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春節前後,新冠肺炎開始爆發之時,我收到這篇報道的作者的郵件,她問我,是否可以將她朋友最新的一封郵件包含在稿子裏。我打開長長的郵件,裏頭的一些字眼跳到了眼前——
「我們的最低需求漸漸同化。每個人所需的物品都一樣。……每個人都試圖攫取一點點恢復正常的可能性……人們神經衰弱,筋疲力盡。沒有人送上一聲『新年快樂』(總之我一句都沒有聽見)……」我慢慢讀著,不由有些恍惚,遠方疲於應對森林大火威脅的聲音,與鋪天蓋地的新型病毒的疫情消息,重疊在了一起。
澳洲這個夏天的大火史無前例,這是端傳媒圍繞這場大火所做的系列報道的第二篇。作者是來自澳洲的Angela Heron-Jones,她同時是一名氣候變化領域的專家。點擊查看該系列第一篇《現場速寫:他們的家園,位於澳洲森林大火最真實的角落》。
「在危機時期,我們吃的都是些方便快捷的垃圾食品。1月的前兩周,我們全靠腎上腺素和麵食為生,水果和蔬菜的攝入急轉直下。而且,你想象不到,為大火做準備的單調性有多令人難以忍受——每小時,每天,每週都在為周邊供水,移動灑水器,檢查風向圖和熱點應用程序,輪流睡覺,留一個人在外檢查餘燼。
從未想到,我們的最低需求漸漸同化。每個人所需的物品都一樣。多樣性是危機時刻最先被拋棄的東西之一。麵包最快售罄,P2口罩緊隨其後。軟管和灑水器配件的貨架空空蕩蕩。柴油限量供給,僅用於應急服務車輛。商店裡的油罐買完了。因為屋外煙灰太多,無法晾乾衣服,大家又都去購買室內晾衣架。藥店裡的沙丁胺醇也一售而空。
然後就下了一些小雨,媒體的注意力開始轉移到下一個大事件,人們開始忘記這些大火仍在燃燒,而我們眼前還有兩個月的夏天。
當地人之間也有一種暫時的緩和感。每個人都試圖攫取一點點恢復正常的可能性。但並沒有什麼恢復了正常。人們神經衰弱,筋疲力盡。沒有人送上一聲『新年快樂』(總之我一句都沒有聽見)。每個人都與在大火中身亡的人有某種關聯。每個人都知道生計已經毫無指望,在夏季結束前將有更多的企業破產。對於一個早已因乾旱而經濟萎靡的地區來說,這些大火很可能成為最後的喪鐘。」
——這是我的朋友卡蒂(Katty)聽說我會給中國媒體寫文章介紹這次大火的情形,給我發來的郵件。
我生活在布里斯班(Brisbane),並未被火災直接影響到,但仍然無時無刻不在看到相關的信息。1月初的的一個上午,卡蒂給我發來短信:「天空不見了。昨天下午4點以來,我們一點日光都沒見過,一切都被濃煙覆蓋。」
「你們還好嗎?」
「還好,但就像殭屍末日電影裏那樣。」
大約45分鐘後, 卡蒂發來一張照片。當時接近中午,但天空已被黑色與橙色籠罩。
在澳洲,「末日」或「恐怖電影」的說法隨處可見。澳洲的氣候危機正一刻不停地上演着。正如氣候學家十多年來預測的那樣,由於全球變暖導致的炎熱和乾旱氣候,澳洲正經歷着愈加頻繁且危險的火災事件。澳洲氣象局在2020年1月9日證實,2019年是該國有記錄以來最炎熱、最乾旱的一年。成千上萬的人被迫離開家園,以逃離肆虐的數百起火災的影響。大火所產生的煙霧已覆蓋全國大部分地區,在悉尼、墨爾本和堪培拉三大人口中心,惡劣的空氣質量已成為嚴重的公共衞生問題。
卡蒂住在新南威爾士州東南部的小鎮貝加(Bega)附近。貝加處於周圍燃燒數週的兩場大火之間,其中一場大火仍在燃燒。卡蒂和她的伴侶在2018年購買了房產,正如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的數千家庭一樣,他們要在大火中守護自己的房屋。這意味着清除植被和任何易燃物,確保屋頂和其餘部分密封良好,並保證有足夠的水資源來撲滅附近蔓延的餘燼造成的局部火勢。此外,他們還必須為災害創傷做好心理準備。
