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協議 深度 評論

野聲:以純粹國際博弈看待中台梵關係,是可靠的分析進路嗎?

若無深入剖析「主教任命」的問題,在筆者看來並未中靶心。


2017年4月9日,在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附近的地下教會,信徒在復活節聖週的棕櫚週日彌撒節上祈禱。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7年4月9日,在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附近的地下教會,信徒在復活節聖週的棕櫚週日彌撒節上祈禱。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台灣大選前,《端傳媒》發表了一篇深度分析文章《北京要打教廷牌?台灣大選與兩岸關係的「梵蒂岡因素」》。文章以國際關係為主軸,分析中國、台灣和梵蒂岡的博弈。作者鄭傑憶訪問了一些重要教會人物和學者,而且也頗熟悉相關歷史。

然而討論2018年中梵簽訂的《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若無深入剖析「主教任命」的問題,在筆者看來並未中靶心。中梵博弈的核心問題,就是主教任命問題。只談國家博弈,卻不去碰聖統制的宗教與信仰意義,討論或會失焦。

中共主導下的非正常教會體制

「官方教會」和「地下教會」的分裂,根源就在中共建立「非正常體制」。

一篇2003年刊登在天主教香港教區官方刊物《公教報》、題為《大陸非正常教會體制與香港天主教的橋樑角色》的文章(作者為「居港的中國教會觀察員、包榕」),曾提綱挈領地點出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核心問題,並預視了當今梵方以及在港以湯漢樞機為首的「橋樑派」(即一些希望連結普世教會和中國大陸教會的在港天主教人士)所採取的對中路線。

作者直指中國天主教會問題的核心,就是「獨立自辦」(以及衍生出來的「自選自聖」)。1949年中共建政,實施新的宗教政策。天主教會在中共眼中,屬於西方帝國主義產物,且宣揚封建迷信思想,因此必須整肅。而當時採取的政策,就是斷絕國內天主教會與梵蒂岡的關係。

1957年,在中共的指導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即後來的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在字面上,愛國會是神職人員與平信徒所組成的組織,但正如包榕所言,「實質是在政府的支配下對教會監管的非教會性質團體……非由主教委任的教會內諮詢機構」。其後中共也成立了最高權力的全國天主教代表大會,以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教務委員會(後併入愛國會)。這些組織架構,就是所謂的「非正常體制」,即「官方教會」。

「主教任命」,則是在愛國會的領導下,由神職人員和教友「民選」出人選,再經相關黨政機關批准。

回到其他國家的、普世教會的「正常體制」上,「主教任命」則是由教宗任命主教管轄教區,繼而主教組成主教團,再商議教務。「獨立自辦」的「非正常體制」與普世教會的「正常體制」,是不相容的。1957年愛國會成立後,一些中國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堅決效忠羅馬,拒絕服從「非正常體制」,因而產生「地下教會」。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共狂熱左傾,要剷除所有宗教,「官方教會」和「地下教會」均無法倖免。及至80年代改革開放,政府再度容許「非正常體制」的「官方教會」出現,而拒絕加入官方教會的教徒則再度組成「地下教會」。

由此可見,「官方教會」和「地下教會」的分裂,根源就在中共建立「非正常體制」。

2018年8月12日,中國河南省新村的一個教堂中掛上教宗的海報。

2018年8月12日,中國河南省新村的一個教堂中掛上教宗的海報。攝: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橋樑派」的對中策略:循序漸進化「非正常」為「正常」

推動忠於「正常體制」的神職人員走進「非正常體制」?

