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強納森·法蘭岑：我想用寫作糾正世界的謬誤

「世上有無盡的希望——只不過不屬於我們。」在去年秋天發表於《紐約客》的散文《倘若我們不再假裝》（What If We Stop Pretending）中，強納森·法蘭岑引用卡夫卡的這句話作為開場，法蘭岑談的是他最近幾年最為關注的議題：全球暖化。他的觀點令人感到絕望：全球暖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事實，環保人士的那套話語給我們虛假的希望——世界末日不會因為你騎自行車去上班而不再降臨——我們不應再回避這個近在咫尺的災難。可以想見，這通「世界末日預言」在英語互聯網上所引發的爭議。在推特（twitter）上，法蘭岑被貼上了「全球暖化宿命主義者」的標簽，他對環保話語的揭露更是讓人們認定他是個自私自利，冷酷無情的人。

這不是法蘭岑第一次遭遇聲討和抨擊，事實上，近幾年來，他的幾乎每篇散文都會遭遇社交網絡上的冷嘲熱諷。他警示說，所謂的互聯網烏托邦是高科技寡頭編造出來的精緻謊言，實際上我們正落入矽谷操控的超級資本主義之中，然而很多年輕人卻把他的叫囂視作一位「中年人」的「高科技恐懼症」。

這是這位被譽為「偉大的美國小說家」的另一面：以非虛構寫作介入公共領域的思考與爭鳴。趁着《地球盡頭的盡頭》（The End of the End of Earth）出版之際，我從法蘭岑的家鄉聖路易斯給他如今位於聖塔克魯茲的家打電話，聊了聊當前遍及全球的2019冠狀病毒疫情，不可解決的死亡問題，文學救贖，數碼時代的思想自由，以及人性的希望等等大問。

交談之中，我從未感到他的絕望，只是感到他的清醒，這種清醒來自於他對一切虛妄的拒斥。但他的文字和話語裏自有一種更深沉的希望，正因為死亡和災難近在眼前，我們更應挽救所愛。一如他在《倘若我們不再假裝》中寫的：只要愛還在，希望就還在。

端 ＝ 端傳媒
法蘭岑 ＝ 強納森·法蘭岑

端：我正好在居家隔離期間讀了您的散文集《地球盡頭的盡頭》。書中涉及的廣泛議題——從全球暖化，科技寡頭，到觀鳥——如今讀來不僅切近，而且發人深省。你是怎麽應對最近的冠狀病毒疫情的？

法蘭岑：這是一個我不太擅長回答的問題。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很多人希望我就此寫點什麽，但是我對所有人都這麽說：我只能聊聊最近六周以來我的個人經歷，我沒法對更大的涉及疫情的話題做出回應。一切都言之過早，現在我們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對於病毒和傳播方式我們都有很多不確定的地方，我們不確定疫情的傳播範圍到底有多廣，當然還有接下來的一年會發生什麽。我從來不擅長回答有關未來的問題，除非你問我全球暖化的問題。不過，我能告訴你的是，我們是全美最早施行「就地避難」（shelter-in-place）的幾個社區之一。這條法令頒布至今已經超過三周，事實上，算到今天晚上，我的準配偶（spouse-equivalent，法蘭岑造的詞）和我就有整整四周沒有在社交場合見過任何人了。我覺得這裏的情況相對穩定。聖塔克魯茲沒有很多病例，如今尚未超過100例（註：復活節時）。疫情的上升曲線很緩慢。所以我覺得社交隔離的措施是有效的。和所有人一樣，我們都很難受，沒辦法見到朋友。我尤其難受，因為我沒有辦法出去觀鳥。下個月本來我要去中國的。2008年，我寫了一篇有關中國的文章，收在散文集《到遠方》（Farther Away）裏，當時我認識了幾個癡迷觀鳥的年輕人，然後我們就定下了這個旅行計劃。原本我應當和其中的三位下個月去四川的，但是當然計劃必須取消。所以我很失望。不過說到我自己的工作，沒有任何損失。因為我仍然可以去我的辦公室。我的辦公室很安全，位於房子的擴建區域，我不用觸摸任何東西就能進去，裏面有獨立的衛生間，所以我就在裏面工作，完成我的新長篇。

