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給世界的啟示：年輕女性領導新政府意味着什麼？

編按：兩週前，芬蘭新總理和聯合政府的其他四個黨首的一張合影刷了屏：這屆芬蘭領導人，全都是女性，而且其中四位都是80後。這樣的年輕女性政客的形象，會帶來怎樣的討論？端傳媒特約關注女性參政的芬蘭獨立撰稿人Elina Nikulainen，記錄下她的觀察。

世界把目光投向芬蘭的次數並不多。新總理馬林（Sanna Marin）就職的這一天，便是芬蘭贏得大量矚目的一例。

馬林1985年出生，今年34歲——這意味著她刷新了全世界最年輕總理的記錄。在馬林之前，阿德恩（Jacinda Ardern）在37歲那一年被選為新西蘭總理，就以十分相似的頭條佔據了全球的主流媒體，關鍵字一式一樣：「年輕」、「女性」、「總理」。

12月8日，週日晚間，馬林當選的新聞出現時，我正在老家探望父母。那是芬蘭西南的一座小鎮拉伊西奧（Raisio），以人造黃油著稱，從來不是什麼進步的天堂，至少在我小時候不是。在兒時的家裏，我瘋狂刷著社媒，母親這時打開了一瓶粉紅香檳，她要與我慶祝。將近聖誕，屋外正是寒冬，屋內很是溫暖。這些都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小小的自己，兒時，我曾因童話故事缺少女主角而動筆寫故事。

年輕、女性、領導，不過三個詞，看似就是三個「事實」，卻各自埋藏著複雜游離的政治文化紋理。我想，不同的人在讀出這三個字的時候，心中都會出現不同的「意見」：年輕是資歷淺還是志向高？女性是與男性完全不同的「政治生物」嗎？評價一個「領導者」的時候，都有哪些標準被反復使用？其中又有哪些「標準」是被性別政治構建出來的？

馬林上任僅有兩周，她作為「年輕女性領導」的這個「事實」，已經面臨來自各方的壓力。馬林和她的內閣的政治生涯都還在被書寫。但已經可以肯定的是，像我一樣來自芬蘭小鎮的女孩，以後，每天都能在芬蘭的真實故事中見到女性主角。

她們是誰？

以馬林為首的芬蘭新政府是以五人組的形象出現，這與芬蘭的政黨生態有關。與兩黨制國家不同，芬蘭的三大傳統政黨，即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聯合黨（The Coalition Party）和中間黨（Center Party），都沒有超過25％的普選支持率。同時，包括綠色聯盟（Greens）、左翼聯盟（Left Alliance）、瑞典族人民黨（Swedish Party）和正統芬蘭人黨（True Finns）在內的小黨派，在近年的政府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換句話說，聯合執政是組建芬蘭政府的唯一途徑。在2019年4月選出的新政府便由社會民主黨、中間黨、綠色聯盟、左翼聯盟和瑞典族人民黨組成。反對黨則包含了正統芬蘭人黨、聯合黨和基督教民主黨。在4月大選時，社會民主黨的黨首是林內（Antti Rinne），6月就職芬蘭總理的也是他。但是，林內在處理郵政部門工人的罷工事宜時，遭到嚴厲批評並使其失去中間黨的信任。這直接導致他在12月初引咎辭職。

馬林是社會民主黨副主席，在林內辭職後的黨內投票中，以兩票微弱優勢勝出，並在12月10日就职总理。

這一下子就改變了芬蘭的「領導班子」形象——非但年僅34歲的馬林自己，成為了全世界最年輕的總理，聯合政府中其他四個黨派，也由女性出任黨首。事實上，今天芬蘭20個政府部門的部長，就有11個由女性出任部長。

馬林擁有社會科學碩士學位，她來自工人階級，由同性家庭的兩位母親撫養長大，也是家中唯一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員。2013至2017年，她曾在芬蘭最大城市之一的坦佩雷市（Tampere）擔任市議會主席。她因能夠在激烈辯論時保持秩序的強硬態度而贏得廣泛讚譽。2014年，被選為社會民主黨副主席時，馬林才29歲。許多人希望她能夠彌補並恢復社民黨日益下滑的支持率。

政府的二把手是經濟部長庫爾穆尼（Katri Kulmuni），1987年出生，今年32歲。她自2019年9月以來擔任中間黨的主席，也是五位女性中最新上任的黨派領導人。她的父母是一位農民企業家與一名老師。和馬林一樣，她也揹負着重振中間黨支持率的期望，作為新政府的一員，她承擔着來自中間黨黨內的巨大壓力。

