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香港，我街道》编者：五十四位作家，他们的“香港”不一样

时为四月的香港，疫情下街道冷清，寒意未消，多于四个人走近一点，就可能被票控。此城繁盛多年，又经历烽火，这种冷清街头现象，却是前所未有的陌生。多年以来，香港街道的变迁往往急促得让人措手不及，由金舖到药房填满的旺区，一下子变成街头巷战的领地；过一阵子再变得人迹罕至，结业潮一浪接一浪，街道风景又换一种样，好像去不完的旅行。张国荣饰演的欧杨修在《东邪西毒》中说：“曾经听人讲过，当你唔可以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令自己唔好忘记。”回忆扎心时，你会选择喝下“醉生梦死”吗？然而，醉生梦死始终只是一个玩笑。

为了这样的变幻急速与不忘记，有关香港地志书写、文学散步的书，近年都出版频繁。香港文学馆由“我街道，我知道，我书写”计划延伸，三年来每年邀请十八位成名作家以香港街道为题创作作品，终由台湾木马文化出版。“木马文化的主编陈琼如给了我们许多建议，去帮助一般读者进入这本书。有一种外部的视角，不只从内部的脉络去看。”书名《我香港，我街道》（木马文化，2020年2月）就带来犀利的视觉，开宗明义强化主体的呈现，连身经百战的邓小桦都吓到。“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街道，我香港》，后来才知道是更强烈的《我香港，我街道》。而且封面就看到有情绪，不似一般街道文艺书写。”

看待街道与自己的方法

在湾仔富德楼做的访问，窗外轩尼诗道的电车，声声入耳。无论身处何方，街道都是那么贴近生活。

“香港街道研究多不胜数，正如街名研究，都比台湾要多得多。”邓小桦娓娓道来，台湾街名除了本土性质，跟中国许多城市都一样。像基隆街就较为本土，但像南京路之类跟许多大陆城市都差不多，像我们也有北京道。“然而我们还有许多是殖民地遗留的命名，外人读起来会觉得好奇怪，如英文名与中文译名不对的，或译出来的方法，跟全世界译法都不一样。如窝打老的waterloo，全世界都译滑铁卢的。”不似台湾又有一种巷弄美学，香港说逛街很多时是指购物，但台湾就逛街就可能是漫步。她感到香港的漫步近年越来越少，或者跟市区重建有关，也跟我们的生活节奏有关，所以更需要以文字去保留对街道的感觉和经验。

书中54位作家来自不同年代，不同的香港。邓小桦感到，大部分香港作家，都是以感情的眼光去看那一条街。“在此经历过什么，跟谁在一起过，什么时候在那里，我那时候是怎样的一个人。主要是个人回忆跟街道的关系，总是以私人或个人的角度去看自己。生活条件，经济也有会谈到，例如政治经济有怎样的影响。虽然经济的影响可能更大的，但对他们而言并不那么重要。例如那条街兴盛繁荣与否，卖昂贵东西的店多还是少，从前作家们都不是那么敏感的，近年却开始更敏感，更关注自己的生活，也有社会性抗争的行动，这取决于作家对自身的定位。” 一如她在序中写到，“问题在于我们怎样看待它们——这也关乎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书中作家本来就各有所精，书写的角度与质感，与本来就复杂烦琐的香港街道碰撞起来，更是掀出各种历史与生活的皱折。“街道本来是丰富的，看到街上哪些面向，其实更关乎你如何去定义你自己。由此你会看到香港作家的多元性很强，同时十分私人，也真挚， 他们写来不为讨好谁，也不为大论述而写，却都是为自己而写。”

五十四种目光

书中不以地区，却以街道为单位，更微观地反映出香港截然不同的地域特质，针对性也更强。除了诗、散文、小说三种文类有不同的形态，每位作家也带著千姿百态的书写风格。邓小桦指出地志书写本来较适合散文，可以纪实，也可记录历史，较方便直接。计划本来是网络形态，网络上散文也较多人看。相反文艺小说在网上非常弱势，当初也是因此而想到要出实体书。“果然出版后，实体书最多人看、也最多人讨论的正是小说。”而诗要记录历史很难，它距离现实是最远的，比小说更加远。“然而诗有当下性。在书写街道时，有一种好重要的漫步性质，可以最接近漫步的氛围。随意、漫步、当下，我觉得这是去书写街道一定要有的元素。”她强调。

以她观察，作家们年龄差别不特明显见于作品上，反而是关注点上的分别。“作家自己也会有今昔对比，对经历不同年代的作家影响特深的有两件事情，一是水货客，写作这件事的作家如淮远、陈丽娟；二是社区重建，触及此如陈曦静、梁莉姿。这些都是导致香港作家觉得今昔有一种强烈对比，而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

