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葉健民:反修例危機後,一國兩制的最後機會

重新認識香港調整想法,配以更貼近特區現實的政策,是爭取至少一部分人的唯一方法,也是一國兩制走下去的最後機會。


2019年10月1日,金鐘警方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10月1日,金鐘警方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攝:林振東/端傳媒

反修例風波是回歸以來的最大的政治危機,對社會秩序帶來極大的挑戰。抗爭力度不斷升級,十一當天更有警員以實彈射擊示威者,情況己經到了十分危險的地步。然而過去百多日的發展,更大的破壞卻是來自中共的對香港局勢的回應,她的策略正嚴重地傷害著一國兩制的根本。

過去百日對一國兩制的傷害

當中央把任何矛盾定性為國家安全利益悠關時,特區政府祇能完全聽命北京,兩制平衡也徹底喪失,制度內也再沒有任何有效機制向北京發揮反饋作用反映真實港情,以糾正錯誤判斷。

一國兩制成功在於中港融合,而兩地社會相互拉近更是箇中關鍵。然而過去數月,北京的政治策略卻是不惜把香港人妖魔化,令兩地群眾之間的張力進一步拉緊,把這種對立情緒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點。官方將反修例運動這場原來祇是抗拒特區惡法、後來聚焦遏止警暴的抗爭,迅速定性為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國勢力的分離主義陰謀,而國內傳媒也火力全開,刻意利用《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被襲等個別事件去渲染港人如何針對內地人,甚至罕有地容許羣眾去使用海外社交媒體平台去對香港進行聲討。

不少長期衹能接觸到官方認可的資訊和自小便在「愛國教育」薰陶教化的愛國人士,在國家的感召下對這場運動義憤填胸,仇港情緒因此全面爆發。在香港以至在海外的內地人,以惡意攻擊相關抗爭行動以「保家衞國」、「捍衛民族尊嚴」的情況,此起彼落,「遍地開花」。志在大陸市場的香港藝人,假如敢表態支持這場抗爭自然是死罪。就是說句香港人加油或者鼓勵大家登記為選民,也會受到內地網民圍攻抵制。「香港人」這三個字,彷佛在大陸已經成為了一種禁忌。這種仇恨感覺,一旦在內地社會落地生根,日後如何可以扭轉、覆水怎可收回?沒有人知道。但國內敵視仇恨情緒高漲之下,要達致所謂港人民心回歸,衹是痴人說夢,浪費氣力。

一國兩制終極目的也在於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確保市場機制有效運作。但過去三個多月,內地政府卻因政治目的不惜重創這個香港的核心基礎。踏入七月,北京開始更為主動去壓制香港輿情。當中一個重要方向,是透過向香港大企業施加壓力,要它們約束旗下員工。首當其衝的,便是國泰航空。國家民航局以航空安全為籍口,迫使國泰要懲治那些表態支持反送中的員工,兩個多月來已經有不少僱員因此被開除,甚至連行政總裁何杲(Rupert Hogg) 也在壓力下請辭。何杲2017 年才接任這個位置,但他迅速將前任因期油對冲投資失誤所造成的財務爛攤子扭轉過來,在2019年更為集團取得三年來首次的盈利。資本主義強調用人唯才,能為公司賺大錢的人理應會受到重視奬賞。但眼前的現實,卻完全違反市場規律。

國泰的處境也並非孤例,港鐵以至各大地產財團也備受壓力,要全面配合北京。香港經濟彷似逐步與國內情況接軌,企業生存不在於效益表現經營有道,隨之而來的將會是商界各式各樣拉攏權勢走後門的尋租行為(rent-seeking behavior),不斷侵蝕市場機制的基石。身負國家任務的央企會否乘虛而入進佔香港經濟要塞,更是未知之數。

2019年10月1日,網上發起「國慶護旗手」行動,早上於中環舉行。

2019年10月1日,網上發起「國慶護旗手」行動,早上於中環舉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但對一國兩制的最大傷害,是完全暴露出在一國原則下,特區政府完全沒有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所謂高度自治全屬空談。早在六月中,特區民情已經十分清楚,就是惡法不撤,抗爭不會減退。但林鄭始終拖拖拉拉,堅持多三個月才宣布會正式撤回法案,不單坐失化解危機機會,亦令政治張力越拉越緊。

以常識判斷,鬧出如此政治大災難,特區管治班子全面換人、特首負上全責引咎辭職,是舒緩形勢的有效措施。但到目前為止,問責團隊絲亳無損,甚至還不斷強調會在餘下任期繼續帶領香港走出困局。這些完全違反常理的情況,唯一的合理解釋,是北京早己對目前局勢如何處理直接操盤,並把這場風波簡單定性為外國勢力圍剿中國的保衞戰。在這場情況下,林鄭已經沒有甚麼實際角色可言。換言之,當中央把任何矛盾定性為國家安全利益悠關時,特區政府祇能完全聽命北京,兩制平衡也徹底喪失,制度內也再沒有任何有效機制向北京發揮反饋作用反映真實港情,以糾正錯誤判斷。

一國兩制,不取消就是寬大處理?