1985年出生，今年34歲的歐希薩洛（Maria Ohisalo）擔任內政部長。在2019年4月的議會選舉中，歐希薩洛首次當選議員，並在6月出任綠色聯盟的主席。她擁有一個博士學位，專注於貧困問題，對自己的過去和艱辛經歷直言不諱——她的第一個生日就是在家暴避難所度過的。

教育部長安德森（Li Andersson），1987年出生，今年32歲，自2016年以來就擔任左翼聯盟黨派主席。她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這次議會選舉，在芬蘭所有候選人中，她獲得了第二多的選票，與馬林和庫姆尼一樣，這也是安德森在議會中的第二個任期。

這個團隊中年齡最大、經驗也最豐富的的政治家是今年55歲的副法官亨裏克森（Anna-Maja Henriksson）任司法部長。亨裏克森自2007年起便在芬蘭議會任職，此前也曾連任司法部長。她從2016年起擔任芬蘭瑞典族人民黨主席。亨裏克森來自一個七個孩子組成的家庭，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

馬林、歐希薩洛和安德森都是左傾的女權主義者，而庫爾穆尼和亨裏克森則偏向右翼和保守派政治觀點。這是在芬蘭政府中常見的一種平衡模式。

新總理帶領的內閣團隊讓芬蘭炸開了鍋。對於80後出生的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幅近乎烏託邦式的畫面。四十歲不到的我們，即將迎來一位比我們大多數人要年輕的女總理，在她周圍還有四位女性黨內領導人。

這並非朝夕之功。1906年，芬蘭婦女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使其成為歐洲第一個給予女性完全政治權利的國家。但芬蘭要等到94年之後，才迎來第一位女性領導人。2000年，社會民主黨的哈洛寧（Tarja Halonen）成為芬蘭第一位女總統。2003年4月，中間黨的耶滕邁基（Anneli Jäätteenmäki）上任為芬蘭首位女總理。

不過，耶滕邁基的任期只有三個月。2003年6月18日，陷入了芬蘭「伊拉克門」的耶滕邁基決定辭職。在此前的總理競選中，耶滕邁基指責芬蘭時任總理利波寧（Paavo Lipponen）嚴重違反了芬蘭對外政治的中立政策，稱利波寧在2002年加入了當時美國總統布什的「自願聯盟」——為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準備。之後，耶滕邁基被指在競選中使用了從外交部獲得的機密文件。這令她失去了選民和黨內的信任，最終辭去了總理職務。

在耶滕邁基的那三個月任期中，芬蘭是全世界唯一同時擁有女性總理和女性總統的國家。

「我們歡迎你們的到來」

2000年，在芬蘭第一位女總統哈洛寧上任時，1994年出生的索瑪拉（Iiris Suomela）年僅六歲。因此，在索瑪拉的成長過程中，在新聞上看到女性領導人是種常態。對於她和她這一代人來說，見證哈洛寧在政壇的十二年且獲得極高的認同——哈洛寧在2003年底的支持率高達88%，並且在2006年連任——意味着「女性可以掌權」紮根於意識之中。

「看到哈洛寧突破層層阻礙獲得連任意義非凡。」索瑪拉說，「由於性別歧視和年齡歧視，參政的年輕女性面臨着更多政治以外的不必要的批評。當我們在專注於行動、變革和政治內容的同時，也必須應付這些事情。」

今年25歲的索瑪拉，在4月的議會選舉中獲勝，成為了芬蘭年紀最小的一名議員。

自2015年起，她便一直活躍於地方政治和青年政治。在當選議員前，她在全國範圍內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共同發起了一項公民倡議徵求簽名的運動——公民倡議是芬蘭參與性民主的一種工具，公民可以提出法律改革建議，一旦超過5萬份簽名，議會就需要正式討論該項倡議。

索瑪拉參與發起的倡議，便是關於強姦法的改革。目前在芬蘭，「未經合意」尚不足以定義強姦行為。這一項名為 「合意2018」的倡議取得了成功，並被列入了議會議程。

如今，索瑪拉參與了議會中的好幾個委員會，包括税收和憲法委員會，同時也是議會女權主義網絡的主席。她還曾提到，應對氣候危機是她的主要目標之一。

馬林接任總理後，我打通了索瑪拉的電話。我想聽她說說，對於關心政治的年輕一代而言，一個主要由年輕女性領導的政府意味着什麼？

「年輕人比過去更關心社會問題，但是，他們對傳統影響方式的興趣有所下降。」電話那頭的索瑪拉說。「加入政黨不再像以前那樣流行了。政黨們必須加緊面對這一挑戰，尋找新的方式吸引年輕人，並向他們展示成果。」

