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中資書店淪為政治稻草人:經濟抗爭,你要珍惜的是什麼?

遠離對人最基本的關懷,把對極權的不忿發洩在錯的對象上,這是在可知的未來裡不斷操作的精神麻醉。


已結業的大眾書局。 攝:林振東/端傳媒
已結業的大眾書局。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香港頻傳書業消息,來自新加坡、服務香港逾40年的大型連鎖書店大眾書局,3月19日宣佈旗下16家門店全部結束營業;中資連鎖書店商務印書館亦有兩間分店租約期滿結業。乍聽起來,這些消息承因於近日香港所謂「零售寒冬」,其背後則是十個月的抗爭外加近三個月疫症。大眾書局固然是港人集體回憶,商務印書館則因是中資企業,近年一直與三聯、中華書局一起,為反對中資企業人士「杯葛」,過去數月亦於街頭運動中被抗爭者「裝修」。於此種種,出版人、作家袁兆昌卻由自身多年從事出版事業、以及於雨傘運動後開辦書店的經驗出發,持有不同的看法。

上市外資公司(大眾)看中了香港,著名台資(誠品)看中了香港,他們開的不是可謀暴利的商店,而是需要大量勞工的、與文化有關的零售生意:書店。外資和台資的經營手法,深刻地影響有中資標籤的連鎖書店。近十年來,三者互相競爭、仿傚、轉型,不巧遇上香港前所未有的戰爭和抗疫狀態:去年六月抗爭,年輕人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至今仍未平息;年初疫情爆發,學生停課,大量市民自行在家隔離,加之廟堂經書染毒的啟示,書店生意似無前路。外資㝤夜狠狠收店遺六百員工,中資收兩間分店,包括著名的佐敦分店。

中資書店是政治稻草人?

事實上,書店這門行業退潮許多年,豈止當下「抗爭」、「疫情」因素。而在年輕人的血泊旁,中資商務印書館卻淪為政治稻草人。儘管書店面前,人人都是消費者:去「商務」買書的人,可能只是因為書入得快、活動辦得好、信用卡折扣做得多,可以是沒有一個「政治」理由的。而另一邊廂,就算被稱為「黃店」的小書店,它們的特色肯定不僅是「黃」,更值得討論的是入書眼光,擊中了哪些讀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色經濟圈的手足,機會來了麼?須知因「黃」買書支持僅是一時的,因「書新價廉」買書才是無法抗拒的消費示範,若以有益文化發展來論,我們要抗衡的是後者。於1997年創辦、而於SARS期間自盛而衰的香港「二樓書店」洪葉書店曾在當年掀起折扣戰,弄得其他許多二樓書店經營更刻苦,非關政治,而是行業倫理。與之類似,大眾書局引入的書店經營方式(多元零售,不止賣書,還加入大量唱片、文具、精品),誠品進駐香港的「後誠品」生態,哪管是新加坡還是台灣資本,所謂「中資在港經營」的百年老店,就是活在夾縫中;裡面有許多努力著的「食窮禮義廉」巴絲(註:兄弟姊妹,抗爭手足)在工作,有志投身書店業的年輕男女,也有在書店工作三四十年的可愛人物。

書店退潮,在我看來,是勞工的事,也關乎香港文化還有沒有物理上空間上的傳承,我們要討論的是:1. 有志文化事業的員工去向、如何支援;2. 書店空間以什麼方式存在。而不是鼓掌叫好,沉迷在針對中資背景無限loop,這是情緒上的懶惰:沒有轉型到理性,漸漸盲目。怎樣才能在中資書店與黃色經濟圈的討論中,嘗試尋找缺口,並提醒參與經濟抗爭的人,什麼才是我們要珍惜的?

