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劉梓潔:幹天幹地,吳朋奉的本色與浮浪

對主流價值不屑一顧,寫出幹天幹地幹命運幹社會的朋奉,內心話必然也是: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八嘎野鹿!


吳朋奉在《父後七日》的演出片段。 網上圖片
吳朋奉在《父後七日》的演出片段。 網上圖片

香港的「哥哥」是張國榮,而台灣影視人叫著的「哥哥」,是吳朋奉。

是看到朋奉瀟灑離去的新聞,我才知道他確切的年齡,55歲。從沒搞清楚他到底比我大幾歲,反正一直叫他「哥哥」。但我卻一直記得他的生日,11月2日,與我父親生日同一天。多麽巧,由我父親葬禮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父後七日》,就由朋奉主演。朋奉為人豪爽,交友廣闊,許多也叫他哥哥的幕前幕後影視工作者,一定都比我跟他親近熟識得多,想為朋奉記下幾筆,是因為許多觀眾都是從《父後七日》開始認識這位不凡的演員。

約莫十年前的現在,《父後七日》正南征北討,跑宣傳,跑影展。2010年7月在台北電影節的首映場上,朋奉穿著亮眼的道士服現身,彷彿為這部電影開啟了在台灣叫好叫座的序幕。全台各地的映後座談、大小媒體採訪,編劇、導演和演員以及發行團隊海鵬影業的成員們,就像電影中的一家人一樣,若能再好好回頭紀錄那一段日子,想必也會是逗趣鮮活的公路電影。

儘管鎂光燈閃亮,朋奉毫無架子,這頭剛走完紅毯做完採訪,活動結束,他那頭已經和熱情影迷約好去吃肉圓,他也是白色農用袋一拎、夾腳拖一踩、安全帽一戴,就坐上了影迷小弟的摩托車後座。鄉村也好,沿海也好,有妹更好,沒妹也罷,五湖四海的朋奉總有本事讓旅程好玩,同時一路不斷結識好玩的人。

《父後七日》在「台北電影節」首映。

《父後七日》在「台北電影節」首映。圖:作者提供

認識朋奉,是在《父後七日》拍攝之前,去王育麟導演的台灣左翼紀錄片《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幫忙做些文案和剪接。朋奉演出一角,並在片尾以台語朗讀了聶魯達的〈讓那伐木工人醒來吧〉,當時只記得他在錄音室總叫我「妹妹」,後面接一句是:「擱去幫哥哥買幾罐阿必魯」(再去幫哥哥買幾罐啤酒)。有次工作完他帶著我們去北投山上某個藝術家的家,一屋子漂流木與染布,峇里島民族樂器隨興玩,臥榻抱枕隨意躺,喝醉了就隨便睡,醒來各自走人,也沒再聯絡,平常沒事也不打電話。即使都住在台北,即使拍完一部電影,和朋奉每次相聚都像流浪者萍水相逢,沒真正熟起來。

多麽有幸,因為《父後七日》上映,我們先是一同去了福岡影展,金馬獎過後,又去了印度果阿電影節,因為有這兩趟朝夕相處的影展之旅,我才又跟朋奉哥哥更親近一些。

2010年9月在福岡,天時地利人和,初秋天氣舒爽,影展人員無微不至,下榻旅館、放映戲院、影展行政中心,都位在繁華不夜城:天神。

我不是舞台上的人,朋奉是。因此那些開幕式、星光大道、歡迎酒會,朋奉始終走在我後面,提醒我:走慢點,看左邊,看右邊,揮揮手。他是能當巨星的人,落落大方,在他旁邊就覺得心安。第二天我們在物產展上一人買了一雙木屐,後來幾天兩人就穿著木屐跑行程、遊大街,在他旁邊儘管樸素隨性,自然就變得有型。

每天晚上收了工,工作人員便帶著我們,開始屋台與居酒屋探險,第二攤、第三攤地喝。朋奉喝醉有時很可愛,有時很盧,但在福岡的日子,我卻感覺他照顧我更多,儘管喝到醉茫茫,都還是朋奉在注意叮嚀著東西拿齊了沒、過馬路要看車。

頒獎典禮將近,台灣其他劇組人員和電影人也在福岡團聚了,記得有次和酒敘,朋奉現場即興演出台灣黑道大哥,一連串鏗鏘有力的髒話,讓各國影人拍手叫好。是的,就是那台語說的「氣口」,氣勢口條,奠定了朋奉無人取代的重要性。

事實上,台灣影視中的台語角色,早年多半伴隨著邊緣負面形象:說台語的,必是底層,是勞工、是窮人、是罪犯,必是穿汗衫、穿藍白拖或夾腳拖,必吃檳榔、抽煙喝酒,必會說髒話。在塑造《父後七日》的道士阿義時,我即想翻轉這種刻板印象,因此,道士是詩人,愛聽民族與古典音樂,而讓這角色活脫像個真人的,就是朋奉。

