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梓洁：干天干地，吴朋奉的本色与浮浪

香港的“哥哥”是张国荣，而台湾影视人叫著的“哥哥”，是吴朋奉。

是看到朋奉潇洒离去的新闻，我才知道他确切的年龄，55岁。从没搞清楚他到底比我大几岁，反正一直叫他“哥哥”。但我却一直记得他的生日，11月2日，与我父亲生日同一天。多么巧，由我父亲葬礼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父后七日》，就由朋奉主演。朋奉为人豪爽，交友广阔，许多也叫他哥哥的幕前幕后影视工作者，一定都比我跟他亲近熟识得多，想为朋奉记下几笔，是因为许多观众都是从《父后七日》开始认识这位不凡的演员。

约莫十年前的现在，《父后七日》正南征北讨，跑宣传，跑影展。2010年7月在台北电影节的首映场上，朋奉穿著亮眼的道士服现身，仿佛为这部电影开启了在台湾叫好叫座的序幕。全台各地的映后座谈、大小媒体采访，编剧、导演和演员以及发行团队海鹏影业的成员们，就像电影中的一家人一样，若能再好好回头纪录那一段日子，想必也会是逗趣鲜活的公路电影。

尽管镁光灯闪亮，朋奉毫无架子，这头刚走完红毯做完采访，活动结束，他那头已经和热情影迷约好去吃肉圆，他也是白色农用袋一拎、夹脚拖一踩、安全帽一戴，就坐上了影迷小弟的摩托车后座。乡村也好，沿海也好，有妹更好，没妹也罢，五湖四海的朋奉总有本事让旅程好玩，同时一路不断结识好玩的人。

认识朋奉，是在《父后七日》拍摄之前，去王育麟导演的台湾左翼纪录片《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帮忙做些文案和剪接。朋奉演出一角，并在片尾以台语朗读了聂鲁达的〈让那伐木工人醒来吧〉，当时只记得他在录音室总叫我“妹妹”，后面接一句是：“搁去帮哥哥买几罐阿必鲁”（再去帮哥哥买几罐啤酒）。有次工作完他带著我们去北投山上某个艺术家的家，一屋子漂流木与染布，峇里岛民族乐器随兴玩，卧榻抱枕随意躺，喝醉了就随便睡，醒来各自走人，也没再联络，平常没事也不打电话。即使都住在台北，即使拍完一部电影，和朋奉每次相聚都像流浪者萍水相逢，没真正熟起来。

多么有幸，因为《父后七日》上映，我们先是一同去了福冈影展，金马奖过后，又去了印度果阿电影节，因为有这两趟朝夕相处的影展之旅，我才又跟朋奉哥哥更亲近一些。

2010年9月在福冈，天时地利人和，初秋天气舒爽，影展人员无微不至，下榻旅馆、放映戏院、影展行政中心，都位在繁华不夜城：天神。

我不是舞台上的人，朋奉是。因此那些开幕式、星光大道、欢迎酒会，朋奉始终走在我后面，提醒我：走慢点，看左边，看右边，挥挥手。他是能当巨星的人，落落大方，在他旁边就觉得心安。第二天我们在物产展上一人买了一双木屐，后来几天两人就穿著木屐跑行程、游大街，在他旁边尽管朴素随性，自然就变得有型。

每天晚上收了工，工作人员便带著我们，开始屋台与居酒屋探险，第二摊、第三摊地喝。朋奉喝醉有时很可爱，有时很卢，但在福冈的日子，我却感觉他照顾我更多，尽管喝到醉茫茫，都还是朋奉在注意叮咛著东西拿齐了没、过马路要看车。

颁奖典礼将近，台湾其他剧组人员和电影人也在福冈团聚了，记得有次和酒叙，朋奉现场即兴演出台湾黑道大哥，一连串铿锵有力的脏话，让各国影人拍手叫好。是的，就是那台语说的“气口”，气势口条，奠定了朋奉无人取代的重要性。

事实上，台湾影视中的台语角色，早年多半伴随著边缘负面形象：说台语的，必是底层，是劳工、是穷人、是罪犯，必是穿汗衫、穿蓝白拖或夹脚拖，必吃槟榔、抽烟喝酒，必会说脏话。在塑造《父后七日》的道士阿义时，我即想翻转这种刻板印象，因此，道士是诗人，爱听民族与古典音乐，而让这角色活脱像个真人的，就是朋奉。

