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乔纳森·弗兰岑：我想用写作纠正世界的谬误

“世上有无尽的希望——只不过不属于我们。”在去年秋天发表于《纽约客》的散文《倘若我们不再假装》（What If We Stop Pretending）中，乔纳森·弗兰岑引用卡夫卡的这句话作为开场，弗兰岑谈的是他最近几年最为关注的议题：全球暖化。他的观点令人感到绝望：全球暖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环保人士的那套话语给我们虚假的希望——世界末日不会因为你骑自行车去上班而不再降临——我们不应再回避这个近在咫尺的灾难。可以想见，这通“世界末日预言”在英语互联网上所引发的争议。在推特（twitter）上，弗兰岑被贴上了“全球暖化宿命主义者”的标签，他对环保话语的揭露更是让人们认定他是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人。

这不是弗兰岑第一次遭遇声讨和抨击，事实上，近几年来，他的几乎每篇散文都会遭遇社交网络上的冷嘲热讽。他警示说，所谓的互联网乌托邦是高科技寡头编造出来的精致谎言，实际上我们正落入矽谷操控的超级资本主义之中，然而很多年轻人却把他的叫嚣视作一位“中年人”的“高科技恐惧症”。

这是这位被誉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家”的另一面：以非虚构写作介入公共领域的思考与争鸣。趁着《地球尽头的尽头》（The End of the End of Earth）出版之际，我从弗兰岑的家乡圣路易斯给他如今位于圣塔克鲁兹的家打电话，聊了聊当前遍及全球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不可解决的死亡问题，文学救赎，数码时代的思想自由，以及人性的希望等等大问。

交谈之中，我从未感到他的绝望，只是感到他的清醒，这种清醒来自于他对一切虚妄的拒斥。但他的文字和话语里自有一种更深沉的希望，正因为死亡和灾难近在眼前，我们更应挽救所爱。一如他在《倘若我们不再假装》中写的：只要爱还在，希望就还在。

端 ＝ 端传媒
弗兰岑 ＝ 乔纳森·弗兰岑

端：我正好在居家隔离期间读了您的散文集《地球尽头的尽头》。书中涉及的广泛议题——从全球暖化，科技寡头，到观鸟——如今读来不仅切近，而且发人深省。你是怎么应对最近的冠状病毒疫情的？

弗兰岑：这是一个我不太擅长回答的问题。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很多人希望我就此写点什么，但是我对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只能聊聊最近六周以来我的个人经历，我没法对更大的涉及疫情的话题做出回应。一切都言之过早，现在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对于病毒和传播方式我们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我们不确定疫情的传播范围到底有多广，当然还有接下来的一年会发生什么。我从来不擅长回答有关未来的问题，除非你问我全球暖化的问题。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是全美最早施行“就地避难”（shelter-in-place）的几个社区之一。这条法令颁布至今已经超过三周，事实上，算到今天晚上，我的准配偶（spouse-equivalent，弗兰岑造的词）和我就有整整四周没有在社交场合见过任何人了。我觉得这里的情况相对稳定。圣塔克鲁兹没有很多病例，如今尚未超过100例（注：复活节时）。疫情的上升曲线很缓慢。所以我觉得社交隔离的措施是有效的。和所有人一样，我们都很难受，没办法见到朋友。我尤其难受，因为我没有办法出去观鸟。下个月本来我要去中国的。2008年，我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收在散文集《到远方》（Farther Away）里，当时我认识了几个痴迷观鸟的年轻人，然后我们就定下了这个旅行计划。原本我应当和其中的三位下个月去四川的，但是当然计划必须取消。所以我很失望。不过说到我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损失。因为我仍然可以去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很安全，位于房子的扩建区域，我不用触摸任何东西就能进去，里面有独立的卫生间，所以我就在里面工作，完成我的新长篇。

