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協議 深度

愛國與愛教:梵蒂岡與北京的博弈走向何方?

中梵重啟對話三年,北京終於開啟一道門縫,願意與教廷一起摸著石子過河,探索治理天主教的共識。關鍵的這塊石頭,便是「愛國會」。


中梵重啟對話三年,北京終於開啟一道門縫,願意與教廷一起摸著石子過河,探索治理天主教的共識。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梵重啟對話三年,北京終於開啟一道門縫,願意與教廷一起摸著石子過河,探索治理天主教的共識。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梵重啟對話三年,北京終於開啟一道門縫,願意與教廷一起摸著石子過河,探索治理天主教的共識。關鍵的這塊石頭,便是「愛國會」。

設計精巧的西班牙廣場遊客如織,一旁的教廷萬民福音部鋪著淡黃磁磚,造型方正像一塊平凡的海綿蛋糕,乏人問津。這棟位在羅馬市中心的低調建物,卻是教宗擁抱普天下13億天主教信徒的厚實臂膀。

天主教隨著航海大發現走出歐洲,為了直接掌管世界各地的傳教事宜,教廷在1622年成立傳信部,1967年改名為萬民福音部,參與主教任命,讓廣布在五湖四海的教徒與教宗共融。一間會議室透露了梵蒂岡對福傳中華的牽掛,樸實的西式裝潢搭著明清家具,牆上的中文對聯寫著「碧血早成傳教種,萬方赤子祝期頤。」

臨時協議為中國教會止血

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種子,經過腥風血雨的文革,中國宗教在毛澤東去世後開始復甦。天主教卻是政府許可的五大宗教中,唯一信徒人數停滯不前的,在2005年達到1200萬的高峰後下滑,現在大約是一千萬出頭。

為了擁抱苦難的中國教徒,歷經三位教宗的努力,教廷去年九月在北京簽署《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可是這份得來不易的協議被批評是與虎謀皮,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寬恕官方非法任命的八位主教(其中一位已去世),約三十位地下主教卻是前途未卜,更招來送羊入虎口的責難。

不畏流言蜚語,教宗方濟各繼續往前邁步。在中國與梵蒂岡的雙方認可後,內蒙古的集寧教區與陝西的漢中教區在八月底任命了新主教,兩場祝聖禮都公開宣讀得到了教宗的同意,踏出落實協議的步伐。

在中國與梵蒂岡的雙方認可後,內蒙古的集寧教區與陝西的漢中教區在八月底任命了新主教,兩場祝聖禮都公開宣讀得到了教宗的同意,踏出落實協議的步伐。圖為陝西漢中教區的祝聖禮。

在中國與梵蒂岡的雙方認可後,內蒙古的集寧教區與陝西的漢中教區在八月底任命了新主教,兩場祝聖禮都公開宣讀得到了教宗的同意,踏出落實協議的步伐。圖為陝西漢中教區的祝聖禮。網上圖片

「重要的是開始解決問題。主教任命是中國天主教會身上敞開的傷口,臨時協議是先止血,避免血崩。」瓦倫特(Gianni Valente)說。他任職於萬民福音部的通訊社,但他更大的名聲源自在隸屬《義大利時報》(Stampa)的《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所寫的報導直達教廷「天聽」,也經常傳來中國教會的第一手消息。

1992年的神州之旅扭轉了瓦倫特對中國教會的刻板印象。在媒體的二元對立敘事法中,經常是善良的地下主教對抗邪惡的地上主教,但走訪各地後,他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黑白分明。有的地上主教為了傳播福音委曲求全與政府周旋,也有地下主教以效忠教宗來遮掩個人利益或派系之爭。的確有些教區地上與地下鬧得水火不容,但也有地方是兩者相安無事。稱「地下」也名不符實,這些教會沒有官方許可,但經常是公開活動,甚至有顯赫的教堂。一些在旅館、家中聚會的教徒也向官方報備,不是秘密躲藏。

