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叔．叔》導演楊曜愷：電影像戀愛，你會想像下一個情人的模樣

2015年，楊曜愷從居住多年的紐約回香港，想要拍香港題材的戲，「我想拍一部港產片。」

喜愛參與本地電影節的影迷一早聽說過楊曜愷，他2000年起主辦同志影展，也有兩部長片先後在本地展映過。第一部《Cut Sleeve Boys》（我愛斷背衫）講英國華裔的身份認同，第二部《Front Cover》（紐約斷背衫）把背景從倫敦搬去了紐約，這與他先後在兩地求學及工作的經歷緊密相連。第三部《叔．叔》講道地香港故事，金馬金像都有不少獎項入圍肯定，還獲邀參加柏林影展。

剛剛返港時，他還完全不知道自己下一部戲要拍什麼主題，「就像談戀愛，你可能會想像下一個情人的模樣，但期望和實際遇到的往往是兩回事。有時你會遇到一個題材，覺得非拍不可。例如這部電影，在2015年之前我從沒想過要拍一套以長者同志為題材的電影。」

一開始他有些不習慣現在的香港，回到曾經熟悉的地方，發現又有了許多陌生之處，「但我不抗拒，而且也很喜歡，香港的改變很吸引我，即便不習慣，也會想適應。」朋友江紹祺將自己花五年時間寫成的《男男正傳：香港年長男同志口述史》給他看，楊曜愷看完十二個訪問，覺得這題材即使在外國也很少討論，便想跟書中諸位受訪者見面。

《男男正傳：香港年長男同志口述史》訪問的十二位年長同志，皆出生於1950年以前，江紹祺將這些歷史編撰整理之後，成書的內容揉合了同志，性，身份等議題。楊曜愷看完這本書想要做資料搜集時，有的人已經過世。和仍健在的受訪者談過之後，他找到了自己想要拍的題材。

「遇到了那本書和那些人，我才覺得我想說這個故事。你會積極尋找拍攝題材，但要到後來才會知道遇到什麼和能否拍出來。這是講求感覺的，抽象而且難以捉摸，因此好電影鮮見，要得到共鳴則更難，（這些東西）沒有公式可言，而且無法預料。（拍電影）不像建一棟樓或拼模型般有既定步驟可跟從，即使一部電影遵照一些步驟拍出來，也未必受歡迎。」

「我一向都想探討社會的不公義和不公平，或者對一個少數族群發聲機會的忽視，所以我之前的電影都有這個元素。這部電影一樣講述同志議題，他們同樣被社會忽視、誤解，被特別標籤卻沒有人認真理解箇中問題。分別其實不大，只不過將移民『中國人』身份置換成同志長者的問題，但都是呈現社會對小眾群體的歧視。」

楊曜愷寫劇本的過程比較固定，通常是先用六至九個月左右搜集資料，再開始寫第一稿，有這些東西後才會開始寫分場，一邊寫一邊再做資料搜集，「所以大概需要一年半至兩年才完成一個劇本。」資料搜集必須「人搭人」介紹做訪問，或者到不同地方看景，生活及吸收。

每一天他有嚴格的日程，六點半起床，七點開始寫劇本，寫到十二點就停下來。剩下的時間就做資料搜集，例如與人面談、去不同場地。寫好第一稿就會先放下，隔幾天再重新寫第二稿，直至覺得滿意為止。《叔．叔》的劇本總共花了一年半，寫了二十稿。

過去在香港生活的時候他有許多地方沒去過，開始寫劇本後，他要花很多時間去不同的地點觀察，「例如到公園坐一整天，看看人的情況，或是到茶餐廳吃飯，觀察別人，甚至是到教會去。我沒有宗教信仰，不曾進去香港的教會，所以也要看看香港教會的情況。」他稱之為用生活的方式吸收。

《叔．叔》用了極貼地及生活化的方式講故事，的士司機柏（太保）與清（區嘉雯）結婚多年，生活平淡，柏將車交給準女婿，準備退休，遇到獨立將小孩養大成人的海（袁富華），兩個人開始了一段戀情。

楊曜愷仔細地調整了整個故事的口吻，「我希望這個故事比較生活化而不是戲劇化或大上大落，因為我想告訴大家同志就在我們身邊，可能只是我們無法察覺，甚至家人就是同志我們也不知道。我不想用獵奇的眼光、抽離的感覺看他們，所以我用了一個平淡、日常化的方式，讓人覺得這是平時發生的事情。」他想捕捉的掙扎都在家庭之中，非常細微，「沒有自殺、跳樓甚至老婆知道後要離婚這種大事，全都很瑣碎。我知道你有秘密，但我選擇不挑明這個秘密，而我們應該如何繼續維持家庭呢？」