認清了問題的本質後,接下來需要理解相關教會人士如何應對中共政府的措施。

中共的威權體制似乎非常穩定的情況下,教會處於分裂狀態(「官方」與「地下」分裂,又與普世教會分裂),該當如何解決?包榕指出,自80年代起,「橋樑派」的對策,就是「將雖在非正常體制內,但又和愛國會以及『地下教會』均保持距離的、所謂『第三種力量』(雖然其代表人物也有掛愛國會的頭銜),視作推動大陸『地上教會』與普世教會共融的一個切入點」。

筆者將此路線大膽歸結為:循序漸進,逐步壯大「非正常體制」內傾向「正常」的神職人員和教友,繼而慢慢化「非正常」為「正常」。

當時「橋樑派」的主要人物包括胡振中樞機,湯漢神父和陳日君神父,以及聖神研究中心等等。(陳樞機後來脫離了「橋樑派」路線。)實際的措施,則包括在官方認可的修院內任教,輸入正統的教材和書籍,提供資金援助,以及組織教友團體等等。

這一路線相信:當「政府的人」就是我們的「自己人」,或變成了「自己人」時,則能夠帶來「質變」。

當今梵蒂岡的進路,以至中梵簽訂的《臨時協議》,其實都是採取「橋樑派」「化不正常為正常」的路線。具體可從以下三點展開:

首先,當梵蒂岡宣布簽訂《協議》時,同時宣布寬免八名非法主教(其中一名已離世)。這八人都是在未經教宗任命下「自選自聖」為主教的,其中汕頭教區黃炳章等更曾被「絕罰」(即逐出教會,是天主教中最重的懲罰)。寬免後,教宗方濟各和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Pietro Parolin)均強調,由那時起,所有中國的主教都與聖座「共融」,再無非法主教。

一些支持協議的人認為這值得慶賀:不單只是在「非正常體制」內壯大「第三力量」,而是把「政府的人」都化為「自己人」。亦因此,在「一會一團」(愛國會和主教團)內,全部都是「自己人」了。

協議最重要的內容,當然是主教任命。正如上述,這是中梵的核心議題。由於協議是秘密的,因此只能從靠接近梵蒂岡的消息人士發布的消息和傳媒報導去估計。簡而言之,新協議後的主教任命,大概是由地方教會在相關部門監督下「民選」出主教候選人,再上報北京審核。北京繼而以外交渠道通知教廷,並容許教廷調查。

此流程的其中一個關鍵,就是最後的任命權是否在教宗手中。教宗方濟各在協議簽訂後接受傳媒訪問,表明自己就是「最終的決定者」。這其實也是「橋樑派」思路的產物:把原本中共「自選自聖」程序,加上一個「教宗批准」,來把人家的制度,變成自己的制度。

2019年6月,教廷發表了一份名為《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的文件。文件的重心,在於「地下」的神職人員,可否「走上地上」,登記加入「非正常體制」:

「如果一位主教或司鐸決定進行民事登記,但登記的聲明文本似乎不尊重天主教信仰時,他在簽字時以書面的形式說明,他這樣做,沒有缺少對天主教教義 原則所應有的忠誠。如果無法以書面形式作出這一說明,申請人也可以只在口頭上表達,如果可能的話在一位證人的見證下表達。總之,建議申請人隨後向自己的教區教長書面證明其登記的意向…… 同時,聖座理解並尊重那些在良心上決定不能在現有條件下登記的人的選擇。聖座與他們同在;求上主幫助他們保持與手足兄弟們在信仰內的共融,包括在他們每個人將要面臨的考驗前也要這樣做。」

此指引可謂前所未有。它等於確認了一點:假若想加入「非正常體制」,是可以的,是教義上容許的。只需要表明忠誠,找人來見證,就可以加入。

這一指引明顯是拆除關卡,要進一步推動忠於「正常體制」的神職人員走進「非正常體制」。

2019年6月12日,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聖彼得廣場舉行每週講話後,一名信徒揮舞著中國的國旗。

2019年6月12日,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聖彼得廣場舉行每週講話後,一名信徒揮舞著中國的國旗。攝:Filippo Monteforte/AFP via Getty Images

《協議》有何成效?

那麼教宗的最終的任命權究竟是實質的,還是虛名?

