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我香港，我街道》編者：五十四位作家，他們的「香港」不一樣

時為四月的香港，疫情下街道冷清，寒意未消，多於四個人走近一點，就可能被票控。此城繁盛多年，又經歷烽火，這種冷清街頭現象，卻是前所未有的陌生。多年以來，香港街道的變遷往往急促得讓人措手不及，由金舖到藥房填滿的旺區，一下子變成街頭巷戰的領地；過一陣子再變得人跡罕至，結業潮一浪接一浪，街道風景又換一種樣，好像去不完的旅行。張國榮飾演的歐楊修在《東邪西毒》中說：「曾經聽人講過，當你唔可以再擁有，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令自己唔好忘記。」回憶扎心時，你會選擇喝下「醉生夢死」嗎？然而，醉生夢死始終只是一個玩笑。

為了這樣的變幻急速與不忘記，有關香港地誌書寫、文學散步的書，近年都出版頻繁。香港文學館由「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計劃延伸，三年來每年邀請十八位成名作家以香港街道為題創作作品，終由台灣木馬文化出版。「木馬文化的主編陳瓊如給了我們許多建議，去幫助一般讀者進入這本書。有一種外部的視角，不只從內部的脈絡去看。」書名《我香港，我街道》（木馬文化，2020年2月）就帶來犀利的視覺，開宗明義強化主體的呈現，連身經百戰的鄧小樺都嚇到。「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我街道，我香港》，後來才知道是更強烈的《我香港，我街道》。而且封面就看到有情緒，不似一般街道文藝書寫。」

看待街道與自己的方法

在灣仔富德樓做的訪問，窗外軒尼詩道的電車，聲聲入耳。無論身處何方，街道都是那麼貼近生活。

「香港街道研究多不勝數，正如街名研究，都比台灣要多得多。」鄧小樺娓娓道來，台灣街名除了本土性質，跟中國許多城市都一樣。像基隆街就較為本土，但像南京路之類跟許多大陸城市都差不多，像我們也有北京道。「然而我們還有許多是殖民地遺留的命名，外人讀起來會覺得好奇怪，如英文名與中文譯名不對的，或譯出來的方法，跟全世界譯法都不一樣。如窩打老的waterloo，全世界都譯滑鐵盧的。」不似台灣又有一種巷弄美學，香港說逛街很多時是指購物，但台灣就逛街就可能是漫步。她感到香港的漫步近年越來越少，或者跟市區重建有關，也跟我們的生活節奏有關，所以更需要以文字去保留對街道的感覺和經驗。

書中54位作家來自不同年代，不同的香港。鄧小樺感到，大部分香港作家，都是以感情的眼光去看那一條街。「在此經歷過什麼，跟誰在一起過，什麼時候在那裏，我那時候是怎樣的一個人。主要是個人回憶跟街道的關係，總是以私人或個人的角度去看自己。生活條件，經濟也有會談到，例如政治經濟有怎樣的影響。雖然經濟的影響可能更大的，但對他們而言並不那麼重要。例如那條街興盛繁榮與否，賣昂貴東西的店多還是少，從前作家們都不是那麼敏感的，近年卻開始更敏感，更關注自己的生活，也有社會性抗爭的行動，這取決於作家對自身的定位。」 一如她在序中寫到，「問題在於我們怎樣看待它們——這也關乎我們怎樣看待自己。」書中作家本來就各有所精，書寫的角度與質感，與本來就複雜煩瑣的香港街道碰撞起來，更是掀出各種歷史與生活的皺摺。「街道本來是豐富的，看到街上哪些面向，其實更關乎你如何去定義你自己。由此你會看到香港作家的多元性很強，同時十分私人，也真摯， 他們寫來不為討好誰，也不為大論述而寫，卻都是為自己而寫。」

五十四種目光

書中不以地區，卻以街道為單位，更微觀地反映出香港截然不同的地域特質，針對性也更強。除了詩、散文、小說三種文類有不同的形態，每位作家也帶著千姿百態的書寫風格。鄧小樺指出地誌書寫本來較適合散文，可以紀實，也可記錄歷史，較方便直接。計劃本來是網絡形態，網絡上散文也較多人看。相反文藝小說在網上非常弱勢，當初也是因此而想到要出實體書。「果然出版後，實體書最多人看、也最多人討論的正是小說。」而詩要記錄歷史很難，它距離現實是最遠的，比小說更加遠。「然而詩有當下性。在書寫街道時，有一種好重要的漫步性質，可以最接近漫步的氛圍。隨意、漫步、當下，我覺得這是去書寫街道一定要有的元素。」她強調。

以她觀察，作家們年齡差別不特明顯見於作品上，反而是關注點上的分別。「作家自己也會有今昔對比，對經歷不同年代的作家影響特深的有兩件事情，一是水貨客，寫作這件事的作家如淮遠、陳麗娟；二是社區重建，觸及此如陳曦靜、梁莉姿。這些都是導致香港作家覺得今昔有一種強烈對比，而不是自然發生的事情。」