端：你最近用科技手段和别人联系吗？

弗兰岑：最近的电邮比平时多了不少，我很诧异，因为我已经每天花几个小时来处理电邮了，我真的不想看到更多的电邮。但我必须要继续使用电邮。我们也进行了一些 Zoom 云端视频会议，但是我不喜欢 Zoom，我觉得这种会议方式很累人，而且令人不适。我更愿意打电话。显然，我每天都和高科技打交道。最近发生的一切最糟糕的一点是：所有都正合矽谷的心意。除非你是矽谷的一员，或者你有钱投资在那儿，不然我不觉得矽谷是任何人的朋友。我不觉得矽谷是这个世界里正义的力量。显然，矽谷当然希望人们都困在家里，花更多的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希望实体店都关掉。他们占得了便宜。

端：确实，一夜之间，高科技的覆盖面更广了。作为一个长期的数码科技批评者，你是否对这个现象感到更忧虑？

弗兰岑：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对数码科技的观感几乎没有多少变化。当时我就觉得这是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我觉得整套乌托邦话语都是荒谬的谎言。如今我觉得这种超级资本主义的程度加深了，而且我们有了更多证据来证实这些数码科技——尤其是社交网络——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是更糟了。所以，这些看法都没有改变。

我们仍然会有思想，只是说我们能否自由表达，或者是不是敢自由表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的工作就是试图去表达人们不想思考，或者不敢说，又或者耻于言说的观点。

端：有些人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说此次危机帮助我们做好应对更大的灾难——好比全球变暖——的准备。你认同吗？为什么？

弗兰岑：现在说一切都太早了。最近六年以来，我一直关注气候议题。我就此写了三篇长文，其中最近的一篇是去年夏天发表在《纽约客》上，题目是《倘若我们不再假装》。当时，我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以为这个世界的结构—很坚固，但实际上它是多么脆弱。政治体系很脆弱，国际关系很脆弱，全球经济很脆弱。我也很看清所有这些系统——我们当然需要囊括有着其自身生态系统的自然世界——会随着气候急剧恶化，在接下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内不堪重负。自那以后，我更加珍惜地方社群的意义。我很清楚我们会越来越仰赖离我们切近的人和资源。这次危机是对地方社群的压力测试：它如何对此做出应变？社群里的人是否遵循这些社交隔离的法规？人们是否善对彼此？有没有尽力在帮助陷入困境的个人和地方企业？你的食物从哪里来？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些感受。所以，或许这是好事情。但我不是一个擅长回答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的人。

端：我非常喜欢你于2018年在谷歌总部所做的演讲。你说，科技觉得它会解决死亡这一问题，然而文学从不觉得死亡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能否谈谈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哪些价值？

弗兰岑：人们自出生起就面临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大问题：不久之后，我们统统都会死去。死亡问题也是很多其他难以解决，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象征。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人们可以很善良，也可以很邪恶。这一点也没有改变过。或许，人们是51%的善，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有49%的恶，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是100%的恶。这个问题从未解决过。你可以试图从科技或者政治的角度回应这些问题，但是你无法真正解决死亡问题，你甚至无法解决诸如婚姻生活中的无聊怠倦这一简单的问题。一方面，你喜欢传统，稳定，舒适，友谊；另一方面，你有着这种突如其来的性渴望，你也总是难以抵挡新鲜事物的魅惑。但是自产生之日起，文学从没有将这些视作问题。几千年以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我觉得，文学和宗教同根同源。我们有《圣经》文学，有很多东方的宗教文学，有古希腊文学。因为文学和宗教密切相连，所以我们有了这些叙事声音：有些在试图解释，好比说，为什么周围的人相继死去，而我还活着，但我不久后也会死去？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诉说相关的故事。故事的意义不是在于要驱除这些疑问，而是去呈现它们，好让你看见：啊，这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文学的可贵就在于帮助我们能够承认并接纳这些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些技术层面上无法被解决的问题的超越。