這場運動告訴北京,假如她認為一國兩制還要走下去,便必須要對香港重新認識,調整策略。

既然一國兩制無法處理中港矛盾,而香港人對中央的「恩竉」也不懂感恩,那麼,北京會因此考慮索性取消一國兩制嗎?這種提法,旨在恫嚇港人多於實際。對北京來說,這枱戲始終要演下去。一國兩制是載於中共黨章的基本國策,也一直被官方吹捧為鄧小平同志和平處理統一問題的偉大構想。至今為止,中共仍然以此為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框架。假如習近平貿然宣布這個為各國認許甚至曾經推崇備至的一國兩制制度壽終正寢,便等同把中共多代人努力爭取回來的國際認同徹底摧毀。在已經背負沈重外交壓力的習近平來說,實在無必要再去自找麻煩,要進一步去破壞中共所剩無幾的道德形象。

當然,即使繼續維持一國兩制這個框架,也不表示中共會對香港寬大處理。回顧回歸以來的歷史,每次嚴重中港矛盾爆發之後,中共都會加強對港控制。零三年七一大遊行終止了廿三條立法,也把董建華拉下馬,但中共隨即成立了由政治局常委曾慶紅掌管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意味北京對港介入進入新台階。一四年雨傘運動震驚中外,北京繼後便以更粗暴的DQ、參選確認書、釋法等手段去全面打擊反對派壓制民主。中共的性格,是對任何挑戰自身權威的逆權運動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

但中共也是務實主義者,她也從過去一百多天的反送中運動看到,香港從此已經不再一樣。這場運動較諸回歸以來的任何一場抗爭,香港人顯得更有決心和力量。數以百萬計的市民全情投入,以令人驚嘆的想像力和韌力去與強權週旋到底,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也用盡心思去為運動出一分力。面對這種無分世代不論階層的全民參與,中共亦應明白難以單靠一貫的打壓手段去處理場面。這場運動告訴北京,假如她認為一國兩制還要走下去,便必須要對香港重新認識,調整策略。

2019年10月1日,銅鑼灣有燃燒中的旗幟。

2019年10月1日,銅鑼灣有燃燒中的旗幟。攝:林振東/端傳媒

北京需從三方面重新認識香港

在150多年殖民統治中,港督因本土利益和施政考慮,與倫敦據理力爭的情況其實屢見不鮮。港府以拖延行動、虛報消息、先斬後奏、陽奉陰違、甚至正面抵抗的手段與倫敦週旋的例子,多不勝數。

首先,北京必須重新理解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特性。對於北京,香港重要性在於她與世界金融體系的全面接軌,可以作為國內企業融資和人民幣國際化的中介平台。但這一切不單建基於香港的健全法制、資訊自由和產權制度,她與世界各地全方位的聯系才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基礎。外地的客商人才在這裡辦事生活感到安心舒暢,因為他們與港人在價值取向以至生活態度上有不少共鳴,這種價值認同和香港的開放性相換影響,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既有助於經貿發展,也推動了公民社會、專業組織、學術科硏等範疇的海外聯繋,也因此造就了香港這個國際城市。這張縱橫交錯的世界關係網,環環相扣有機互動,牽一髮足以動全身。假如有人相信即使肆意壓止甚至破壞香港與海外公民社會聯繫,仍然無損她的國際都會作用,完全是自欺欺人,貽笑大方。至於那種所謂「需要香港,但不需要香港人」的說法,更是完全出於對這個國際都會的無知謬見。

長期以來,北京也錯誤判斷回歸前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中共當年努力向港人推銷一國兩制,當中最重要的賣點便是維持現狀。但甚麼是回歸前的「現狀」,即決於中共的理解。這當中的一個謬誤,是北京對港督與倫敦關係上的誤判。從《英皇制誥》《皇室訓令》這兩份殖民地政府憲制性文件的字面來看,港督確實處處受到英皇制肘,宗主國看來可以輕易控制殖民地的施政。在這種理解下,港督祗是忠誠地執行英國指令的一個傀儡,自主性極為有限。所以《基本法》中有關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關係的條文,在法律審議以至人事任命等環節上,亦有抄襲了不少殖民地時期的相近安排。