對於受到更直接影響的人,以及在前線努力滅火的人而言,情況更加嚴峻。每天都有更多新聞照片出現,更多故事發生。數以千計的消防志願者為挽救生命和房屋而持續戰鬥着。他們筋疲力盡,卻從未停止出現,甚至有人為幫助他人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自大火開始燃燒以來,我們每天都面對着世界末日般的場面:熊熊的烈焰和熾熱的天空,流離失所的家庭,燒焦的風景和損毀的房屋,定格於痛苦姿態的動物屍體。
餘波未平。人們盯着房屋的殘骸,不知該如何重新開始。救援人員和野生動物救助者一直在努力挽救倖存的野生動物——許多動物被燒傷,處於脱水狀態,棲息地被破壞,沒有食物充飢。
澳洲原住民正在為失去「國家」而哀悼——自然環境與他們的認知、生存方式之間有着千絲萬縷聯繫。
我們的集體悲傷也顯而易見。
即使眼下的災情慢慢平息,媒體的關注逐漸消退,造成後果卻是深刻的。煙灰污染了城市裏早已稀缺的水資源,小型企業將關門歇業,部分生態系統和物種也許再也無法復原,身體和心理健康也將受到長遠影響。就算有鉅額的保險賠償,失去的成本卻無法估量。這還只是即將到來的事情的冰山一角。
有幾天我忍不住哭泣。我家沒有受到影響,我是幸運的。可是得知有那麼多受災的人,眼睜睜看着事情發生令我心碎。
這是提醒澳洲認真對待全球變暖的警鐘嗎?
無法再說「不是我們的問題」了
全球變暖對於世界上最乾旱的大陸而言意味着什麼?2019年9月左右以來大面積持續燃燒的大火,或許給出了至今最接近的答案。
澳洲夏天最炎熱的日子尚未到來,但本次森林大火已經覆蓋了超過1000萬公頃土地。這幾乎等於整個英格蘭的國土面積,也是巴西、加利福尼亞和印度尼西亞去年火災面積的兩倍以上。
加利福尼亞的大火是季節性的,而全球變暖導致其與極端天氣的聯繫日益緊密。巴西和印度尼西亞的大火是人為的:巴西人為了發展農業而點燃亞馬遜雨林的空地;印尼人在為工業規模的油棕和紙漿種植而清理排乾的泥炭地時,遭遇火勢失控。
澳洲這個夏天的森林大火並非人為,且前所未有。
可以明確的是:澳洲從未有過這麼多針對全球變暖的公開討論。森林大火喚起人們對全球變暖的關注,是以往的研究、報告、討論和抗議都不曾做到的。因為它既真實又充滿戲劇性,直接且無差別地影響着我們認識的人,或者至少是「像我們一樣」的人。當氣候災難發生在本國以外的地方時,許多澳洲人容易選擇忽略,或認為那「不是我們的問題」。現在卻不一樣了。
森林大火使全球變暖的對話超越了科學家、學者、政治家和活動家的討論範圍。以前,全球變暖只存在於偶爾的電視報導或報紙文章中,在家庭聚會或社交活動中通常會避免提及。如今,似乎每個人都在談論森林大火,以及與之相連的氣候變化。
最受影響似乎是那些至今對氣候變化持有矛盾心理的澳洲人。氣候變化否定者——澳洲有很多這樣的人,包括政府內部——不會輕易改變立場。他們在科學面前無動於衷,再多的證據也不太可能改變他們的觀念。對於早已積極參與全球變暖對話的人來說,森林大火只是證明迫切需要採取更大行動的進一步證據。
終於不再吝嗇關注的似乎是那些「中間」人群。
因此,這一領域裏充滿了各種鬥爭。這是一場影響主流意見的鬥爭——在那些想讓我們相信「一切都很好」、幾乎無需任何改變的人們,以及那些意識到氣候危機、正在推動重大政策變化的人們之間。
澳洲政府非常希望我們相信「一切都很好」。但是,現在,澳洲的森林大火危機正在朝着另一個的方向發展。
危機通常是民選領導人展示權威和反應能力的機會。澳洲的森林大火原本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在2019年末,澳洲政府的第一反應卻是淡化問題。總理甚至攜家人前往夏威夷度假,直到公共壓力迫使他返回國內。
