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叔．叔》导演杨曜恺：电影像恋爱，你会想像下一个情人的模样

2015年，杨曜恺从居住多年的纽约回香港，想要拍香港题材的戏，“我想拍一部港产片。”

喜爱参与本地电影节的影迷一早听说过杨曜恺，他2000年起主办同志影展，也有两部长片先后在本地展映过。第一部《Cut Sleeve Boys》（我爱断背衫）讲英国华裔的身份认同，第二部《Front Cover》（纽约断背衫）把背景从伦敦搬去了纽约，这与他先后在两地求学及工作的经历紧密相连。第三部《叔．叔》讲道地香港故事，金马金像都有不少奖项入围肯定，还获邀参加柏林影展。

刚刚返港时，他还完全不知道自己下一部戏要拍什么主题，“就像谈恋爱，你可能会想像下一个情人的模样，但期望和实际遇到的往往是两回事。有时你会遇到一个题材，觉得非拍不可。例如这部电影，在2015年之前我从没想过要拍一套以长者同志为题材的电影。”

一开始他有些不习惯现在的香港，回到曾经熟悉的地方，发现又有了许多陌生之处，“但我不抗拒，而且也很喜欢，香港的改变很吸引我，即便不习惯，也会想适应。”朋友江绍祺将自己花五年时间写成的《男男正传：香港年长男同志口述史》给他看，杨曜恺看完十二个访问，觉得这题材即使在外国也很少讨论，便想跟书中诸位受访者见面。

《男男正传：香港年长男同志口述史》访问的十二位年长同志，皆出生于1950年以前，江绍祺将这些历史编撰整理之后，成书的内容揉合了同志，性，身份等议题。杨曜恺看完这本书想要做资料搜集时，有的人已经过世。和仍健在的受访者谈过之后，他找到了自己想要拍的题材。

“遇到了那本书和那些人，我才觉得我想说这个故事。你会积极寻找拍摄题材，但要到后来才会知道遇到什么和能否拍出来。这是讲求感觉的，抽象而且难以捉摸，因此好电影鲜见，要得到共鸣则更难，（这些东西）没有公式可言，而且无法预料。（拍电影）不像建一栋楼或拼模型般有既定步骤可跟从，即使一部电影遵照一些步骤拍出来，也未必受欢迎。”

“我一向都想探讨社会的不公义和不公平，或者对一个少数族群发声机会的忽视，所以我之前的电影都有这个元素。这部电影一样讲述同志议题，他们同样被社会忽视、误解，被特别标签却没有人认真理解个中问题。分别其实不大，只不过将移民‘中国人’身份置换成同志长者的问题，但都是呈现社会对小众群体的歧视。”

杨曜恺写剧本的过程比较固定，通常是先用六至九个月左右搜集资料，再开始写第一稿，有这些东西后才会开始写分场，一边写一边再做资料搜集，“所以大概需要一年半至两年才完成一个剧本。”资料搜集必须“人搭人”介绍做访问，或者到不同地方看景，生活及吸收。

每一天他有严格的日程，六点半起床，七点开始写剧本，写到十二点就停下来。剩下的时间就做资料搜集，例如与人面谈、去不同场地。写好第一稿就会先放下，隔几天再重新写第二稿，直至觉得满意为止。《叔．叔》的剧本总共花了一年半，写了二十稿。

过去在香港生活的时候他有许多地方没去过，开始写剧本后，他要花很多时间去不同的地点观察，“例如到公园坐一整天，看看人的情况，或是到茶餐厅吃饭，观察别人，甚至是到教会去。我没有宗教信仰，不曾进去香港的教会，所以也要看看香港教会的情况。”他称之为用生活的方式吸收。

《叔．叔》用了极贴地及生活化的方式讲故事，的士司机柏（太保）与清（区嘉雯）结婚多年，生活平淡，柏将车交给准女婿，准备退休，遇到独立将小孩养大成人的海（袁富华），两个人开始了一段恋情。