「渠道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讓年輕人知道我們鼓勵他們的加入，他們可以在決策層有自己的位置。這便是這一屆新的年輕政府向年輕人和女性傳達的信息：我們歡迎你們的到來。」

「我們可以告訴年輕人，權力在誰手中是很重要的。」要怎樣給年輕人傳達這樣的信息呢？索瑪拉說，「通過落實遠大目標，比如環境相關的政策。」

支持的聲音也來自政見不同的人群。52歲的商務高管 Marko Savolainen 是反對派聯合黨的支持者。他擔心內閣中三位女性的左翼政策，認為政府的計劃只是一個既討好又不切實際的願望清單。不過，他仍然願意給新政府一個機會，並希望內閣中偏右翼的庫爾穆尼和亨裏克森，能夠平衡政府的行動。

與此同時，Savolainen 還有一個8歲的孫女，他為孫女能夠生活在由女性領導的國家感到高興。對於一個小女孩來說，擁有年輕而平凡的女性領導人是件鼓舞人心的事。他說：「儘管與新總理馬林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但或許年齡和性別上的根本性變化，能夠對執政方式的真正變革帶來幫助。」

在後#MeToo時代，世界正在迅速發生變化。舊有的權力結構岌岌可危，這也為新一代領導人打開了機遇的大門。當今的政治家需要更多公開的問責、透明度以及新技能。儘管年輕人對社會正義以及氣候變化激進主義等議題的興趣日益濃厚，政治對他們而言依然看起來很遙遠，而此時掌權的年輕政客，會為變革創造希望。

在芬蘭，對性別平等的承諾是其國家形象的一部分。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芬蘭每年都穩居性別平等國家前四位。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女性權利問題，芬蘭卻做得相當不夠。芬蘭女性不但受到全歐洲第二多的暴力傷害，而且最少尋求幫助，也最少將對女性的暴力視為國內一大問題。而且，芬蘭是勞動分工中的性別不平等最為突出的國家之一，薪酬差距也仍然不可忽視。

要實現一個性別平等社會，芬蘭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接踵而至的批評

芬蘭新任總理及其內閣取得了巨大的公關成功。據社交媒體分析公司融文諮詢（Meltwater）的調查顯示，馬林在上任第一週被提及的次數，已經超過了71歲的芬蘭總統，聯合黨的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整整一年被提及的次數。BBC關於她成為世界上最年輕總理的報導，僅在Facebook上就被分享了15萬次。

隨着關注度的提成，新政府上任後不到一週，慣常用來貶低年輕女性領導者的做法，就已隨處可見。

馬林與法國總理馬克龍的關係就引發了臆測。八卦小報還為五位領導人的配偶撰寫了長篇報導，這在男性領導人執政時期並不是常規操作。而且，很快，這屆政府就被喊做了「口紅政府」（lipstick government）或是「辣妹政府」（Spice Girls Government）。

男性政客常用的諸如「你沒有羞恥心嗎」這樣政治措辭，一旦從女總理口中說出來，就被媒體說成不入流，但媒體此前從未對男性政客有過類似的擔憂。這是一種典型的雙重標準：當男性和女性做相同的事情時，男性的「果斷」到了女性身上就會變成「攻擊性」。

Jukka Maarianvaara 是芬蘭的性別平等監察專員（Gender Equality Ombudsman），負責監督芬蘭《性別平等法》（該法制定於1986年，用於規範工作場合與公共生活中的平等）的實施情況，也為性別歧視的個案提供支持。他告訴我，對這女性上位的反對聲音，在他的工作中也有所體現。

並不是所有人都對年輕女性擔任領導人感到興奮。相反，有人會將這樣的政府看作是對男性的歧視。新政府上台不到一個月，Maarianvaara 的辦公室已經收到三起關於新政府性別比例的郵件和電話投訴。

芬蘭的《性別平等法》中包括了一項適用於國家行政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工作組和其他類似機構以及市政委員會、委員會和市政間合作機構的配額規定。根據這項規定，上述機構必須的男性和女性各自都至少要有40%。這一配額並不適用於通過選舉產生的機構。

「上一屆政府執政時，性別平等領域有許多關於男性部長佔多數以及他們政治理念的討論。這在當時被視為一種性別平等上的倒退。」Maarianvaara 回憶道。不過，當這次女性部長們集體出現後出現的投訴，才是「我們第一次收到關於政府性別比例的正式投訴。」