原名伯格里奧(Jorge Bergoglio)的方濟各還在阿根廷擔任主教時,就與瓦倫特一家熟識。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2013年遜位後,全球的樞機主教在梵蒂岡舉行閉門會議,幾天後,瓦倫特接到伯格里奧的電話,得知這位老友成了教宗。

瓦倫特否認他影響了當前教廷的中國政策,而是教宗方濟各出身向來對中國友好的耶穌會,而且身段柔軟手腕靈活。中、梵重啟對話三年,北京終於開啟一道門縫,願意與教廷一起摸著石子過河,探索治理天主教的共識。

解套愛國會,阻擋中、梵關係的大石

協議簽訂後不久,就遇上了天主教愛國會這顆大石頭。根據去年二月實施的《宗教管理條例》,原本遊走法外的地下教會必須登記。「在宗教局登記不是大問題,就像其他國家一樣,政府會管理宗教團體。問題在於,逐一與地下主教懇談後,教廷了解仍有少數人不願加入愛國會。」瓦倫特解釋,「因此教廷請求中國政府不要強迫他們。」

「如果沒有這份協議,依法是可以施壓這些主教。但政府留下了灰色空間,不把他們貼上非法的標籤,這是中國的讓步。不像外界所說,全都是梵蒂岡遷就。」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擔任研究員的義大利學者郗士(Francesco Sisci)在羅馬受訪時也表達一樣的看法。他在2015年專訪教宗,方濟各第一次公開暢談對中國的看法;今年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Global Times)首次刊出教廷國務卿訪問,也是郗士採訪。

現實的發展不像談判桌上說的穩妥順當。一名參與對話的教廷高層委婉指出,在協議簽訂後,仍有不少教徒受苦,最大的痛點是陸續傳出非官方主教、神父被迫加入愛國會。儘管有擔憂也有遲疑,但這位高層認為,對話是正確的道路,至少現在雙方有溝通管道,可以針對問題商討,讓北京了解梵蒂岡的考量、教徒的掙扎。

飽受煎熬的,有閩東地下主教郭希錦。為了顧全大局,他聽從教宗的指示讓位給非法任命但得到寬恕的官方主教詹思祿。作為交換,政府承認為郭希錦為輔理主教,他在一份文件上表示願意順服主教、國家法律,但拒絕愛國會的獨立原則。地方政府卻假傳聖旨,以郭主教妥協為由,脅迫非官方神父加入愛國會。郭希錦得知後憤而收回早先簽署的文件,寧願和其他神父一起被打壓,也不加入愛國會。

閩東地下主教郭希錦(左二)為了顧全大局,聽從教宗的指示讓位給非法任命但得到寬恕的官方主教詹思祿。作為交換,中國政府承認為郭希錦為輔理主教。

閩東地下主教郭希錦(左二)為了顧全大局,聽從教宗的指示讓位給非法任命但得到寬恕的官方主教詹思祿。作為交換,中國政府承認為郭希錦為輔理主教。網上圖片

面對愛國會的步步進逼,教廷在今年六月二十八日發布《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以下簡稱《指導》)挑明了講,「不要對非官方的天主教團體施加恐嚇性壓力,就像已經不幸發生的那樣。」

面對教廷的指控,北京沒有像往常一樣斥責是「外國勢力干涉內政。」因為這份指導也為地下教會面臨與教宗分離、違背天主教義的愛國會要求時,提供了化解良心不安的具體作法:簽字時可以書面或口頭說明,沒有失去對天主教教義的忠誠。

愛國會仍是中、梵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瓦倫特認為這份《指導》提供了過渡期作法,很務實但也小心翼翼,沒有批判、強迫任何人。呼籲不同觀點與立場的信徒都能夠耐心善待他人,不要冒然指責。

