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資書店淪為政治稻草人：經濟抗爭，你要珍惜的是什麼？

【編者按】香港頻傳書業消息，來自新加坡、服務香港逾40年的大型連鎖書店大眾書局，3月19日宣佈旗下16家門店全部結束營業；中資連鎖書店商務印書館亦有兩間分店租約期滿結業。乍聽起來，這些消息承因於近日香港所謂「零售寒冬」，其背後則是十個月的抗爭外加近三個月疫症。大眾書局固然是港人集體回憶，商務印書館則因是中資企業，近年一直與三聯、中華書局一起，為反對中資企業人士「杯葛」，過去數月亦於街頭運動中被抗爭者「裝修」。於此種種，出版人、作家袁兆昌卻由自身多年從事出版事業、以及於雨傘運動後開辦書店的經驗出發，持有不同的看法。

上市外資公司（大眾）看中了香港，著名台資（誠品）看中了香港，他們開的不是可謀暴利的商店，而是需要大量勞工的、與文化有關的零售生意：書店。外資和台資的經營手法，深刻地影響有中資標籤的連鎖書店。近十年來，三者互相競爭、仿傚、轉型，不巧遇上香港前所未有的戰爭和抗疫狀態：去年六月抗爭，年輕人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至今仍未平息；年初疫情爆發，學生停課，大量市民自行在家隔離，加之廟堂經書染毒的啟示，書店生意似無前路。外資㝤夜狠狠收店遺六百員工，中資收兩間分店，包括著名的佐敦分店。

中資書店是政治稻草人？

事實上，書店這門行業退潮許多年，豈止當下「抗爭」、「疫情」因素。而在年輕人的血泊旁，中資商務印書館卻淪為政治稻草人。儘管書店面前，人人都是消費者：去「商務」買書的人，可能只是因為書入得快、活動辦得好、信用卡折扣做得多，可以是沒有一個「政治」理由的。而另一邊廂，就算被稱為「黃店」的小書店，它們的特色肯定不僅是「黃」，更值得討論的是入書眼光，擊中了哪些讀者。

黃色經濟圈的手足，機會來了麼？須知因「黃」買書支持僅是一時的，因「書新價廉」買書才是無法抗拒的消費示範，若以有益文化發展來論，我們要抗衡的是後者。於1997年創辦、而於SARS期間自盛而衰的香港「二樓書店」洪葉書店曾在當年掀起折扣戰，弄得其他許多二樓書店經營更刻苦，非關政治，而是行業倫理。與之類似，大眾書局引入的書店經營方式（多元零售，不止賣書，還加入大量唱片、文具、精品），誠品進駐香港的「後誠品」生態，哪管是新加坡還是台灣資本，所謂「中資在港經營」的百年老店，就是活在夾縫中；裡面有許多努力著的「食窮禮義廉」巴絲（註：兄弟姊妹，抗爭手足）在工作，有志投身書店業的年輕男女，也有在書店工作三四十年的可愛人物。

書店退潮，在我看來，是勞工的事，也關乎香港文化還有沒有物理上空間上的傳承，我們要討論的是：1. 有志文化事業的員工去向、如何支援；2. 書店空間以什麼方式存在。而不是鼓掌叫好，沉迷在針對中資背景無限loop，這是情緒上的懶惰：沒有轉型到理性，漸漸盲目。怎樣才能在中資書店與黃色經濟圈的討論中，嘗試尋找缺口，並提醒參與經濟抗爭的人，什麼才是我們要珍惜的？

獨立書店：佔領精神延續

也是由此，我想分享自己在西環開過的一間「黃色小書店」的經歷。

時間是2014年，佔旺時期的馬路上，有人架設一座圖書館，書籍多樣，也竟有我的小說在。圖書館生命短促，卻喚起我對「空間」、「閱讀」、「漂書」等概念的關注；佔旺清場後，我想到的是：開一間小書店。其時，社會並無太強烈的黃店藍店之分，倒有不少書店背景fact check新聞，例如「三中商」是中資什麼的，那些信息早在我高中時代已經知悉，後來投入出版工作，又有文友通消息，知道實情與細節，可以這麼說：新聞報道用的那種角度是必然的，古往今來幾無一項文化工作不是沒有引人聯想，甚或令人恐懼的背景。其後，有紙媒與網媒吹起一股「尋找獨立書店」的潮流，為佔領者在清場後覓得慰藉精神的良藥，紛紛支持小書店。