端：你还几度谈到“文学拯救了你”，能不能谈谈“文学救赎”这个话题？

弗兰岑：我当时用这个词指什么？我不觉得文学在现实层面上拯救过我。

端：你应该不是指我们可以在文学的美和庄严中找到庇护，对吧？

弗兰岑：有这层意思，但是或许不是我当时所指的。我之前写过这段经历：二十一岁那年，我回圣路易斯过圣诞。已经有两年我没有和家人一起过节了，因为我之前在欧洲待了一整年。回到家之后，我发现我的家人没有一个是快乐的。我的母亲极度不快乐，她用忧虑和对他人的刻薄评价折磨着自己。我的父亲也很可悲，他刚刚退休。我的兄弟对我的父母感到不满，他们也对我的兄弟感到不满。就在某个时刻，就像脑袋里闪过一道光一样，我之前四个月里读的文学作品顿时熠熠生辉。这不是你在学校里学到的文学解析，而是我突然懂得了我家里正在发生什么。我觉得我突然看到了一些东西。我既身在其中，又同时不在其中。就是我母亲说的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我都忽然能破解其中蕴藏的深意。我从小到大一直听她这么说话，但是一夜之间，我明白了这些简单的语词到底在说什么。我看到了这些语词的来历，也看到了潜藏在它们之内的编码。文学阅读递给我这样一把钥匙。它拯救了我吗？没有，但是它给我指了一条出路，让我可以往前走。我往前走的路径之一是成为作家，因为我对递给我这把钥匙的作家满怀感激，我希望能够回赠一些东西给后人。但是这也让我明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方式之一就是你在受难，但一部分的你在外部看着你自己受难。所以，文学之于我很像宗教之于其他人。就算是发生在你身上最不幸的事件里也包含着潜在的意义。但我的意思不是说苦难本身具有意义，而是说当你回望的时候，你或许能从中发现意义。这是我所理解的“文学救赎”。

端：是的，当你说科技以为它能解决死亡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过去人们是从宗教里探寻死亡问题的答案的。

弗兰岑：科技取代了宗教式微后留下的缺口。科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新的宗教。尽管我们看到科技带来的种种危害，人们仍然对此深信不疑。人们继续相信只要他们骑自行车去上班，全球气候就不会变暖。我们现在看到种种疯狂的事情在上演。当然，还有那些受到蛊惑的亿万富翁真的在想：太好了，我不一定会死，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我在谷歌的讲座里说的，这念头实在太蠢了。你真的不想死吗？那你九千岁的时候准备做什么呢？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就想个五秒钟吧，太愚蠢了。

端：你警示过互联网让不同的观点更加偏向对立的两极，以及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更感到趋同大众的压力。你怎么看到数字时代的思想自由？我们的思想有我们以为的那样独立和自由吗？

弗兰岑：这个问题从一个来自上海的人口中问出，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反过来问问你，你一定还和很多家人朋友联系，你如何看到他们的思想自由？美国的情况不太一样。这里是更加柔和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我从东德和前苏联的文学中学到的经验之一是：思想自由会一直存在。当你面临某种形态的威权主义，或是任何形态的思想钳制，任何形态的审查制度，你会看到但凡是威权无法接受的言论，都会遭受惩罚。英语里对此有个漂亮的词：咒逐（anathema），现在尤其常见于左派，你有很多话不能对他们说。我深知这个道理，因为人们总想因为我的言论而惩罚我。但这不意味着人们会停止思考，这仅仅意味着人们会变得更加算计，会更小心选择他们说话的对象。私底下人们说各种各样他们不会在社交网络上说的话，因为在社交网络上他们会遭受责罚。这个逻辑看起来很奇怪，但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严酷的威权主义难以为继：到了某个时间点，人们公开所说的冠冕堂皇的话会和他们真正在想的东西完全脱节，然后整个体系就土崩瓦解，一切都显得很愚蠢。我觉得我不会担心未来世界的思想自由。人们仍旧有能力思考。这是人性的本质。我们仍然会有思想，只是说我们能否自由表达，或者是不是敢自由表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的工作就是试图去表达人们不想思考，或者不敢说，又或者耻于言说的观点。这是我如今身为作家的首要责任：去呈现被思考却未被言说的东西。

