於中國網民來說,這個 YouTube 獨家的電影節,只在 VPN 牢固的情況下還算存在。審視當下跟疫情有關或者無關的尖銳種族矛盾,這個團結的口號何其諷刺。

疫情之下,焉有完卵。可想而知,這麼一個全球化議題的設置哪怕對於再有經驗的策展人都是挑戰。更何況整合二十多個不同的電影節的資源,還要說服電影公司和導演接受在線發行可能存在的盜版風險。如果說這個網絡活動的拼湊感是不得已而為之,那麼仔細觀察實體的大電影節和獎項的近年表現又如何?

2020年2月9日,92屆奧斯卡頒獎電影上,娜塔莉.波特曼在禮服上寫有被排除在最佳導演提名名單上的女導演名字。

2020年2月9日,92屆奧斯卡頒獎電影上,娜塔莉.波特曼在禮服上寫有被排除在最佳導演提名名單上的女導演名字。攝:Sthanlee B. Mirador/Sipa USA via AP

今年奧斯卡頒獎電影上,Natalie Portman 在禮服上寫有被排除在最佳導演提名名單外的女導演名字,在政治正確的好萊塢/荷里活引起軒然大波。於此同時也不禁感嘆這個話題的老生常談,幾乎無論說多少年也沒有用。畢竟奧斯卡的提名和評獎機制由幾千名學院成員決定,難免失衡。而近年來號稱奧斯卡前哨的威尼斯電影節,對於性別平等的忽略早已是眾矢之的。2019年入圍主競賽的21部影片中僅有兩名女性導演作品,而這個數字在2018是孤零零的一位。康城/坎城/戛納在這方面的表現與威尼斯半斤八兩。

如果說威尼斯和康城/坎城/戛納早已經打定了只注重藝術品質,不在乎政治正確的口碑,那麼向來喜歡講政治的柏林呢?今年柏林的競賽評委陣容是令人大跌眼鏡的,Jeremy Irons 率領的幾乎是一水的白人成員,如果說選擇評委上要有區域、專長、資歷等等不同考量,就連來自巴西、美國這樣種族如此多元國家的評委為什麼也要是白人?難以置信沒有少數族裔、旗鼓相當的人選。

這背後到底是什麼原因?來自南加大 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 中心在2019年對全球「五大國際電影節」做出的一份詳細的研究報告,這樣影展的主競賽節目選片人中,75%為男性,而65%為白人。可想而知他們眼中所理解多元化的政治是什麼樣的。

可是不禁又要問,這些人能爬到這個位子上,畢竟還是接受過相當多的教育,見識過很多的電影和電影人。俗話說沒吃過豬肉還沒看過豬跑嗎?可好的藝術鑒賞,是「見過豬跑」就能通透的嗎?而組織一個電影節,幾乎需要面面俱到的知識,而大部分人豈止做不到這一點,更是對歷史、現狀存在頗多盲區;抑或希望政治正確,卻又缺乏交叉議題的經驗;還有的只會一味喊口號,卻在具體行動、認知上非常匱乏。

今年柏林電影節前夕,德國媒體爆出內幕,前任電影節主席 Alfred Bauer 曾經擔任納粹宣傳部高官。消息一出,影展官方撤銷了為紀念他而命名的藝術貢獻獎,而此前該獎項的得主包括張藝謀、關錦鵬等著名導演,這些人的家中擺放了那麼多年的納粹獎杯,讓人情何以堪。而此事時隔三十多年才被發現,對於向來敏於歷史的德國人來說非常諷刺。今年該影展的另一樁醜聞莫過於浸入式模仿歷史拍攝的奇片 DAU,被多家媒體揭露劇組涉嫌虐待演職人員,很難想象選片人對這些幕後故事充耳不聞。

如果說只是雙腳踏入其中一個電影節的影院,偶爾被這種呈現和疏漏煩擾到,可能還不必有這麼強烈的反感。反倒網絡和全球化醖釀出來這麼一個怪物,如此集中地晾曬出問題。

假如現實如同一部電影,影展的多元化劇情發展會朝著好的方向嗎?聯合國不還有 He For She 鼓勵男性參與女權話題?這次全球化的反種族抗議也引得頗多白人參加,以及深刻自省?藝術電影如何從創作上鼓勵多元,這不免要從命根子上解決問題:錢從哪裏來?很不幸大部分參加電影節的影片並不能自負盈虧,多由各國電影委員會扶持,地方政府贊助,總之大都是公家的錢。而且尤以西、北歐國家政府最有資源,這些國家也開始逐漸反思行業內的相關問題。