2015年初，我在西環找到一個只有五十呎的地舖空間，取名「地攤」，從我認知的佔旺圖書館延伸想像，並引進「自由定價」概念，擺放文藝和抗爭閱讀物品。「自由定價」背離市場既定規則，盼讀者可思考書於自己的價值。書店每天只開三四小時，在IG和facebook張貼營業時間的告示，來者大多是文藝愛好者，為新書和二手書自行定價的過程，包括與店員交流：說出定價原因。例如原價$68的梁秉鈞詩選《半途》，有讀者開價$80，並說「這麼好的一本書，不應該只賣$68」。我們不會炒賣，我掏出一些珍本，都由讀者自行定價，說個理由，便可出價購得，例如炒賣市場裡約值四五百的，讀者出價一百，都照價發售。這是基於小店開業的初衷與原則，希望與抗爭者分享更多文藝作品，推廣值得香港人珍視的本土文化產物。

自由定價，讀者自助

不久，書店開始引起主流媒體和網媒關注，每次訪問，我都提到佔領時期喚起的「香港精神」：（佔領期間）無私分享、彰顯良知、追求公義⋯⋯我們逐步掌握了公民社會構建的必要條件，並且有時間（政府故意延後清場時間）和空間（街頭）長期實踐，每晚七八點有人捧著飯盒派送給馬路上的人，不斷有討論會、小型集會、放映會，人人公民，人人演說，引經據典，傳遞思想。書店開業初期，都有延續這些元素；書店空間不容許辦活動，作家在對面公園辦讀書會。有作家不嫌店太小，也來辦個簽名會支持書店營業，吸引一群讀者排隊排四五十米，擠到店外等候猶如輪米，作家在狹小的空間亦如濟世神醫街頭會診把脈。更有作家捐書，不收分文，供我們販售。我們開始有一群相熟的讀者，不過在數量上不足以養活書店。

網媒「尋找獨立書店」行動漸成風氣，在西環一角加了「地攤」。它產生的背景是「中資書店」獨大壟斷一條龍連教育事業下刪五千字的指控，許多讀者或打卡者，都將抗爭行為轉移到「買書」這個消費行為上，大家關心的或者包括小書店的人物故事，抑或真有適合他們的書可買，更關心的是預設「抗衡中資」的立場。同時，有網媒邀請小書店每周介紹書籍，亦有紙媒邀請「地攤」定期在紙媒的網上平台寫書介，藉此效應，確有不少讀者走訪各店，書店經營者實際得益未必很大——買書是習慣，而不是潮流。佔後尋得的安慰則是無價的。

在網絡上，有許多「忽然讀者」或者根本不買書而又經常寫作的人，不明白經營一間書店需要怎樣的讀者，而香港人儘管經歷了幾多次情緒動員，還是沒想得通一回事：香港有個自有永有的文化包袱，它是先天地、必然地連接中國大陸，我稱它為「文化中國」。我輩年少時代閱讀的外地作家翻譯作品，大都來由大陸，例如近日熱議的秘魯諾獎作家略薩，我輩讀的版本都是簡體字的譯本。當年的大陸譯者和出版者似乎沒有需要處理版權，走在華文翻譯最前線，最快最新，推出文青必讀之書。就說簡體字書的引進，加上當時中港匯價差距，二十年前的香港就養活了好幾家旺角二樓書店，先行者如文星，後進如綠野仙蹤，亦餵哺我輩，大開眼界。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時至港島小店收店和搬遷，在「地攤」數百米以外開張，引來二手書買賣的殘酷價格觀：我實地考察，新張期間，二手書五本只需一百元。我回到「地攤」，發現有讀者就捧著該店的二手書，在「地攤」撿了十數本，僅付書價一折不到的價錢。我們的「自由定價」一下子掉進價值觀的大坑——我們推廣的是讀者自主，希望讀者在社會情緒低落的當下，排除商業掛帥的香港、不由自主的香港，接納一個共享的、智慧的香港。大駕光臨的讀者，卻視自己為普通的消費者，想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穫。