上一代的作品如西西、刘伟成等，不少资料性都好强，有考证的习惯，或者是就某街道钩沈一些事件。或是虚构中有新闻，如查映岚。而李维怡则带出深水埗街道编织起来的社区群像。对比李智良的作品，关于谁入不了整个社区，“这是一种社区书写，”邓小桦形容。钟耀华的则是现实版，他住在元朗，但元朗也有他不喜欢的，排斥他的东西。还有陈灭以几十条街名的书写等，“这些作家都是对所谓社区书写有多少警剔和反思。”她续说，李智良的作品正是按计划中建议的方向相反去写，没有街名，角色不是香港人：那是一个没有主角的社区，整个故事在室内发生。“然而我们都觉得无伤大雅，正是因为一件事的反面跟它是有直接关系的。正如A与非A，到头来都是用A来连系的，所以都跟A有关。”她认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是有自己的建立原则，也应该要有这个原则的反面。“正如打麻将，怎样糊就是要特定组合连系起来，然而十三么则是组合不起来的，却是最高番数的。 ”

《我香港，我街道》由香港文学馆主编，除了邓小桦，还有年轻编辑各人负责一部份。李卓谦就负责港岛部分。住在东涌的他，本来就乐此不疲去发掘不同的风景。“我本来都喜欢逛街的，不是购物，而是漫无目的地去发掘，或去未去过的地方看看。有趣的是当我们常常说香港好细，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地方，然而住了这么多年，总还是有许多地方都未去过。”李卓谦的生活一如许多香港人，可能只是上学放学，上班下班，都是点对点地来回两个地方。“所以当你去发掘那些未走过的路，会不断发觉许多有趣的街道和建筑，还是会不断带来许多新鲜感。这些可能都是一些书写的题材。”负责计划审稿多年，即使是素人的作品，他还是会透过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发现一些有趣的视觉，“你又可以透过看到文章了解更多，也给你动力去发掘社区中你未到过的地方。 ”

占领之后

“这本书在反送中后策划，里面不少文章也提到这场运动。要谈香港的街道，很难不提及这个元素，也引发了更多关于身份认同的思考，如钟耀华的作品，就是对元朗身份的思考，”李卓谦说。而邓小桦在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中，更是身受其害。除夕倒数后，不到十分钟，就传来邓小桦眼部中弹消息。一道眼角上的疤痕至今仍未褪去。那时候就有人跟她说：“你去得那边，就会出事，去得就预到（预料到）。”然而那本来就是九龙最繁盛的亚皆老街，是除夕倒数过后，而她本来就是附近的居民。“我想来想去，这种观念是需要反驳的，我们不可再视街道象征自由以及生活习惯，这种观念被侵蚀。城市的管理方，包括政府，包括警察，应该要把市民自由活动的街道空间让回来。这是一个国际级城市应该有的尊严。”

她还记得，从前香港的街是很开放的，做什么都可以，自由度甚至高过台湾的街道。有许多地摊，任意使用度很高。然而2000年后，因为城市空间的管理，小贩管理队大量增加。“这些在人文地理学、建筑空间，文学艺术上都有许多讨论。然而占领后，我们对整条街道的感觉又不同了。然而这种不同是宜人的。”如早前访问黄宇轩关于抗争后栏杆消失的文章，在网上反应也异常热烈。当年占领区也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发生过，但会有人在街上捉象棋的景象邓小桦仍然历历在目。抗争之后，特定的街道更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愈来愈多人记熟了每个地区街道的名字，也重新发现每个地区整体的布局。书写不完的街道，不再只是一种人文空间，更是寸土必争的实体领地。

你问为什么上街头，她突然想起Suede的《Europe is our playground》，有种“条街就是你的”的感觉，“这合乎了一种主体的申张，也正是为何抗争的缘由。也正如寺山修司的《抛掉书包上街去》这书名中的那种对比，街道就是自由的象征。”然而到了六月催泪弹时期，城市又回到了一种军警管理的状态，人心中会滋长出一种你最好不要出街的感觉。“你在街上会被追逐，被捉拿。从前的概念是捉得愈少愈好的，而现在是捉愈多愈好，无缘无故都会被捉起来。”所以街道于我们而言感觉危险得多。亦因为这种危险，也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经验。例如街坊会掩护你，商舖会开门去收容示威者。这些都是我们不会接触到的事情，可能是看革命电影时才会看到的。“我们在街道上多了恐惧、危险，我们主体的申张受到外部打击。然而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新一轮，像刚才说的，逃跑、掩护等超现实的体验。”她解释，同时这不是可以有一种清晰的态度，不会有人叫：“我们大家一起上街”。上街、抵抗，渐渐变成一种自己决定的状态。