獨立書店:佔領精神延續

也是由此,我想分享自己在西環開過的一間「黃色小書店」的經歷。

時間是2014年,佔旺時期的馬路上,有人架設一座圖書館,書籍多樣,也竟有我的小說在。圖書館生命短促,卻喚起我對「空間」、「閱讀」、「漂書」等概念的關注;佔旺清場後,我想到的是:開一間小書店。其時,社會並無太強烈的黃店藍店之分,倒有不少書店背景fact check新聞,例如「三中商」是中資什麼的,那些信息早在我高中時代已經知悉,後來投入出版工作,又有文友通消息,知道實情與細節,可以這麼說:新聞報道用的那種角度是必然的,古往今來幾無一項文化工作不是沒有引人聯想,甚或令人恐懼的背景。其後,有紙媒與網媒吹起一股「尋找獨立書店」的潮流,為佔領者在清場後覓得慰藉精神的良藥,紛紛支持小書店。

2014年,佔旺馬路上的圖書館。

2014年,佔旺馬路上的圖書館。攝影:林振東

2015年初,我在西環找到一個只有五十呎的地舖空間,取名「地攤」,從我認知的佔旺圖書館延伸想像,並引進「自由定價」概念,擺放文藝和抗爭閱讀物品。「自由定價」背離市場既定規則,盼讀者可思考書於自己的價值。書店每天只開三四小時,在IG和facebook張貼營業時間的告示,來者大多是文藝愛好者,為新書和二手書自行定價的過程,包括與店員交流:說出定價原因。例如原價$68的梁秉鈞詩選《半途》,有讀者開價$80,並說「這麼好的一本書,不應該只賣$68」。我們不會炒賣,我掏出一些珍本,都由讀者自行定價,說個理由,便可出價購得,例如炒賣市場裡約值四五百的,讀者出價一百,都照價發售。這是基於小店開業的初衷與原則,希望與抗爭者分享更多文藝作品,推廣值得香港人珍視的本土文化產物。

自由定價,讀者自助

不久,書店開始引起主流媒體和網媒關注,每次訪問,我都提到佔領時期喚起的「香港精神」:(佔領期間)無私分享、彰顯良知、追求公義⋯⋯我們逐步掌握了公民社會構建的必要條件,並且有時間(政府故意延後清場時間)和空間(街頭)長期實踐,每晚七八點有人捧著飯盒派送給馬路上的人,不斷有討論會、小型集會、放映會,人人公民,人人演說,引經據典,傳遞思想。書店開業初期,都有延續這些元素;書店空間不容許辦活動,作家在對面公園辦讀書會。有作家不嫌店太小,也來辦個簽名會支持書店營業,吸引一群讀者排隊排四五十米,擠到店外等候猶如輪米,作家在狹小的空間亦如濟世神醫街頭會診把脈。更有作家捐書,不收分文,供我們販售。我們開始有一群相熟的讀者,不過在數量上不足以養活書店。

網媒「尋找獨立書店」行動漸成風氣,在西環一角加了「地攤」。它產生的背景是「中資書店」獨大壟斷一條龍連教育事業下刪五千字的指控,許多讀者或打卡者,都將抗爭行為轉移到「買書」這個消費行為上,大家關心的或者包括小書店的人物故事,抑或真有適合他們的書可買,更關心的是預設「抗衡中資」的立場。同時,有網媒邀請小書店每周介紹書籍,亦有紙媒邀請「地攤」定期在紙媒的網上平台寫書介,藉此效應,確有不少讀者走訪各店,書店經營者實際得益未必很大——買書是習慣,而不是潮流。佔後尋得的安慰則是無價的。

在網絡上,有許多「忽然讀者」或者根本不買書而又經常寫作的人,不明白經營一間書店需要怎樣的讀者,而香港人儘管經歷了幾多次情緒動員,還是沒想得通一回事:香港有個自有永有的文化包袱,它是先天地、必然地連接中國大陸,我稱它為「文化中國」。我輩年少時代閱讀的外地作家翻譯作品,大都來由大陸,例如近日熱議的秘魯諾獎作家略薩,我輩讀的版本都是簡體字的譯本。當年的大陸譯者和出版者似乎沒有需要處理版權,走在華文翻譯最前線,最快最新,推出文青必讀之書。就說簡體字書的引進,加上當時中港匯價差距,二十年前的香港就養活了好幾家旺角二樓書店,先行者如文星,後進如綠野仙蹤,亦餵哺我輩,大開眼界。