不管是黑道、警察、劳工、出租车司机，或是道士，朋奉一定都下足了工夫，做足了功课，但同时又把那角色浸润至自己的本色之中。豪气的、压抑的、逞凶斗狠的、浪漫的、温暖的、优雅的，这都是朋奉。

“我干天干地干命运干社会，你又不是阮老爸，你给我管那多。”

《父后七日》里，道士阿义念的诗，成为电影中最经典的台词。当被问到怎么可以在剧本里写出这首诗时，我一律诚实以告：“这是我写不出来的，因为这是朋奉写的。”当告诉朋奉，要把阿义设定成诗人时，朋奉从他同时装著香烟和槟榔的农用袋里，掏出了一本笔记本，说：“我也有在写诗。”他翻了几首给我看，每一首都比我编的要好上几百倍，我说想用，他大大方方地随便我用，甚至还在排戏过程中，不断淬炼修改，直到最好。

也是在福冈。日文字幕翻译很客气地向我们致歉，因为日文里没有那么多干来干去，她翻这句时非常苦恼，斟酌许久，翻成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八嘎野鹿！”八嘎野鹿对台湾人来说万分亲切，朋奉对这句翻译赞不绝口。对主流价值不屑一顾，跑街头玩剧场，写出干天干地干命运干社会的朋奉，内心话必然也是如此：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八嘎野鹿！

朋奉对这世界有许多愤怒不满，那是因为他太爱这世界，一花一草都爱。去印度果阿影展时，主办方帮剧组安排了三房两厅的度假民宿，我们变成室友了。跑完影展活动回来，我和其他伙伴东西一丢，在沙发上耍废，只有朋奉一边哼歌一边细细打理收到的花束，他把花束解开，找了几个合适的瓶子（反正我们不缺酒瓶），帮客厅浴室和每个人的房间都摆上花。诗人此时又变成了花艺师。烟酒不离、操著生猛台语的朋奉，会写诗插花、行李井然有序、每件衣服都平整得像刚熨过。

印度之旅是另一重惊奇。台湾飞香港，香港飞孟买，在孟买机场过一夜后，再到果阿。降落孟买时天还是亮的，飞机压低飞过连绵的贫民窟，我们清晰地看到那些挨挨挤挤的小屋，看到洗衣房的妇女和小孩，一大片几无尽头，一直到停机坪的边缘。朋奉和我看得说不出话，下机时他压著胃，我知道那是震慑之后的慈悲。

孟买机场的国际机场与国内机场并不相连，我们呆呆地走出去后，才看到身后的玻璃门上贴著一张告示：“一旦出去不准再进来。”单薄的一张白纸，却十足权威，那几个挡门的警卫无论我们怎么哀求都不让进。如果留在航厦内，会有巴士接驳，但我们走出来了，只好自己想办法。那些爆冲的嘟嘟车看起来没有煞车，眼看著一辆嘟嘟车沿著斜坡往下冲后，我们选了出租车。上车前、上车后到下车时，价钱翻了三次，我和电影公司工作人员用简单英语气急败坏和司机争辩，朋奉挥挥手，说：“算了，乎伊啦。”（算了，给他吧）朋奉虽常脱稿演出，但面对混乱脱序的国度，他是清明自持的旅人，随遇而安，悲心无限。

共度一段奇幻旅程之后，就跟所有的剧组一样，聚散有时。朋奉后来和《父后七日》另一位导演王育麟，又合作拍出《龙飞凤舞》、《阿莉芙》，但我回到写字人的位置，调节出写剧本来养写小说的安静生活，我担任编剧统筹的电视剧《征婚启事》、《生死接线员》，也都看得到朋奉精湛的演出，但现实生活中与朋奉仅久久一次在杀青酒、电影节或首映会上偶遇。但只要遇见了，就是热情的拥抱与问候，从未感到生疏。我一直以为这样的交情，可以一直到老。

在福冈与朋奉一起受访时，主持人问：最想写的剧本是什么？我说是像山田洋次的《男人真命苦》，而朋奉就是台湾的寅次郎，他说好，一定要他来演。一次次的失恋也没被打败，一次次的浪游也没定下来，那样美丽的浮浪人生，就是朋奉。这个计划一直放在心上，我一直以为等到我们再更老一点，就可以让这个浪漫的计划成真。

我猜潇洒豁达的朋奉倒下时，是没有遗憾的。因此我也不说遗憾——与朋奉哥哥一起以《父后七日》得到金马奖，已是这辈子最美丽最浪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