杨曜恺仔细地调整了整个故事的口吻，“我希望这个故事比较生活化而不是戏剧化或大上大落，因为我想告诉大家同志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只是我们无法察觉，甚至家人就是同志我们也不知道。我不想用猎奇的眼光、抽离的感觉看他们，所以我用了一个平淡、日常化的方式，让人觉得这是平时发生的事情。”他想捕捉的挣扎都在家庭之中，非常细微，“没有自杀、跳楼甚至老婆知道后要离婚这种大事，全都很琐碎。我知道你有秘密，但我选择不挑明这个秘密，而我们应该如何继续维持家庭呢？”

戏中比平淡生活更仔细拿捏的是两位男主角的性爱场景，杨曜恺直接拍了两个人在同志桑拿的性爱，但镜头和剪辑花了一些心思，并未逃避什么，整个呈现依然含蓄，“最低限度是不要把它当成‘性’来看，纯粹是他们两人很难得在一间密室有机会做回自己，不必受社会目光限制，得以享受对方的身体。不是以‘性’应该如何作为出发点，而是以角色为出发点，拍出他们的亲密。尤其是阿柏很难得能跟另一个男人享受这件事，因为他婚后也只能跟别人在公厕里，很快就完事。因此不是想应该如何拍摄性场面，而是一个人打开自己感情枷锁的时刻。”

他写完剧本找监制时，很多人对杨曜恺说：“不要拍，本来 LGBT 电影就少人看，长者的 LGBT 故事更没有观众。”大家都很担心拍出来没人看，对筹募经费也很困难。“我知道过程一定会很艰钜，但其实跟我之前制作的电影没有太大分别，因为之前的电影也是关于同志，只是用英语讲述华人社会的问题。那个年代在外国电影中实在很少华人的代表，外国的华人电影是在这一两年间才增多。所以我一向制作的电影都是‘冷门加冷门’，这可能就是我的使命、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正正因为困难、从来没有人讲述，未被充分呈现才需要代他们发声。如果只是平常异性恋的故事，制作出来也没有意思。”

在试映场次分享时，杨曜恺向观众坦白最困难的是寻找合适的演员。确定太保出演柏这一过程用了半年，再用了三个月确定由袁富华扮演海，其他演员再用了三个月敲定，加起来几乎用了一年。《叔．叔》的拍摄期反而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假如这个故事在美国，角色是白人，选角会很快，会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演员认为难得这个年纪还可以主演爱情故事，可供选择的演员会比较多。”香港在这年龄段由观众群及表演能力的演员其实很多，但很多人一听同志题材即刻拒绝了。有的人就算答应也不愿意拍吻戏和性爱场面。杨曜恺没有灰心，一早确定同志题材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不是因为容易才想拍，就像你不会因为容易而跑马拉松，是因为困难才去跑。”

杨曜恺拍戏，心底有一股使命感，“我纯粹想替一个少数群体发声吧。”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取向，讲出口时理直气壮，“因为我本身是同性恋，从头到尾都是少数。”筹备《叔．叔》时访问到的很多年长同志，至今仍有负罪感和羞耻心。即便在外如何洒脱，回到家会向妈妈的神主牌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想这样，但你却让我长成这样”，仍然会感到内疚。杨曜恺不希望他们被忽略，“不要说同志，（连）老年人（都会被轻易忽略）。可能处于资本社会，人失去生产能力，没有收入，对社会‘没有贡献’，就可以将你抛弃，不必理会。我们应该更尊重这些人，关心他们不只是‘你身体还好吗’，还有对心灵的关注。”

他认定这群长者的心灵值得大家体谅、研究和分析， “一部青春、俊男美女、异性恋的恋爱故事当然比较容易（拍摄），老年同志的故事，起点已经比人后了一百步。但是否因此就不制作这种故事呢？”对他来说，电影除了是一种娱乐，也要让人去理解、认识那些被忽视的人，“他们为社会付出了很多，但当他们没有生产力时就要让他们自生自灭吗？这些需要其实很值得我们探讨。”

杨曜恺深切感受到“无论做什么都是局外人”的心情，“作为局外人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正因如此才能看到更多社会问题，更应该改变社会对自己的不公。身为局外人可能对成为导演更好，因为你可以观察到更多事情，当你身在其中可能更容易被蒙蔽，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

而要描写一个少数群体，杨曜恺认为首先要尊敬被描写的对象，要尽量理解他们的问题和处境，代入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眼光看出去，不要以外人戴著有色眼镜的目光看他们，从他们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