上一代的作品如西西、劉偉成等，不少資料性都好強，有考證的習慣，或者是就某街道鈎沈一些事件。或是虛構中有新聞，如查映嵐。而李維怡則帶出深水埗街道編織起來的社區群像。對比李智良的作品，關於誰入不了整個社區，「這是一種社區書寫，」鄧小樺形容。鍾耀華的則是現實版，他住在元朗，但元朗也有他不喜歡的，排斥他的東西。還有陳滅以幾十條街名的書寫等，「這些作家都是對所謂社區書寫有多少警剔和反思。」她續說，李智良的作品正是按計劃中建議的方向相反去寫，沒有街名，角色不是香港人：那是一個沒有主角的社區，整個故事在室內發生。「然而我們都覺得無傷大雅，正是因爲一件事的反面跟它是有直接關係的。正如A與非A，到頭來都是用A來連繫的，所以都跟A有關。」她認為一個完整的系統，是有自己的建立原則，也應該要有這個原則的反面。「正如打麻將，怎樣糊就是要特定組合連繫起來，然而十三么則是組合不起來的，卻是最高番數的。 」

《我香港，我街道》由香港文學館主編，除了鄧小樺，還有年輕編輯各人負責一部份。李卓謙就負責港島部分。住在東涌的他，本來就樂此不疲去發掘不同的風景。「我本來都喜歡逛街的，不是購物，而是漫無目的地去發掘，或去未去過的地方看看。有趣的是當我們常常說香港好細，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地方，然而住了這麼多年，總還是有許多地方都未去過。」李卓謙的生活一如許多香港人，可能只是上學放學，上班下班，都是點對點地來回兩個地方。「所以當你去發掘那些未走過的路，會不斷發覺許多有趣的街道和建築，還是會不斷帶來許多新鮮感。這些可能都是一些書寫的題材。」負責計劃審稿多年，即使是素人的作品，他還是會透過他們自己生活的地方，發現一些有趣的視覺，「你又可以透過看到文章了解更多，也給你動力去發掘社區中你未到過的地方。 」

佔領之後

「這本書在反送中後策劃，裡面不少文章也提到這場運動。要談香港的街道，很難不提及這個元素，也引發了更多關於身份認同的思考，如鍾耀華的作品，就是對元朗身份的思考，」李卓謙說。而鄧小樺在一場又一場的運動中，更是身受其害。除夕倒數後，不到十分鐘，就傳來鄧小樺眼部中彈消息。一道眼角上的疤痕至今仍未褪去。那時候就有人跟她說：「你去得那邊，就會出事，去得就預到（預料到）。」然而那本來就是九龍最繁盛的亞皆老街，是除夕倒數過後，而她本來就是附近的居民。「我想來想去，這種觀念是需要反駁的，我們不可再視街道象徵自由以及生活習慣，這種觀念被侵蝕。城市的管理方，包括政府，包括警察，應該要把市民自由活動的街道空間讓回來。這是一個國際級城市應該有的尊嚴。」

她還記得，從前香港的街是很開放的，做什麼都可以，自由度甚至高過台灣的街道。有許多地攤，任意使用度很高。然而2000年後，因為城市空間的管理，小販管理隊大量增加。「這些在人文地理學、建築空間，文學藝術上都有許多討論。然而佔領後，我們對整條街道的感覺又不同了。然而這種不同是宜人的。」如早前訪問黃宇軒關於抗爭後欄杆消失的文章，在網上反應也異常熱烈。當年佔領區也有許多不好的事情發生過，但會有人在街上捉象棋的景象鄧小樺仍然歷歷在目。抗爭之後，特定的街道更賦予了不同的意義。愈來愈多人記熟了每個地區街道的名字，也重新發現每個地區整體的佈局。書寫不完的街道，不再只是一種人文空間，更是寸土必爭的實體領地。

你問為什麼上街頭，她突然想起Suede的《Europe is our playground》，有種「條街就是你的」的感覺，「這合乎了一種主體的申張，也正是為何抗爭的緣由。也正如寺山修司的《拋掉書包上街去》這書名中的那種對比，街道就是自由的象徵。」然而到了六月催淚彈時期，城市又回到了一種軍警管理的狀態，人心中會滋長出一種你最好不要出街的感覺。「你在街上會被追逐，被捉拿。從前的概念是捉得愈少愈好的，而現在是捉愈多愈好，無緣無故都會被捉起來。」所以街道於我們而言感覺危險得多。亦因為這種危險，也帶來了一種嶄新的經驗。例如街坊會掩護你，商舖會開門去收容示威者。這些都是我們不會接觸到的事情，可能是看革命電影時才會看到的。「我們在街道上多了恐懼、危險，我們主體的申張受到外部打擊。然而因為如此，我們才有新一輪，像剛才說的，逃跑、掩護等超現實的體驗。」她解釋，同時這不是可以有一種清晰的態度，不會有人叫：「我們大家一起上街」。上街、抵抗，漸漸變成一種自己決定的狀態。