地攤。

地攤。 網上圖片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時至港島小店收店和搬遷,在「地攤」數百米以外開張,引來二手書買賣的殘酷價格觀:我實地考察,新張期間,二手書五本只需一百元。我回到「地攤」,發現有讀者就捧著該店的二手書,在「地攤」撿了十數本,僅付書價一折不到的價錢。我們的「自由定價」一下子掉進價值觀的大坑——我們推廣的是讀者自主,希望讀者在社會情緒低落的當下,排除商業掛帥的香港、不由自主的香港,接納一個共享的、智慧的香港。大駕光臨的讀者,卻視自己為普通的消費者,想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穫。

我們最大的敵人,當然是無恥的、貪婪的、嗜血的殺人政權;更大的敵人,其實(一直)是情緒主導的、容易怠惰的、善忘的自己,並且以為一時掌握的方法,可以奉為對抗強權的武器。來到「地攤」的讀者,大都知道這間小店的初衷,認同「自由定價」本質上的互信機制,享受自由自主的閱讀空間。可是,香港還是有太多種「讀者」,他們會在一年間認識幾十間小店,又會在一年間忘記幾十間小店;抑或小店消失前,大家都會忽然光臨打卡RIP。「地攤」大部分讀者都是文藝愛好者,只有小部分典型的二手書讀者,以低價購得書籍為榮,上網討論還會得意洋洋。「地攤」有段日子是奉行讀者自助的營業模式,這個並沒有宏大理想,僅屬節約僱人的成本而已,尤其到了後期,確實虧損太大,難再維持。

最誇張的一位「讀者」,他倒跟足規則,自律地在店裡記事本,記錄買了哪些書或東西,包括全新未開箱的「他們在島嶼寫作」DVD,這是我自己在台北國際書展買下來,在店裡擺放,看看有誰感興趣,分享出去。結果,這位「讀者」買了,還買了九本書。他放下的是一百元。被人以一百元捧走心愛的套裝DVD,這道「傷痕」源於讀者對於文化產物的無感、無知或無奈(可能沒帶充足的金錢吧)。文學作家紀錄片難道只值一百嗎?明顯是讀者對他手上的東西不認識,這是我最善良的猜想。

早在這位「讀者」出現前,我已決定收店。說好的七一遊行,我自2003年開始,幾乎每年都出席;2015年僅餘的人,都是每年見過的臉孔,公民再無鬥志似的。在這種氣氛下,我們還可談什麼?「自由定價」真要有能準確傳遞理念的條件,才可運作;遊行人數告訴我,公民社會的確是確立起來了,我們欠的是信息接收者——其時擺街站的人,來自各個行業,可惜遊行的人數,不夠支持他們。我知道書店的命運已到尾聲,儘管偶爾有人還拿出些證據來指控中資書店,大家還是漸漸明白,別無他法,暫時放下。恰巧在書店的最後一個月,遇上那位「讀者」,他以殘酷的手法告訴我:香港已經回到一般消費狀態的香港,接下來要做的是,去接受它。

田園書屋。

田園書屋。攝:林振東/端傳媒

對極權不忿的錯誤發洩

香港今日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戰爭狀態:一群有執法正當性的、有充足裝備和訓練的人,在違反社會給他們的制約,殘害大量崇尚民主自由的公民。我們要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已經那麼困難;任意讓這種情緒寄託在(意味一大群人失業的)書店倒閉的新聞,回帶陳述中資背景的原罪,這不是偶爾迷茫的若有所失,而是在可知的未來裡不斷操作的精神麻醉——遠離對人最基本的關懷,把那種對極權的不忿,發洩在錯誤的對象上。劃分黃藍,僅是方便我們用最低代價(做好每個消費選擇)達到最大效果,而不是打倒巨人的、最見效的手段。

一間歷史悠久的書店結束一間分店,自有它的客觀因素;它有固定讀者都捱不下去,其他黃色小書店又將如何?大書店原店員工又將如何?再有人願意為文化事業獻身嗎?愛書的人,到黃色小書店,能買到他們想要的書嗎?「地攤」則告訴我們,黃色小書店是需要一群有固定閱讀習慣的人持續光顧,而不是一時興起「懲罰」黃店的那股激動。書店是奇特的行業,它會在大風景消失,又會在別處誕生小風景,而前提是有充足的讀者支持。

香港人到底幾時才可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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