端：你最近用科技手段和別人聯繫嗎？

法蘭岑：最近的電郵比平時多了不少，我很詫異，因為我已經每天花幾個小時來處理電郵了，我真的不想看到更多的電郵。但我必須要繼續使用電郵。我們也進行了一些 Zoom 雲端視頻會議，但是我不喜歡 Zoom，我覺得這種會議方式很累人，而且令人不適。我更願意打電話。顯然，我每天都和高科技打交道。最近發生的一切最糟糕的一點是：所有都正合矽谷的心意。除非你是矽谷的一員，或者你有錢投資在那兒，不然我不覺得矽谷是任何人的朋友。我不覺得矽谷是這個世界裏正義的力量。顯然，矽谷當然希望人們都困在家裏，花更多的時間盯着電腦屏幕，希望實體店都關掉。他們佔得了便宜。

端：確實，一夜之間，高科技的覆蓋面更廣了。作為一個長期的數碼科技批評者，你是否對這個現象感到更憂慮？

法蘭岑：自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對數碼科技的觀感幾乎沒有多少變化。當時我就覺得這是超級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我覺得整套烏托邦話語都是荒謬的謊言。如今我覺得這種超級資本主義的程度加深了，而且我們有了更多證據來證實這些數碼科技——尤其是社交網絡——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好，而是更糟了。所以，這些看法都沒有改變。

我們仍然會有思想，只是說我們能否自由表達，或者是不是敢自由表達，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我的工作就是試圖去表達人們不想思考，或者不敢說，又或者恥於言說的觀點。

端：有些人從積極的角度來看，說此次危機幫助我們做好應對更大的災難——好比全球變暖——的準備。你認同嗎？為什麽？

法蘭岑：現在說一切都太早了。最近六年以來，我一直關注氣候議題。我就此寫了三篇長文，其中最近的一篇是去年夏天發表在《紐約客》上，題目是《倘若我們不再假裝》。當時，我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以為這個世界的結構—很堅固，但實際上它是多麽脆弱。政治體系很脆弱，國際關係很脆弱，全球經濟很脆弱。我也很看清所有這些系統——我們當然需要囊括有着其自身生態系統的自然世界——會隨着氣候急劇惡化，在接下來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內不堪重負。自那以後，我更加珍惜地方社群的意義。我很清楚我們會越來越仰賴離我們切近的人和資源。這次危機是對地方社群的壓力測試：它如何對此做出應變？社群裏的人是否遵循這些社交隔離的法規？人們是否善對彼此？有沒有盡力在幫助陷入困境的個人和地方企業？你的食物從哪裏來？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現在對這些問題有了一些感受。所以，或許這是好事情。但我不是一個擅長回答什麽是好事，什麽是壞事的人。

端：我非常喜歡你於2018年在谷歌總部所做的演講。你說，科技覺得它會解決死亡這一問題，然而文學從不覺得死亡這一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能否談談那些無法解決的問題有哪些價值？

法蘭岑：人們自出生起就面臨着一個顯而易見的大問題：不久之後，我們統統都會死去。死亡問題也是很多其他難以解決，或者無法解決的問題的象徵。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人們可以很善良，也可以很邪惡。這一點也沒有改變過。或許，人們是51%的善，但是他們身上仍然有49%的惡，而且在某種情況下，他們可以是100%的惡。這個問題從未解決過。你可以試圖從科技或者政治的角度回應這些問題，但是你無法真正解決死亡問題，你甚至無法解決諸如婚姻生活中的無聊怠倦這一簡單的問題。一方面，你喜歡傳統，穩定，舒適，友誼；另一方面，你有着這種突如其來的性渴望，你也總是難以抵擋新鮮事物的魅惑。但是自產生之日起，文學從沒有將這些視作問題。幾千年以來，我們沒有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以後也不會。我覺得，文學和宗教同根同源。我們有《聖經》文學，有很多東方的宗教文學，有古希臘文學。因為文學和宗教密切相連，所以我們有了這些敘事聲音：有些在試圖解釋，好比說，為什麽周圍的人相繼死去，而我還活着，但我不久後也會死去？這些都是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訴說相關的故事。故事的意義不是在於要驅除這些疑問，而是去呈現它們，好讓你看見：啊，這就是人生的本來面目。文學的可貴就在於幫助我們能夠承認並接納這些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這些技術層面上無法被解決的問題的超越。