澳洲政府試圖淡化森林大火的影響,這一做法關係到其對全球變暖的漠視。實際上,澳洲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走馬上任,正是由於該黨政府成員拒絕時任總理的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建立適度減少能源排放的機制——儘管該機制得到了兩黨和商業上的支持。
當政府發現森林大火的影響已無法忽視時,便試圖淡化它與全球變暖的聯繫,同時指向其他因素,例如人為縱火、植被管理和防火制度失靈等等。但這適得其反。關於森林大火成因的公開討論更加明白地指出,是全球變暖導致的炎熱和乾燥,使得失控的大火難以預防和管理。
全球變暖正是大火成因
以往,公園護林員和土地持有者會進行減災預防性燃燒,即人為點火焚燒,旨在減少自然景觀中的易燃物質,從而預防大範圍的、失控的山火。某種程度上,這種做法類似於澳洲土著管理人幾萬年來的傳統焚燒製度。不過,這些人為焚燒也只能在特定的、安全的條件下進行。近年來,隨着天氣日漸炎熱乾燥,能夠安全進行預防性燃燒的範圍也漸漸縮小。多虧了圍繞當前森林大火的公開討論,更多澳洲人開始了解過去是如何應對森林大火的,以及為何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不得不正視全球變暖的澳洲政府,又試圖將討論重點放在「適應性」和「復原力」上,對澳洲缺乏減少温室氣體排放的可靠措施避而不談。總理的措辭中不斷提到「實際行動」,想要確保澳洲人在未來氣候變化事件中的安全。政府並未承認需要採取行動阻止氣候惡化,而是將未來的重點放在接受全球變暖這一事實,並適應其帶來的影響上。
但是,政府選擇接受的「事實」存在局限性。科學表明,如果不進一步採取行動減少排放,造成的深遠影響將使任何「切實」的適應性努力都顯得微不足道。
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長達7年的無所作為引發了不滿,由於當下的事件變得愈加清晰。自從聯盟政府2019年5月再次當選以來,這種不滿情緒一直在加劇。對於希望採取進一步氣候行動的澳洲人來說,聯邦大選的結果加深了絕望——未來三年繼續無所作為的可能性,無法與我們認識中避免氣候災難所需的行動規模和速度相匹配。作為全球日益增長的「學校氣候罷工」的一部分,在學生的主導下,全國各地、各年齡層的澳洲人都參加了氣候遊行。
那是在森林大火爆發之前。
直到最近,澳洲大多數引導氣候討論的專家和倡議者,都有意避免使用「危機」或「災難」之類的語言。他們擔心被認為不夠理性,或疏遠了那些可能因情緒化的語言、負面影響而拒絕參與討論的人。但是,現有的、最先進的科學聲音,正對我們面臨的氣候影響越來越確信。
我們不能說我們不知道。科學家一直都在預測這些事件,並向政府提出警告。仰望着貝加烏雲密布的天空時,卡蒂反思道:「這正是那些沒有人相信的話,在變成現實。」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是負責評估全球變暖相關科學的國際機構。2018年,IPCC告訴我們,全球温度已經上升1攝氏度,即使我們攜手擴大行動規模,併成功將升温控制在1.5攝氏度,我們也將面臨平均氣温的增長。這意味着更多的極端高温、暴雨、乾旱和大火,更多物種消失和滅絕,大堡礁多數海域因珊瑚白化而死亡,以及漁業和農業生產力的下降。
新的問題還在不斷出現,這些影響將對我們的社會和經濟體系造成巨大壓力。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如何適應也將充滿挑戰。即便在這個最佳情形面前,要達到這種情況,還需要全球在2030年之前減少温室氣體排放,到2050年達到零淨排放,然後從大氣層中吸收排放出的温室氣體。