端：这让我想到你对散文家的定义：要做“救火员”，“当每个人都在逃离羞耻的火焰之时，”你的工作是“直冲火场”。能不能聊聊这些年来你承担过怎样的风险？值得吗？

弗兰岑：如今回看我以前发表的文章，有些东西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会为自己所说的一些东西感到抱歉，因为有时候你的判断是错误的。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给《纽约客》写过一篇文章，嘲讽矽谷的乌托邦主义。我表达类似这样的看法：约会网站这个点子多么可笑？你能想象通过网络认识未来的配偶吗？怎么可能指望这样的关系会开花结果？近十年来我认识的很多夫妇、情侣都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所以我的判断完全不对。有不少这样的小事，这是需要承担的风险。你需要承担犯错的风险，有时候你会错得离谱。但是，更大的风险常常被证明是值得的。如今对我而言仍然意义深远的是我在写长篇《纠正》（The Corrections）时所面对的羞耻感。那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等待着孩子回家过圣诞。现在，很难想象当时我感到写出这一幕有多么羞耻，我花了很多年来接受这个事实：我要写这部小说，因为我必须写。当时的我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是个极大的风险。当然，承担风险之后，人们给我的反馈是：现在你写出了你自己真正喜欢的小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近几年，尤其是非虚构写作，我觉得常常有在社交网站上被攻讦的危险。对我来说，这个风险不大，因为我不看人们在网上发表的愚蠢看法。我不看他们对我的文章的错解和歪曲，我不用目睹攻讦的发生。不过，我会在私下得到人们的反馈，这是只有我自己看得到的东西。我有个面对公众的邮箱，我每天都会收到读者的来信，尤其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话说得越偏激越好。就算你只是看一眼推特，你也会觉得我是个恶毒的人，我在去年秋天《纽约客》上对全球暖化发表了一通冷酷无情的看法。然后我看看我的私人电邮，和我的私人信箱，都是感谢信。我不用为风险承担很多后果，因为我不在乎人们在推特上说什么。我对那个平台没有好感。我可能失去了潜在的读者。但是，我写完的东西都在那儿。如果你愿意读，你可以读；如果你不愿意读，我不会就此轻视你。

我希望自己尽最大可能来思索，然后看看我的思考方式能否充分展开，最后在某种程度纠正在我看来是现实世界里的一个错误。

端：在这部文集的第一篇《黑暗时代的那篇散文》（The Essay in Dark Times）里，你谈到你从《纽约客》编辑亨利·芬德（Henry Finder）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组织素材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这样再那样”（This followed that），另一种是“同一类的归一起”（Like goes with like）。第二种方式听起来迷人极了！能不能多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是如何撰写非虚构作品的？

弗兰岑：我把这两条写作经验放到散文里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很宝贵。当时他这么一说，我就意识到：天哪，他对极了！你要么按照类别组织素材，要么就按照顺序讲故事。要写任何有架构的文章，不外乎这两种最基本的方式。而且，你想知道自己在按照那种方式写，如果不是同时运用两种方式的话。不过我是这样的，有时候，有人会问我要不要写一篇关于某个话题的文章，我说好。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自己决定我要写什么。我很幸运能够发表几乎任何我写出的东西，而且很多文章发在《纽约客》上，这是特别好的经历，那里有很好的编辑，很好的事实核查员。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会激发我的写作欲呢？这样说吧，假如你看得仔细，你会发现我总是对某些东西感到愤怒。我对什么感到愤怒呢？有时候是社会的不公，有时候是人们的无知。常常是这样，我要么读到人们在网络，报纸或者杂志发表的言论，要么就是在现实中体会到人们正在思考的事情，让我生气的是人们在用错误的方式思考。所以很多散文——我不会说是所有文章——都始于我觉得某件事没有被正确理解的那一刻。我希望自己尽最大可能来思索，然后看看我的思考方式能否充分展开，最后在某种程度纠正在我看来是现实世界里的一个错误。几乎所有我写的散文都可以这么来看。你也可以说让我最难受和气愤的误解常常是个人层面上的。这倒不是我写文章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部文集里有几篇文章是这样的，关于美国奥杜邦学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的那篇文章还有关于我在纽约度过的第一个夏天的文章。

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正好有个有趣的故事想讲，至少我觉得有趣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在试图解释我是谁。我承认说，我知道有人觉得我不是个好人。每个月有这么几天，我也觉得自己不是好人。我完全承认这个可能。当我进入叙事性散文，我就尽力发掘我有多不好？我尽力陈述真相。如果文章最后变成：啊，我在这件事上不是这么好。文章里也就这么坦白呈现了，或许因为我的诚实，因为我如今回望时的悔意，我不是这么好的一面得到了某种微小的补救。