可以棲居的街道

常言道，一個城市的街道，看出一個城市的個性。如鄧小樺印象中的北海道街上與香港落差是最大的，沒有人也沒有塵的，還會有花隨地生長。「我們會覺得，比我家還要乾淨，空間大也十分寧靜。」然而她最深刻的，是三藩市的街道，就是一種特別的體驗。

在愛荷華寫作計劃交流期間，她跟四位女作家一起來到三藩市街上閒逛，一位阿根廷女劇作家，走了五十米左右，就說：「這個城市很開心，以後我老了，要來這個城市住下去。」她則是走了二百米後，也開始感到，這個城市是好開心的。「三藩市出名最多的是什麼？是露宿者。我見過的是金髮十分乾淨的露宿者，身邊有一堆家檔。」她解釋，一來因為這是一個消費很貴的城市，二來城市中間穿插許多荒廢了的廢墟，因而聚集了許多露宿者。「他們也有許多不同的形態，有些是好慘的，有些卻開心到不得了，有些是一隊樂隊， 幾套鼓在身旁，你看見這種自由包容，會看到整個城市都是很開心的。」神奇的是，這個充滿露宿者的城市，卻半點不髒。 寬闊的道路，愛隨意席地而坐的大學生，即使享負盛名的柏克萊大學的學生也是如此。可以在街上棲居跟香港而言就是明顯的對比。「一個國際級的城市，就是應該可以相當自由地運用自己街道的空間。」

紀錄，應變，抵抗

話說回來，紀錄外貌最快的方法是拍片，即是影像。而用文字去紀錄的，其實就是去紀錄比外貌更抽象的，例如一些價值上的改變，情感上的改變，或是情感關係上的改變。之所以想去書寫，「因為一整個脈絡去改變，也是自身的改變。」鄧小樺指出，有時我們以為外面的東西改變了，而我們沒變，其實不然。外面的東西改變，我們就會改變了。「當你失去了你喜歡的街道，你的精神面貌就會改變。文字紀錄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李卓謙記得，早前有一位素人投稿，寫了五十年代的鵝頸橋，正是他每天上班下班附近。他應該都是很老的一位先生，是退休老師。後來他的親人打電話來，告知原來他一直有寫這一系列的文章。這對他而言好像打開了另一維度，除了觀察空間，時間上也多了一個層次。「這裏從前是怎樣的，我們未必知道，直至有人寫出來，我們才知道多一點當時的生活形態。那些對生活形態細緻的觀察，會觸發你對身邊人事物有更多的觀察。」平日天天來到同一個地方可能會麻木。然而他發現閱讀過後，會對相同的地方有更細緻的體會。「而每個人心中怎樣去看待一個地方，是你平日怎樣細緻去觀察都觀察不來的。」

歷年街道的書寫，就像天氣一般變化的事情。天氣變化，心情就會改變。冬天過去了，還是會再來。「從前是這般接受城市變化的。」鄧小樺說。然而，當我們發現當中是政治經濟的力量在操縱，就會想要去抵抗。「從前你不會去抵抗冬天來臨，但到頭來是發覺，有人是為了去賺錢，是政府的規劃出現問題，才會想到要抵抗的。這是為何說主體的變化不同了。」Be water 不是今天才出現的香港特質，在抗爭中Be water 則是心態上，令自己充滿靈活和彈性，以至識穿當中的技倆，然後再很快地找到方法去組織起來。在街道急促的變化中，從前我們很難發現抵抗的痕跡，但她指出其實每個不同的年代都有抵抗過的，只是沒有很多人知道。當現在有大規模的反抗，就會延綿很久。「從前以為我們靈活去接受改變，香港人在瞬息萬變之下的靈活是無可厚非的，但並不等於逆來順受。」

她解釋，你把變化放在自身，而不是以一種穩定的狀態去接受外在的變化。「當你跟外界一起變化，卻不完全是服從於它。這一點是重要的。」這種狀態如何在街道書寫中體現呢？「街道書寫首先令你關注了自身，自身與街道，內與外之間有了溝通。」雖然不是教導你去抵抗，而是當下需要令內與外互動起來，彼此間有反應，有交流，「理解外在後，由外在去影響自我，提升自我的角度，才不會隨波逐流。也不會變得封閉而自我中心。當我們長時間有這樣的訓練，社會會再變得堅強起來。」

李卓謙正是計劃重新去認識這個城市，「有些人可能會書寫許多掌故式的事情，讀這些文章同時也是在認識自己的城市。我們每天走在街上，它的名字，它背後有一個怎樣的故事，原來每條街道也有典故。跟他們的關係會再緊密一點。有些作品甚至由一條街道，寫出一個地區的個性，建立出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格調，也由此造就出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