「英國電影學會」BFI 幾年前推出了「多元化標準」政策,對性別、種族等邊緣群體傾向性地扶持;「瑞典電影學會」提出了50/50 X 2020的激進標準,即到2020年實現扶持項目中,要至少有超過一半為女性導演或者聯合導演,同時該學會也在積極向別的國際積極推廣該模式的運行方向。2019年的聖丹斯/辛丹斯電影節/日舞影展上,來自不同電影節的相關人士發起了“Programmers of Color Collective”,目的在於從電影節的組織、策劃層面改變現狀,解決結構性的種族歧視問題。

政策本身無疑是好的,但是執行也存在著眾多爭議。首先,身份政治的這碗水太難端平,一個非裔難民直男導演的自傳劇情片,和一個白人女性導演拍攝酷兒青少年的紀錄片,項目同樣優秀的情況下如何抉擇?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這些政治正確的資源,其實很難惠及全球。除了個別電影基金全球徵案外,大部分國家的藝術基金僅對本國公民或者居民的作品或者合拍作品開放,在申請、使用上也有很多複雜的限制。畢竟要對納稅人負責。

中國這個超級經濟體,早已被大部分國際電影扶持基金排除在外,但其實中國的獨立影片長期和審查打游擊,完全不在主流院線的話語體系。這也是中國電影產業紅火的時候,藝術片反而急轉直下的原因。我曾作為北京酷兒影展的策展人參加過兩次“Programmers of Color Collective”的活動,都是作為僅有的中國大陸參與者。很難想像主流的上海、北京國際電影節會有人認同這個組織的出發點。

不久,疫情所帶來的經濟、文化損失將迅速顯現。而且我們早已經有前車之鑒: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給好萊塢/荷里活帶來重創,當時劇院關停,人們在家裏居安思危的場面不亞於現在。時年派拉蒙創始人 Adolph Zukor 就是在這個時候趁火打劫,瘋狂低價收購影院、公司,甚至動用不當競爭,擠垮對手。而這種壟斷之下,毫不留情地把眾多女性、少數族裔趕出好萊塢/荷里活。這些種族、性別的歧視更蔓延到其他行業和領域,並且影響至今。

2017年5月24日,康城影展上,導演蘇菲亞·哥普拉(Sofia Coppola)帶領演員們拍照。

2017年5月24日,康城影展上,導演蘇菲亞·哥普拉(Sofia Coppola)帶領演員們拍照。攝:Alastair Grant/AP/達志影像

難道恰好在百年之後要讓歷史重演?在影院不開的情況之下,如何才能避免落坑,不被爛片圍困,也不成為行業壟斷和白人中心主義的幫凶?首先,其實We Are One中也有不少好的節目應當支持:

多倫多電影推薦的 Crazy World 是一部烏干達本土導演手工製作的動作片,土法炮製的五毛錢特技配上演員的精湛演技跟眼花繚亂的打鬥,絕對突破你對電影的認知;

紐約電影節推出塞內加爾女導演 Mati Diop 鮮見的處女作 Atlantiques,這部作品也是她的獲獎長片 Atlantics 的前身;

澳門電影節這次播放了澳門本地女導演徐欣羨的《骨妹》,平實的手法講述了鮮見的澳門故事,片中的姐妹情誼頗為感人;

柏林電影節的大師班有李安和是枝裕和兩位亞洲大師溫情而又啓發性的奇妙對話⋯⋯

另外藝術片愛好者不妨試試著名藝術片發行公司 Criterion Channel 的在線平台,任何時候千部好片隨便看,該平台編輯用心地製作了女導演專題,而專門為六月驕傲月所做的 LGBT 專題更堪稱好的策展模範樣本。在線平台的分類越來越細,說到驕傲月,對酷兒/同志電影愛好的觀眾也可以嘗試專為該類型影片打造的GagaOOLala

我們真的不必粉飾太平假裝同在一起,有時候保有自己的空間,比什麼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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