教廷忍辱負重與北京簽署協議,最大的心願就是官方與非官方教會合一。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給中國教友的信函中,雖指出愛國會與天主教義無法調和,但也說地下教會並非常態,而且不禁止教徒參與官方教會的彌撒。可是當非官方的主教跨出合法化的艱難一步,即使是以籠統的方式表示與愛國會的聯繫時,還是常常被扣上叛徒、失節的帽子。

香港榮休樞機陳日君批評教廷在消滅地下團體,但一名鑽研國際關係、不願具名的台灣學者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指導》的新意在於梵蒂岡終於出聲支持不願加入愛國會的主教,讓地下教會有繼續存在的空間。教廷也藉此為接下來的談判準備籌碼,不讓北京予取予求。

愛國或愛教,中國天主教徒的天人交戰

幾個世紀來,中國天主教徒在愛國或愛教之間「天人交戰」,愛上帝成了叛國賊,愛國則是背棄教宗。

十八世紀雍正皇帝禁教後,天主教在清朝末年隨西方列強重返神州,教徒從1900年的74萬迅速成長到1921年的200多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則有300萬,但在地化腳步緩慢。1949年,中國的137個教區中只有28個是由中國人管理,其他都在西方人手中。梵蒂岡對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論反感,中共認為天主教是精神鴉片,在冷戰的結構下,教廷更成了資本主義的同路人。

天主教會堅持至一、至聖與至公,教宗是耶穌使徒伯多祿的傳人。中共對層級嚴明的天主教採斬首式的攻擊,驅逐教廷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外籍主教與神職人員,教會落得群羊無首。類似於英王亨利八世與教廷決裂建立英國國教,中共在1951年慫恿南昌主教周濟世擔任中國教宗,但遭到拒絕,獨立的中國教會落空。自治、自養與自傳的「三自運動」也未能斬斷教徒與教宗的聯繫,中共改弦更張以民族情感為號召展開「愛國運動」。

1957年在天主教愛國會成立的會議上,當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直言,「解放前,梵蒂岡利用天主教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服務。解放後,梵蒂岡仍對新中國懷著敵意,利用宗教煽動天主教會反對新中國。」他要求,中國天主教必須轉換為中國教徒自辦的宗教,與反革命勢力劃清界線。

與會的瀋陽總主教皮漱石呼應,「必須徹底割斷同梵蒂岡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聯繫,堅決反對梵蒂岡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侵害我國主權、破壞我們正義的反帝國運動的任何陰謀活動。」

但習仲勛也說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已經表明,允許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保持宗教聯繫。」然而愛國教會在1958年開始自選自聖,冒犯教宗任命主教的首席權,挑戰天主教的根基。中、梵關係陷入僵局。

愛國教會在1958年開始自選自聖,冒犯教宗任命主教的首席權,挑戰天主教的根基。

愛國教會在1958年開始自選自聖,冒犯教宗任命主教的首席權,挑戰天主教的根基。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帝國主義遺留的恩怨

「新中國」對梵蒂岡的戒心在「舊中國」時代就已經埋下。教廷在1888年承認法國的「保教權」,中國的傳教事宜有了船堅炮利的帝國當後盾,但也受制於殖民的野心。藉著不平等條約的保教權,中國的福傳繁榮興盛,民怨也隨之而起。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造成天主教5位主教、48位神父、1萬8000名教友遇害,說明積怨深厚。

保教權不只保護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也庇蔭中國教徒同樣享有治外法權。因此坊間流傳「多一個天主教徒,就少一個中國人。」更粗鄙的則說,「天主教徒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的走狗。」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劍指天主教教會,第三共和加入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行列之際,與教廷關係依舊緊張,甚至在1904年斷交。不過,這都沒有阻礙法國利用天主教作為在中國擴張勢力的法寶。

1916年,法國藉著天津教區修建新的主教堂、主教府與修道院之際,施壓孱弱的北洋政府,以保護宗教的名義侵佔位於老西開的土地,釀成外交紛爭,並引爆天津史上的第一次大罷工。長達一個月的時間,當地民眾抵制法國貨、法國商行停業、工廠停工,法租界內垃圾堆積如山。