端：你還幾度談到「文學拯救了你」，能不能談談「文學救贖」這個話題？

法蘭岑：我當時用這個詞指什麽？我不覺得文學在現實層面上拯救過我。

端：你應該不是指我們可以在文學的美和莊嚴中找到庇護，對吧？

法蘭岑：有這層意思，但是或許不是我當時所指的。我之前寫過這段經歷：二十一歲那年，我回聖路易斯過聖誕。已經有兩年我沒有和家人一起過節了，因為我之前在歐洲待了一整年。回到家之後，我發現我的家人沒有一個是快樂的。我的母親極度不快樂，她用憂慮和對他人的刻薄評價折磨着自己。我的父親也很可悲，他剛剛退休。我的兄弟對我的父母感到不滿，他們也對我的兄弟感到不滿。就在某個時刻，就像腦袋裏閃過一道光一樣，我之前四個月裏讀的文學作品頓時熠熠生輝。這不是你在學校裏學到的文學解析，而是我突然懂得了我家裏正在發生什麽。我覺得我突然看到了一些東西。我既身在其中，又同時不在其中。就是我母親說的一句再簡單不過的話，我都忽然能破解其中蘊藏的深意。我從小到大一直聽她這麽說話，但是一夜之間，我明白了這些簡單的語詞到底在說什麽。我看到了這些語詞的來歷，也看到了潛藏在它們之內的編碼。文學閱讀遞給我這樣一把鑰匙。它拯救了我嗎？沒有，但是它給我指了一條出路，讓我可以往前走。我往前走的路徑之一是成為作家，因為我對遞給我這把鑰匙的作家滿懷感激，我希望能夠回贈一些東西給後人。但是這也讓我明白，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方式之一就是你在受難，但一部分的你在外部看着你自己受難。所以，文學之於我很像宗教之於其他人。就算是發生在你身上最不幸的事件裏也包含着潛在的意義。但我的意思不是說苦難本身具有意義，而是說當你回望的時候，你或許能從中發現意義。這是我所理解的「文學救贖」。

端：是的，當你說科技以為它能解決死亡問題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過去人們是從宗教裏探尋死亡問題的答案的。

法蘭岑：科技取代了宗教式微後留下的缺口。科技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新的宗教。儘管我們看到科技帶來的種種危害，人們仍然對此深信不疑。人們繼續相信只要他們騎自行車去上班，全球氣候就不會變暖。我們現在看到種種瘋狂的事情在上演。當然，還有那些受到蠱惑的億萬富翁真的在想：太好了，我不一定會死，讓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正如我在谷歌的講座裏說的，這念頭實在太蠢了。你真的不想死嗎？那你九千歲的時候準備做什麽呢？這真的是你想要的？就想個五秒鐘吧，太愚蠢了。

端：你警示過互聯網讓不同的觀點更加偏向對立的兩極，以及人們在社交媒體上更感到趨同大眾的壓力。你怎麽看到數字時代的思想自由？我們的思想有我們以為的那樣獨立和自由嗎？