我們最大的敵人，當然是無恥的、貪婪的、嗜血的殺人政權；更大的敵人，其實（一直）是情緒主導的、容易怠惰的、善忘的自己，並且以為一時掌握的方法，可以奉為對抗強權的武器。來到「地攤」的讀者，大都知道這間小店的初衷，認同「自由定價」本質上的互信機制，享受自由自主的閱讀空間。可是，香港還是有太多種「讀者」，他們會在一年間認識幾十間小店，又會在一年間忘記幾十間小店；抑或小店消失前，大家都會忽然光臨打卡RIP。「地攤」大部分讀者都是文藝愛好者，只有小部分典型的二手書讀者，以低價購得書籍為榮，上網討論還會得意洋洋。「地攤」有段日子是奉行讀者自助的營業模式，這個並沒有宏大理想，僅屬節約僱人的成本而已，尤其到了後期，確實虧損太大，難再維持。

最誇張的一位「讀者」，他倒跟足規則，自律地在店裡記事本，記錄買了哪些書或東西，包括全新未開箱的「他們在島嶼寫作」DVD，這是我自己在台北國際書展買下來，在店裡擺放，看看有誰感興趣，分享出去。結果，這位「讀者」買了，還買了九本書。他放下的是一百元。被人以一百元捧走心愛的套裝DVD，這道「傷痕」源於讀者對於文化產物的無感、無知或無奈（可能沒帶充足的金錢吧）。文學作家紀錄片難道只值一百嗎？明顯是讀者對他手上的東西不認識，這是我最善良的猜想。

早在這位「讀者」出現前，我已決定收店。說好的七一遊行，我自2003年開始，幾乎每年都出席；2015年僅餘的人，都是每年見過的臉孔，公民再無鬥志似的。在這種氣氛下，我們還可談什麼？「自由定價」真要有能準確傳遞理念的條件，才可運作；遊行人數告訴我，公民社會的確是確立起來了，我們欠的是信息接收者——其時擺街站的人，來自各個行業，可惜遊行的人數，不夠支持他們。我知道書店的命運已到尾聲，儘管偶爾有人還拿出些證據來指控中資書店，大家還是漸漸明白，別無他法，暫時放下。恰巧在書店的最後一個月，遇上那位「讀者」，他以殘酷的手法告訴我：香港已經回到一般消費狀態的香港，接下來要做的是，去接受它。

對極權不忿的錯誤發洩

香港今日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戰爭狀態：一群有執法正當性的、有充足裝備和訓練的人，在違反社會給他們的制約，殘害大量崇尚民主自由的公民。我們要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已經那麼困難；任意讓這種情緒寄託在（意味一大群人失業的）書店倒閉的新聞，回帶陳述中資背景的原罪，這不是偶爾迷茫的若有所失，而是在可知的未來裡不斷操作的精神麻醉——遠離對人最基本的關懷，把那種對極權的不忿，發洩在錯誤的對象上。劃分黃藍，僅是方便我們用最低代價（做好每個消費選擇）達到最大效果，而不是打倒巨人的、最見效的手段。

一間歷史悠久的書店結束一間分店，自有它的客觀因素；它有固定讀者都捱不下去，其他黃色小書店又將如何？大書店原店員工又將如何？再有人願意為文化事業獻身嗎？愛書的人，到黃色小書店，能買到他們想要的書嗎？「地攤」則告訴我們，黃色小書店是需要一群有固定閱讀習慣的人持續光顧，而不是一時興起「懲罰」黃店的那股激動。書店是奇特的行業，它會在大風景消失，又會在別處誕生小風景，而前提是有充足的讀者支持。

香港人到底幾時才可準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