教宗利奧十三世(Leo XIII)在19世紀末說,如果沒有法國的砲艦,福傳在中國會更順利。即使被認為對北京態度強硬的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也在2001年道歉,「在中國多年來,反覆譴責十九世紀的教會帝國主義後,我請求原諒。」

儘管國仇家恨,中共掌權初期仍把宗教團體納入統一戰線中,透過愛國會控管但沒有趕盡殺絕,寄望他們為「多元社會」妝點門面。但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嚴厲打壓宗教活動,許多立下守貞誓約的天主教神職人員被迫嫁娶,教堂被夷為平地或是挪作他用,極少能夠毫髮無傷倖存,就連天主教愛國會也陷入停擺。

天主教復甦,地上與地下對峙加劇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中國教會音訊斷絕,梵蒂岡以為上帝在中國播下的種子已經死了。出乎意料,不少人走過死蔭的幽谷仍信仰堅定,在沒有教廷的支持下挺過了最嚴酷瘋狂的考驗,見證天主教在中國生根。

1951年成為主教的范學淹經過勞改後,在1979年回到教區河北保定,聽聞許多主教已經離世,和他一樣倖存的也是老邁病弱。毛澤東去世,遭到下放的習仲勛也重返政壇領導宗教事務,1982年公布的《十九號文件》主張宗教雖終將消滅但過程緩慢,必須管理但不該強行禁止,奄奄一息的天主教有了一線生機。但中共隨即鐵腕掌控,在1979年底未經教宗同意,任命了傅鐵山為北京教區主教。范學淹擔憂,好不容易復活的天主教將落入政府手中。

威權政體嚴密監控,加上當年與海外通訊困難,范學淹經過漫長的反省與祈禱,在1981年未經教宗同意,也沒有政府的核可,秘密祝聖了三位主教。他知道,這不合教規,但不能在危急時刻按兵不動。

不久後,經歷過波蘭共產黨統治的若望保祿二世捎來訊息,肯定范學淹的臨機應變,考量到中國教會的處境艱難,還授予幾位老主教選任主教的特權。從1981年到1988年間,地下主教祝聖了43位新主教,1989年更是一口氣祝聖了13位,企圖壯大聲勢與地上教會分庭抗禮。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中國教會音訊斷絕,梵蒂岡以為上帝在中國播下的種子已經死了。出乎意料,不少人走過死蔭的幽谷仍信仰堅定,見證天主教在中國生根。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中國教會音訊斷絕,梵蒂岡以為上帝在中國播下的種子已經死了。出乎意料,不少人走過死蔭的幽谷仍信仰堅定,見證天主教在中國生根。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天主教慢慢恢復活力,但地上與地下教會對峙的態勢也越來越明顯,1987年開始流傳的《十三條》用決絕的態度劃下紅線。范學淹在回答教友的13個問題時指出,加入地上教會是犯了下地獄的罪行,天主教愛國會並不屬於普世教會,由愛國會祝聖的司鐸是無效的,教徒不該參與這些非法司鐸主持的彌撒。

1989年的冬日,六四清場不過是五個多月前的事,社會仍是一片肅殺之氣。但梵蒂岡與北京政府談判的風聲四起,地下教會擔憂失去代表權,不顧教宗提醒時機不宜,十幾位主教與神父在距離西安不遠的張二冊村子聚會,成立地下天主教會的主教團,並推舉因遭到軟禁而缺席的范學淹擔任團長。

幾週過後與會者都被逮捕,年邁的范學淹也在1990年底被政府帶走,二年後過世。這些自認忠貞的教徒冒著生命危險成立的地下主教團,卻跟1980年官方成立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一樣,都沒有得到教宗的承認。