归根结底，一来我渴望不被误解，二来，当我遭遇简单化的思考时，我真的会怒火中烧。我知道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非黑即白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复杂多面的。确实有一些少数的事情是简单的：我觉得存在于美国三百年的奴隶制是简单的。给人们套上枷锁，把他们从非洲运来，奴役他们，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国家仍在发生的对这些奴隶后代的压迫也直接可以下判断：这是糟糕的。自1865年来仍然有这么多歧视，种族主义和压制。但是大多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可是，当你听到政客和人们在网上信口雌黄，他们让所有事情听起来这么简单，这让我怒不可遏。

端：也是你书里提到的“路怒症”（road rage）？

弗兰岑：我的路怒症倒是治好了。我去了驾校，学到了一些遏制路怒的技能。

端：但愤怒是好的，因为你对很多事情感到“切肤之痛”，因为你只写你自己在乎的议题。

弗兰岑：你说的对。我享有这种特权。如果我一年不写一篇长篇报导或者散文，其实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还有我的长篇在。我确实有这种只写我自己在乎的议题的特权。

端：你怎么看待非虚构写作里的主观性（subjectivity）？

弗兰岑：我觉得，散文几乎从其定义上就决定了对主体的接纳，主体就是作品的一部分。我不给《科学》或者《自然》写稿，那些刊物容不下任何主观性。我给《纽约客》写稿。而人们对《纽约客》的文章有这种期待：写散文的人应当呈现这种主观性。如果文章读下来是完全客观的，如果我在里面找不到任何主观性，我会感到失望甚至怨恨。我会觉得里面缺失了什么：你对此究竟有怎样的感受？我最初没有想过要这么写，真的是亨利·芬德在我的第一篇报导文章里察觉了这一点。当时我有几个表达主观意见的段落，他告诉我，你应该多这么写。或许这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叙事声音。但真正的考验是：这种主观表达是否融于文章本身？这样的语句是否含有恰如其分的自我嘲讽？有时候，要处理严肃的题材，你必须足够严肃。但是，有很多主观性是以反讽的方式呈现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写了一些段落，这是我当时在哥斯达黎加的真实想法，是我的回应。然后，我到第二天早晨起床看我前一晚的草稿，我觉得这是有趣的。

我在给你一个简短但不完全逻辑自洽的答案：是的，我重视非虚构写作中的主观性，我决定的标准是这种主观性是否有趣到能够融于文章。我可爱的准配偶凯西警告过我，我在文章里做过这样的类比：我把自己在加纳没有看到足够多的鸟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没有得到足够的选举人团票数（electoral votes）相提并论。“这是霉运，”凯西说，“人们会说你完全不重视川普当选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在我的文章之后的一段，我分析了他当选之后的严重后果。很显然，我不是川普支持者。我的类比用于自嘲，但也因为那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我在迦纳待了两周，真的开始焦虑我究竟能看到多少种鸟。我觉得那很有意思。不管这种类比让我显得更好或更早，我没有管，但那就是我当时的所思所想。我脑袋里这两件事情合并起来，他们的问题和我的问题显得同等重要。

端：很显然其他人没有像你这么痴迷赏鸟，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类比不近人情。

弗兰岑：人们总是问我：我干吗要这么写？我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里面有种游戏心态。我那一年在迦纳能不能收集到411个新品种的鸟类？如果我收集不到，我还为自己在这个游戏里的表现感到满意吗？或许不会了。但是，既然你问了，这就是赏鸟人的真实心态。我们就是这么疯狂。所以我接受这种自嘲。

端：人们理解你的反讽吗？还是他们总是误读你的反讽？

弗兰岑：误读一直出现。有一次我在公开场合把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叫做“全纽约最蠢的人”。角谷美智子是一位杰出的书评人，她给我的四部长篇写了热情洋溢的书评。但是，我这么称呼她是因为她完全没有看出我的文集《不适区》（The Discomfort Zone，暂译）里有反讽和幽默在，她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了。我当时的反应是：天哪，你真的觉得我会这么想？我只可能是在表达反讽。所以我觉得她那篇书评写得很蠢。但她是角谷美智子，《纽约时报》的首席书评人，如果连她也没有看出这是反讽，任何人都可以看不出来。