法蘭岑：這個問題從一個來自上海的人口中問出，讓我覺得很有意思。我想反過來問問你，你一定還和很多家人朋友聯繫，你如何看到他們的思想自由？美國的情況不太一樣。這裏是更加柔和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我從東德和前蘇聯的文學中學到的經驗之一是：思想自由會一直存在。當你面臨某種形態的威權主義，或是任何形態的思想鉗制，任何形態的審查制度，你會看到但凡是威權無法接受的言論，都會遭受懲罰。英語裏對此有個漂亮的詞：咒逐（anathema），現在尤其常見於左派，你有很多話不能對他們說。我深知這個道理，因為人們總想因為我的言論而懲罰我。但這不意味着人們會停止思考，這僅僅意味着人們會變得更加算計，會更小心選擇他們說話的對象。私底下人們說各種各樣他們不會在社交網絡上說的話，因為在社交網絡上他們會遭受責罰。這個邏輯看起來很奇怪，但這也是為什麽我認為嚴酷的威權主義難以為繼：到了某個時間點，人們公開所說的冠冕堂皇的話會和他們真正在想的東西完全脫節，然後整個體系就土崩瓦解，一切都顯得很愚蠢。我覺得我不會擔心未來世界的思想自由。人們仍舊有能力思考。這是人性的本質。我們仍然會有思想，只是說我們能否自由表達，或者是不是敢自由表達，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我的工作就是試圖去表達人們不想思考，或者不敢說，又或者恥於言說的觀點。這是我如今身為作家的首要責任：去呈現被思考卻未被言說的東西。

端：這讓我想到你對散文家的定義：要做「救火員」，「當每個人都在逃離羞恥的火焰之時，」你的工作是「直衝火場」。能不能聊聊這些年來你承擔過怎樣的風險？值得嗎？

法蘭岑：如今回看我以前發表的文章，有些東西我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我會為自己所說的一些東西感到抱歉，因為有時候你的判斷是錯誤的。舉一個很小的例子。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給《紐約客》寫過一篇文章，嘲諷矽谷的烏托邦主義。我表達類似這樣的看法：約會網站這個點子多麽可笑？你能想象通過網絡認識未來的配偶嗎？怎麽可能指望這樣的關係會開花結果？近十年來我認識的很多夫婦、情侶都是通過網絡認識的。所以我的判斷完全不對。有不少這樣的小事，這是需要承擔的風險。你需要承擔犯錯的風險，有時候你會錯得離譜。但是，更大的風險常常被證明是值得的。如今對我而言仍然意義深遠的是我在寫長篇《修正》（The Corrections）時所面對的羞恥感。那部小說的女主人公等待着孩子回家過聖誕。現在，很難想象當時我感到寫出這一幕有多麽羞恥，我花了很多年來接受這個事實：我要寫這部小說，因為我必須寫。當時的我其實沒有什麽可以失去的東西，但是我就是覺得這是個極大的風險。當然，承擔風險之後，人們給我的反饋是：現在你寫出了你自己真正喜歡的小說。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近幾年，尤其是非虛構寫作，我覺得常常有在社交網站上被攻訐的危險。對我來說，這個風險不大，因為我不看人們在網上發表的愚蠢看法。我不看他們對我的文章的錯解和歪曲，我不用目睹攻訐的發生。不過，我會在私下得到人們的反饋，這是只有我自己看得到的東西。我有個面對公眾的郵箱，我每天都會收到讀者的來信，尤其有的時候他們會覺得話說得越偏激越好。就算你只是看一眼推特，你也會覺得我是個惡毒的人，我在去年秋天《紐約客》上對全球暖化發表了一通冷酷無情的看法。然後我看看我的私人電郵，和我的私人信箱，都是感謝信。我不用為風險承擔很多後果，因為我不在乎人們在推特上說什麽。我對那個平臺沒有好感。我可能失去了潛在的讀者。但是，我寫完的東西都在那兒。如果你願意讀，你可以讀；如果你不願意讀，我不會就此輕視你。