教廷否認中國存在兩個教會,更是排斥忠貞教會、愛國教會的二分法,避免忠貞就不愛國、愛國就不忠貞的誤解。若望保祿二世對地上與地下主教一視同仁,都不承認兩者成立的主教團;在下放主教任命的「先斬後奏」特權時,不只給了五位地下主教,也授予四位地上主教。不偏不倚的策略是留下迴旋的空間,但結果適得其反,兩派人馬分別培養自己的擁護者,在政治的壓力下嫌隙日益加深。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取消了主教任命的特權,但多年的恩怨還是糾葛難解。

金魯賢,像滑溜的魚在教廷與中共之間遊走

神父金魯賢在1955年的上海「九八教難」被捕,1982年回到徐家匯時,他看到在文革時被當作穀倉的主教堂尖塔傾頹,心如刀割,誓言為上帝奮戰。和范學淹一樣曾經在羅馬深造,但金魯賢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他認為《十三條》是恨的教誨,不是愛。更具爭議的是,他決定與昔日的敵人合作,擔任佘山修道院的院長。他在1985年加入愛國會,隨後成為官方非法任命的主教,更被譴責是出賣耶穌的猶大。

從1980年代起,教宗陸續寬恕地上主教,但金魯賢到了2004年才與教宗共融。他像是蛇又像鴿子在鋼索上推動教務,為了讓更多人接納天主教,說服政府讓彌撒「中國化」從拉丁文改為中文,並得以為教宗祈禱;佘山修道院培育的修生中,13人成了主教,還成立了出版社、興學、辦理慈善組織。他曾說,「梵蒂岡認為我做得太少,中國政府又覺得我為梵蒂岡做了太多。我是夾在政府控制和梵蒂岡要求中間,一條滑溜溜的魚。」

金魯賢圓滑的手腕讓上海教會發展蓬勃,但他後來服從教宗指示,退居為地下主教范忠良的助理主教,並一起推舉繼任者促成地上與地下合一。然而,教廷與北京都支持的馬達欽在2012年祝聖時宣布退出愛國會,從此遭到軟禁,被地下教會譽為英雄。當馬達欽在2016年改口讚許金主教與愛國會周旋的智慧,又被打成叛徒。上海教會群羊無首多年,近來傳出地下教會蠢蠢欲動,有主教考慮不顧教廷的意見,私下祝聖新主教。

教會正常化的路上,愛國會是一顆怎樣都繞不開的巨石。金魯賢曾說,「你們必須同時為教會與政府服務。如果只想為國家服務,你們應該離開天主教愛國會。」他心知肚明,中共不可能連根拔起愛國會,但其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卻有闡釋的空間,愛國會可以轉化為政府與天主教之間的橋樑。

簽訂臨時協議,博弈升級

隨著時間流逝,愛國會起了變化。教廷日前發布的《指導》便說,去年簽訂協議後,北京承認教宗是中國天主教徒的領袖,愛國會的獨立只在政治領域,而不是與教宗、普世教會分離。瓦倫特也說,「當年若望保祿二世開始接受非法祝聖的主教時,並沒有要求他們退出愛國會,說明愛國會不是全無討論的空間。」

一名熟悉中梵歷史的北京學者則表示,「愛國會的實際功能不會減弱,北京不可能因為主教任命協議就給天主教一個化外之地。簽了協議,不是博弈結束,是博弈才剛開始,雙方從低階的1.0版,升級到技術難度更高的2.0版了。」

簽約後,中共手腕強硬,耍弄愛國會權威外,還有拆教堂、禁止未成年人信教的消息。「中國政府是在明示或暗示對方,不要以為簽了協議你就可以怎樣。」北京學者指出,「不過梵蒂岡至少搭起了灘頭堡,和北京暫時成了朋友,建立了起碼的互信。」

教廷相信天主教會是永恆的,可以用時間換取空間,慢慢拯救靈魂。只是中國土地遼闊,要有上帝無比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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