但這種判斷完全忽略了一個歷史事實,就是在150多年殖民統治中,港督因本土利益和施政考慮,與倫敦據理力爭的情況其實屢見不鮮。港府以拖延行動、虛報消息、先斬後奏、陽奉陰違、甚至正面抵抗的手段與倫敦週旋的例子,多不勝數。六七十年代港府便因英鎊眨值、紡織品出口配額、以至駐港英軍費用等問題曾與倫敦公然鬧得面紅耳熱,而1977年麥理浩特赦警隊的決定,事前亦未有充分知會倫敦。宗主國自然心裡不爽,但倫敦亦明白必須體諒在地官員(man on the spot) 的困難,容忍他有時候去從殖民地社會發聲,否則港督將完全失信於當地社會,難以施政。這種「非正式權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 ,孕育出港英政府相當的自治空間,也是殖民政府維持有效管治的根本,更是英治時期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現實情況。適度的「放」,不要處處設「防」,才是維持中央地方平衡的關鍵所在。能將這一課放諸於今天的中港關係,意義重大。

更重要的,是北京必須重新認識民族認同的形成過程。對北京來說,國民身份是與生俱來的,「流着中國人的血」、「黃皮膚黑頭髮」、「同文同種」等客觀條件早已決定了每個香港人的中國身份,本來就沒有甚麼值得爭議的地方。但身份認同卻從來都是一個反思抉擇過程,客觀的身體特徵甚至文化習慣並不決定主觀的思考。

2019年10月1日,巴士乘客向街上的示威者表達支持。

2019年10月1日,巴士乘客向街上的示威者表達支持。攝:林振東/端傳媒

前港大校長王賡武教授最近發表了他的半自傳Home is not Here,重塑了他的尋根認祖的心路歷程,值得京官細讀。王教授出生於荷屬領土,成長於馬來亞怡保,自幼受殖民地英語教育,但父母一直刻意對他灌輸中國文化和傳統愛國思想,期望他對國家作出貢獻。戰後他回國接受大學教育,但又因戰亂要重回馬來亞,輾轉以新加坡為家,最後再到澳洲發展,也成就了自己日後的輝煌事業。王教授的經歷,說明身份認同的建構並不取次於那些所謂「與生俱來」的血脈連繋,也更不能祇為満足任何人的外在期望。民族身份往往會受個人成長經驗、社會環境、政治變化等因素的影響,而父母心目中的偉大祖國與他後來親身經歷的中國現實,存在明顯落差,也左右了他的身份認同。

確立民族認同需要一個過程,香港的特殊歷史經驗也注定這將會是一個艱難挑戰,需要北京無比的耐性和理解,但以暴力打壓去試圖拔苗助長,衹會適得其反。對香港人來說,眼前的所謂愛國楷模盡是何君堯或者「福建同鄉會」,誰人又會真心希望自己的子女變成他們一樣嗎?

北京至少要爭取一種人

假如連這群人也徹底失去,一國兩制也大概從此壽終正寢。

這個自由之夏,港人民心堅定,堅決要為自己討回公道。這場抗爭對象是林鄭政府和失控警隊,但也逐漸流露出對一國兩制的兩種思考。一種態度是要求中央重新恪守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而另一種則是種種明獨暗獨的分離主義。前者務實世故見步行步,衹要求一切重回正軌,後者不斷在年青一代間擴散,相信香港獨立是終極出路別無他法。所謂光復香港,一方是爭取回復想像中原來的美好日子,另一方卻追求推倒重來建立新秩序。兩種思潮,相互碰撞,誰佔上風將決定一國兩制的未來。

但北京必須明白,對這數以百萬已經被這場運動推醒了的香港人,絕不能單靠物質富裕、強國想像便能爭取過來。對政權的信服和認受,永遠取決於官民彼此在道德價值上的距離。當然要中共大徹大悟擁抱普世價值,難過登天。但假如她依然堅持要把一國兩制這枱戲唱下去,除了依靠打壓控制手段外,還必須至少保住香港社會內那些仍願意妥協接受現實的一群。與他們的關係,也可能祇會是同床異夢貎合神離,但假如連這群人也徹底失去,一國兩制也大概從此壽終正寢。重新認識香港調整想法,配以更貼近特區現實的政策,是爭取他們的唯一方法,也是一國兩制走下去的最後機會。

(本文主要根據九月廿五日在香港大學《從反送中運動看一國兩制》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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