我希望自己盡最大可能來思索，然後看看我的思考方式能否充分展開，最後在某種程度糾正在我看來是現實世界裏的一個錯誤。

端：在這部文集的第一篇《黑暗時代的那篇散文》（The Essay in Dark Times）裏，你談到你從《紐約客》編輯亨利·芬德（Henry Finder）那裏學到的重要一課：組織素材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先這樣再那樣」（This followed that），另一種是「同一類的歸一起」（Like goes with like）。第二種方式聽起來迷人極了！能不能多跟我們分享一些你是如何撰寫非虛構作品的？

法蘭岑：我把這兩條寫作經驗放到散文裏是因為我覺得它們很寶貴。當時他這麽一說，我就意識到：天哪，他對極了！你要麽按照類別組織素材，要麽就按照順序講故事。要寫任何有架構的文章，不外乎這兩種最基本的方式。而且，你想知道自己在按照那種方式寫，如果不是同時運用兩種方式的話。不過我是這樣的，有時候，有人會問我要不要寫一篇關於某個話題的文章，我說好。但是，更多的時候，我自己決定我要寫什麽。我很幸運能夠發表幾乎任何我寫出的東西，而且很多文章發在《紐約客》上，這是特別好的經歷，那裏有很好的編輯，很好的事實核查員。

那麽，到底是什麽東西會激發我的寫作慾呢？這樣說吧，假如你看得仔細，你會發現我總是對某些東西感到憤怒。我對什麽感到憤怒呢？有時候是社會的不公，有時候是人們的無知。常常是這樣，我要麽讀到人們在網絡，報紙或者雜誌發表的言論，要麽就是在現實中體會到人們正在思考的事情，讓我生氣的是人們在用錯誤的方式思考。所以很多散文——我不會說是所有文章——都始於我覺得某件事沒有被正確理解的那一刻。我希望自己盡最大可能來思索，然後看看我的思考方式能否充分展開，最後在某種程度糾正在我看來是現實世界裏的一個錯誤。幾乎所有我寫的散文都可以這麽來看。你也可以說讓我最難受和氣憤的誤解常常是個人層面上的。這倒不是我寫文章的主要原因，但是在這部文集裏有幾篇文章是這樣的，關於美國奧杜邦學會（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的那篇文章還有關於我在紐約度過的第一個夏天的文章。

很多時候也是因為我正好有個有趣的故事想講，至少我覺得有趣的，不過與此同時，我也在試圖解釋我是誰。我承認說，我知道有人覺得我不是個好人。每個月有這麽幾天，我也覺得自己不是好人。我完全承認這個可能。當我進入敘事性散文，我就盡力發掘我有多不好？我盡力陳述真相。如果文章最後變成：啊，我在這件事上不是這麽好。文章裏也就這麽坦白呈現了，或許因為我的誠實，因為我如今回望時的悔意，我不是這麽好的一面得到了某種微小的補救。

歸根結底，一來我渴望不被誤解，二來，當我遭遇簡單化的思考時，我真的會怒火中燒。我知道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麽事情是非黑即白的。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復雜多面的。確實有一些少數的事情是簡單的：我覺得存在於美國三百年的奴隸制是簡單的。給人們套上枷鎖，把他們從非洲運來，奴役他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糟的事情。我覺得，這個國家仍在發生的對這些奴隸後代的壓迫也直接可以下判斷：這是糟糕的。自1865年來仍然有這麽多歧視，種族主義和壓制。但是大多數事情沒有這麽簡單。可是，當你聽到政客和人們在網上信口雌黃，他們讓所有事情聽起來這麽簡單，這讓我怒不可遏。

