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梓潔：幹天幹地，吳朋奉的本色與浮浪

香港的「哥哥」是張國榮，而台灣影視人叫著的「哥哥」，是吳朋奉。

是看到朋奉瀟灑離去的新聞，我才知道他確切的年齡，55歲。從沒搞清楚他到底比我大幾歲，反正一直叫他「哥哥」。但我卻一直記得他的生日，11月2日，與我父親生日同一天。多麽巧，由我父親葬禮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父後七日》，就由朋奉主演。朋奉為人豪爽，交友廣闊，許多也叫他哥哥的幕前幕後影視工作者，一定都比我跟他親近熟識得多，想為朋奉記下幾筆，是因為許多觀眾都是從《父後七日》開始認識這位不凡的演員。

約莫十年前的現在，《父後七日》正南征北討，跑宣傳，跑影展。2010年7月在台北電影節的首映場上，朋奉穿著亮眼的道士服現身，彷彿為這部電影開啟了在台灣叫好叫座的序幕。全台各地的映後座談、大小媒體採訪，編劇、導演和演員以及發行團隊海鵬影業的成員們，就像電影中的一家人一樣，若能再好好回頭紀錄那一段日子，想必也會是逗趣鮮活的公路電影。

儘管鎂光燈閃亮，朋奉毫無架子，這頭剛走完紅毯做完採訪，活動結束，他那頭已經和熱情影迷約好去吃肉圓，他也是白色農用袋一拎、夾腳拖一踩、安全帽一戴，就坐上了影迷小弟的摩托車後座。鄉村也好，沿海也好，有妹更好，沒妹也罷，五湖四海的朋奉總有本事讓旅程好玩，同時一路不斷結識好玩的人。

認識朋奉，是在《父後七日》拍攝之前，去王育麟導演的台灣左翼紀錄片《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幫忙做些文案和剪接。朋奉演出一角，並在片尾以台語朗讀了聶魯達的〈讓那伐木工人醒來吧〉，當時只記得他在錄音室總叫我「妹妹」，後面接一句是：「擱去幫哥哥買幾罐阿必魯」（再去幫哥哥買幾罐啤酒）。有次工作完他帶著我們去北投山上某個藝術家的家，一屋子漂流木與染布，峇里島民族樂器隨興玩，臥榻抱枕隨意躺，喝醉了就隨便睡，醒來各自走人，也沒再聯絡，平常沒事也不打電話。即使都住在台北，即使拍完一部電影，和朋奉每次相聚都像流浪者萍水相逢，沒真正熟起來。

多麽有幸，因為《父後七日》上映，我們先是一同去了福岡影展，金馬獎過後，又去了印度果阿電影節，因為有這兩趟朝夕相處的影展之旅，我才又跟朋奉哥哥更親近一些。

2010年9月在福岡，天時地利人和，初秋天氣舒爽，影展人員無微不至，下榻旅館、放映戲院、影展行政中心，都位在繁華不夜城：天神。

我不是舞台上的人，朋奉是。因此那些開幕式、星光大道、歡迎酒會，朋奉始終走在我後面，提醒我：走慢點，看左邊，看右邊，揮揮手。他是能當巨星的人，落落大方，在他旁邊就覺得心安。第二天我們在物產展上一人買了一雙木屐，後來幾天兩人就穿著木屐跑行程、遊大街，在他旁邊儘管樸素隨性，自然就變得有型。

每天晚上收了工，工作人員便帶著我們，開始屋台與居酒屋探險，第二攤、第三攤地喝。朋奉喝醉有時很可愛，有時很盧，但在福岡的日子，我卻感覺他照顧我更多，儘管喝到醉茫茫，都還是朋奉在注意叮嚀著東西拿齊了沒、過馬路要看車。

頒獎典禮將近，台灣其他劇組人員和電影人也在福岡團聚了，記得有次和酒敘，朋奉現場即興演出台灣黑道大哥，一連串鏗鏘有力的髒話，讓各國影人拍手叫好。是的，就是那台語說的「氣口」，氣勢口條，奠定了朋奉無人取代的重要性。

事實上，台灣影視中的台語角色，早年多半伴隨著邊緣負面形象：說台語的，必是底層，是勞工、是窮人、是罪犯，必是穿汗衫、穿藍白拖或夾腳拖，必吃檳榔、抽煙喝酒，必會說髒話。在塑造《父後七日》的道士阿義時，我即想翻轉這種刻板印象，因此，道士是詩人，愛聽民族與古典音樂，而讓這角色活脫像個真人的，就是朋奉。