世界並沒有走在可以達成這一目標的道路上。
IPCC被視為權威,但卻很保守。這也難怪我們的下一代會感到恐懼和憤怒。
在澳洲,這些事實似乎正在擴散。對全球變暖無所作為的不滿情緒達到了最高點,我們在全球變暖方面的國際聲譽則降到了谷底。新氣候研究所(New Climate Institute)發布的《2020年氣候變化績效指數》中,澳洲在57個國家/地區中排名墊底。我們與美國、巴西一起被評為氣候談判中正在「倒退」的三個國家。
澳洲政府試圖主張其應對全球變暖的舉措已經到位,但許多澳洲人已經對此失去信任,討論的複雜性也在增加。人們漸漸意識到,對於正在經歷的全球變暖的影響,這個國家並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越來越多的人發現,澳洲政府不但設定了短淺的減排目標,而且現有的計劃並不能使其實現。儘管說着「我們正在應對全球變暖」,但作為全球最大的煤炭和天然氣出口國,我們卻沒有將這些產業和工人過渡到零排放產業和工作崗位的計劃。
眼前危機重重。任何重大變革都會帶來贏家和輸家。政府的首要任務應是計劃管理變革帶來的分配影響,尤其是對工人和社區的影響。但變革也會帶來機遇。澳洲政府可以把握這些機遇——例如低成本太陽能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數字技術——來確保我們的工人和社區能在零排放經濟中繁榮發展。
然而,澳洲政府仍然堅持己見,沉浸在過去之中,試圖向澳洲人證明沒有什麼需要改變,尤其是對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依賴。在應對森林大火時,斯科特·莫里森強調了煤炭為澳洲經濟做出的貢獻,以及政府對保護依賴煤炭的社區中的工作和收入作出的承諾。
儘管討論在不斷發展,但澳洲依賴煤炭的社區是否已受到國際商品市場動盪的影響,尚未形成廣泛認識。假如煤炭價格發生變化,或是某家公司決定關閉煤礦,政府會真的介入嗎?主流討論尚未轉向如何真正幫助依賴煤炭的社區,比如通過合作發展農業和製造業創新來實現經濟多樣化。
人們也尚未完全認識到,不論採取什麼減排措施,未曾緩解的全球變暖都將對工人和澳洲經濟產生更大的影響。森林大火已經導致無數人失業,大堡礁的消逝也給64,000個工作崗位帶來了威脅。
森林大火擴大了公眾對全球變暖的討論,但程度有限。許多澳洲人仍然抗拒變化,即使是對他們有益的變化。我們依舊能聽到否認的聲音,以及故意散布的錯誤信息。在過去20年中,正是它們使澳洲關於全球變暖的討論進行地如此艱難。而空前的討論熱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量錯誤信息,或許也不足為奇。
幾乎所有與全球變暖有關的談話——無論是和路人、鄰居、商店員工、理髮師、家人還是朋友——都會受到錯誤信息的影響。比如:「氣候一直在變化,火災/乾旱/洪水/珊瑚白化也一直在發生」,或者「這是縱火犯造成的,不是全球變暖」, 又或者「科學仍然有爭議」、「環保主義者總是反應過度」、「工作更重要」等等。不過,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保持沉默。他們要麼不知如何思考,要麼知道這個議題會引發爭議,所以選擇避免衝突。我也不例外——就算我對此有所了解,但在和家人、朋友及陌生人對話時,避開這樣的話題總是更容易些。
儘管有充分的科學依據表明,假如繼續這樣下去,全球變暖將對我們文明的生存造成威脅,但許多澳洲人仍然沒有察覺,不願接受,或不願積極談論。這是為什麼?