端：也是你書裏提到的「路怒症」（road rage）？

法蘭岑：我的路怒症倒是治好了。我去了駕校，學到了一些遏制路怒的技能。

端：但憤怒是好的，因為你對很多事情感到「切膚之痛」，因為你只寫你自己在乎的議題。

法蘭岑：你說的對。我享有這種特權。如果我一年不寫一篇長篇報導或者散文，其實對我沒有任何影響，因為我還有我的長篇在。我確實有這種只寫我自己在乎的議題的特權。

端：你怎麽看待非虛構寫作裏的主觀性（subjectivity）？

法蘭岑：我覺得，散文幾乎從其定義上就決定了對主體的接納，主體就是作品的一部分。我不給《科學》或者《自然》寫稿，那些刊物容不下任何主觀性。我給《紐約客》寫稿。而人們對《紐約客》的文章有這種期待：寫散文的人應當呈現這種主觀性。如果文章讀下來是完全客觀的，如果我在裏面找不到任何主觀性，我會感到失望甚至怨恨。我會覺得裏面缺失了什麽：你對此究竟有怎樣的感受？我最初沒有想過要這麽寫，真的是亨利·芬德在我的第一篇報導文章裏察覺了這一點。當時我有幾個表達主觀意見的段落，他告訴我，你應該多這麽寫。或許這也是在尋找自己的敘事聲音。但真正的考驗是：這種主觀表達是否融於文章本身？這樣的語句是否含有恰如其分的自我嘲諷？有時候，要處理嚴肅的題材，你必須足夠嚴肅。但是，有很多主觀性是以反諷的方式呈現的。我給你舉個例子：我寫了一些段落，這是我當時在哥斯達黎加的真實想法，是我的回應。然後，我到第二天早晨起床看我前一晚的草稿，我覺得這是有趣的。

我在給你一個簡短但不完全邏輯自洽的答案：是的，我重視非虛構寫作中的主觀性，我決定的標準是這種主觀性是否有趣到能夠融於文章。我可愛的準配偶凱西警告過我，我在文章裏做過這樣的類比：我把自己在迦納沒有看到足夠多的鳥和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沒有得到足夠的選舉人團票數（electoral votes）相提並論。「這是黴運，」凱西說，「人們會說你完全不重視川普當選的後果有多麽嚴重。」在我的文章之後的一段，我分析了他當選之後的嚴重後果。很顯然，我不是川普支持者。我的類比用於自嘲，但也因為那就是我當時的真實想法：我在迦納待了兩周，真的開始焦慮我究竟能看到多少種鳥。我覺得那很有意思。不管這種類比讓我顯得更好或更早，我沒有管，但那就是我當時的所思所想。我腦袋裏這兩件事情合併起來，他們的問題和我的問題顯得同等重要。

端：很顯然其他人沒有像你這麽癡迷賞鳥，所以他們會覺得這個類比不近人情。

法蘭岑：人們總是問我：我幹嗎要這麽寫？我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這裏面有種遊戲心態。我那一年在迦納能不能收集到411個新品種的鳥類？如果我收集不到，我還為自己在這個遊戲裏的表現感到滿意嗎？或許不會了。但是，既然你問了，這就是賞鳥人的真實心態。我們就是這麽瘋狂。所以我接受這種自嘲。

端：人們理解你的反諷嗎？還是他們總是誤讀你的反諷？

法蘭岑：誤讀一直出現。有一次我在公開場合把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叫做「全紐約最蠢的人」。角谷美智子是一位傑出的書評人，她給我的四部長篇寫了熱情洋溢的書評。但是，我這麽稱呼她是因為她完全沒有看出我的文集《不適區》（The Discomfort Zone，暫譯）裏有反諷和幽默在，她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了。我當時的反應是：天哪，你真的覺得我會這麽想？我只可能是在表達反諷。所以我覺得她那篇書評寫得很蠢。但她是角谷美智子，《紐約時報》的首席書評人，如果連她也沒有看出這是反諷，任何人都可以看不出來。

端：你覺得這些年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法蘭岑：最基本的關係是：我自己寫一些東西，然後你自己讀我寫下的東西，接着借由紙頁上語言的魔法，我們感到彼此之間有着某種聯繫。我覺得這仍然是最基本的關係，而且這個關係沒有改變。在社交層面，我覺得現在作者距離讀者更近。很多作者在社交網站上分享各種各樣的東西。八個月以前，我有了自己的公共信箱。人們給我寫信，我收到很多信，不過，我是通過美國郵政信箱代收的。讀到這些信，我覺得好像和書的另一端，和更多的人建立了某種個人層面的交情。但我提醒自己這不是最重要的關係。最重要的關係仍舊是我面對紙頁，讀者面對紙頁。