不管是黑道、警察、勞工、計程車司機，或是道士，朋奉一定都下足了工夫，做足了功課，但同時又把那角色浸潤至自己的本色之中。豪氣的、壓抑的、逞兇鬥狠的、浪漫的、溫暖的、優雅的，這都是朋奉。

「我幹天幹地幹命運幹社會，你又不是阮老爸，你給我管那多。」

《父後七日》裡，道士阿義唸的詩，成為電影中最經典的台詞。當被問到怎麼可以在劇本裡寫出這首詩時，我一律誠實以告：「這是我寫不出來的，因為這是朋奉寫的。」當告訴朋奉，要把阿義設定成詩人時，朋奉從他同時裝著香菸和檳榔的農用袋裡，掏出了一本筆記本，說：「我也有在寫詩。」他翻了幾首給我看，每一首都比我編的要好上幾百倍，我說想用，他大大方方地隨便我用，甚至還在排戲過程中，不斷淬煉修改，直到最好。

也是在福岡。日文字幕翻譯很客氣地向我們致歉，因為日文裡沒有那麼多幹來幹去，她翻這句時非常苦惱，斟酌許久，翻成了：「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八嘎野鹿！」八嘎野鹿對台灣人來說萬分親切，朋奉對這句翻譯讚不絕口。對主流價值不屑一顧，跑街頭玩劇場，寫出幹天幹地幹命運幹社會的朋奉，內心話必然也是如此：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八嘎野鹿！

朋奉對這世界有許多憤怒不滿，那是因為他太愛這世界，一花一草都愛。去印度果阿影展時，主辦方幫劇組安排了三房兩廳的度假民宿，我們變成室友了。跑完影展活動回來，我和其他夥伴東西一丟，在沙發上耍廢，只有朋奉一邊哼歌一邊細細打理收到的花束，他把花束解開，找了幾個合適的瓶子（反正我們不缺酒瓶），幫客廳浴室和每個人的房間都擺上花。詩人此時又變成了花藝師。菸酒不離、操著生猛台語的朋奉，會寫詩插花、行李井然有序、每件衣服都平整得像剛熨過。

印度之旅是另一重驚奇。台灣飛香港，香港飛孟買，在孟買機場過一夜後，再到果阿。降落孟買時天還是亮的，飛機壓低飛過連綿的貧民窟，我們清晰地看到那些挨挨擠擠的小屋，看到洗衣房的婦女和小孩，一大片幾無盡頭，一直到停機坪的邊緣。朋奉和我看得說不出話，下機時他壓著胃，我知道那是震懾之後的慈悲。

孟買機場的國際機場與國內機場並不相連，我們呆呆地走出去後，才看到身後的玻璃門上貼著一張告示：「一旦出去不准再進來。」單薄的一張白紙，卻十足權威，那幾個擋門的警衛無論我們怎麼哀求都不讓進。如果留在航廈內，會有巴士接駁，但我們走出來了，只好自己想辦法。那些爆衝的嘟嘟車看起來沒有煞車，眼看著一輛嘟嘟車沿著斜坡往下衝後，我們選了計程車。上車前、上車後到下車時，價錢翻了三次，我和電影公司工作人員用簡單英語氣急敗壞和司機爭辯，朋奉揮揮手，說：「算了，乎伊啦。」（算了，給他吧）朋奉雖常脫稿演出，但面對混亂脫序的國度，他是清明自持的旅人，隨遇而安，悲心無限。

共度一段奇幻旅程之後，就跟所有的劇組一樣，聚散有時。朋奉後來和《父後七日》另一位導演王育麟，又合作拍出《龍飛鳳舞》、《阿莉芙》，但我回到寫字人的位置，調節出寫劇本來養寫小說的安靜生活，我擔任編劇統籌的電視劇《徵婚啟事》、《生死接線員》，也都看得到朋奉精湛的演出，但現實生活中與朋奉僅久久一次在殺青酒、電影節或首映會上偶遇。但只要遇見了，就是熱情的擁抱與問候，從未感到生疏。我一直以為這樣的交情，可以一直到老。

在福岡與朋奉一起受訪時，主持人問：最想寫的劇本是什麼？我說是像山田洋次的《男人真命苦》，而朋奉就是台灣的寅次郎，他說好，一定要他來演。一次次的失戀也沒被打敗，一次次的浪遊也沒定下來，那樣美麗的浮浪人生，就是朋奉。這個計畫一直放在心上，我一直以為等到我們再更老一點，就可以讓這個浪漫的計畫成真。

我猜瀟灑豁達的朋奉倒下時，是沒有遺憾的。因此我也不說遺憾——與朋奉哥哥一起以《父後七日》得到金馬獎，已是這輩子最美麗最浪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