端：你觉得这些年来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弗兰岑：最基本的关系是：我自己写一些东西，然后你自己读我写下的东西，接着借由纸页上语言的魔法，我们感到彼此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我觉得这仍然是最基本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没有改变。在社交层面，我觉得现在作者距离读者更近。很多作者在社交网站上分享各种各样的东西。八个月以前，我有了自己的公共信箱。人们给我写信，我收到很多信，不过，我是通过美国邮政信箱代收的。读到这些信，我觉得好像和书的另一端，和更多的人建立了某种个人层面的交情。但我提醒自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仍旧是我面对纸页，读者面对纸页。

如果我某一天过得很糟糕，我回到家听到某个人被我所写的东西深深触动，我会很欣慰。反过来说，我觉得读者更多收到作者的回音也是好事。读者不应该收到某个办公室里助手按照模版打出来的信，我本人不写很长的回信，但是我尽量写一些带有个人色彩的回信，这就像你做完新书朗读会之后面对排队买书的读者。你只能给每个人三十秒，你必须和他们有眼神交流，至少要有这么一刻是你们直面彼此的。我觉得很多作家不喜欢这种场合。他们成为作家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更愿意独处，我有不少最好的朋友也是这样，这就是每个人的性格特质。但我对社交层面有着更为友善的中西部人的态度：如果你对我说几句好话，我也会回赠给你几句好话。

端：撰写非虚构和长篇小说的你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弗兰岑：写长篇要比写非虚构难多了。你进入一个强迫症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要持续至少两年，而对我来说，可能更长。长篇小说里需要处理的事情要比长散文里的多三个数量级。写散文的时候，有些东西是确定的。如果我想表达什么，我总是有个想法在那儿，我有一些想讲的故事。文章可能要经过反复的修改，亨利·芬德会和我有很多邮件往来，但是我知道我会写成的。一旦你找到了其中的窍门，散文没有这么难。但是长篇小说只会变得越来越难，你的技术水平越高，越会发现自己没有掌握的技巧有这么多。长篇就是这么难。

重新找到自我的方式就是离开这个虚拟空间。即便你就是去公园里把时间花在一棵树下，仔细看看树上的新芽，或是鸟雀。

端：你觉得写长篇的你更孤独吗？

弗兰岑：如果你把时间延展来看的话，确实如此。可能有好几年，我只能得到两个读者的回音。我现在手头即将完成的长篇就只有两个读者，而他们也只是每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得到一部分稿子。所以在很长的时间——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我完全是孤身一人。散文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我很快就得到编辑的反馈，接着很快就见报了。

端：我通常的最后一个访谈问题都是请作家给年轻写作者一些建议，但是面对你，我想尝试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不是爱鸟人士，你看到我没提什么有关赏鸟的问题。但是和很多批评家一样，我把你书中的鸟看成一种象征：鸟揭示了我们非人的一面。对于那些渴望恢复更多人性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弗兰岑：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读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是重建人性的一个方式。如果你很年轻，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长篇小说，这是发掘你的人性的好方法。所以，这会是我给出的首要建议。而且，和其他技能一样，你不可能立即懂得如何阅读。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跟随一位好老师，或者能够加入一个读书会，再或者能和朋友一起读一本书，做任何能够加深你与这本书联系的事情，这样能帮你看到你自己阅读盲区之外的小说里富饶的多面。另一个建议是，你必须自己打开通往人性的门。这听起来像悖论，即便你认为自己足够人性，而且关心他人和社会，但是如果你整天都发短信，更新 instagram 或者脸书，我会觉得你在经历着某种自我的消减，因为最终很多对话都变得不是琐碎就是虚假。吊诡的是，重新找到自我的方式就是离开这个虚拟空间。即便你就是去公园里把时间花在一棵树下，仔细看看树上的新芽，或是鸟雀。我本人觉得那种方式非常治愈。我回家后就觉得自己像一个人了，这是我的另一条建议。

绘制插图原照片由新经典文化提供。摄影：Shelby Gra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