「橋樑派」的對策真的成功嗎?我們來看看《臨時協議》的效果。

首先是寬免非法主教。鄭傑憶訪問了長期來往中港的神父甘浩望。甘表示:

「當所有的主教都和教宗共融、通通都是合法的,愛國會再也無法用非法主教來挑撥、分裂教會。已經70年了,地上和地下團體還要繼續分誰是純潔的教徒?誰不是?這樣天主教在中國如何發展?」他認為這是教廷「釜底抽薪的高招」。

地上和地下之所以分裂,核心不是有人鬥「純潔」,而是體制上根本就不能共融。甘浩望也無法講出:為何「不分裂」就一定是要所有人走進「非正常體制」,而非所有人走到「地下」,甚至推動瓦解「非正常體制」?

就以汕頭為例。教宗寬免被絕罰的黃炳章(廣東省愛國會主席),並要求當時的正權主教莊建堅讓位退休。此舉不但未有令修和開展,反令汕頭教區的分裂更加嚴重。儘管中方和梵方都嘗試營造黃莊二人友好的畫面(例如發布兩人的合照),但終究無法掩蓋事實。2019年1月黃主持莊的「榮休彌撒」,莊卻無出席。熟悉汕頭教區的人士都知道,當地教會繼續分為兩派,涇渭分明:一派跟黃,另一派跟莊。

當教宗寬免非法主教時,信函明確指出,七人當以「有形可見」的言行與聖座保持共融,並引用《聖經》寫道:「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意思很明顯:當主教者應該辭去政府職務。然而黃繼續當人大代表,理論上就是黨國的立法者,違反教宗要求——「政府的人」並無化為「自己人」。

主教任命又如何?在協議簽訂數個月後,48名主教在南京舉辦「紀念中國天主教自選自聖主教60周年座談會」,與會者包括統戰部副部長王作安。其間,被寬免的主教馬英林表示,未來任命的主教必須「政治上靠得住」。到了今年11月,愛國會主席房興耀主教再表示:「愛國應高於愛教,國法大於教規」。顯然中方以及「非正常體制」內的主要教會人士,均堅持要高舉「非正常」路線。那麼教宗的最終的任命權究竟是實質的,還是虛名,就不難預測。

2019年8月,集寧教區主教姚順以及漢中教區助理主教胥紅偉,分別獲「祝聖」。梵方高調宣布有關祝聖,一些支持協議的人士例如張彥(Ian Johnson)也認為這是中方願意妥協的結果。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二人都是在《協議》簽訂前獲教廷任命的。換言之,至今並無任何一人是按照《協議》來獲任命為主教,而協議為期兩年,現在已經過了一年有多。

6月發布的《牧靈指導》,也是配合協議的文件。我們可以思考文件可能造成的影響:本來一些神職人員和教友一直拒絕加入官方「非正常體制」,但現在教廷開綠燈。一些真的堅持到底的、深信「非正常體制」不符合教義的人,現在卻要面臨全新的壓力:政府以及一些早就「上了地上」的人,現在可以大聲說:「教廷都說可以登記了,你怎麼還不登記?」事實上,這份《牧靈指導》明顯逾越了界線,以致下款只是寫著「自梵蒂岡」,而未有指明發布的部門。明顯是無人願意承擔後果。

是「化不正常為正常」,還是「視不正常為正常」?

究竟這些對策是否反而是在把中共主導下的「非正常體制」合法化了?

行文至此,本人必須提出核心質疑:究竟當今教廷主事官員以及「橋樑派」所執行的對策,是「化不正常為正常」,抑或是「視不正常為正常」、「視假為真」?換言之:究竟這些對策是否反而是在把中共主導下的「非正常體制」合法化了?