提起這三起投訴的都是男性。

還有些批評來的出乎意料。芬蘭鄰國愛沙尼亞的內政部長，便不顧兩國外交與友好關係，在電台廣播節目中將這位新總理稱為「賣貨女郎」（馬林曾經做過售貨員的工作），以此取笑她的性別、年齡和無特權的背景。這位內政部長，也是極右翼民粹政黨愛沙尼亞人民黨（Ekre）主席赫爾姆（Mart Helme）的完整說法是：「現在我們看到一個賣貨女郎當上了總理，看到其他一些街頭活動人士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加入了內閣。」——為此，愛沙尼亞總統做出了公開道歉。

會有實質性的改變嗎？

這幾位年輕女性會改變政治嗎？要下定論還為時過早。

過去幾年中，傳統意義上大黨派的支持者不斷向正統芬蘭人黨流失。根據芬蘭獨立市場研究公司「經濟研究」（Taloustutkimus）11月最新的民意調查，芬蘭最大的政黨還是擁有24％以上選票的正統芬蘭人黨。該黨以其反歐盟的立場和嚴格的反移民政策而聞名。正統芬蘭人黨尤其受到芬蘭男性的支持，因此常被認為是綠色聯盟的對立面，因為後者主要由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統治。

正統芬蘭人黨的現任領導人為48歲的哈拉阿霍（Jussi Halla-aho）。他被許多支持者稱為「大師」（Master），並在今年的議會選舉中獲得全芬蘭最多的選票（儘管在2012年，他曾因煽動仇恨言論和擾亂宗教和平的罪名被定罪）。

正統芬蘭人黨的崛起為其他政黨帶來了挑戰。政治評論家稱之為「Persupelko」（意為對「正統芬蘭人」的恐懼）。這使通常支持開放性社會政策的政黨也開始接受更保守的價值觀，並影響著公共領域的討論。

馬林政府將會面臨相當多棘手的議題。例如，關於敘利亞阿爾霍爾（Al-Hol）難民營的一系列激烈辯論，就在芬蘭引起了嚴重的動盪。阿爾霍爾難民營為被捕ISIS成員家人的住所，難民中，包括11名芬蘭籍女性和30多名兒童。就是否應該讓這些兒童和女性回國的決定，芬蘭各界討論熱烈。

就在新政府上任第一週，總理和財政部長就因處理阿爾霍爾難民營問題不當，而兩次公開道歉。

財政部長庫爾穆尼在自己的社群媒體帳號上，貼出一則非正式民調，詢問是否該讓難民營的芬蘭女性和其子女同時回國，或是只讓子女單獨回國。性命攸關的問題交予網友投票，庫爾穆尼遭到了人權機構的批評。庫爾穆尼隔天發推文道歉並刪文。在布魯塞爾，歐盟的媒體官員阻止了一個芬蘭記者想總理馬林提出關於該難民營的問題：馬林因此在推特上替這位媒體官員道歉。

這樣的道歉其實令人意外，儘管有的媒體迅速地給出了「開局不利」的評價，但是性別平等監察員 Maarianvaara 卻認為，總理的道歉標誌着改變的可能性。

與她們的前任不同，現總理和財政部長似乎並不忌諱承認錯誤或作出道歉。一些人認為這些道歉並無必要，但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或許預示了政客與公眾的互動正發生變化。

年輕女性領導人能成功實現多少承諾下的政策目標，還有待觀察。媒體對於政府在改善早期兒童教育和減少失業救濟金條件的關注顯著不足。這些都是促進平等的政府計劃中主要改革的一部分——馬林公佈的政府計劃中，還承諾將創造6萬個工作崗位。能否在明年達到就業率指標也為政府帶來不少壓力。要想充分運作，政府還需要更強大的公眾支持，否則就可能進行重新選舉。

不過，已經顯而易見的是，年輕、平凡的女性領導人形象，正在給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以及各個年齡階段的女性帶來啟示。最近兩次不同的民意調查表明，大多數芬蘭人都對新總理表示信任，並對其領導新政府的能力寄予厚望。

借用芬蘭第一位女總統哈洛寧的話說：「如果沒有人跟隨你腳步的話，打破玻璃天花板是沒有意義的。」而馬林和她身邊的女性領導者們證明，越來越多的年輕芬蘭女性正在政治參與中邁出新的腳步。

原文英文，感謝實習生章旦蕾的翻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