戲中比平淡生活更仔細拿捏的是兩位男主角的性愛場景，楊曜愷直接拍了兩個人在同志桑拿的性愛，但鏡頭和剪輯花了一些心思，並未逃避什麼，整個呈現依然含蓄，「最低限度是不要把它當成『性』來看，純粹是他們兩人很難得在一間密室有機會做回自己，不必受社會目光限制，得以享受對方的身體。不是以『性』應該如何作為出發點，而是以角色為出發點，拍出他們的親密。尤其是阿柏很難得能跟另一個男人享受這件事，因為他婚後也只能跟別人在公廁裏，很快就完事。因此不是想應該如何拍攝性場面，而是一個人打開自己感情枷鎖的時刻。」

他寫完劇本找監製時，很多人對楊曜愷說：「不要拍，本來 LGBT 電影就少人看，長者的 LGBT 故事更沒有觀眾。」大家都很擔心拍出來沒人看，對籌募經費也很困難。「我知道過程一定會很艱鉅，但其實跟我之前製作的電影沒有太大分別，因為之前的電影也是關於同志，只是用英語講述華人社會的問題。那個年代在外國電影中實在很少華人的代表，外國的華人電影是在這一兩年間才增多。所以我一向製作的電影都是『冷門加冷門』，這可能就是我的使命、我應該要做的事情，正正因為困難、從來沒有人講述，未被充分呈現才需要代他們發聲。如果只是平常異性戀的故事，製作出來也沒有意思。」

在試映場次分享時，楊曜愷向觀眾坦白最困難的是尋找合適的演員。確定太保出演柏這一過程用了半年，再用了三個月確定由袁富華扮演海，其他演員再用了三個月敲定，加起來幾乎用了一年。《叔．叔》的拍攝期反而只用了不到一個月。

「假如這個故事在美國，角色是白人，選角會很快，會有很多上了年紀的演員認為難得這個年紀還可以主演愛情故事，可供選擇的演員會比較多。」香港在這年齡段由觀眾群及表演能力的演員其實很多，但很多人一聽同志題材即刻拒絕了。有的人就算答應也不願意拍吻戲和性愛場面。楊曜愷沒有灰心，一早確定同志題材就做好了心理準備，「我不是因為容易才想拍，就像你不會因為容易而跑馬拉松，是因為困難才去跑。」

楊曜愷拍戲，心底有一股使命感，「我純粹想替一個少數群體發聲吧。」他從不諱言自己的取向，講出口時理直氣壯，「因為我本身是同性戀，從頭到尾都是少數。」籌備《叔．叔》時訪問到的很多年長同志，至今仍有負罪感和羞恥心。即便在外如何灑脫，回到家會向媽媽的神主牌說「對不起」，「我錯了，我不想這樣，但你卻讓我長成這樣」，仍然會感到內疚。楊曜愷不希望他們被忽略，「不要說同志，（連）老年人（都會被輕易忽略）。可能處於資本社會，人失去生產能力，沒有收入，對社會『沒有貢獻』，就可以將你拋棄，不必理會。我們應該更尊重這些人，關心他們不只是『你身體還好嗎』，還有對心靈的關注。」

他認定這群長者的心靈值得大家體諒、研究和分析，「一部青春、俊男美女、異性戀的戀愛故事當然比較容易（拍攝），老年同志的故事，起點已經比人後了一百步。但是否因此就不製作這種故事呢？」對他來說，電影除了是一種娛樂，也要讓人去理解、認識那些被忽視的人，「他們為社會付出了很多，但當他們沒有生產力時就要讓他們自生自滅嗎？這些需要其實很值得我們探討。」

楊曜愷深切感受到「無論做什麼都是局外人」的心情，「作為局外人不一定是壞事，可能正因如此才能看到更多社會問題，更應該改變社會對自己的不公。身為局外人可能對成為導演更好，因為你可以觀察到更多事情，當你身在其中可能更容易被蒙蔽，不知道自己應該說什麼。」

而要描寫一個少數群體，楊曜愷認為首先要尊敬被描寫的對象，要儘量理解他們的問題和處境，代入他們的世界，用他們的眼光看出去，不要以外人戴著有色眼鏡的目光看他們，從他們第一人稱的角度來講述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