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通過有效的宣傳活動,化石燃料遊說團體在澳洲政府面前以及公眾討論中施加了強大的影響力。這是該行業數十年來全球運動的一部分,旨在否認和淡化全球變暖的影響,阻礙氣候行動。英國一家智庫的最新報告顯示,澳洲礦業委員會(MCA)在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氣候政策反對者中名列前十。礦業委員會與現任政府有着密切聯繫。遊說團體的前任首席執行官是澳洲總理的高級顧問,前任副首席執行官則是總理的參謀長。這只是澳洲政府與資源部門之間「旋轉門」的其中一個例子。因此在氣候災難面前,總理仍堅決表達他對化石燃料行業的支持,這一點也不奇怪。
畢竟,正是他一邊說着「不要害怕」,一邊將一塊煤炭帶入了議會。
企業和富人對澳洲政治的影響也不容小視。例如,礦業大亨、澳洲首富吉娜·萊因哈特(Gina Rinehart)一直是公共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的主要資助者。該研究所是一個右翼智庫,經常贊助知名的氣候科學否定者進行演講、出版書籍。萊因哈特持有加利利盆地擬建煤礦的一部分,那是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已知煤炭儲量的地方之一。加利利盆地煤礦的另一位支持者克萊夫·帕爾默(Clive Palmer)則承認,他曾於2019年聯邦大選之前,花費6,000萬美元的廣告支出「分化選民」。這只是兩個例子,但情況大抵如此:只要你能影響政治家和公共討論,你就能影響政策。
當然,在澳洲,對氣候變化論述最具影響力的組織之一是默多克旗下的新聞集團。新聞集團擁有澳洲的全國性報紙《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大城市報紙,超過一百種地區和社區刊物,福克斯(Fox)和天空電視台(Sky),以及一大批數字媒體和流行雜誌。多年來,默多克的媒體因挑戰公認的氣候科學的合法性而引發質疑和爭議。它還譴責那些試圖推動行動的人——無論是政治領導人、專家還是抗議者。森林大火危機期間,默多克旗下的報紙圍繞火災成因散佈虛假主張,包括指責縱火犯,甚至將矛頭對準環保主義者。
《先驅太陽報》(The Herald Sun)刊登了一篇政治評論員的文章稱:「與過去50年相比,甚至與過去150年相比,這次森林大火都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在一篇題為《該為火災負責的是官僚和政治家,而不是氣候變化》的文章中,作者斥責氣候行動緊急措施機構提出「超出其專業範圍」的意見。氣候行動緊急措施機構由22名前高級緊急服務負責人組成,曾於2019年初警告政府火災季節即將來臨,尋求更充足的資源分配來應對。
1月15日,《澳洲人報》上出現了這條誤導讀者的標題《森林大火:縱火犯助長危機,全國逮捕人數達到183人》。實際上,183人這一數字——包括因丟棄香煙頭等非故意行為——是出自整個2019年的火災,不僅僅是夏季火災。維多利亞州警察局和新南威爾士州鄉村消防局已經確認,大多數火災是由「旱雷」觸發,發生在沒有雨水的雷暴天氣中。
新聞集團的壟斷權力意味着,這種敘事方法能夠主宰公共討論與私人對話。
不過,一切到此為止。誰能想到,默多克旗下媒體對氣候變化的否認,會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外交政策》雜誌等媒體上成為一則新聞?誰能想到,內部員工的異議,會通過泄露給《悉尼先驅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的電子郵件公開?又有誰能想到,魯伯特·默多克的兒子詹姆斯會在《每日野獸》(Daily Beast)發表聲明,公開批評新聞集團和福克斯關於全球變暖的報導?
相信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的想法是誘人的。希望也是必要的。如果沒有希望,我們便會放棄應對全球變暖的努力,那後果將不堪設想。
然而現實也告訴我們,政治雙方的領導人都不是這份希望的源頭。人們對政治家和政治體系的信任已降到歷史最低點。在澳洲,無論對全球變暖的政治立場如何,大家幾乎都對政治和政治家嗤之以鼻。即使在這次森林大火危機給予的機會中,我們的民選領導人也未能建立起信任。
很大程度上,面對商業遊說團體和保守媒體的強強聯合,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並沒有抵抗的勇氣。或者說,他們沒有能力提出另一個積極的未來願景,讓我們在零排放經濟中繁榮發展,遠離全球變暖的影響。
森林大火危機告訴我們,領導者的身影其實在別處。他們是那些消防志願者;是在背後幫助社區恢復的人們;是在瓦努阿圖這樣貧窮、脆弱得多的國家裏,舉國捐款為澳洲火災重建提供援助的人們;是呼籲大家關注全球變暖、迫使我們提出質疑的記者;是那些比成年人更成熟地意識到眼前危機的學生。
他們就是我們。當我們選出的領導人讓人失望時,我們就必須自己領導自己。澳洲能夠認識到氣候危機的嚴重性嗎?決定權仍在我們手中。
原文系英文,感謝實習生章旦蕾的翻譯協助。
是我們摧毀了大自然
謝謝來自澳洲本地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