可以栖居的街道

常言道，一个城市的街道，看出一个城市的个性。如邓小桦印象中的北海道街上与香港落差是最大的，没有人也没有尘的，还会有花随地生长。“我们会觉得，比我家还要干净，空间大也十分宁静。”然而她最深刻的，是三藩市的街道，就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在爱荷华写作计划交流期间，她跟四位女作家一起来到三藩市街上闲逛，一位阿根廷女剧作家，走了五十米左右，就说：“这个城市很开心，以后我老了，要来这个城市住下去。”她则是走了二百米后，也开始感到，这个城市是好开心的。“三藩市出名最多的是什么？是露宿者。我见过的是金发十分干净的露宿者，身边有一堆家档。”她解释，一来因为这是一个消费很贵的城市，二来城市中间穿插许多荒废了的废墟，因而聚集了许多露宿者。“他们也有许多不同的形态，有些是好惨的，有些却开心到不得了，有些是一队乐队， 几套鼓在身旁，你看见这种自由包容，会看到整个城市都是很开心的。”神奇的是，这个充满露宿者的城市，却半点不脏。 宽阔的道路，爱随意席地而坐的大学生，即使享负盛名的柏克莱大学的学生也是如此。可以在街上栖居跟香港而言就是明显的对比。“一个国际级的城市，就是应该可以相当自由地运用自己街道的空间。”

纪录，应变，抵抗

话说回来，纪录外貌最快的方法是拍片，即是影像。而用文字去纪录的，其实就是去纪录比外貌更抽象的，例如一些价值上的改变，情感上的改变，或是情感关系上的改变。之所以想去书写，“因为一整个脉络去改变，也是自身的改变。”邓小桦指出，有时我们以为外面的东西改变了，而我们没变，其实不然。外面的东西改变，我们就会改变了。“当你失去了你喜欢的街道，你的精神面貌就会改变。文字纪录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李卓谦记得，早前有一位素人投稿，写了五十年代的鹅颈桥，正是他每天上班下班附近。他应该都是很老的一位先生，是退休老师。后来他的亲人打电话来，告知原来他一直有写这一系列的文章。这对他而言好像打开了另一维度，除了观察空间，时间上也多了一个层次。“这里从前是怎样的，我们未必知道，直至有人写出来，我们才知道多一点当时的生活形态。那些对生活形态细致的观察，会触发你对身边人事物有更多的观察。”平日天天来到同一个地方可能会麻木。然而他发现阅读过后，会对相同的地方有更细致的体会。“而每个人心中怎样去看待一个地方，是你平日怎样细致去观察都观察不来的。”

历年街道的书写，就像天气一般变化的事情。天气变化，心情就会改变。冬天过去了，还是会再来。“从前是这般接受城市变化的。”邓小桦说。然而，当我们发现当中是政治经济的力量在操纵，就会想要去抵抗。“从前你不会去抵抗冬天来临，但到头来是发觉，有人是为了去赚钱，是政府的规划出现问题，才会想到要抵抗的。这是为何说主体的变化不同了。”Be water 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香港特质，在抗争中Be water 则是心态上，令自己充满灵活和弹性，以至识穿当中的技俩，然后再很快地找到方法去组织起来。在街道急促的变化中，从前我们很难发现抵抗的痕迹，但她指出其实每个不同的年代都有抵抗过的，只是没有很多人知道。当现在有大规模的反抗，就会延绵很久。“从前以为我们灵活去接受改变，香港人在瞬息万变之下的灵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等于逆来顺受。”

她解释，你把变化放在自身，而不是以一种稳定的状态去接受外在的变化。“当你跟外界一起变化，却不完全是服从于它。这一点是重要的。”这种状态如何在街道书写中体现呢？“街道书写首先令你关注了自身，自身与街道，内与外之间有了沟通。”虽然不是教导你去抵抗，而是当下需要令内与外互动起来，彼此间有反应，有交流，“理解外在后，由外在去影响自我，提升自我的角度，才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变得封闭而自我中心。当我们长时间有这样的训练，社会会再变得坚强起来。”

李卓谦正是计划重新去认识这个城市，“有些人可能会书写许多掌故式的事情，读这些文章同时也是在认识自己的城市。我们每天走在街上，它的名字，它背后有一个怎样的故事，原来每条街道也有典故。跟他们的关系会再紧密一点。有些作品甚至由一条街道，写出一个地区的个性，建立出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格调，也由此造就出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