可能「視不正常為正常」的,有三群「視者」:教廷官員和「橋樑派」、中國國內神職人員,以及中國國內教友。教廷官員和「橋樑派」其實不太可能視「非正常體制」為「正常」,他們其實分為兩派:自信能以博弈「玩贏」中共的人,以及真心(或天真)相信策略終究會有一天成功的人。

但更重要的,乃在地的人:真正被協議和博弈影響的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友。這一部分,往往是一些中梵論者經常忽略的。

教廷的人要博弈,因此刻意發出模糊訊息,然後要求(或期望)中國的神職人員和教友自行對應。協議是秘密的,中方官員可以自行演繹,地方的神職人員和教友也只好自行應對。他們要求教廷澄清,卻永遠得不到答案。六月的《牧靈指導》又是這種手段:說可以登記了,但不登記也無問題。那麼,對於一直在「地下」的神職人員而言,究竟是登記還是不登記?教廷似乎在暗示:「你們自己決定吧」。

2017年11月30日,教宗方濟各抵達仰光的聖瑪麗大教堂。

2017年11月30日,教宗方濟各抵達仰光的聖瑪麗大教堂。攝: Vincenzo Pinto/AFP via Getty Images

對於一些好權的神職人員,這當然無甚麼大問題,反而可以名正言順在「非正常體制」中尋求步步高升,藉教廷的名義宣布「非正常體制」為「正常」。然而對於以當善牧為目標的神職人員,這是極大的折磨:我該當如何自處?如何決定方才符合教義的要求?我該當如何牧養我的羊群?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但他也模棱兩可,我又可以怎樣?究竟「非正常體制」是否真的「正常」?

教友也更難自處。一批牧者說「非正常體制」是「正常」的,另一批堅持說是「不正常」的,還有一批根本也說不清究竟是「正常」還是「不正常」的。無所適從之下,又怎可能善度信仰生活?信仰不是身外物可有可無,而是不少人生命所立足的基石。

中梵的核心議題是主教任命,而主教任命所影響的是教會的信仰、和教友的信仰生活。不認清這點,任何有關中梵的評論都必然流於國際關係博弈論,而無法緊接實際狀況,因而出現盲點、漏洞,和偏差。

教廷不單只是主權國家,也是普世教會的中心;教宗不只是一國之元首,更是全球超過十億教徒的道德領袖。鄭的文章如果只聚焦於國際關係,以大國博弈的面向分析中梵和台梵關係,則忽略了教廷和各地教友之間的道德和信仰聯繫。

如果要討論協議內容,則無理由不去深入探討主教任命問題;如果只是要討論台梵關係,則理應只討論「中梵簽訂了協議」這個事實如何影響台灣的外交關係,而不是討論協議內容:畢竟台灣問題根本就不在協議中。

其實台梵會否斷交、中梵會否建交,在方濟各上任後已經不是當前要務。中梵雙方明顯同意先把外交關係放置一旁,繼而去集中處理主教任命問題。這點不會因大選的結果而突然改變。

如果只是要討論台梵關係,則理應只討論「中梵簽訂了協議」這個事實如何影響台灣的外交關係,而不是討論協議內容:畢竟台灣問題根本就不在協議中。其實台梵會否斷交、中梵會否建交,在方濟各上任後已經不是當前要務。

光依靠某些教會人士和學者去訪談,或難有合理整全的分析,或需閱讀更多重要文件,並緊追大陸教會的實際情況。(比如文章中寫到,帕羅林2009年時擔任教廷國務院秘書,中梵協議幾近達成,卻被突然派到委內瑞拉。而筆者了解到的是,陳日君樞機曾多次指出,帕被調任乃是因為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無法接納其所推動的協議,因而將其調走。)

篇幅所限,本文未有詳論愛國會的發展、地下主教的承認問題,以及教區劃分等議題。儘管如此,本人希望上述分析,能令看官理解中梵問題不能單以國際博弈去理解,而且《協議》也是千瘡百孔的。

(野聲,中梵觀察者)

【編註】:除了本文提到的報導之外,記者鄭憶傑幫《端傳媒》撰寫過多篇重要稿件,包括《愛國與愛教:梵蒂岡與北京的博弈走向何方》《解析主教任命協議:「地上」、「地下」教會合一,梵蒂岡的中國夢》等。不同背景的作者觀點或有差異,敬請讀者比照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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