不管是黑道、警察、勞工、計程車司機,或是道士,朋奉一定都下足了工夫,做足了功課,但同時又把那角色浸潤至自己的本色之中。豪氣的、壓抑的、逞兇鬥狠的、浪漫的、溫暖的、優雅的,這都是朋奉。

「我幹天幹地幹命運幹社會,你又不是阮老爸,你給我管那多。」

《父後七日》裡,道士阿義唸的詩,成為電影中最經典的台詞。當被問到怎麼可以在劇本裡寫出這首詩時,我一律誠實以告:「這是我寫不出來的,因為這是朋奉寫的。」當告訴朋奉,要把阿義設定成詩人時,朋奉從他同時裝著香菸和檳榔的農用袋裡,掏出了一本筆記本,說:「我也有在寫詩。」他翻了幾首給我看,每一首都比我編的要好上幾百倍,我說想用,他大大方方地隨便我用,甚至還在排戲過程中,不斷淬煉修改,直到最好。

吳朋奉在《父後七日》的演出片段。

吳朋奉在《父後七日》的演出片段。網上圖片

也是在福岡。日文字幕翻譯很客氣地向我們致歉,因為日文裡沒有那麼多幹來幹去,她翻這句時非常苦惱,斟酌許久,翻成了:「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八嘎野鹿!」八嘎野鹿對台灣人來說萬分親切,朋奉對這句翻譯讚不絕口。對主流價值不屑一顧,跑街頭玩劇場,寫出幹天幹地幹命運幹社會的朋奉,內心話必然也是如此: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八嘎野鹿!

朋奉對這世界有許多憤怒不滿,那是因為他太愛這世界,一花一草都愛。去印度果阿影展時,主辦方幫劇組安排了三房兩廳的度假民宿,我們變成室友了。跑完影展活動回來,我和其他夥伴東西一丟,在沙發上耍廢,只有朋奉一邊哼歌一邊細細打理收到的花束,他把花束解開,找了幾個合適的瓶子(反正我們不缺酒瓶),幫客廳浴室和每個人的房間都擺上花。詩人此時又變成了花藝師。菸酒不離、操著生猛台語的朋奉,會寫詩插花、行李井然有序、每件衣服都平整得像剛熨過。

印度之旅是另一重驚奇。台灣飛香港,香港飛孟買,在孟買機場過一夜後,再到果阿。降落孟買時天還是亮的,飛機壓低飛過連綿的貧民窟,我們清晰地看到那些挨挨擠擠的小屋,看到洗衣房的婦女和小孩,一大片幾無盡頭,一直到停機坪的邊緣。朋奉和我看得說不出話,下機時他壓著胃,我知道那是震懾之後的慈悲。

孟買機場的國際機場與國內機場並不相連,我們呆呆地走出去後,才看到身後的玻璃門上貼著一張告示:「一旦出去不准再進來。」單薄的一張白紙,卻十足權威,那幾個擋門的警衛無論我們怎麼哀求都不讓進。如果留在航廈內,會有巴士接駁,但我們走出來了,只好自己想辦法。那些爆衝的嘟嘟車看起來沒有煞車,眼看著一輛嘟嘟車沿著斜坡往下衝後,我們選了計程車。上車前、上車後到下車時,價錢翻了三次,我和電影公司工作人員用簡單英語氣急敗壞和司機爭辯,朋奉揮揮手,說:「算了,乎伊啦。」(算了,給他吧)朋奉雖常脫稿演出,但面對混亂脫序的國度,他是清明自持的旅人,隨遇而安,悲心無限。

共度一段奇幻旅程之後,就跟所有的劇組一樣,聚散有時。朋奉後來和《父後七日》另一位導演王育麟,又合作拍出《龍飛鳳舞》、《阿莉芙》,但我回到寫字人的位置,調節出寫劇本來養寫小說的安靜生活,我擔任編劇統籌的電視劇《徵婚啟事》、《生死接線員》,也都看得到朋奉精湛的演出,但現實生活中與朋奉僅久久一次在殺青酒、電影節或首映會上偶遇。但只要遇見了,就是熱情的擁抱與問候,從未感到生疏。我一直以為這樣的交情,可以一直到老。

在福岡與朋奉一起受訪時,主持人問:最想寫的劇本是什麼?我說是像山田洋次的《男人真命苦》,而朋奉就是台灣的寅次郎,他說好,一定要他來演。一次次的失戀也沒被打敗,一次次的浪遊也沒定下來,那樣美麗的浮浪人生,就是朋奉。這個計畫一直放在心上,我一直以為等到我們再更老一點,就可以讓這個浪漫的計畫成真。

我猜瀟灑豁達的朋奉倒下時,是沒有遺憾的。因此我也不說遺憾——與朋奉哥哥一起以《父後七日》得到金馬獎,已是這輩子最美麗最浪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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