如果我某一天過得很糟糕，我回到家聽到某個人被我所寫的東西深深觸動，我會很欣慰。反過來說，我覺得讀者更多收到作者的回音也是好事。讀者不應該收到某個辦公室裏助手按照模版打出來的信，我本人不寫很長的回信，但是我盡量寫一些帶有個人色彩的回信，這就像你做完新書朗讀會之後面對排隊買書的讀者。你只能給每個人三十秒，你必須和他們有眼神交流，至少要有這麽一刻是你們直面彼此的。我覺得很多作家不喜歡這種場合。他們成為作家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更願意獨處，我有不少最好的朋友也是這樣，這就是每個人的性格特質。但我對社交層面有着更為友善的中西部人的態度：如果你對我說幾句好話，我也會回贈給你幾句好話。

端：撰寫非虛構和長篇小說的你的最大區別是什麽？

法蘭岑：寫長篇要比寫非虛構難多了。你進入一個強迫症的狀態，而且這種狀態要持續至少兩年，而對我來說，可能更長。長篇小說裏需要處理的事情要比長散文裏的多三個數量級。寫散文的時候，有些東西是確定的。如果我想表達什麽，我總是有個想法在那兒，我有一些想講的故事。文章可能要經過反復的修改，亨利·芬德會和我有很多郵件往來，但是我知道我會寫成的。一旦你找到了其中的竅門，散文沒有這麽難。但是長篇小說只會變得越來越難，你的技術水平越高，越會發現自己沒有掌握的技巧有這麽多。長篇就是這麽難。

重新找到自我的方式就是離開這個虛擬空間。即便你就是去公園裏把時間花在一棵樹下，仔細看看樹上的新芽，或是鳥雀。

端：你覺得寫長篇的你更孤獨嗎？

法蘭岑：如果你把時間延展來看的話，確實如此。可能有好幾年，我只能得到兩個讀者的回音。我現在手頭即將完成的長篇就只有兩個讀者，而他們也只是每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得到一部分稿子。所以在很長的時間——一年裏的大部分時間——我完全是孤身一人。散文不需要這麽長的時間，而且我很快就得到編輯的反饋，接着很快就見報了。

端：我通常的最後一個訪談問題都是請作家給年輕寫作者一些建議，但是面對你，我想嘗試一個不同的問題。我不是愛鳥人士，你看到我沒提什麽有關賞鳥的問題。但是和很多批評家一樣，我把你書中的鳥看成一種象徵：鳥揭示了我們非人的一面。對於那些渴望恢復更多人性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你會給出怎樣的建議？

法蘭岑：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讀一部好的長篇小說是重建人性的一個方式。如果你很年輕，你還不知道什麽是好的長篇小說，這是發掘你的人性的好方法。所以，這會是我給出的首要建議。而且，和其他技能一樣，你不可能立即懂得如何閱讀。我覺得如果你可以跟隨一位好老師，或者能夠加入一個讀書會，再或者能和朋友一起讀一本書，做任何能夠加深你與這本書聯繫的事情，這樣能幫你看到你自己閱讀盲區之外的小說裏富饒的多面。另一個建議是，你必須自己打開通往人性的門。這聽起來像悖論，即便你認為自己足夠人性，而且關心他人和社會，但是如果你整天都發短信，更新 instagram 或者臉書，我會覺得你在經歷着某種自我的消減，因為最終很多對話都變得不是瑣碎就是虛假。弔詭的是，重新找到自我的方式就是離開這個虛擬空間。即便你就是去公園裏把時間花在一棵樹下，仔細看看樹上的新芽，或是鳥雀。我本人覺得那種方式非常治癒。我回家後就覺得自己像一個人了，這是我的另一條建議。

繪製插圖原照片由新經典文化提供。攝影：Shelby Gra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